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的「一國兩制」才剛開始

中國政治的「一國兩制」才剛開始 香港資深媒體人 紀碩鳴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香港高等法院頒禁止令嚴禁阻塞交通,香港民調逾八成民眾叫停佔中,泛民與學生組織對是否撤離產生分歧,警方伺機旺角清場,卻無論如何無法驅散意圖佔領的人群,佔中與反佔中進入拉鋸戰。然激進示威者衝撞立法會、向警察扔雞蛋、噴滅火筒,和平佔中出現了暴力傾向。示威者和警方都失去了耐心,衝突中流血狀況隨處可見,且越演越烈……佔中學生領袖開始絕食。這一切都因香港要走向民主而起。

香港主權回歸,基本法承諾香港的資本主義邁向民主,但難以預料的是,香港民主化征程邁開的是如此艱難的步伐。

街頭衝突被指是一場「雨傘革命」,官方對這一事件的定性是「非法」,不僅是反政府更是反政權,讓「一國兩制」能否繼續存在倍受考驗;台灣的輿論更加直白,香港街頭撐起的黃色雨傘數十天不退,意味著「一國兩制」已經破產。

「一國兩制」實踐十七年來,遭遇最為嚴峻的考驗。但不管怎麼說,從學生罷課到發起佔中,從警方催淚氣體驅趕到政府與學生展開談判,再到佔中與反佔中的僵持、拉鋸,最終都會結束曠日持久的對峙從而回歸對話。這都是民主化會經歷的過程而已。

雖然,試圖以佔中警醒政府卻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擾民、破壞法治的情況,但這是否意味「一國兩制」的終結?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民主發展本身就是一個過程,「一國兩制」更沒有現存的經驗可以鏡鑒,只有探索。

依馬列主義理論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就是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新的政權。不過,香港需要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在香港回歸之日北京作出過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現代社會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重要方式就是以民主制度制衡社會矛盾。這就註定在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會不斷加深,還是必須選擇資本主義制度,必須選擇民主的道路。

香港回歸十七年,從已經高度融合的經濟「兩制」,到開始嶄露頭角的政治對立,香港政治的「一國兩制"其實只是剛剛起步。

不滿北京給出的2017年選舉香港行政長官的民主普選方案,佔中人士遍街徹夜留守金鐘、銅鑼灣、旺角不願撤離,抗議人群要癱瘓香港以改變命運;而為統一台灣、香港主權回歸設計的「一國兩制」卻被悲觀、嘲弄直至憤慨的情緒掩埋。在警察的胡椒噴霧、催淚彈和抗議的雨傘陣、群情洶湧的對峙中,「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經濟上的「一國兩制」給了香港十七年的繁榮穩定

香港回歸前,西方輿論普遍不看好「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最具代表的是美國《財富》雜誌在1995年6月底撤銷了「香港之死」的封面文章。在政權交接時,英國代表也稱「一國兩制」是一個「烏托邦」。但主權回歸中國後十多年的實踐,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一路走來,雖然磕磕碰碰不斷,但總體上在起伏不定中保持了繁榮穩定。

在國際知名機構的評選中,香港仍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最自由的經濟體、亞洲最具活力的城市。儘管遭遇亞洲金融危機、「沙士(SARS)疫情和國際金融危機等衝擊,香港地區在2004年至2012年間,本地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約4.6%,是同期其他發達經濟體平均值的近2倍。2012年香港人均GDP達到了36660美元,為歷史上最高。先前移民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香港人在香港的希望中,又掀起了一股返港潮。回歸10周年之際,「看走眼」的美國《財富》雜誌也不得不承認:「好吧,我們錯了!」

可以看到,回歸前後,商業的香港不斷遭遇來自各方的磨難,亞洲金融危機、網路科技爆破、禽流感、SARS、08年國際金融危機等。危機來臨,中央政府出手打救,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和香港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開放自由行等。用內地的大市場溫暖香港趨涼的經濟,這是香港可以保持繁榮穩定的最重要原因。

事實上,內地經濟發展了,中國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讓香港走出經濟困境只是小菜一碟,更何況,中國市場經濟越益成熟,和資本主義香港的市場經濟已經沒有本則的區別。兩地經濟上的落差減少,差異縮窄,北京毫無顧慮一擲千金以保香港繁榮穩定,實現經濟的「一國兩制」,這對北京來說沒有任何障礙。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章第五條中便提到:「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在經濟上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舞照跳,馬照跑,北京做到了。中國有這樣的實力,有些時候甚至比香港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普選矛盾讓政治上的「兩制」分歧攤牌

