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識》雜誌 ▎土耳其與伊朗：愛不起，也恨不起——李亞男

土耳其與伊朗作為中東地區的兩個相鄰大國，在敘利亞問題上持不同立場。自2015年底以來，兩國分歧進一步擴大，「口水戰」不斷升級，相互指責對方支持恐怖主義、致使地區局勢進一步複雜化。但是在今年3月4日，土耳其總理達武特奧盧突然訪問伊朗，同時帶去了大批企業與工商界代表；兩周後伊朗外長扎里夫回訪土耳其，並發表聲明稱伊朗已「準備好」與土耳其強化經濟關係與地區合作。這種跳躍性轉變引發國際輿論一片嘩然，紛紛猜測土伊關係將面臨轉折。殊不知，斗而不破、競爭中偶有合作乃是土伊關係的常態。正如美國學者亨利·巴基所言，土耳其與伊朗就像是鏡里鏡外，如此相似又截然不同，一舉一動都牽涉到彼此的深層利益。

靠不攏的鄰居

土耳其與伊朗擁有300多英里的共同邊界，自1639年以來鮮有改動，幾乎算得上是當今國際社會中歷史最悠久的邊界之一。兩國都擁有廣袤的領土和眾多的人口，靠近高加索、巴爾幹、中亞以及南亞次大陸等動蕩地區，都面臨著不穩定的地緣政治環境；兩國在歷史上都曾享有過大帝國的榮光並繼承了帝國的歷史和文化遺產，殘留著大國的夢想和地區野心。長久以來，兩國關係充斥著激烈的競爭與根深蒂固的懷疑。

首先，土伊兩國都把自己定位為「地區大國」乃至「國際大國」，競相在中東和中亞地區擴張影響力，爭奪勢力範圍。伊朗作為伊斯蘭教什葉派的「龍頭老大」和主要油氣生產國，以宗教號召力和能源聯繫為手段，著力打造「什葉派之弧」並向中亞地區滲透，填補蘇聯解體後的政治權力和經濟真空。土耳其一方面發揮自己橫跨歐亞大陸、聯結東西方、溝通教俗的多重優勢，積極塑造「橋樑」與「支柱」形象；另一方面，利用與中亞國家在民族和語言上的相近性，推廣「泛突厥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積極拓展影響力。與此同時，土耳其爭奪地區主導權的行為，又被伊朗解讀為美國藉助盟友對伊實施遏制，更加深了土伊之間的敵意。

其次，土伊兩國分屬不同教派，不信任感難以消除。土耳其雖實行世俗化政體，但人口中99%信奉伊斯蘭教，其中絕大多數屬於遜尼派。伊朗人口的89%以上信奉什葉派，對周邊國家境內的什葉派、阿拉維派等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尤其是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後，伊朗積極向外輸出伊斯蘭革命，黎巴嫩、巴林、伊拉克、葉門等國的什葉派團體往往被看作是伊朗安插的代理人。土耳其作為伊朗近鄰，未能免虞。1999年，土耳其政府指控境內的「庫爾德真主黨」為極端組織，懷疑其受伊朗資助和遙控，因此對其進行鎮壓，引發伊朗不滿。2011年以來，中東地區衝突的教派色彩日益凸顯，伊朗與沙特之間的對抗加劇，中東國家紛紛選邊站。在敘利亞與葉門危機中，沙特又著力拉攏土耳其，進一步加劇了伊朗對土耳其的疑慮與憂懼。

其三，土伊兩國的意識形態分歧難以調和。自20世紀初凱末爾推行世俗化改革以來，土耳其一直奉行政教分離原則，被認為是伊斯蘭世界中世俗化、民主化和現代化的成功範例；土耳其軍隊是世俗體制和世俗化意識形態的堅定捍衛者。而伊朗通過激烈的伊斯蘭革命，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以伊斯蘭教法治國，教士階層在國家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伊朗軍隊服務於教士階層，是維護神權統治的強大工具。說到底，土伊兩國之間的政治分歧實質上是中東地區勢同水火的教俗之爭。土耳其懷疑伊朗支持其境內的原教旨主義者，伊朗外交官員則公開抨擊土耳其政府的世俗化政策，甚至親自參加土境內的示威遊行，反對土政府禁止婦女在學校和政府機構佩戴頭巾。在美西方國家看來，土伊兩國代表著伊斯蘭與現代民主制度融合的兩條不同道路。美國推崇「土耳其模式」，打壓伊朗伊斯蘭政權。土耳其經濟改革在較為寬鬆的國際環境中取得成功，崛起為中等強國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體量攀升至世界第17位；伊朗則因核問題長期受到制裁，被排斥在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之外。

