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原配夫人朱安：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

封面新聞記者 薛維睿

去年是魯迅先生逝世80周年，有媒體文化頻道發布了年度魯迅文學大數據，與魯迅相關度最高的家族成員中，「朱安」榜上有名。談到朱安，我們都知道她和魯迅那段可悲的婚姻，但對於這箇舊式女性本身，我們知之甚少，直到一本《朱安傳》出來，她整個人才具體起來。

這部傳記通過走訪朱氏後人和搜集相關史料，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軌跡，我們可以看到她嫁入周家後的人生中，怎樣像蝸牛一樣想爬向魯迅，直到最終承認自己沒有力氣再爬，「作為一個舊式女性，在不斷追求者新社會的丈夫心中，她像一篇無法醫治的病灶一樣牢牢地駐紮下來」。

作者喬麗華分析得很透徹，「魯迅的矛盾在於，他決定陪著無辜的女性做一世的犧牲，可同時他又不願意遷就朱安的那些缺點，不願違心地表示『虛偽的溫存』」。他也因此承受著沉重的精神折磨，陳丹青說，「魯迅文風的陰冷、偏激、滯澀，也與朱安這個背景有關，從這個意義上說，朱安成就了魯迅。」

根據《朱安傳》中的考證，魯迅和朱安的婚姻其實有很多必然的因素，周朱兩家在很早之前就已經定親，最終的這門婚事是魯迅母親魯瑞做的決定，她後來這樣回憶：「他（魯迅）雖有些勉強，但認為我既作了主，就沒有堅決反對，也許他信任我，認為我給他找的人，總不會錯的。」

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決定，以致於魯老太太在之後完全放棄再為她其他兒子安排終身大事，連周作人娶日本媳婦的她也默默接受，「看到他們（魯迅和朱安）這樣，我也很苦惱，所以二先生、三先生的婚事，我就不管了」。

斷髮照，魯迅1903年攝於日本東京。

這段婚姻里連最基本的交流都是匱乏的，同住在一起的時候，魯迅和朱安每天幾乎只有三次對話：一是叫早，回答是「哼」；二是臨睡問是否關門，回答是「關」或「不關」；三是索要家用錢，回答是「多少」？

朱安到底是個怎樣的人，魯迅為何對她如此冷漠？

「她身材瘦小，臉色狹長，顴骨突出；由於纏足，行走時有些顫顫巍巍」。在朱家門台內，女人不能上私塾，不鼓勵讀書寫字，唯一要知道的就是一本《女兒經》的閨訓。而彼時的魯迅在日本留學，接受了新式思想，尤其是看見日本的女性，「即使是下女，也都接受教育，能夠閱讀，寫信。」

朱安

在沒見到朱安以前，他並非沒為這段婚姻做過努力，魯迅曾寫信勸朱家姑娘放下裹腳，學習讀書寫字，希望減少兩人之間的差距，但在這個傳統的「小腳女人」顯然無法做到。

1906年，朱安已經28歲，因為魯迅遲遲不回來，魯老太太只能借病將他從日本騙回來成婚。據孫伏園回憶，魯迅到家一看，家居全新，新房已經布置停當，萬事俱備，只等他一個新郎，「他始終不忍對自己最親切的人予以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因為知道這位周家少爺對女人裹腳不太滿意，結婚這一天，朱家特意讓新娘穿上大一號的鞋以裝作大腳。後來魯迅母親回憶，那天花轎進門，掀開帘子，一雙新娘的鞋子從轎子掉了出來，因為這雙婚鞋對她過分地大了。

有老人說婚鞋掉了不吉利，魯老太太不相信這些話，但無論如何，這段婚姻的悲劇已經開始。結婚當晚，見了新娘，魯迅一句話也沒有講，第二天晚上就睡到書房去了，「聽說印花被的靛青把魯迅先生的臉也染青了，他很不高興。」

他早知道這個妻子不會合意，但結婚後發現他之前的勸告全是無用，新娘子沒有放腳，也完全不識字，實實足足是箇舊式女子。但他既選擇了接受，就只能這樣下去，「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供養她，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結婚四天後，他又回了日本。

紹興魯迅故居陳列的二樓婚房內景。

1909年8月，魯迅在日留學七年以後，終於回到故鄉。不知道朱安對歸來的丈夫有沒有什麼期待，但魯迅的態度顯然和三年前一樣冷淡，他常住在當時任教的學校，即使回家也獨自睡一間房。

