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60年官員形象之變

盤點60年官員形象之變 

  衣著:從中山裝到西裝

服裝,是某一歷史時期最直觀的印象,也是個人形象最為外露的反映。

在開國大典的照片上,新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在天安門上首次集體亮相,毛澤東主席和他身邊其他領導人清一色的中山裝讓世界矚目。中山裝面料硬挺,顏色穩重(多為黑、藏青色),很適合重大場合的氛圍,成為了建國初期官員們的正裝、國服。那時,西裝是舶來品,普及量遠不及中山裝。到了文革時,西裝甚至幾乎接近停做。

直到上世紀80年代後,隨著改革開放吹來的歐美風,官員們的服裝開始注入了新元素。第一個穿西裝的中國最高領導人是胡耀邦,他把穿西裝視為培養官員們的開放意識以及展示開放形象的一種手段。在他的帶領下,直到現在,出席正式場合的中國官員們服裝的主打款基本是西裝領帶,這一服飾的變化體現了中國官員開放的形象。

「中國風」是官員服裝的另一種風格。2001年在上海舉行的APEC會議上,中外貴賓選擇了中式紅色錦緞唐裝出席,引發了持續不衰的「唐裝熱」。近年來,一些民眾又開始呼喚中山裝的回歸,希望官員們能穿著中國特色的中山裝來展示形象。不論結果如何,官員著裝的發展主線將隨著中國經濟政治文明的不斷發展而日益多元和開放。

  學歷:從低到高的飛躍

官員學歷的發展路徑其實和普通群眾一樣,都經歷了一個由低到高的過程。建國初期的官員很多是從沙場上征戰出來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高小」畢業生都算是「秀才」了,一些幹部在講話時都自稱是「大老粗」,沒多少文化。隨著國家教育的逐漸普及,官員的文化水平也水漲船高。尤其是文革結束後,鄧小平一錘定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並提出幹部隊伍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對官員的文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到了2006年,組織部發文明確指出,縣黨政正職隊伍一般應當具有大學本科以上文化程度。據統計,到2007年,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機關幹部已佔到88%,比1978年提高了78個百分點。「官員」前已不用特加「知識型」的註解,國家領導人多是名校出身,學者型官員也俯拾皆是。普通公務員中,本科生已成「入場券」,碩士、博士都不乏其人。如近期新聞曝的重慶半數區縣黨政一把手都在讀博。

不過,對學歷的重視又帶來了新的問題。當學歷成為升職的重要資本,假文憑、混文憑就應勢而生。於是,公眾又開始將讚揚給予了這個時代的「低學歷」官員。先有發改委主任張平的中專學歷,後有蘇州新任市委書記蔣宏坤的在職大專學歷,都被打上了「實力」的標籤。這裡面也暗藏著公眾對「用權力對學歷巧取豪奪」的痛恨吧。在公務員晉陞機制越來越完善、高等教育越來越普及的趨勢下,今後官員的能力砝碼將越來越重要,評判的標準也會越來越多元。

  出身:從根正苗紅到百花齊放

新中國成立之初,一個人日後的從政道路是否順利,某種程度上來說在娘胎里就註定了。如果他出生在一個貧農、工人或革命軍人的家庭,那麼他在今後的仕途過程中就會順利很多,這就叫根正苗紅。反之,如果一個人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資本家的家庭,那就意味著,他在入黨、提乾等發展道路上會處處被卡。「越窮越革命、越窮越光榮」的「出身論」是那時的流行論調。

文革後,出身論開始從政治舞台上謝幕。進入官員隊伍的身份越來越不受限制。尤其是90年代開始逐漸實行公務員「逢進必考」制度後,英雄不問出身,公務員的來源就更加豐富了。出身論變成了能力論,官職向各種社會角色開放,努力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學學者、企業骨幹可以半路殺入公務員隊伍實現華麗轉身,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也不再是官員中的點綴角色,可以官至一把手。中國致公黨副主席萬鋼被任命為科技部部長、無黨派人士陳竺被任命為中國衛生部長,成為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一大亮點。隨著法治社會的日趨成熟,「逢進必考」規則會越來越完善和規範,官員的構成也將真正百花齊放。

