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宿命：是革命，還是平穩轉型？

未來十年宿命：是革命，還是平穩轉型？

長期以來，我們讀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時候總會得到一個印象：2000多年來，每次發生農民起義，都是因為經濟衰敗，民不聊生，甚至餓殍遍地，哀鴻遍野。這就使我們陷入一個認知上的誤區，以為革命的發生，歷來是因為老百姓沒飯吃，某些當政者則以為，只要解決了民生問題，使老百姓過得上溫飽生活，就可以避免他們造反或革命，保持社會穩定。

這種觀點初看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細想想，如果老百姓只有在沒飯吃，受凍挨餓的情況下才會造反，那近幾年就不會發生甕安事件、隴南事件、石首事件等等一連串大大小小的騷亂了——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捲入這些暴力事件顯然不是因為沒有飯吃。再說，老百姓在沒飯吃的情況下，倒是未必就會揭竿而起——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三年大饑荒時期，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人禍，全國餓死三千六百多萬人，也未見老百姓造反，過來人都知道，那時的社會反而比現在穩定得多，起碼並沒有像現在這樣三天兩頭髮生群體性事件。當然，誰都不會羨慕那個餓死人的時代。

在中國2000多年的農耕社會中，大大小小數百次農民起義或許確實是由經濟衰敗、民不聊生引起的。但自從社會步入市場經濟以後，情況就改變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革命或動蕩的發生，往往並不是因為經濟停滯，反而是因為經濟長期迅速發展造成的，往往是持續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孕育了革命形勢，然後在經濟滑坡時突然爆發革命。以法國大革命為例，大革命爆發前的三四十年間，法國由於人口的增長和消費需求的擴大，引起生產方式的變革並從英國引進先進設備和先進生產技術，無論農業、工業、國內外貿易都迅速發展，以致到路易十六時期，進入「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托克維爾語）但是，1788年，一場經濟危機不期而至，大量企業倒閉，大批工人失業，葡萄歉收，物價狂漲，工人罷工和農民騷亂此起彼伏。不滿於封建專制統治的工商企業家、銀行家和律師、作家等自由派知識分子，與工人、小手工業者、小商販等不滿於經濟境遇的底層民眾匯合成一股巨大的反政府力量。當時，一方面宮廷和貴族揮霍無度，另一方面政府大力舉辦公共事業，實施公共工程，大量發放救濟金和獎勵，財政開支每天都在增加，而收入卻並未按同一比例增長，這就使得路易十六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人更嚴重的財政拮据之中。在各方強大壓力下，這位心地不壞、性格懦弱、有一定改革意願而又怕得罪特權階層的「好人」（法國前總統密特朗語），最後被迫同意於翌年5月召開中斷了175年的三級會議，從而無可避免地催化了把自己送上斷頭台的法國大革命。

世界近現代史上的大量史實告訴我們：革命不是發生在人民極端貧困，專制統治最為嚴酷的時期，而是在經濟經歷了長期持續發展以後，爆發於專制統治不斷放鬆的時期，這種情況在二十世紀初年中俄兩國的近代史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據林牧先生生前所作的研究，中國爆發辛亥革命前，慈禧被迫實行「新政」後的十年，是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俄國1905年革命失敗以後，經過斯托雷平改革的十年中間（1907——1917），俄國經濟也奇蹟般的發展，尤其是當時的農業，有「歐洲糧倉」之稱，但1917年還是爆發了推翻沙皇統治、埋葬農奴制的二月革命。總之，革命爆發前的這段時間，無論中國還是俄國，不僅在經濟上處於歷史上少有的繁榮時期，而且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人民生存空間的擴大和權利意識的覺醒，統治者在社會和思想文化領域的控制不得不有所放鬆，在政治統治上也顯得力不從心，這是很耐人尋味的。

