重大信號：挑戰中國整個主流經濟學家的不只是馬雲，還有劉強東...

（本部分系計劃經濟系列二，接計劃經濟系列一《馬雲正在挑戰中國整個主流經濟學界》）

馬雲提計劃經濟，不是因為他信仰馬克思主義。而是因為馬克思的計劃經濟思想，是建立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自身存在又不能克服的結構性矛盾的事實為前提的理論推理，而不是跟庸俗的西方經濟學家那樣，是先有目的，再去讓事實服從假設。馬克思比我們常人，比他同時代的人，也比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都看的更遠。他找到了正確的理論分析框架，讓他可以從對現實的分析中，從現實矛盾的運動規律中，推理出未來的一些變化趨勢，預測人類可以在社會共同掌握生產資料的條件下，改變生產的無組織狀態，有計劃的發展生產。但馬克思對於未來的預測，是很審慎的態度，並沒有很具體的進行未來社會的詳細設計，而只是給出了一些啟發性的原則性構想。這也反映了馬克思治學態度的嚴謹，而不是跟那個冷戰一結束，就匆匆忙忙宣告歷史已經終結的美國學者。

其實，不光是馬雲讓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不高興，另一個互聯網巨頭劉強東，也讓主流經濟學家們高興不起來。馬雲不止一次的提計劃經濟，而劉強在提「共產主義」。

2017年，劉強東做客《改變世界：中國傑出企業家管理思想訪談錄》時談到：「咱們中國提出共產主義，過去很多人都覺得共產主義遙不可及，但是通過這兩三年我們的技術布局，我突然發現其實共產主義真的在我們這一代就可以實現。因為機器人把你所有的工作做了，已經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人類可以享受，或者可以做點藝術性的、哲學上的東西。國家可以將財富分配給所有人，沒有窮人和富人之分」。

劉強東和馬雲一樣，當然也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者（至少現在還不是），但他們都是走在時代創新的最前沿，企業比別人做的成功的企業家。他們在最殘酷的市場經濟中勝出，他們把其他市場同行逐漸拋在身後。當他們發現身後的追隨者越來越少的同時，也模模糊糊的發現前面有不同的風景：一塊牌子寫著「計劃經濟」，一塊牌子寫著「共產主義」。

其實還有一位也要提一下。百度的李彥宏2016年提出：「共享經濟就是在建設共產主義」，「共享經濟理念類似共產主義，企業不需要探討自己能提供什麼，消費者需要什麼，都是按需分配，每個人都能進行能力的分享、資本的共享、價值的共享」。李彥宏說的共產主義和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明顯不太一樣，但她和馬雲和劉強東一樣，開始使用這些本來屬於馬克思主義體系的話語。絕不是為了趕時髦，這些話語，本來已經被主流經濟學家和主流媒體妖魔化的非常嚴重，一般沒有很大輿論影響力的人，要是在公開場合使用這些話語，是很容易被嘲笑思想僵化、思維守舊的甚至被孤立的。但是這些話語分別由公認的最有創新能力的互聯網巨頭說出來，這就很有喜劇效果了。最大的資本家、市場經濟的最大寵兒、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互聯網贏家，用馬克思的話語展望社會的未來發展，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信息時代，互聯網的普及，資本主義問題的積累，讓最大的資本家，都要從馬克思的話語中去尋找靈感。由這些走在時代創新最前列的人先說出來，是因為他們比別人看得更遠。他們用馬克思的話語，是因為馬克思比馬雲他們更是早看一百多年。

什麼叫社會歷史的客觀規律，就是因為不可抗拒，不以個人的喜好，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所以不要先把注意力投向和停留在這些互聯網資本大佬提計劃經濟和共產主義，是出於什麼個人自利的目的。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們的這些聲音，會啟發社會思考，重新審視那些被自己拋棄過的話語體系和理論體系，這樣會引起關於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其他意識形態問題的爭論。

關於計劃經濟的問題，不怕爭論，就怕不爭論。

先來個眾口一詞的計劃經濟失敗論，再說這已經不需要爭論，這是政治，而不是學術。

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就更像政治，而不是學術，他們對待計劃經濟就是這麼霸道。當他們掌握了話語權，他們就拒絕爭論，壓制爭論。前面提到的西方學者寫的《經濟學為什麼還不是一門科學》這本書，就揭露了主流經濟學是如何壓制不同觀念的：「與主流經濟學家觀念中的經濟學家不一致的經濟學家處於一種被掃地出門的巨大危險之中，因為他們的觀點被認為是無用的垃圾，而這些經濟學家則會發現自己毫無用武之地。」