  年齡:從終身制到年輕化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官員的年齡經歷了年輕——高齡——再年輕的路線圖。建國初期,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年齡平均為50多歲,正是意氣風發之時。文革後,復出的許多部門領導大多數已經是花甲老人。鄧小平開始大力提倡培養年輕的接班人,打破領導幹部的終身制。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中共的各級領導幹部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更替為一批年富力強的「年輕人」,「60後」省部級幹部成了中國政壇冉冉升起的新星。統計表明,中國45歲以下的機關幹部比例已經達到七成。從1982年到2007年,全國省、市、縣三級黨政領導班子成員的平均年齡,分別下降了8.4歲、6.8歲、5.7歲。人們眼中的官員形象似乎也越來越「娃娃臉」,28歲廳官、29歲市長等新聞不斷見諸報端。同時,將45歲作為幹部選拔的分水嶺,恐怕也是中國當代社會獨有的現象。專家表示,幹部的年輕化不能一味追求低齡化,關鍵要看領導班子成員的年齡是否梯次配備。進一步優化幹部隊伍的年齡結構,形成正向的人才機制,不造成人才浪費,是未來大勢所趨。

  話語:從套話到個性化

長久以來,官場比較流行的是「正確的廢話」,「假、大、空」,上傳下達,照本宣科,台上滔滔不絕,台下昏昏欲睡。官話泛濫往往會直接損害官員在百姓心目的形象。「反對黨八股」是毛澤東的著名講話,時至今日仍有必要繼續大力宣傳。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主政上海期間,曾力批官員的「話語平庸」:「與新社會群體說話,說不上去;與困難群眾說話,說不下去;與青年學生說話,說不進去;與老同志說話,給頂了回去。很多場合,我們就是處於這樣一種失語的狀態。」

真話,過去只有退休幹部說,一個可喜的變化是,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官員開始在言語間展現自己的個人風采、真情實感。薄熙來、李肇星、汪洋等官員的話語風格備受民眾歡迎。只是往往職位越高,越敢於講切中利害的真話,而大量的普通公務員,仍在官話中徘徊。

改革開放已過而立,而官員的思想解放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重塑官員話語形象是一堂必修課,也是一項涉及到能力、觀念、制度等的系統工程,在未來官員的形象要素中,將越來越重要。

施政風格:從四平八穩到高調張揚

曾經的官員形象總是嚴肅、中規中矩、小心翼翼,在最大程度上與他人保持共性,永遠是「溫良恭儉讓」的千人一面;而現在,官員們以鮮明的施政風格展現著自己的才華和個性,已成為政壇上一道別樣的風景。

從宿遷到昆明執政的仇和,上任之後新政不斷,公開領導工作電話、勒令打瞌睡官員辭職、要求1/3公務員去招商、要公務員學五門外語等等,仇式旋風刮遍春城,震撼全國,成為了中國官員新形象的代言人。此外,還有「鐵娘子」吳儀、鐵面審計長李金華、「魅力」薄熙來等一批個性官員,他們都從共性突圍到個性,或敢說敢幹,或銳意創新,如明星般贏得無數擁躉。在一項「您願意做一個有思想有個性的領導幹部嗎?」的調查中,高達72.6%的中青年官員選擇了願意。

官員的個性執政在贏得人們讚賞的同時,也帶來了爭議。人治與法治之爭成為焦點,人走政息成為憂慮。但不管是反對還是支持仇和的人都承認,他為昆明帶來了一股全新的銳氣。越來越多的官員敢於推行個人烙印分明的新政,說明我們的體制對官員個性的容忍度越來越高。在社會日益開放包容、法制體系愈加成熟完善的今後,可以預見,將會提供給官員們施展個性更大的舞台。

