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錯過了什麼

福山錯過了什麼

范勇鵬/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5-02-04 08:55 來自澎湃研究所 百年後的學生讀在政治思想史時，如果讀到美國學者福山的兩本暢銷書《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也許會感慨這是一個思想相對蒼白的時期。不是因為這些書的蒼白，而是因為它們的暢銷。《羅馬帝國衰亡史》和《西方的沒落》之類著作也曾流行一時，但不僅因為它們有唬人的高深、恢宏的敘事，更因為它們抓住了時代精神。如果暫且不論其鬆散的敘事結構和粗糙的論證方法，那麼福山教授確實切中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主題。可惜囿於這樣那樣的偏見，他無從自我超越，也錯過了——至少迄今為止——抓住時代精神的機會。能夠切中時代主題，說明福山是一個敏於變化、勤于思考且不固步自封於過去認識水平的人。在寫《歷史的終結》時，他樂觀地宣稱人類政治將終結於自由民主的價值追求和制度安排；而今天，雖然基本觀點未變，他已經開始謙遜而不乏悲觀意識地自省自由民主制度面臨的問題。這種自省源於近年來這種制度逐漸陷入的不自信狀態。國家能力VS法治福山提出了觀察政治發展的三項指標：國家、法治和責任制。他對國家能力的重視，本身帶有自省的意味，也是對其先師亨廷頓的致敬。亨廷頓1968年出版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即強調國家的能力。早在美國建國之際，國家能力就是政治精英的夢想和難題。大陸會議制定的《邦聯條例》最大的軟肋就是缺乏能力，因而授權費城會議修訂該條例。然而「制憲者」們發動了一場安靜的「政變」，來自11個州的55名代表起草、39人簽名、2000多人批准的一份文件，以「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的名義成了美國憲法。《憲法》序言開宗明義地指出建國要義——「組成更完美的聯盟，樹立正義，保障國內的和平，建立共同的國防，增進全民福利和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後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制憲者們清醒地知道，國家能力是基礎。然而隨著共和主義的隱退，美國政治學進入了自由主義霸權時代，在這種史觀的敘事中，建國的真正秘密被隱藏，自由民主以一種只看形式、無關實質的意識形態面貌出現。特別是在美國的「民主推廣」過程中，美國憲法的精髓被選擇性遺忘，先賢傑斐遜在《獨立宣言》中喊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三大不可剝奪人權貌似只剩下了自由，以及程序性的選舉。福山重提國家能力的話題，是其可敬之處。形勢比人強，近年來世界的若干重大發展都在針針見血地批判去國家化的本體論和程序民主的方法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遭遇政黨極化、政府僵化、政策效力弱化、階級鴻溝固化、意識形態極端化、外交軍事化等危機。「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紛紛掉入國家能力陷阱，「第四波」小兄弟們更慘，甚至陷入了無政府狀態，如後卡扎菲的利比亞。受此啟發，福山在書中挖掘了國家能力在各國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認為國家建設的基本指標就是非個人化的、用人唯賢的官僚制度代替家族承襲制度。此中反映了福山對於國家能力的矛盾感情：一方面，他主張限制國家權力，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認國家首先要有能力。與美國學者詹姆斯·斯科特提出的國家建構過程中的「科學林業」一樣，福山也同意：國家需要將複雜的社會「原生林」改造成為「人工次生林」，將「標準化的人」由抽象變為現實。他認為中國春秋時期的子產改革和秦的統一、伊斯蘭諸帝國的奴隸兵制、歐洲基督教會都起了這樣的作用，而印度婆羅門教帶來的瓦爾納和種姓制導致的強社會，以及匈牙利過強的貴族代議制都導致了國家建設的失敗。在論述法治的歷史時，福山顯示了對國家能力/權力的擔憂，認為只有存在於世俗政體之外的力量才可以賦予法治傳統，避免國家的專橫。