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的本質是一種地方主義文化

當我們天天談西方民主的時候，可能許多人並不明白西方民主是個什麼東西。也許有人說：就是一人一票選官員、選總統；有人說：民主就是人民當家做主；也有人說：西方民主就是法治社會等等。這些說法不能說沒道理，這些說法中也包含了西方民主的合理性成分，但有一個內涵大家卻沒弄明白：西方民主是西方文化歷史長河的產物，是西方的一種政治制度，換句話來說，西方民主就是一種地方主義民主，這是一種具有強烈地域色彩的政治文化。注意：把西方的近代科技和民主混為一談是極其錯誤的，正如中國古代發明的紙，在西方要求這種技術性的東西寫上全是孔子一樣是荒唐的。西方有多大，整個歐洲加起來的面積不及中國大，美國的面積遠不及俄羅斯大，換句話來說西方全部加起來在地球上只是一小部分，無論是人口數量還是地域面積世界絕大部分地方不是西方世界，其文化發展的內容、民族心理結構等與西方絕不相同，各地方在利用同一科技手段的時候，各自的政治文化生活實際極不相同。

我們談這些，並不是說西方民主沒有可取之處，只是說各自建立的文化心理結構基礎不一樣，各自所需要的民主內涵絕不可能相同，死搬硬套就是一種教條主義，就像中醫看病，同樣的病，不同的人，高明的醫生絕不可能下相同的葯，如是下相同的葯，不是把病看不好，嚴重的引起人死亡，這一點，差不多是中國人都知道。我不知這麼簡單的道理要是西方人不明白還可以原諒，是中國人一天還鼓吹西方民主、西方政治不是智力有問題，就是別有用心，或是純粹糊塗。應該把精力用在研究中國文化心理結構的基礎上，吸收西方文化的優點如法治化等，提出一套適合現代中國人的政治制度，即或不能全面提出，片言片語也可以，這比一味鼓吹西方民主的優越，全面西化，混淆是非好得多。那種在世界上推行西方民主、人權的狗屁膏藥實質是不懂文化的特殊性，至少是一種教條。西方在世界上推行民主人權是西方的政治戰略，在我看來西方民主在其他國家的所謂成功實質是不成功的，無論是東歐世界，還是中東世界，或是非洲，除了民主文化的合理成分外，其他什麼都不會留下，留下的是災難，這是一種在桑樹上嫁接桃子，結出了無法吃的桑桃。要說成功，很大程度是西方的全球侵略性戰略的成功，並不是什麼人權、民主文化的成功。

下面我簡略談談西方民主文化的產生背景與文化心理結構和中國文化的心理結構。西方民主大家都知道它是建立在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契約社會中，這種社會強調個人人格的平等，但同時承認個人的差別。西方民主大家都知道最早期源於希臘的城邦共和共國，幾個城市和地區組成的領土國家，眾多城邦國家並列。城邦的政治制度雖然不是整齊劃一的，有君主制、貴族制、僭主制、民主制等幾種，但民主制是主體，眾城邦在政體上的特點是沒有中間層次，由君主、少數貴族寡頭、或政治會議直接管理整個城邦，行使政治權力。即或不是民主制，有餘力量的孤單，城邦之間的民主協作是一種必然。古希臘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奴隸制，城邦中的公民是自由的，享有政治權利，但廣大的奴隸沒有倒可政治權利。這種小城邦之間實力均衡，誰也不可能制服誰，但由於其地域的狹小，其物產之間的交換就頻繁，人和人之間的交往也是十分頻繁的，這種頻繁的交往交換，一方面促使人們不禁交換物質產品，也加強了思想交流，增加了個人的獨立性，但同時紛爭是必然的會出現，為消解這種紛爭，促使人們之間平等對待的契約性的產生在客觀上是一種必須。大家看看荷馬史詩，其戰爭正是這種紛爭的表現，長期的戰亂的結果不是誰消解了誰，而是問題的解決，契約型的個人主義社會的形成成為一種必然。接下來古代羅馬繼承了希臘文明，先後經歷了共和時期和帝國時期，他們突破了狹隘的城邦主義，提出了民主共和國的國家主義。民主共和制是羅馬人政治研究的主題之一，西寒羅認為國家的目的是使人類歸於自然善良的狀態。國家的統治的根據是人法，人類法的依據是自然法。自然法是存在於自然中的理性，是永恆的和普遍的正義。中世紀初期西歐一直沒有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分散的小君主國是西歐主要的國家形式。中世紀中期奧古斯丁和阿奎那在國家的起源、目的和政體學說等方面都藉助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但卻走向神權高於俗權和君權神授的結論。亞里士多德我們知道他提出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共和政體是最穩定的政體，這思想的影響是深遠的。之後之前的城市的獨立與教皇、皇帝相持不下，這在一定意義上說是民主的發育不健全引起的災難，但其根深蒂固的觀念的形成。文藝復興的興起，重要的馬基雅維利贊成民主，但他認為對他的時代是不適合的，《君主論》是其典型的觀念的代表作，霍布斯通過《利維坦》也指出國家主義的重要性。資本主義革命的興起，其盧梭、洛克、霍爾巴特等一大批精英的影響，為西方民主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礎。後來的美國的民主，由於美國主要是西方人的後裔在美國的資產階級勝利後建立，這一整套的民主、自由理念自然在《獨立宣言》中予以確認。從這些簡述可看出西方民主是具有深厚的西方文化特色的，沒有這一系列的傳承，這種在西方的觀念是不可能在近代西方確立的。隨西方科技的興起，西方經濟建立在殖民主義基礎上越來越強大，中國人學習西方，誤認為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造成了西方的強盛，誤認為是這些東西是他們的科技發達的原因，而不認真地考察這種文化的心理傳承和經濟興起的是實質原因，卻鼓吹西式民主，豈不荒唐？