媒體形象:從扁平符號到立體觸摸

無論是身處鄉村還是城市,除了從身邊日常生活的變化感知官員的各項舉措外,觸摸官員形象最主流的渠道就是媒體。在建國初期,由於人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最普及的媒體就是廣播,不論是領導人還是優秀典型,其活動和事迹都從大喇叭或半導體中流出,任聽眾自行想像。後來報紙逐漸普及,上面除了文字還配有官員照片,人們對官員的形象有了更直觀的認識。在很長一段時間,媒體上所塑造的官員形象總是一種高大全的套路,官員的面孔總模糊而相似。改革開放後,隨著媒體的發展,官員「曝光率」的增加,民眾對官員個體的認知日益加深。如今,電視成了官民溝通不可或缺的媒介。學會電視傳播的大眾語系,已成為官員的必修課。老百姓不再僅僅是一個接收者,而是可以發表意見的參與者。而官員形象也更加親民。

進入網路時代後,有近4億網民作支撐的互聯網更將官員的一舉一動放大,成為了獲取形象的直接來源。國家領導人也做客網路,引來粉絲無數,成為了網路民主政治的積極實踐。在洶湧的網路「民意」下,網民甚至不僅是參與者,甚至成為了官員形象的再塑造者。周久耕的天價煙、周森鋒的打傘門等等皆為網路的集體傑作。官員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經網路的擴散,可以引發「蝴蝶效應」甚至導致一場輿論「颱風」。在媒體網路無處不及的將來,如何全方位地塑造好媒體形象,是官員們會面臨的越來越重要的考驗。

形象重視程度:從原生態到形象設計

官員對個人形象的重視與媒體的發展息息相關——以前官員都在辦公室里呆著,沒那麼多上鏡和面對公眾的機會,對形象的要求只要整潔大方就行。現在的官員卻已被媒體席捲,隨時可能面對著億萬觀眾,來贏得寶貴的政治表現分。有人指出,官員們在外交、禮賓、商務等場合的形象非常重要,對個人形象的重視,是一種必要的政治修養。有需求就有市場,官員形象包裝和設計的行業應勢而生。

包裝分兩種,一種是「秀外」,據整形專家陳煥然介紹,中國官員及其太太整容數量約佔整容總人數的15%到20%。官員整容的高峰時間是每年「兩會」之前。一般的項目是做去眼袋和去皺,有些女官員還會增加吸脂等塑身項目。

另一種包裝是「慧中」,從面部表情到肢體語言,都可以在事前進行精心策劃。湖南曾出現一家叫「千般秀」的會所,專門推出了為官員進行商務形象策劃的服務項目。在這樣的策划下,如何微笑、如何握手、如何說話等都有章可循。工作帶上了表演的色彩,種種表現亦真亦幻。

官員對形象的日益重視反映了時代的要求,然而,形象設計不能劍走偏鋒,如何讓表演不要淪為作秀,最終還得看官員的執政成果

混亂覺醒?回復於2010-10-19 14:41:31 (北京時間: 2010-10-20 2: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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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形象感懷

◎文_歐可智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60年是滄桑巨變的60年,也是幹部形象在曲折坎坷中豐富立體的60年,在歷經沉浮、大浪淘沙中逐漸完善成熟的60年。作為一名退休幹部,我想就我所親歷的一些具體事情,從不同側面觀察思考幹部形象的變化。

作風——形象

1964年大學畢業後,我本來是申請到三州(甘孜、阿壩、涼山)去當教師的,因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據毛澤東同志選拔革命接班人的指示,從雲貴川3省的大學應屆畢業生中考察選拔了50名而分配到了西南局組織部。經過一個多月的集中學習後,便到農村參加四清運動。我先後在南充的木老、舞鳳、清溪公社和簡陽的賈家公社搞了近兩年四清。

四清運動的指導思想無疑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的是「左」的那一套。但是,四清工作團(隊)幹部的工作作風、領導作風、生活作風,以及在群眾中的形象,總體上是好的,和農民群眾的關係是比較親密的。工作隊員大多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除了農閑或雨天,和社員一樣出工,挑糞、栽秧、打穀,還到城裡幫生產隊掏大糞拉回來。老同志言傳身教,為我們新來的做表率。

在木老公社二大隊七隊,我和另兩名同志住在生產隊的棉籽房裡。我在一戶下中農家搭夥,頓頓都是一鍋紅苕粥,偶爾會見幾粒米。菜就是小青椒剁爛用鹽一灠,一端就是一兩個月,見不到一點油星子。因為幾個月沒洗過一次澡,背上長了癰疽,隨便貼了一點膏藥,結果越來越嚴重,拖了半年多也不見好。面對緊張的工作和艱苦的生活,沒有誰有絲毫的怨言。那時的中國,誰不充滿革命的激情?