這些年來，主流媒體上幾乎看不到為計劃經濟說話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在於此，很少有人敢挑戰他們，因為關係到飯碗和前途。要說真話，就需要做好個人利益付出巨大犧牲的心理準備。

關於計劃經濟的爭論，我認為重要的論題就兩個：曾經的計劃經濟實踐是不是失敗了（這個問題，我們後面再詳細分析）？未來的計劃經濟是不是還有可行性？（這個問題，我們先提到前面分析）

主流經濟學家的看法是，過去的計劃經濟徹底失敗了，所以今後的計劃經濟也不可能成功。

馬雲呢，不認可曾經的計劃經濟實踐，認為曾經的計劃經濟實踐是失敗的，這方面他沒有認識到，或者不敢去挑戰主流經濟學。如果是前者，說明他對計劃經濟的認識有很大局限性，或許這是出於他對公有制的偏見；如果是後者，可能是因為這樣很容易被判定為政治不正確而被更多的人群起而攻之。但是他認為隨著互聯網和大數據，還有以後的物聯網的實現，計劃經濟將成為可能，這個想法經過他說出來，是對主流經濟學家多年構築的西方經濟神學堡壘的一次衝擊。

要問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就是解放思想，打破思想的禁錮。這個思想禁錮就是市場經濟萬能論，是西方市場經濟體制優越論，是經濟私有化和自由化有理論。認為市場經濟是唯一選擇，計劃經濟是唯一不能選擇，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思想教條，就跟當初的「地心說」一樣，雖然荒謬，但一度根深蒂固的嵌入人的意識中。

馬雲的設想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還不是一回事，當然，站在他一個資本家的角度去構想計劃經濟，他當然要考慮資本的利益最大化。

本文的觀點是：過去的計劃經濟並沒有失敗（後面會分析為什麼沒有失敗），未來的計劃經濟不但可能，而是必須。本文對新計劃經濟的主要（粗線條的）構想是：

1、計劃經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先說必要性。新計劃經濟的必要性，主要是因為市場經濟的固有缺陷，已經不能適合信息時代生產力發展的需要。

市場機製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是指市場機制體內的供求、價格、競爭、風險等要素之間互相聯繫及作用機理。市場經濟隨著發展，必然會產生壟斷，而壟斷一旦產生，市場機制就要受壟斷力量的影響和操控了。壟斷操縱的價格形成機制和市場供需決定的市場機制決然不同。特別是期貨交易方式的出現和槓桿工具的被使用，國際金融資本可以憑藉壟斷地位在供需關係變化不大的情況下，讓國際市場原油從30美元漲到150美元，然後再從150美元跌倒30美元。在這個過程中，市場的價格機制就被嚴重扭曲，價格的大幅度變化並不反映市場供需關係的重大變化，投機和操縱行為成了決定價格的主要因素。而這種現象，在很多大宗商品市場都存在。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利用壟斷地位，就可以對市場進行相當程度的操縱，這時的市場是壟斷資本操控的市場。

新的計劃經濟的必要性，建立在以下事實基礎上：

在原有計劃經濟已經被打破，而市場已經充分發展，市場機制自身的缺陷，始終無法解決生產相對過剩和供需錯配等問題，西方經濟學無法在市場的範圍內提供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中國現在有很多經濟問題，但追根溯源，一是私有制比重太高導致的貧富懸殊問題，造成了有支付能力的國內市場需求不足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出現了嚴重的相對生產過剩。二是過度相信市場的自發配置資源的作用，造成了嚴重的供給和需求之間的結構性錯配問題。上面兩個問題，又造成了實體經濟不振，國家為了刺激實體經濟，金融加大槓桿，但因為實體經濟在相對過剩的狀態下，整體利潤率太低，資金並沒有很多流向實體經濟，而是部分湧向了房地產等資產市場，部分留在金融系統內空轉，造成了房地產價格的泡沫化和經濟的虛擬化，還因此積累了巨大的金融風險。

不從根本上解決生產相對過剩和供需錯配這兩個問題，中國的主要宏觀調控措施，都處於內在的邏輯矛盾之中，左衝右突，就是打不開問題根本性解決的空間。經常是解決了其中一個問題，而另一個問題卻變得嚴重了，這是治標不治本的結果。

