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詩歌的三大流派

北宋最初一個階段，詩人效仿白居易詩體曾經成為一種風氣。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徐鉉和王禹偁，正如《蔡寬夫詩話》說，宋初「士大夫皆宗樂天詩，故王黃州主盟一時」。但過去有的文學史研究者把王禹偁描敘為似乎是有意識與「西昆體」對抗的詩人，這是不準確的。實際上，不但白體詩的流行很早，而且當《西昆酬唱集》問世而使「西昆體」廣泛流行時，王禹偁已經去世了。 　　徐鉉（916—991）字鼎臣，廣陵（今江蘇揚州）人。他本是南唐末年的重臣，那時南唐受著宋王朝的壓迫，他的處境也很艱難；後隨李後主降宋，雖然做到散騎常侍，但言行不能不十分謹慎，心情也始終是壓抑的。他在痛苦中掙扎，只好求寧靜于山水，求解脫於佛道，或在繁忙的交遊宴飲中排遣愁悶，總算維持著心理的平靜。有《騎省集》。 　　徐鉉的詩大多有一種索寞中略帶悵惘的情愫，他把這種情愫寫得很淡，語言也是清淡自然的，少有生澀的地方，如《登甘露寺北望》： 　　京口潮來曲岸平，海門風起浪花生。人行沙上見日影，舟過江中聞櫓聲。芳草遠迷揚子渡，宿煙深映廣陵城。遊人相思應如橘，相望須含兩地情。 　　這詩可以推斷是寫於南唐覆滅後。末二句用「橘遷於淮北則為枳」的典故，表現對江南故國的依戀。但全詩大半部分只是在寫一片蕭索迷濛的景色，看不出很強烈的情緒；末二句也是借「遊人相思」著筆，不正面寫自己。此外，像《和鍾郎中送朱先輩還京垂寄》的「春愁盡付千杯酒，鄉思遙聞一曲歌」，《九日落星山登高》的「黃花泛酒依流俗，白髮滿頭思故人」等等，大抵都淺切流麗。也許是他生長於江南的緣故，他也寫有若干首《柳枝辭》一類的擬民歌，雖不像民歌那樣樸素俚俗，語言還是通暢淺易的，如： 　　老大逢春總恨春，綠楊蔭里最愁人。舊遊一別無因見，嫩葉如眉處處新。 　　白居易後期的詩，在清淡的語言中流露出一種雍容閑散的心情，北宋初崇尚白體的詩人，也常有這種情況。如曾兩度拜相的李昉就是一個例子，他常用隨意閑談的筆法，寫出絕無焦灼苦悶的心境。而徐鉉的情況並非是如此的。他只是努力求得平靜，排遣苦悶，內心實際是失意而灰暗的，這種心境總是會在某種觸景感傷時顯露出來。再則，徐鉉也是一位文字學家和音韻學家，這兩方面的原因，使他在寫作那些清麗流暢的白體風格詩篇時，對聲律、字句和意象的選擇，都比較講究，這在前面舉出的例子中是可以體會到的。而有些五言詩，更有精緻細巧的一面，例如《和明道人宿山寺》中「磐聲深小院，燈影迥高房」，《臨石步港》中「吹浪遊鱗小，黏苔碎石圓」，《寄從兄憲兼示二弟》中「斷雲驚晚吹，秋色滿孤城」等詩句，都於自然淺近中加入了推敲錘鍊之功，並且呈現出幽逼的意境，這又帶有賈島詩派的特點。 　　在宋初學白居易詩風的詩人群中，最重要而且不為白體所縛、能寫出自己特色的是王禹偁。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巨野（今屬山東）人，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進士，當過翰林學士，三任知制誥，又三次受黜外放，晚年曾任黃州地方官，故又稱「王黃州」。 　　他為人剛直，懷有正直士大夫的社會責任感和來自儒家傳統的政治倫理觀，敢於說話。他自稱要「兼磨斷佞劍，擬樹直言旗「（《謫居感事》），在第三次遭貶斥去黃州時，還是很不服氣地寄詩給當權者說：「未甘便葬江魚腹，敢向台階請罪名」（《出守黃州上史館相公》）。有《小畜集》。 　　出於士大夫的社會責任感和道義良知，王禹偁寫下了一些反映民間疾苦的詩篇。如他在京任諫官時所作《對雪》，從寒冬大雪無公務、一家團聚飲酒落筆，寫到自己因此而想起「輸挽供邊鄙」的「河朔民」和「荷戈御胡騎」的「邊塞兵」，在此酷寒天氣中會是如何艱辛，最後歸結到自責：自己身為諫官，卻並未充分盡責，實是「深為蒼生蠹」。