兩年的四清,使我對當時的農村和農民有了切身的了解,還和社員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今天的農村和40多年前比,簡直是天翻地覆的變化。然而,幹部作風不正,已成為農村干群衝突的主要矛盾。有的地方村民編了順口溜:「蹲在機關甩大袖(打撲克),下到基層瞎忽悠,富戶人家喝喝酒,飄飄然然枕無憂。」幹部形象如何適應群眾眼睛越來越亮、參政意識越來越強、監督水平越來越高的要求,已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同志——老闆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個好風氣,那就是黨內不稱官銜,從西南局第一書記到下面的一般幹部,大家都叫同志。再有就是稱年紀比自己大的老張老王老李,稱年紀小的小張小王小李,同齡人乾脆直呼其名。耳濡目染,我們新進機關的同志也習慣這樣叫,從來沒有覺得不自然、不合適、不習慣。到農村搞四清,社員都叫我「歐同志」,感覺挺親切的。

可惜,這一好風氣在上世紀80年代後消失殆盡。在一些黨的機關里,「書記」滿天飛,「常委」遍地跑,迎面碰到的都是部長、主任、處長。本來,「×常委」這個稱呼就很彆扭,但有的人你不這樣叫,他還裝著沒聽見;有的書記在講話中自稱「書記」,深怕不這樣就掉價了,丟份子了。更有甚者,有的一把手還喜歡別人叫他「老闆」,熱衷於當掌柜的,把黨的組織當成自己的領地,這是不是幹部形象的倒退呢?

毛澤東就一貫主張和提議:「黨內一律用同志稱呼,不要以職務相稱。」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曾專門發出通知,要求黨內一律稱「同志」。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再次強調:「全會重申了毛澤東同志的一貫主張,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任何負責黨員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這一寫於30多年前的黨中央的決定,現在讀來就像是針對眼下現實做的。

稱呼問題看似雞毛蒜皮,但也是幹部形象的綜合反映。到底是「老闆」形象、「鐵哥們兒」形象,還是群眾貼心人形象,是官本位,還是以人為本、黨員主體本位,是黨內人人平等,還是分三六九等,一聽稱呼便知是怎麼回事。

  「臭貨」——「俏貨」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沒想到在黨的高級領導機關工作,又是大學畢業生的我,要找個對象難於上青天。

當時,西南局宣傳部的女同志要給我介紹對象,先後介紹了3個都吹了。第一個見了一次面,先問我是什麼成份。我老實告訴她,一直填的是「小土地出租」,但分配到西南局之前,組織部的同志說我的成份應為職員,因為我的父親是革命幹部。她一聽,反問了一句:「不就是小地主嘛!」一切就此了結。

第二個是個女工,見面後她回家徵求她母親意見,她母親訓斥她道:「你撞到鬼了!怎麼去找個雙料臭貨?」原來,我一是「臭老九」,名列「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的「黑九類」——知識分子,二是「文革」中「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中西南局的「臭幹部」,豈不是「雙料臭貨」?當時,我等的形象之差、地位之低,可想而知。

第三個是個小學教師,處了幾個月後,莫名其妙地要和我停止交往。一打聽,說是她被學校的工宣隊長看上了。

後來,我們這批劉少奇、李井泉的「黑苗子」被下放到企業去,我到了重慶山溝溝里兵器工業部的一個三線企業,真是高興得很。在企業呆了10年後,又回到黨政機關,沒想到現在公務員這麼吃香,成了許多人心目中的「金飯碗」,考公務員比考大學、考研還難,真是讓人感慨萬千。