家裡的人自然很著急，魯老太太不懂他到底覺得她哪裡不好，魯迅只說是與她談不來，比如有一次，魯迅告訴她日本有一種東西很好吃，她說是的，她也是吃過的，但這個東西又恰好只有日本有。魯迅覺得和她談話沒有趣味不說，她還要自作聰明，話不投機半句多，索性不再與她交流了。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朱安面對魯迅的自卑，兩個人之間的天平傾斜太嚴重，一個委屈也求不了全，一個卻已經決意要去過一個人的生活了。1912年，魯迅離開紹興北上，兩個人又開始長達七年的獨居生活。

從新婚之夜開始，朱安沒有得到過一天的關愛，魯迅既是那個冷漠的肇事者，也是背負沉痛精神包袱的受害人。在北京的七年，他過著一種獨身的寂寞生活，在北京紹興會館埋頭抄古碑，儼然一個精神上的苦心僧；而朱安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抽上了水煙，從此再沒有離過手。

這種生活持續到1919年，那一年魯迅和朱安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魯迅在《吶喊》中也寫過，周家在他小時候遭受變故，他的父親病故，家中只剩母親支撐，到這一年，周家更是徹底敗落，整個門台都賣出去了。於是，魯迅準備將家人接到北京同住。

朱安自然不願意離開紹興老家，但她不能不跟隨魯迅北上。12月24日，魯迅帶上家人離開，他在《故鄉》里寫過這趟旅程，「我躺著，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但對當時的朱安來說，內心的恐慌感應該是前所未有的。

魯迅北京居所，西三條北房。

到了北京以後的日子，朱安還是事無巨細地照顧著魯迅，她白天忙著張羅飯菜，並從菜的剩餘判斷魯迅的口味；平日絕不去打攪他工作，甚至總是提醒同院的俞家姐妹安靜些，「大先生回來時，你們不要吵他，讓他安安靜靜寫文章。」

而魯迅為了不同朱安講話，甚至想出了一個方法，他把一個箱子放在床下，裡面裝著他換下來要洗的衣服，箱蓋則放在朱安屋外，蓋子翻過來，口朝上，代表裡面放著他替換的乾淨衣褲。「這樣，彼此間連說話也不必了。」

朱安也不是全無脾氣，有一次魯老太太過生辰，親朋好友都來了，朱安在開席前穿戴整齊走出來，向親友們跪拜道：「我來周家已許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會離開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後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說完之後，她叩頭退回房了。魯迅那次感嘆，中國的舊式婦女也很厲害，從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爭取過去了。

到北京這年，朱安已經40歲，已經不指望可以為周家生兒育女，但仍然在很努力爬向魯迅。然而漸漸地，魯迅身邊出現了許多新式的女學生，朱安發現她們和自己是如此不同，剪短髮、穿裙子，性格活潑熱鬧，講的都是些她聽不懂的事情。喬麗華說，朱安的自卑是雙重的，「在男性面前，她已經習慣低頭；在新女性面前，她又一次發現了自己的缺陷，陷入更深的自卑。」

她曾偷偷跟著她們學體操，也下狠心去剪了髮髻，直到她看到魯迅給借住在家裡的許廣平剪頭髮，「她第一次發現，一向冷峻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

許廣平

終於到了1926年，魯迅和許廣平一起離開了北京。後來，魯老太太先是收到信，她得知先生和許廣平同居，然後又知道了許廣平懷孕的消息。

一直以來，朱安都知道她和魯迅之間的差距，但她總是以為，只要自己好好服侍他，以後總會好起來的，但那一次她終於感覺自己跌倒谷底：

「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

從此之後的十年時間裡，朱安只再見過魯迅兩次。那十年的漫漫長日，「對住在西三條的婆媳倆來說，一個月中最高興的事收到大先生的來信」，一直到1936年，魯迅先生溘然長逝。朱安從此和魯老太太相依為命。

朱安晚年的生活一度跌入困頓，靠著周作人和許廣平的接濟勉強過活，她離世前一天，南京《新民報》的記者曾去採訪過她，提起魯迅，她說，「周先生對我不算壞，彼此間並沒有爭吵，各有各的人生，我應原諒他」；她又說許廣平待她極好，在物價飛漲中不斷給她寄錢來。

記者提出想去看看魯迅先生的書房和套院，她說園子已經荒涼，她沒有心思再去整理，魯迅生前最喜歡的那株櫻花，也被蟲咀壞了，「去年我才將它砍倒。一切都變了，記者先生。」

本文資料和圖片均來自喬麗華《朱安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