其四，土伊兩國的外交立場大相徑庭。土耳其世俗化的另一面是全方位的西化，其現代化進程以歐洲國家為模板。土耳其與美國是傳統戰略盟友，是北約成員，同時積極推動加入歐盟的談判進程，在中東地區扮演秩序維護者的角色。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則極大地改變了戰後中東的地緣政治格局，伊朗也一夜之間從美國的夥伴變成了敵人，採取極端反美、反以色列、反西方的立場。儘管土伊均不願與對方發生任何形式的軍事衝突，但土耳其作為伊朗鄰國和美西方盟友，既被伊朗劃歸到敵對陣營，也被美國當作遏制與對抗伊朗的前線。2010年，土耳其同意北約導彈防禦系統擴大；2011年又同意在土境內部署美國的反導雷達。雖然彼時土伊關係處於向好發展的階段，土政府不想因此觸怒伊朗，反覆說明此舉不針對任何特定國家，但客觀上則把北約的軍事力量帶到了伊朗邊境，對伊朗形成了現實的外部威脅。

此外，伊朗境內的少數民族，如亞塞拜然人、土庫曼人等，由於歷史原因與土耳其關係密切。土耳其的「泛突厥主義」思潮近年來暗流涌動，伊朗政府對此高度警惕。兩國雖然不會因此問題發生直接衝突，但若不能妥善解決，始終是雙方建立政治互信的深層障礙。

受制於上述種種因素，土耳其與伊朗雖有密切的地緣接觸，但卻很難敞開心扉彼此「靠近」。

吵不翻的對手

但是，對於土耳其和伊朗來說，美國很遠，鄰居卻很近。雙方都無法承受激烈衝突與長期敵對帶來的嚴重後果，也無法否認在能源、經濟和安全領域中互有需求的客觀事實。

從長期來看，土伊的共同利益覆蓋範圍廣、涉及具體問題且相對穩定。一是兩國都是中東地區的「非主流」國家，受主流的阿拉伯世界排擠，必要時需抱團取暖。目前，兩國同為經合組織和穆斯林發展中八國集團成員。土耳其也是為數不多的對伊朗公民免簽的國家。二是兩國都視對方為外交中的一張「王牌」。對土而言，與伊朗保持良好關係與通暢的溝通渠道，能夠藉助伊朗的反西方立場提高土自身的戰略地位，鞏固與美西方盟友的關係；對伊而言，土耳其是其突破外交與經濟孤立的一條捷徑，而且土耳其的北約成員與「歐盟候選國」身份，會使土伊友好合作變得更具象徵意義。三是能源合作和經貿關係對雙方來說都至關重要。伊朗是土耳其第二大油氣能源進口來源國（僅次於俄羅斯），土耳其每年從伊朗進口天然氣約100億立方米，占其需求總量的25％至30%；從伊朗輸入土耳其的石油占其總進口量的30％至32%，2011年曾一度高達51%。伊朗則試圖藉助土耳其的能源需求擴張市場，緩解經濟封鎖帶來的困難，同時從土耳其獲得機械設備、汽車和鋼鐵產品。2008年，土耳其罔顧美國警告，與伊朗商談建設聯通歐洲市場的天然氣管道項目；2009年，土伊簽署關於發展海陸空交通的諒解備忘錄；2010年，土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反對對伊制裁。除了切實的經濟利益，土伊雙方還有一個心照不宣的目標，即：通過深化經濟聯繫來推動雙邊機制合作，避免陷入安全困境，同時促進核危機等熱點問題的解決。四是在庫爾德問題上相互配合。土耳其境內居住著1500萬庫爾德人，是中東最大的庫爾德族群，約佔土耳其總人口的18%；伊朗的庫爾德族群緊隨其後，約有800萬人。土伊都面臨著庫爾德分離主義的威脅。2008年，兩國達成協議在反恐問題上進行有限合作，其中一項條款就是共享情報、協調行動，打擊包括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在內的庫爾德「恐怖組織」。五是在部分地區問題上立場一致，比如反對分裂伊拉克，反對庫爾德人獨立建國，反對宗教極端主義和地區恐怖主義，支持哈馬斯等。

