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一戰留給二戰三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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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希特勒在慕尼黑向德國青年軍人發表煽動性講話，鼓吹極端民族主義。(資料圖片)

參考消息網8月12日報道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曾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合稱為歐洲的又一場「三十年戰爭」，可見一戰對二戰的影響之大。要想了解這種影響，首先就要了解一戰前的世界是個什麼樣子。

19世紀以來，經過了兩次工業革命，以及各主要資本主義強國的對外殖民擴張和資本輸出，世界經濟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整個世界被納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世界經濟日益聯繫成一個整體。然而，與這種經濟聯繫日益密切相矛盾的是，極端民族利己主義仍然在各國的政策制定過程中居於主導地位。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帝國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才成為戰爭的導火索。

此外，19世紀下半葉西方資本主義大國掀起的爭奪殖民地的狂潮也對日益緊張的國際局勢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於殖民地問題而引發的戰爭危機和局部戰爭驟然增多。正是由於德國在殖民地問題上對英國挑戰日益嚴重，才最終使英國決心與宿敵俄國建立同盟關係，導致三國協約最終建立。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殖民地問題已經成為國際關係緊張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見，一戰前的世界主要存在著三個「痼疾」，那就是極端民族利己主義、新興強國對原有世界格局的挑戰以及列強對殖民地的爭奪日益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將它們展現在世人眼前，但是卻未能成功地將之解決，相反在某種程度上使之進一步激化，這才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說，一戰對二戰最重要的影響正在於此。

極端民族利己主義膨脹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沒有消除極端民族利己主義的影響，相反在某種程度上使它進一步加深，最終以法西斯主義表現出來，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國人民的共同敵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各國為了最大限度動員社會力量支持戰爭，都不遺餘力地進行極端民族利己主義宣傳。對戰敗國來說，復仇成了極端民族利己主義最好的旗幟。當德國被迫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的時候，全體國會議員起立高唱《德意志高於一切》以示不屈。這種極端民族利己主義觀念的急劇膨脹為法西斯主義的誕生提供了極好的土壤。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法西斯主義就開始在各國出現，義大利、德國和日本成為其主要代表。

作為極端民族利己主義發展到頂峰的表現形式，從其他國家手中奪取「生存空間」成為德意日法西斯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墨索里尼在上台之初，就主張恢復昔日古羅馬帝國的版圖。同樣，日本民間法西斯運動的領袖人物北一輝在1919年寫出的《國家改造案原理大綱》也聲稱：「日本是一個領土狹小的國家，作為國家生存權的侵略主義也就是日本的正義。」在此基礎上，大川周明則提出了建立以日本為盟主的大亞洲聯盟的思想。德國希特勒提出的「生存空間」理論最有代表性，他要求德國必須拓展它的「生存空間」，建立一個強大的新帝國，成為「地球的主人」。這種「生存空間」理論可以說構成了德意日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主要指導原則，並且直接決定了其戰略方針。

法西斯主義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種族滅絕理論，這同樣也是極端民族利己主義的表現。它將本國的苦難歸咎於某個外部「劣等民族」，希望通過用消滅這些「劣等民族」的方式來確保本國的繁榮發展。希特勒在歐洲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墨索里尼在衣索比亞大規模使用毒氣，以及日本在中國和太平洋戰場進行的大規模屠殺都是種族滅絕理論的具體實施，這給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了慘無人道的種族戰爭色彩。可以說，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迅速膨脹起來的極端種族利己主義思潮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