國家推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是減少過剩產品的產能，二是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滿足升級中的需求結構的需要。但是畢竟屬於問題產生之後的事後調整，解決問題的代價巨大，而且還有很多的不確定性，也很難從根本上解決生產相對過剩和消費供給錯配這兩個問題。

要從根本上解決消費和供給錯配的問題，就需要在市場充分發達的基礎上創建新計劃經濟，才能事先而不是事後來解決供給側與需求側匹配的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生產相對過剩的問題，就要重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調整分配方式，實現共同富裕。

計劃經濟的可行性，首先是指新的計劃經濟的建立已經逐步具備了技術條件。

計算機、互聯網和大數據等技術已經開始成熟並充分運用，曾經困擾計劃經濟的技術條件問題，現在已經逐漸變得越來越不是問題。電商的充分發展，讓市場和互聯網的融合越來越深。物聯網雖然還沒出現，但人類已經看到它在地平線下發出的光芒，人類的生活將和互聯網越來越融合在一起。這就給在整個社會範圍內，採集各種經濟數據、了解消費者的偏好和需求變化提供了可能。而超級計算機和大數據技術的發展，又給分析這些數據和信息，對需求進行預測，提供了技術條件。

可行性的另一個條件是中國搞新計劃經濟還具備組織條件。中國的執政黨領導的政府，還有強大的控制力和組織能力，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壓制市場的自由和資本的任性。同時，這樣，也就給計劃經濟由國家作為總協調人提供了條件，不至於跟那些小政府大資本、資本太強勢而政府太弱勢的國家一樣，導致社會範圍內的計劃經濟變得不具有可行性。

中國後三十年，一直在談創新，可是真正領先世界的創新並不多，很多改革措施，先是八十年代先主要借鑒東歐，九十年代開始，主要借鑒和參照西方發達國家。香港、新加坡等後來發達的經濟體的一些做法，也一度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參照目標。在市場經濟的圈子裡，已經沒有多少可供創新的空間，而且，搞再多的創新也無法從根本上消除市場經濟的缺陷。在市場經濟已經充分發展的基礎上，依據新的技術手段，建立新計劃經濟，這才是中國最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創新。有了這樣的創新成果，才可能有真正的中國模式。

2、建立新計劃經濟的核心問題。

新計劃經濟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關係，這個問題也同時是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的關係問題。

主流經濟學家，否定計劃經濟，也一併否定公有制。他們的市場經濟，是跟私有制結合在一起的。凡是市場經濟的問題，他們一般習慣於把原因，要麼歸因於私有化的不徹底，要不就歸責於政府調控的存在。總之，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是不能有錯的。

馬雲說的計劃經濟，看不出跟公有制有什麼聯繫。但是，如果在私有制基礎上搞社會範圍內的計劃經濟，可操作性大為降低，而難度大為增加。理由：

一是，私有制下，誰來做計劃經濟的組織者？馬雲還是劉強東？一個來組織，另一個肯定不服氣而另搞一套。國家來組織？國家來主導，就要麼是社會主義，要麼會變成國家資本主義，而國家資本主義又是社會主義的入口。不管是國家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國有企業都要佔據相當的比例。

二是，私有制下，最有可能是馬雲和劉強東等大電商各自搞一套自己主導的小計劃，引導自己供應鏈上的企業安排生產，這樣就形成割據式的「計劃經濟」，國內的統一大市場變成兩個或更多個平行的「市場」，同時因為馬雲和劉強東之間的競爭，各自對計劃的安排都是站在各自搶佔更大市場份額的思維模式上，這樣的結果，還是不能消除生產相對過剩和供需錯配的問題。在私有制基礎上搞計劃經濟，會更容易造成資本集中向部分私人資本的傾斜，跟電商關係好的企業，有拿到訂單的優先權，其他的企業就只能接受被兼并或被市場淘汰的命運，而電商也會成為經濟的真正「王者」。私人資本過度集中社會資源，也會造成從經濟的寡頭現象和政治的門閥制度。