中國由於沒有這樣的因素，換句話說，中國世俗國家建設太成功以至於不需要這樣的因素，而沒有形成法治的傳統。反過來，在歐洲現代國家建構的敘述中，同樣顯示了法治本身的悖論——法國、西班牙由於中世紀法治傳統而無法像中、俄一樣進行高效的國家集權，阻礙了國家的現代化，王權依賴與貴族和第三等級的結盟共同剝削農民，最後要麼只能等待大革命的降臨（如法國），要麼繼續生活在國家能力赤字的陰影下（如由西班牙輸出的拉美政體）。福山對國家能力和法治難以取得平衡感到焦慮，但更大的焦慮在於這套分析與其基本立場之間產生的張力。英、美現代國家的成功基於國家能力和法治的恰當組合，國家能力無疑是其崛起的關鍵秘密之一。然而，政治出現了衰朽，福山發現「我們的麥迪遜主義憲法有意設計出高度複雜的權力制衡機制以防止暴政的出現，如今卻變成了一種『否決政體』（vetocracy）」。對此，他看不到好的補救，卻又執拗地堅持「如果要下注，說 50 年以後是美歐變得更像中國，還是中國變得更像美歐，我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多少令人愕然。自由VS平等傑斐遜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對應著福山提出的三大指標：生命，即安全，正如美國憲法序言所指出的，要求政治秩序和國家能力的保障；自由，無論是政治自由還是經濟自由都需要法治；而幸福，則要求平等和民主（由於近代責任制是為了維護貴族利益，故福山未用「民主」這個詞）。流行史觀對西方，特別是英、美國家歷史的理解中存在著一種神話：這些國家在走向現代崛起的過程中是溫和改良、線性進步的(國內近年關於革命與改良的辯論中即有反映)。這個神話阻礙了對政治發展的客觀理解。按照福山的假設，有了國家能力、法治和責任制之後，國家就走上了政治發展的快車道。但事實是，實現這三者的時候，西方國家恰恰坐在了政治崩潰的火山口上。19世紀對於西方堪稱悲慘世紀，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種族矛盾白熱化，革命、戰爭和內戰成為一個世紀的主題。這裡，福山有意或是無意地忽略了一個因素：平等，以及為追求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而進行的鬥爭。在《政治秩序的起源》諸章中，福山用大量篇幅談論國家與家族承襲（patrimonial和repatrimonial）政治的鬥爭。說白了就是，只有使人和社會從血緣等級的桎梏下解放出來，才能走上現代國家之路。這一過程在近代歐洲國家建構過程中的體現，就是馬克思說的用基於財產的不平等代替了基於出身的不平等。如果說這是現代國家建構的第一步，那麼這一步遠沒有將自由民主國家推上成功的彼岸。正是在走向第二步即財產的平等的過程中，在吸收並化解社會主義運動挑戰、建立現代福利國家的過程中，自由民主才找到了補救。然而，即使是這個救贖，也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全球價值鏈基礎上的，其機制是用全球剝削來購買國內的相對平等。當然，在談論自由民主國家政治衰敗時，福山並未完全忽視平等因素。碰巧最近另一本暢銷書書《21世紀資本論》也在談這個問題。在書中，皮凱蒂也用了patrimonial這個詞——「承襲制資本主義」。皮凱蒂認為，國家要克服承襲制才能走向現代化，而走向現代化之後的自由民主國家卻正在退回承襲制資本主義。如果跳不出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自由民主就不可能解決不平等的問題。這個邏輯悖論，多少令「歷史終結論」的結論看上去不是那麼確定無疑。不過，福山畢竟承認了國家能力的重要性，也承認「25 年前我沒有提到……政治衰朽，這構成了下行階梯」，甚至承認「自由不是亡於國家太強而是亡於國家太弱」。但這一次，他同樣忽略了一些東西。這裡，我們或許可以跳出福山的框架——嘗試從人類追求「出身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角度來思考政治秩序的問題，自由民主作為政治發展的一種實踐，它所成就的應為我們所繼承和汲取；它所沒有做到的，比如經濟平等和民主，當為我們所追求；而它被用以隱藏的，比如全球價值鏈的不平等，當為我們所批判和克服。（作者郵箱：fanyp@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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