揭開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序幕,令香港進入了政治的「一國兩制」時代。「一國」下「兩制」的分野,衝突和落差是必然的,分歧主要來自政治及意識形態層面。香港自知冷暖,對北京的經濟支持,政策關懷絕不推讓,照單全收。但對涉及意識形態和政治取向,香港基本上選擇了一概拒絕。直至這一次涉及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將原來的政治分歧全盤端出,推向桌面。泛民主派期待原汁原味地一步到位,獲得更多的政治利益,北京則忍無可忍,決定不忍,守住絕不在制度上讓泛民得益的底線。這是一種攤牌和對決。

其實,回歸以來,香港涉及政治的「一國兩制"的分歧從來都沒有停止過。

2002年至2003年期間,按基本法規定香港就涉及國家安全的二十三條立法,立法過程引起香港各界反彈,特區政府只能終止了立法程序;親北京的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上任以來一直受到要求下台的壓力,在各種倒董勢力強壓下,2005年3月10日董建華以健康為理由,提前向中央人民政府請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05年提出2007年行政長官及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之改革建議,最後未能通過,政改原地踏步;2012年9月8日,在社會的壓力下,梁振英宣布取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三年開展期的規定,「反國教"狙擊成功。「一國兩制"觸碰到香港政治,政府屢屢遭挫。

回歸17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得以順利推行,基本上都是在經濟層面上。到政治層面,由於雙方的政治落差很大,推進步履艱難。北京認為香港存在深層次矛盾,卻又讓各方覺得,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就是民生、貧富差距的矛盾。依北京的思路,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主要依靠經濟手段,以為通過經濟上「放水"可以解決問題。沒有意識到,香港的主要矛盾,始終是「兩制」中的政治差別和政治矛盾。

政治才是考驗「一國兩制」能否成功的試金石

當香港進行到政改普選這一刻,走入了「一國兩制」的核心,現實告訴大家,資本主義制度和原來的生活方式不僅僅是經濟的,還無法迴避要面對政治,香港深層次矛盾更多的是政治矛盾,是「一國」和「兩制」關係的問題。缺少政治上應對設計,是回歸17年來政府最大的弱項。

這一輪的政改較量是,中央政府強調「管治授權",以強硬的政治姿態面對2017年特首普選的挑戰;泛民主派亦以佔中激烈衝擊試圖逼北京撕開口子。但泛民主派和抗議學生這一次是碰到了天花板,政府也感受到觸底反彈的壓力。

不過,儘管衝突顯得激烈,但始終還在「一國兩制」的範圍內,包括對中央管治權和高度自治關係的不同理解、在基本法框架下民主進程要求的衝突、以及普選特區行政長官主導權的爭奪等。即使發生街頭抗爭以及政府施以適當的武力驅散,都是香港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下的博弈反映,是不同制度下不同表現形式,而不是對「一國兩制」的否定,也不存在破產一說。

在取得香港「一國兩制」經濟成就後,香港進入了如何面對 「一國兩制」政治考驗的時期,這是「一國兩制」能否取得成功的試金石。

香港的未來:中國需要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

未來會怎樣?佔中之後,悲觀地估計,香港「一國兩制」的空間有可能更為收窄,北京擔憂翻版的顏色革命在香港開花,進一步加強控制。香港的民主政治只能小步前行。

即使是社會主義,民主發展也是潮流,香港還需要政治改革的成熟時機,等待內地民主發展,兩地落差如經濟般大幅縮小,也是香港民主發展露出曙光的時候。正如鄧小平1987年《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所言,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國以後五十年政策不變,包括我們寫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還要說,就是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依鄧小平表達的意思,五十年後,內地也趕上來了,香港民主發展就會有更多的機會。

樂觀估計,經此一役,政府和泛民都明白對方的低線,「一國兩制"下,知道當下什麼可為什麼不可為,知道長遠的終極目標。鄧小平說:「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制定『一國兩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存在。沒有點勇氣是不行的。」有勇氣就可以各退一步海闊天空,在成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中國需要讓一部分人民主起來時,香港的民主步伐絕對有望大步邁出。政治的「一國兩制」和經濟的「一國兩制」一樣,需要經過核心制度層面上你來我往的磨合甚至博弈,才能走向成熟。這不是破產而是新的開始。

北京沒有因為受到衝擊而放棄「一國兩制」,國家主席習近平國慶講話中強調,中央政府將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堅定不移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北京亦沒有放棄香港的民主發展,結束佔中僅是民主博弈進程中的一環。

不過,政治的「一國兩制」應該更多的是在堅持原則下建立制度性的協商、對話、妥協機制。政府和抗議者都應該極力避免矛盾激化,避免激進,讓香港的民主進程多一些空間。

不管怎麼說,「一國兩制」遠未到終結時,政治的「一國兩制」還在民主發展的過程中。沒有分歧、沒有衝撞就不是「兩制」,某種程度上,一黨之下的兩種制度真正政治較量以及妥協才開場。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 霍默靜 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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