還有貶官商州時所寫的《感流亡》，描述一戶因旱荒而從長安流亡到商州的貧苦人家的艱難情形，最後同樣歸結到自己仕宦十年，無所作為，只是「峨冠蠹黔首」，所以不應該因被放逐而悲嘆。這種構架在白居易晚期詩歌中是已經出現過的。但比起杜甫以及白居易早期的同類詩歌，我們會感覺到這些詩的感動力要差得多。這是因為：第一，詩人對自己表示同情的對象的心情並未有像杜甫、白居易的一些優秀作品中那樣具有深入的理解，他們在詩中的形象顯得乾枯；第二，詩歌的後半部分歸結到自身時，在自譴中顯示出很強的自我表白意味，實際上這成了詩歌的重心；第三，這些詩在藝術上往往有些粗糙，表達「意義」的慾望比抒發情感的要求顯得更加強烈。所以說，這一類詩固然有其可貴之處，但其缺陷也是很明顯的。而上述特點，在後來的宋詩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真正能反映王禹偁詩歌藝術造詣的，還是那些描繪山水景物、抒發內在情懷的作品，如《村行》： 　　馬穿山徑菊初黃，信馬悠悠野興長。萬壑有聲含晚籟，數峰無語立斜陽。棠梨葉落胭脂色、蕎麥花開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悵？村橋原樹似吾鄉。 　　又如《寒食》： 　　今年寒食在商山，山裡風光亦可憐。稚子就花拈蛺蝶，人家依樹系鞦韆。郊原曉綠初經雨，巷陌春陰乍禁煙。副使官閑莫惆悵，酒錢猶有撰碑錢。 　　這二首詩作於商州，王禹偁當時一方面為政治上的挫折而感到悲哀，一方面也常以老莊哲學來寬慰自己，在大自然中忘懷個人命運的不幸。前一首中「數峰無語立斜陽」一句，以擬人手法寫自然景物，使之帶有生動的趣味，這種寫法在唐代還不多，在以後的宋人詩詞中漸漸多起來，所以值得注意。 　　二首詩的結句，雖著眼點不同，但都是試圖把苦悶加以淡化，也已表現出宋詩的理智傾向。這二首詩的寫法很有白居易詩的特點，語言淺切，敘述從容連貫，層次清楚，沒有突兀驚人的意象，也沒有跳蕩的表現，色彩鮮明但並不濃膩。詩中的對句，雖工整卻頗為自然，讓人感到親切而不吃力。王禹偁詩常是這樣淺易流暢、娓娓道來，而頗有情味的，像《初入山聞提壺鳥》中「商州未是無人境，一路山村有酒沽」，《寄毗陵劉博士》中「下岸且尋甘露寺，到城先問惠山泉」等等，可舉的例子很多。他在《馮氏家集前序》中所讚揚的「詞麗而不冶，氣直而不訐，意遠而不泥」即中正平和、自然流暢的風格，亦即是他所追求的風格。 　　另一方面，王禹偁也吸收杜甫詩的某些特點。據說，他兒子說他的詩與杜詩相似，他便喜不自勝，自稱「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賦村居雜興詩二首……聊以自賀》），他還說過「子美集開詩世界」（《日長簡仲咸》），對杜甫備加推崇。因此，在王禹偁詩中常可以看到杜詩的痕迹，如《新秋即事》三首之一： 　　露莎煙竹冷凄凄，秋吹無端入客衣。鑒里鬢毛衰颯盡，日邊京國信音稀。風蟬歷歷和枝響，雨燕差差掠地飛。系滯不如商嶺葉，解隨流水向東歸。 　　詩寫羈旅中的孤獨凄涼之感和對京城的思念，透露著在政治上不甘沉落的心情。不但內涵與杜甫的詩近似，那種嚴謹的、開合變化的結構，起伏頓挫的格律、工整的對仗、情與景的相互襯托，都與杜詩相近。只是它不像典型的杜詩那樣沉鬱有力，氣象壯闊。而比起率意淺切、舒緩流暢的白體詩來，它顯得結構緊密多變化，語言上經過更多的錘鍊。其實，就是前面所舉出的《村行》和《寒食》，雖說學杜詩的痕迹沒有《新秋即事》這樣明顯，但也是寫得比較細緻而又曲折和含蓄的，並不是一味的流滑。此外像七律《再泛吳江》、《今冬》，七絕《杏花》、《春居雜興》等，也是如此。因此，清人賀裳說他「雖學樂天，然得其清，不墮其俗」（《載酒園詩話》）。 　　如果深究到人格方面，那麼可以說：王禹偁雖羨慕白居易的放達，卻學不到白居易後期那種閑適自在，內心總有拂不去的苦惱；雖敬仰杜甫的為人，卻也學不到杜甫的執著與激情，故其詩風亦依違於兩人之間。 　　