再來看看中國文化的傳承。中國從傳說的堯舜禹的禪讓制時起，注重的是一種公天下，一種以品德和能力結合的賢人政治或說成聖人政治，賢人和聖人只是德與能的層次差別，從政治學意義講本質是沒有差別的。舜的歷山經歷、禹的治理洪水這些是具體表現。到夏的奴隸制國家的建立，到商朝成湯，再到周朝的文王武王，雖為奴隸制國家，但這些人是賢人或聖人治國的歷史典範，為後代歷史所頌揚、效法。到春秋時候，隨著周室的衰落，孔子起而恢復周禮，提出以仁為中心的儒家學說，其目的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希望回到賢人或聖人治國的境界，這成了後世的典範。到董仲舒提出擺黷百家，獨尊儒術，在漢武帝的推動下，這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主流政治文化，以至發展為「三綱五常」，這一內涵在中國歷史上的傳承，直到近代才反思其對錯。三綱五常具有歷史的局限性，這不用懷疑，歷代對三綱五常的解釋也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內核和作用似乎沒有發生變化。三綱不僅僅是一種道德規範、政治統治的需要，還有維繫社會穩定的分工的含義。（關於三綱具有分工的意義，方朝暉教授有這個觀點，我深以為然）。這種分工推而廣之的等級制度的建立實質也是暗含著一種分工，為何會如此？我認為這和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及以此形成的物產豐富的農業社會有關係，農業社會有一大特點是自給自足交換頻率低，由於交換頻率現對於商業社會的交換頻率低，這種劃分清個人和個人之間的利益界限的個人主義為基礎社會中心就不易形成，相反，這種集體主義、集團意識反而易形成，以大禹治水為例：僅憑大禹少數人是治服不了洪水的，需要的是集體力量，個人在自然面前是渺小的，在這種環境下，形成的肯定是集體意識，而不是個人主義為中心的社會意識，而這一點的事實，在古中國的地理環境下比比皆是，大禹治水只不過是眾多集體戰勝自然實例的一個典型例子而已，人和人之間還需要那種界限十分分明的契約嗎？這是不言而喻的。而「五常」仁義禮智信反而成了人們必不可少的內涵才成為自然之理。再看一個典型的例子：大家細思中國五千年歷史版圖的演變，你會發現一個問題：以中原地區為核心，逐漸向東南西北擴展，中原地區以外古人稱之為南蠻、北狄、西戎、東夷。中原地區又以公天下的聖人文化四方傳播，孔子之後則以儒文化為中心向四方傳播。儒文化的舉賢任能，集體意識成了主流。中國有一個詞很典型即「天下」，其實在中國人的心理這個「天下」就是大集體的意思，個人主義為中心很難立足，契約社會在古中國的建立就很難建立就不足為奇。無論是後來的程朱理學，王陽明的心學等都很難以個人主義為基礎建立契約性的獨立的社會空間，只能在個人的內心開闢天地。這就構成了我們民族的心理結構。是不是這種集體意識就抹殺了扼殺了我們中國人的創造思維？就要革集體思維、集體意識的命，根本不是這回事，關於這個問題我將專門寫文談到，這裡就不插到題外去了。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的表現。

這樣看來，是不是這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這兩股文化就水火不容呢，事實上如是孤立看人文而不看科技有著這一個傾向性，但是，地球是一個整體，自然中蘊含的科技為代表的生產力不是私人的，交往始終在擴大，文化也不是封閉的，人類文明的全球化更不是近代才開始，只不過近代科技的進步加速了這一進程，這也給這兩大文明的交融帶來了機會，西方民主中的法治內容，東方文明中的集體意識走向融合成了一種必然。我一直認為歷史對美國這個新生的國家不薄，曾把東西文明的融合機會給了美國，可惜美國以其資本主義的自私性、狹隘性給這個世界帶來的是滿目蒼夷，認為他們該統治地球，以他的民主人權為戰略武器，是美國自身也元氣大喪，這是天理嗎？大概是吧。因此，把西方民主看成是一種普世價值是錯誤的，若把東方文化也看成一種普世價值也同樣錯誤，何況在這個世界還有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非洲人民創造的文明等，只有相互融合吸收其優點，這才可能是一種現實的適合各民族需要的文明，在我看來完全意義的適合每一個民族的普世價值在短時期內根本不可能出現，存在的只是一種更適合自己發展的文明。同時還會伴生的是有強勢文明，這種文明最好是各種文明融合走向一體的前身，但不是現在西方的霸權文明，只有這樣，這種文明才長久，才是現在人類需要的文明。而這一點也是中華文明復興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