因此，一旦條件成熟，土伊關係自然就「有所回暖」。2002年土耳其正發黨上台後，土伊關係有了實質性改善。一方面，由於正發黨是溫和伊斯蘭政黨，雖然沿襲了世俗主義的政治傳統，但同時也更重視與周邊伊斯蘭國家發展友好關係。正發黨政府調整了土耳其的國家定位，不再一味靠近西方，而是努力打造「中間國家」和「地區領導者」的形象，致力於成為西方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橋樑，同時提出「戰略縱深」理念，謀求與地區國家「零問題」和諧共處，在中東地區建立為其所用的外交和經濟網路。伊朗也被土視為「戰略縱深」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土耳其經濟在正發黨執政期間獲得飛速發展，對能源與市場的需求日益迫切，土伊雙邊貿易隨之水漲船高。2000年，雙邊貿易總額僅10.5億美元，2005年上升到40億美元，2008年突破100億美元。目前雙方將貿易額突破300億美元定為近期目標。此外，土耳其還有意投資伊朗南帕爾斯氣田，提升現有的能源合作規模。

微妙的動態平衡

當前中東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重組，也為土伊關係改善創造了機遇。一是土耳其陷入外交孤立，土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相對下降，盟友關係滑向低谷，在聯合反恐和庫爾德問題上出現分歧；加入歐盟的談判進程停滯不前，在敘利亞難民問題上與歐洲貌合神離；繼「馬爾馬拉」號事件、2014年加沙衝突後，與以色列關係也跌至冰點，短期內難見轉機。因此，土耳其更加主動地向伊朗伸出了橄欖枝。二是俄羅斯強勢介入敘利亞局勢，力挺巴沙爾政權，導致土俄關係緊張。去年11月土耳其在敘利亞邊境擊落俄羅斯戰機，更是招致俄方的強勢報復，單方面對土實施制裁。鑒於俄羅斯是土耳其最大的能源來源國和第三大出口市場，土耳其急需尋求新的油氣來源，而伊朗則是其不二選擇。三是伊朗核協議最終達成，對伊經濟制裁自今年1月開始逐步解除，伊朗有望重新進入國際經濟體系。與很多國家一樣，土耳其也將伊朗視為重要的待開發市場。四是沙伊斷交後，土耳其對伊朗的戰略地位在提升。伊朗寄希望於土耳其充當沙伊溝通的橋樑；土耳其也期待通過與伊朗加強聯繫，緩解土俄之間的緊張關係。

此外，土耳其與庫爾德工人黨的和平協議破裂，雙方陷入新一輪暴力衝突，美俄等大國均不支持土耳其政府打擊庫爾德武裝，土耳其只能進一步尋求伊朗的理解和協助。因此，土伊之間雖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但共同利益確保了雙方在處理矛盾和分歧時能盡量保持克制與理性。事實上，在動蕩不安的中東地區，土伊關係可能是少數「最有韌性、最穩定的雙邊關係」之一。

從目前來看，敘利亞危機是土伊關係面臨的最嚴峻考驗，土耳其甚至一度聲稱將考慮向敘利亞派遣地面部隊。與此同時，在伊拉克和葉門問題上，土耳其與伊朗也立場相左、相互指責。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政治分歧如此明顯且公開化，土伊兩國的經濟聯繫並未受到根本性影響。土總統埃爾多安在公開指責伊朗「試圖控制中東」之後，仍然派總理高調訪伊；伊朗在抨擊土耳其的敘利亞政策犯了「戰略性錯誤」的同時，還能與土官方代表商談如何提升雙邊經貿關係。兩國雖然在地區政治問題上難以達成共識，但並不妨礙達武特奧盧與魯哈尼設定共同的經濟合作目標。這看似不合常理的現象，其實是土伊兩國在長期競爭中形成的默契，即：兩國經濟關係發展獨立於政治關係的變化。

歸根結底，土耳其與伊朗關係在未來仍將處於長期競爭、相互猜疑但又務實合作、謹慎克制的動態平衡之中。在伊朗整體不發生根本性改變、土耳其仍由正發黨掌控政權的前提下，土伊關係最大的變數可能來自具有壓倒性優勢的第三方，比如美國對中東政策的變化，或其他大國對中東事務的干涉力度。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東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