北宋初年，白體是許多人喜愛的詩歌風格，但相當多的人是因為它淺近易學、流利爽滑，所以不免寫成順口溜似的缺乏詩味的作品。歐陽修曾舉「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為例，譏笑達官貴人「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六一詩話》），徐鉉與王禹偁則在學白居易的同時，汲取了其他因素，形成自己的特點。尤其王禹偁，對北宋下一代詩歌風氣，在多方面具有開啟的意義。 　　宋初另有相當多的詩人，偏重以苦吟的寫作方法在狹小的格局中描繪清新小巧的自然景象，表達或是失意悵惘、或是閑適曠達的士大夫情趣，這主要是繼承了唐代賈島、姚合一派的風格，其中最重要的是林逋、魏野、寇準、潘閬、與所謂「九僧」（希晝、保暹、文兆、行肇、簡長、惟鳳、惠崇、宇昭、懷古）。其中除了寇準是高官外，大多是隱逸山林的處士和僧人。他們的生活原本很冷落，又需要顯示「不事王侯」的清高，所以寫這種詩也就頗為自得。 　　賈島一派詩歌的特長，在於對所描繪對象的細緻體察和新穎巧妙的語言表現，北宋初這一派詩人也在這一點上煞費苦心。如魏野的《冬日書事》中「松色濃經雪，溪聲澀帶冰」，不但對仗精整，「濃」、「澀」兩處「詩眼」的表現力也確實很強；他的《書逸人俞太中屋壁》中「洗硯魚吞墨」之句，是常人注意不到的景象，極小巧之妙。九僧之一惠崇的《池上鷺分賦得明字》中「照水千尋迥，棲煙一點明」兩句，據說他曾「默繞池徑，馳心杳冥以搜之」（見僧文瑩《湘山野錄》）。這兩句寫鷺鳥的活動，一動一靜，互相映襯；後一句寫出在一片灰暗的煙靄中呈現白鷺的一點亮色，給人以醒目之感，難怪惠崇對此很自負。 　　在這一批詩人中，林逋（968—1028）最為著名，而《梅花》（一作《山園小梅》）則是他的代表作： 　　眾芳搖落獨暄妍，佔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 　　其中「疏影」、「暗香」一聯，素來被譽為「警絕」。首先，作者從水中的倒影寫梅，從虛處著筆，這就多一重意味，便於渲染靜寂的氣氛。疏淡的梅枝橫出斜逸於水上，香氣在空中若有若無地浮動，前者打破了縱的圖式，形成視覺上的平衡，富有畫面之美，後者又打破視界的局限，給人以身臨其境似的飄渺之感。而「水清淺」與梅枝的配合，更顯出蘇軾《書林逋詩後》所謂「神清骨冷」的情趣；「月黃昏」與暗香的配合，也更顯得朦朧清幽，兩者共同構成了一種清雅超逸的意境，傳達出作者的人生意趣。但從全詩來看，格局未免太小，後面自鳴清高的標榜，也實在有唯恐不為人知的味道。 　　北宋初這一批追蹤賈島的詩人，對後代宋詩在語言上喜歡翻奇出新的傾向，有一定的影響。但從總體上說，他們大多有以下幾點毛病：一是意象單調。《六一詩話》記載了一則故事，說有個叫許洞的進士和九僧一起分題詠詩，提出不許用山、水、風、雲、竹、石、花、草之類字眼，「於是諸僧皆擱筆」，由此可見他們生活情趣的偏狹。二是形式呆板。他們效仿姚、賈，所作以五律為多，且大都把功夫用在對仗的中間二聯上，句式大體是前兩句為二一二，後兩句為二二一，而把單音節處作為「詩眼」，格外加以琢磨。由於他們生活狹窄，才氣有限，常在同流前輩的詩里乞討，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並不多。像「多」或「全」與「半」的搭配（希晝《留題承旨宋侍郎林亭》「會茶多野客，啼竹半沙禽」，簡長《送僧南歸》「吳山全接漢，江樹半藏雲」），「入」的使用（惠崇《訪楊雲師淮上別墅》「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送遷客》「浪經蛟浦闊，山入鬼門寒」）等等，都成了套路。三是詩中表現的情感不出乎閑適、曠逸、愁悶、惆悵之類，所以色彩比較單一。 　　李商隱一路的詩歌風格，在宋初也有人效仿。一些文人出身的高級官僚，以文學為顯示才學與身份的手段，在唱酬應和時往往寫一些深婉綺麗、多用典故的詩篇，在表面特徵上很容易向李商隱詩的方向靠攏。