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論語與算盤》談日本影響中國

　　在19世紀之前日本一直受到中國的影響，但從19世紀末開始這一局面迅速發生逆轉，中國越來越多地受到日本的影響。這種影響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清末到民國初期，這一時期日本對中國的影響，是借鑒日本的強盛和通過日本這一橋樑學習西學；第二個時期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這一時期日本對中國的影響集中表現在技術和經濟層面，如在十幾年中日本的電器成了中國人的最愛。文化「軟實力」的影響沒有技術和經濟方面強烈，但程度不同也在起著作用，我想以我翻譯澀澤榮一的《論語與算盤》（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為例來談談這方面的影響。

走向「經濟之路」與「倫理真空」

　　當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時候，它實際上是展開了一場全新的試驗。市場經濟不僅需要一整套與之相適應的相互配合的制度特別是法律規範，而且也需要一套新的價值觀和倫理道德基礎。

　　從貧窮革命的價值觀轉變為富裕光榮的價值觀並不難，難的是大家如何走向富裕之路。這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是，如何把經濟、市場與倫理和道德結合起來。但我們遇到了嚴重的困境，這種困境之一是，誤認為「經濟」與倫理和道德是彼此不相干的，有人甚至提出了「經濟學不講道德」這種容易引起混亂的論題；另一個困境是，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倫理差不多變成了真空，因為以鬥爭為中心的革命道德不能用之於市場經濟，傳統的儒家道德又被認為是阻礙經濟和利益發展的過時之物，這正是20世紀80年代強烈反傳統的表現之一。結果，市場經濟同倫理道德之間就出現了嚴重的脫節和分裂。這是理論上的，更是實踐上的。規範經濟活動和市場的法律不健全，倫理道德又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中國市場經濟充斥著為了利益而不擇手段的現象，自然不難理解。

　　就像現代中國人廣泛接受西方近代科學時以遺憾和相見恨晚的心態追問中國為什麼不能產生近代科學那樣，當資本、富裕和市場經濟成為新時期中國人新的理念的時候，中國人也以悔意同樣開始追問為什麼中國沒有自發誕生資本主義，雖然有人一直堅持認為明清之際中國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實際上，20世紀初，韋伯已以「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論題回答了這個問題（中譯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87年由三聯書店出版）。當「經濟」被看成是整個社會具有決定性的東西時，韋伯則從宗教改革產生的「新教倫理」這一側面來揭示西方資本主義誕生的奧秘。韋伯的基本立論是，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精神同新教的懲忿禁慾、天職（職業）、勤奮、忠誠等倫理之間存在著相應關係，而其他文明如中國（見韋伯的《儒教與道教》，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印度（見韋伯的《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2006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等，由於缺少這種倫理而沒有產生出資本主義精神。對「韋伯論式」中「儒教」與中國經濟生活的關係，中國有兩種不同的反應，一種反應是質疑韋伯的看法，並從東亞受儒教影響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我國台灣等資本主義來論證儒教對資本主義和經濟的發展起著類似於新教倫理的作用；與之相反的另一種反應是，認為儒教對資本主義精神或者廣義的經濟生活精神是相抵觸的，並詰問作為儒教大本營的中國為什麼在經濟生活上嚴重滯後了。

「士魂商才」與《論語》

　　日本在從傳統社會向近代化的轉變中，對曾經是日本精神傳統之一的儒教也經歷了以啟蒙理性進行批判和創造性轉化的兩重立場，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代表了前者，實業家澀澤榮一則代表了後者。澀澤榮一原走的是仕途，已經升任到了財政部的高級官員，但他不顧朋友們的勸阻，果斷辭別政界，投身於實業和商業之中。他回憶說：「明治六年（1873年），我辭去官職開始從事多年來所希望的實業，從此，就同《論語》有了特別的關係。這是由於我開始成為商人的時候，心裡突然感到，從此之後，我必須以銖錙必較的方式來處世，在這情況下，應該抱一種什麼態度呢？我想起了之前學過的《論語》。《論語》所講的是修身待人的普通道理，是一種缺點最少的處世箴言。但能不能用在經商方面呢？我覺得，遵循《論語》的箴言進行商業活動，能夠生財致富。」（P10）

　　在澀澤看來，日本作為近代文明國家需要具有強大的物質和經濟力量，為此就必須改變日本傳統社會輕視商業的官本位價值觀、改變「無商不奸」、「為富不仁」的劣根性。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呢？他根據日本過去提出的「和魂漢才」，提出了「士魂商才」，探尋日本武士精神同商業才智的結合，認為孔子的《論語》是培養武士精神的根基，商業才智也必須以道德為根本。人們一般不會把《論語》與算盤相提並論，這兩者看上去似乎風馬牛不相極，但澀澤堅信，「算盤要靠《論語》來撥動；同時《論語》也要靠算盤才能從事真正的致富活動」（P3）。他認為，孔子決不輕視財富和利益，孔子說的「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最能說明這一點。後儒視財富與正義不相容，主張「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是對孔子的誤解。孔子要反對的只是「為富不仁」、「見利忘義」等卑劣行為和做法。澀澤一直強調，《論語》與算盤是完全一致的，商業與道德必須統一起來。真正的生財之道，真正的商業精神，就是為富而仁、為利而義。任何商業和經營，如果不以仁義和道德為基礎，都將是短命的。在澀澤的眼裡，《論語》不啻是一部商業聖典。澀澤以他自己的實踐和巨大成功，親證了《論語》與算盤、商業與道德的神奇結合，親證了東方資本主義與孔子儒教之間的相應關係。他被譽為「日本近代化之父」、「日本近代實業界之父」。在日本，把《論語》同算盤和經商結合起來，當然不限於澀澤榮一，但澀澤榮一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競相翻譯《論語與算盤》