三是，如前所述，中國目前，因為私有制伴隨著貧富差距巨大，造成生產相對過剩的問題，自發的市場會造成資源錯配和供需錯配。中國目前的經濟問題，既有生產相對過剩的問題，又有市場自發造成的供需結構錯配問題。解決前者，要靠增加公有制比重以及調整分配方式來減少貧富差距，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解決後者，根本的措施是在市場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創建新計劃經濟。但如果只有後者而沒有前者，照樣還是解決不了生產相對過剩的問題，同時也解決不了經濟增長的動力問題。所以，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是要合併在一起解決的。目前的情況是，中國公有制的比重已經太低，公有制經濟已經退出了很多競爭性市場，不但是造成貧富懸殊問題的主因，而且導致政府的經濟調控能力已經大為減弱，這對於構建計劃經濟中最重要的克服私人資本的自由任性，是不利的，但這個可以通過增加公有制的比重來實現。

四是，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存，是憲法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構建計劃經濟也需要在憲法允許的範圍進行，法治思維不能有例外。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改革，首先是依憲改革。

筆者認為，計劃經濟體製作為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方式，是和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的。資本主義也有計劃，但不會有計劃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但是市場經濟體制並不能最大程度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貧富差距和生產的無序性，也會讓社會主義患上嚴重的資本主義病，生產相對過剩和供需錯配就是這樣的問題。

計劃經濟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才有可能，因為資本主義的制度不會也不允許這麼做，資本主義是強勢資本和弱勢政府，政府無力在整個社會範圍內組織資本搞計劃經濟。金權至上，資本主義搞計劃（不是計劃經濟），也是必須由私人壟斷資本來組織。當然，不排除，資本主義會在一定程度一定範圍內引入計劃，這也是資本主義改良的一部分。美國經濟的計劃成分（不是計劃經濟），已經有相當的程度。行業主要市場份額被幾家大企業瓜分，而大企業內部不是實行市場經濟而是實行計劃的。假設，一個行業被兩三家大企業瓜分主要市場，每個大企業內部都搞計劃，那麼這個行業，已經是具備相當程度的計劃成分。

從計劃經濟的可操作性的角度，計劃經濟也需要跟公有製為主體的經濟結構結合。私人資本的生產組織的整體無序性，無法通過大數據和互聯網來得到根本性的整體改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存，大大降低了新計劃經濟的調度難度。

中國的新計劃經濟的前提條件是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存的經濟結構，我想這一點，馬雲等電商，就是心裡一百個不贊成，也不會公開反對。

有人看到這裡，可能會說，公有制低效，創新能力弱。這並不是事實，至少不是事實的全部，並沒有數據表明公有制的整體企業效率低於私企。西方經濟學，一般是用私企的利潤等指標來套公有制企業，得出公有制企業的效率低的結論。我在《國企私有化是最大的腐&敗》裡面這樣分析過，「堅持什麼樣的效率觀？效率以什麼指標來加以描述？這是首先需要搞清楚的問題。私有制企業最大的追求就是利潤最大化，私有制企業的效率觀就是利潤觀，衡量企業經營效率的重要指標就是企業的利潤。重視企業主體的效率而忽視整個社會的效率，恰恰是私有制的弊端」。「私有制企業的利潤通常是建立在壓低職工工資、造成貧富懸殊、導致社會矛盾突出、透支資源、造成環境污染等代價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個體企業的利潤很多（不是全部）是以轉嫁成本給社會的方式來保證的，比如廣東的勞資糾紛造成的社會性群體事件，就是企業不肯承擔義務，把矛盾和成本轉嫁給了社會」。「公有制企業追求的不是個體企業的利潤最大化，而是以社會整體效率最大化為追求目標。追求社會整體效率而不是片面追求企業個體效率，這才是正確的效率觀。正確的效率觀也體現了正確的發展觀。發展觀的核心問題是為誰發展。為了資本的利潤最大化而發展，那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發展觀；為了全體人民的利益而發展，那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發展觀，也是公有制企業的效率觀」。用個體企業的利潤和資產收益率等適合私企的指標，來衡量公有制企業的效率，並不適合。相當於，用女人的身材標準來要求男人，能行嗎？當然，很多人拿現在的國有企業來說事，也忽略了國有企業和公有制企業的區別問題，國有企業的一些問題正是來自一味的用私企的考核指標來要求國企，國企也都採用私企的管理模式，造成一些國有企業變得與私企一樣只以個體牟利為最高價值，部分企業出現與民（這裡的民不是指「民營」企業）爭利的現象。國有企業的創新能力也不弱，看看中國的高鐵、特高壓等真正領先世界的技術，都是國企的創新成果，這個不用多說。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