宋太宗時，姚鉉以一首《賞花釣魚侍宴應制》贏得太宗的激賞，為時人所羨，所以這種詩在上層有相當的影響。到真宗時期，以楊億（974—1021）、劉筠（971—1031）、錢惟演（977—1034）為首的一批館閣詩人，大量地寫作辭采華麗、屬對精工的詩篇，彼此唱和應酬，使這種詩風進一步流行起來。正如當時人所記載：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之鼎立……大率效李義山之為，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宋詩紀事》引《丹陽集》）大中祥符二年（1009），楊億把這些詩作編為《西昆酬唱集》問世後，這種被稱為「西昆體」的詩風進一步在社會中盛行，如《六一詩話》說：「自《西昆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 　　平心而論，西昆詩人對晚唐五代至北宋開國初的詩風是有一定衝擊力的。在那一段時期中，習白體者每有俚俗滑易之弊，而西昆體較之有精緻含蓄之長；習姚、賈體者每有細碎小巧之弊，而西昆體較之有豐贍開闊之優。而且，西昆詩人的作品也並不如一般批評者所說，完全是內容空泛的，如劉筠、楊億等七名館臣以《漢武》為題的唱酬詩，即是針對真宗妄信符瑞、東封泰山之事，而以漢武故事借古諷今。劉筠一首如下： 　　漢武高台切絳河，半涵非霧郁嵯峨。桑田欲看他年變，匏子先成此日歌。夏鼎幾遷空象物，秦橋未就已沉波。相如作賦徒能諷，卻助飄飄逸氣多。 　　此詩多用典故，但喻示切實，包涵豐富的內容，並無堆垛之病；語言典麗，組織細密，顯示了較高的藝術技巧。除此以外，他們的詠史詩和交遊贈別之作中，也有寫得比較有意思的。 　　但李商隱的詩實在很難學。它的表面特徵很強烈，只要有相當的文化素養就能把握，而李商隱那種深刻的思想、熾烈的情感、痛苦的經歷蘊涵於語言所形成的詩歌的張力，卻非常人所能摹仿。《西昆酬唱集》中固然有些佳作，但這些佳作也難以同李商隱的詩相提並論；更何況，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為寫詩而寫詩，如楊億在《西昆酬唱集序》中所說： 　　「歷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於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因此，他們詩歌的弊病也就很明顯。譬如說，李商隱用典，主要是借典故所包含的情緒色彩和象徵意蘊，來顯示與烘托一種朦朧迷離的內在心境，而不是作為指示符號，即不是用「故事」替代某一事物，以甲換乙，顯示有學識有材料。西昆詩人卻容易犯這種毛病，像楊億、劉筠、錢惟演的《淚》詩，就只是把古來有關悲哀的故事集中在一起，好像是一堆謎語。又如他們學李商隱詩的絢麗色彩與綺瑰意象，但並非如李商隱那樣是出於表現內在情感的必須，而往往只是停留在外在物象上。如楊億寫《夜宴》，便是用些「綺宴」、「芳罍」、「飛舄」、「珠喉」、「薄雲」、「流雪」之類的辭藻，除了顯示富貴的生活氛圍和高雅的文化素養，再無其他意味，感情是很貧乏的。 　　在下一階段，西昆體遭主張詩文變革的人們的集中攻擊，這裡面有多方面的原因。一則西昆體確有很大的弊病，而這種詩體出於朝廷館閣詩人之手，在社會中的影響又特別大，所以主張變革文風的人首先要對付它。而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歷史文化方面的因素：西昆體實際上帶有濃厚的貴族趣味，這和宋代社會的特點不相容；西昆體有明顯的娛樂傾向，這和道統文學觀的日漸強化相抵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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