在法國大革命過去六十多年以後，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深刻地問道：「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他發現：「革命的發生並非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烈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目睹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普遍出現的動蕩不安、暴力頻繁、政變迭起現象，亨廷頓明確指出：「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是兩個互相獨立的目標。」（《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雖然，經濟發達的現代化國家普遍政治穩定，而貧窮落後的國家則免不了暴力和動蕩，但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卻往往動蕩不安，甚至戰亂頻仍。這是因為，經濟的迅速發展必然帶來社會階層的分化、各方利益的衝突、價值觀念的改變、權利意識的覺醒、民眾政治參與熱情和政治動員能力的提高，以及大眾傳媒的興起和信息的流通，這些急劇的變化遠遠超過了原有政治體制的承受能力，極易導致社會失序，如果政治體制的改革沒有及時跟上去，就非常容易爆發革命和出現政治動蕩。須知，現代性和現代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現代性是一個國家已經達到的狀態，而現代化則是達到這個狀態的過程。「現代性孕育著政治穩定，而現代化卻滋生動亂」，這就是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得出的結論。

總之，從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到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乃至《第三波》，都貫穿著一個一以貫之的思想：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過程所帶來的不是政治穩定，而是政治動蕩的風險！遺憾的是，那些當權的既得利益者總以為只要產值繼續增長，就能維持他們所需要的穩定，為此，他們不怕效率的損失，用政府代替企業，恣意揮霍財政資金，大搞重複無效的公共工程，一唯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年年以「保八」來企求穩定，這無異於在暴雨連綿的汛期，用不斷加高堤壩的方法來防止山洪決堤！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過程，英國經歷了183年，美國經歷了89年，歐洲其他國家也經歷了大約70多年的時間，而我們中國的現代化所經歷的時間，如果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至今不過三十多年。在這短短三十多年中，我們實行的是經濟上單腿突進的改革，經濟迅速發展了，但政治體制改革並沒有跟進，現行政治體制無法解決經濟迅速發展所帶來的大量新問題，我們的政治文化又極具封建專制傳統，最難適應這個「變化社會」，某些喜歡自詡為「太平盛世」的當政者大概不會相信，我國在未來這十年中其實是最容易出現政治動蕩甚至內亂的！

經過三十多年改革以後，我國經濟現代化的目標可以說已經大體完成，接下去，確定無疑的歷史任務就是政治現代化，實現政治體制的轉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如何才能真正保持政治穩定，避免和防止政治動蕩？根據亨廷頓的思想，唯一的辦法，就是在維護政治穩定與推進政治民主進程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質而言之，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只能循序漸進。不可否認，我國目前的問題，並非民主化速度的快慢問題，而是政治民主化的程序根本沒有啟動，或者說那些既得利益者不願意啟動——是他們綁架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前途！維護政治穩定當然是需要的，但是，維護穩定絕不是封鎖信息，壓制言論自由，更不是搞政治迫害，而是要在現行憲法框架下通過政治疏導來實現適度的政治控制。

亞里士多德說過，人是政治的動物，但某些當權的既得利益者卻似乎只是經濟動物，他們以為只要不斷地給各階層以物質利益上的刺激，不斷變著法子給國家公職人員加工資，同時給那些弱勢群體也一丁點好處，像狙公對待猴子一樣搞朝三暮四，就可以平息人民的不滿，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從來不曾想到人除了吃喝拉撒的需要，還有對自由、民主、公平、正義、尊嚴等等的精神追求。人固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在無自由的秩序下斷無穩定可言。而自由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用金錢去替代的。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經濟增長以後，民眾的權利意識已經普遍覺醒，他們對自由、民主、公平、正義、尊嚴的渴望已經變得不可遏止，如果對這種精神上的慾望不給予一定程度的滿足，經濟增長率愈高，社會革命的概率就愈大，我們離大規模暴力和政治動蕩就愈近！

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已經過去了，第二個十年已經開始。有人說，一個世紀的真正開始，往往並不是頭十年，而是第二個十年。在這第二個十年的開端，當此政治體制無可避免地面臨轉型之際，我們要對天發問：未來十年，我們面臨的歷史宿命，究竟是革命，還是平穩轉型？

2010年2月11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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