　　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遇到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一些人為了追求財富和利益而失德喪倫。市場經濟是以誠信和法律為基礎的經濟，交易如果沒有誠信, 而法律又不健全，市場就會變得不可預期，人們的經營狀況可想而知。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除了改革政治和健全法律之外，就是如何培養人們的經濟倫理和商業道德。正是為了解決中國市場經濟的失德失范，尋求倫理、道德與市場和經濟的結合，澀澤榮一的《論語與算盤》就進入到了中國人的視野中。

　　以北京大學與東京大學聯合培養博士的身份，1986年底我到了日本東京大學。在日本學習期間，我從圖書館借出複印了這本書，這是1988年3月回國時我從日本帶回的文獻之一。回國後，我並沒有很快翻譯這部書，一直到1993年我才著手翻譯此書。1996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此書（據日本國書刊行會1985年版譯出），也了卻了我的一個心愿。

　　在此書的《譯者序》中，我重點介紹了內容之後，強調此書「對健全地發展中國的市場經濟，改變現在的無道德狀態大有裨益」。我為此書加的副標題是「人生?道德?財富」，並且為了幫助讀者理解，加了許多注釋。我希望通過此書在中國傳播澀澤榮一的「仁富合一」、「義利合一」、「德財合一」的經營理念，以使對中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知識界談到「經濟倫理」和經營理念，常常會說到《論語與算盤》，它同我們提出的「儒商」觀念有一定的關係。人們逐漸認識到商業道德和經濟倫理的重要性，國內不時召開有關儒商的學術和實踐討論會，也開始產生了一些把儒家倫理道德與自己的經營和致富結合起來的企業家。2007年初，我翻譯的《論語與算盤》由江西人民出版社重印（2007年1月）。

　　我的譯本出版不久，我得知此前已經有了宋文、永慶先生的譯本，這一譯本1994年由九州圖書出版社出版。我想他翻譯此書應該同我抱有類似的願望，即建立中國的「經濟倫理」。

　　2007年7月，中國言實出版社出版了戴璐璐的譯本，題名為 《右手論語　左手算盤》。楊叔子先生推薦此書說：「《論語》就是企業的基礎，一個人最大的義就是對國家對民族最大的利！」

　　2009年8月，李建忠的《論語與算盤》譯本，由武漢出版社出版。這個譯本的正封上印有「現代儒商第一讀本」、「日本企業之父的商務聖經，現代儒商必備的經營理念」、 「義利合一+士魂商才：儒商精神和人格的基石」等引人注目的口號。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澀澤榮一的《論語與算盤》這本小書，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大進程。這也正印證著一個真理，虛心向他者學習總會有福的。

《論語與算盤》帶來的助力

　　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經濟、社會、價值觀等各方面的轉型和發展，整體上是「合力」作用的結果，其中的每一個分力哪怕是小的分力，都有其積極的意義，就像所有的小河、小溪都加強了大河的洪流那樣。說起來，《論語與算盤》不過是一部小書，但它伴隨著當代中國的變遷和進程，是對當代中國產生了一定影響的一部書。

　　當代中國發展的焦點是經濟的發展，如何建立現代商業、企業首先需要的是商才和合理的經營。所有的商業和經營活動都需要精打細算，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利潤，這是韋伯所說的經濟的「合理性」。澀澤榮一用「算盤」形象地概括這一點。他強調一個國家要富強必須發展商業和財富，這一點非常適用中國改革新時期的發展目標；他強調「商才」和經營智慧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使經濟還處在逐步上升階段的中國人越來越認識到，商業和企業越發展，經營者的知識、管理水準就越重要，他就越需要提高自己。澀澤榮一的提倡，強化了中國人的「商才」觀念。

　　《論語與算盤》給予中國人的最大影響，是它在中國經濟倫理和商業道德的建立過程中起到了類似於「現身說法」的作用。當代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不少商業和企業在經營中充斥著為了利益不擇手段、見利忘義、富而不仁的「失德」現象。澀澤榮一信守孔子的「義利義合一」和「富仁合一」的理念，結合自己的經營經驗和實踐，反覆強調真正的長遠的商業利益，都要以「仁義」為原則；一位真正的企業家，需要把自己的經營和商業活動建立在倫理和道德的基礎之上。在澀澤看來，經營的「商才」非常重要，但「商道」更是經營和企業的靈魂。這是《論語與算盤》這部書的精義，它促進了中國「儒商」和「商道」觀念的發展。

　　80年代的中國，還有強烈的反傳統特別是反儒家的傾向，這種傾向整體上把儒家看成是「現代化」的障礙。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經歷了從這種簡單的反傳統中走出來、重新認識傳統和儒家價值的過程。一位外國人，重新評價孔子和《論語》，從孔子那裡，從《論語》那裡找到了商業和經營之道，這對儒家的故土來說，具有明顯的示範性。《論語與算盤》成了我們認識傳統和儒家重要精神資源和價值的媒介之一，對於我們認同傳統和儒家，對於我們把現代與傳統的良好結合，它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潛移默化的作用。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本文編輯　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