發展——形象

2008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為277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劃分標準,我國已經由長期以來的低收入國家躍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從上世紀80年代末起,就有句描寫群眾解決溫飽後的心態的話:「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當時,有人對這一現象感到不好理解,其實,這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反映。「端起碗來吃肉」,說明老百姓生活好了。在我童年的記憶里,最刻骨銘心的就是餓肚子。別說吃肉,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因為家裡負擔重,我幾乎沒吃過一頓飽飯。1958年大鍊鋼鐵,我當時就讀的宜賓一中組織學生到宜賓縣觀音公社燒杠炭,每天伐木精疲力竭不說,一雙赤腳被樹刺扎得滿是小膿泡,更難受的是忍飢挨餓。過中秋節了,我就是一堆煮紅苕填肚子。什麼時候有肉吃?大約只有過大年。「放下筷子罵娘」,說明有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這種自由基本上是沒有的,「輿論一律」,只能說一種話,弄不好就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誅連全家「永世不得翻身」。「文化大革命」初期,和我一起分配到西南局的2名大學畢業生,因為和被打成「黑幫」的一位受人尊敬的領導幹部一起搞過四清,就收繳了他們的日記,從中查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進行批判鬥爭。我本來從1957年起就開始記日記,一天也沒中斷過。從那件事以後,為了自保,我偷偷地把自己的日記付之一炬,而且從此不再記日記。

可以說,現在不僅我們的物質生活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而且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也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但是,為什麼還有老百姓意見那麼大?主要還是官員的腐敗問題,貧富差距問題,社會的公平公正問題。由此看來,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對幹部的形象要求更高。不僅要有一心一意抓發展的形象,改革創新的形象,還要有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形象、清正廉潔的形象。為什麼上世紀60年代初群眾那麼苦那麼窮,意見還沒有現在大?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因為那時幹部和群眾一塊苦,沒有什麼距離感,群眾從幹部身上看到了希望,看到了願景。

  「黑臉」——「紅臉」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不久,我便一直在紀檢監察機關工作。紀委恢復重建之初,各級黨委為紀委充實了一大批黨性強、作風實、資歷老、威望高的幹部,但與此同時,也存在紀檢幹部年紀偏大、學歷偏低、思想解放不夠等問題。當時,有人把紀檢幹部的形象概括為「黑臉」,以全國優秀紀檢幹部姜瑞峰為原型拍攝的電視劇,名字就叫《黑臉》。我雖然只見過姜瑞峰一面,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他因公來川,應邀向四川省紀委的全體幹部做過一次報告。我感到「黑臉」只是他形象的一個側面,那就是對腐敗分子和消極腐敗現象堅決鬥爭的一面。他的形象是豐富的、多層面的、立體的。我感到他還是一個非常可親可敬的幹部,對老百姓、對同志包括犯錯誤的同志,愛得深沉,工作中政策水平很高。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對送禮的態度,哪些要收,比如老百姓為感謝你送了一籃子雞蛋,你能拒絕嗎?只能以後找機會加倍奉還;哪些不能收,拒絕不了要付款或上交組織;哪些要堅決頂回去,還要批評,區分得清清楚楚,又很講究處理的藝術。在姜瑞峰、王瑛等許多優秀紀檢監察幹部身上,完整全面地體現出紀檢監察幹部的形象。

經過30多年的探索和實踐,中央紀委監察部在總結歷史和現實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做黨的忠誠衛士、當群眾的貼心人」的自身建設主題和可親、可信、可敬的形象要求。後來又對這一要求深化、拓展和具體化為對黨和國家無限忠誠、對腐敗分子和消極腐敗現象堅決鬥爭、對廣大幹部和群眾關心愛護、對自己和親屬嚴格要求。「四個對」抓住了紀檢監察機關自身建設的根本、關鍵和要害,從紀檢監察幹部應當具備的基本政治品格,應當擔負的基本職責,到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及自身行為都進行了規範。

由此,也為幹部形象設計提出了一個思路:各行各業的幹部,是否也應結合自己的職業特點,提出具體的可操作的內在要求和形象要求,把幹部的一般形象和具體形象融為一體,變成幹部的自覺追求和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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