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歷史細節和楚文化十問《思美人》

劉玉堂

問：有人說春秋戰國時期姓和氏是有區別的，那麼，屈原能否被稱為「屈原」？

答：這個問題問的是中國古代的姓氏之別。司馬遷曾在《屈原列傳》中說：「屈原，名平，楚之同姓者也。」楚國王室為羋姓熊氏，羋姓是就母系而言，熊氏是就父系而言。屈原系王族之後，和楚懷王熊槐為本家。春秋時期，楚武王封兒子「瑕」到屈邑去做首領，因為瑕王子本來在朝中做官，做得不錯，就讓他去享用屈邑的物產，人們於是稱他為「屈瑕」。由此，楚王為羋姓熊氏，屈氏就成為了熊氏的一個支氏。

先秦時期男子稱氏不稱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羋原。不過，魏晉之後姓氏合一，不再存在這個問題。

問：一般來說，我們感覺端午節是為了紀念屈原而設立的。而《思美人》則在第一集就出現了端午節，如此設置，是否違背了歷史？

答：端午節並非全是紀念屈原。在吳越地區，有人說端午是紀念伍子胥的；浙江一帶，則說是紀念曹娥的。種種說法之中，紀念屈原的說法比較普遍。

但並不能說端午節是為了紀念屈原而設立的。史學界普遍認為，至少在屈原生活的時代，民間尤其是楚地已有端午祭祀辟邪祛毒的習俗。

屈原投江後，人們為了紀念屈原，在端午節這一天以種種方式表達哀思，端午節得到進一步發揚。

問：屈原以前在文藝作品中的形象一直是悲憤憂傷、踽踽獨行、鬱鬱而終的老年人。《思美人》里的屈原從青年時代著墨，著重描寫了他意氣風發、英姿勃發、青春昂揚的一面，您如何看待這一突破？

答：目前《思美人》對屈原的形象設定，比較符合我心目中的屈原形象。屈原本身就應該是意氣風發的，尤其在青年時代。如果沒有異於常人的豪氣與豪情、傲氣和傲骨，他怎會做出那些驚天之舉？

屈原的作品中，一直保持著對自然、人生、時局的拷問和關注，在此方面，很少有人可以匹及。後期的屈原，變法合縱，甚而身赴江流，這樣的一個人，年輕的時候不太可能做坐冷板凳。

而且，從事文學的人，很多都成名比較早。這是文學的特性所決定的，如張愛玲所說，成名要趁早。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現下對屈原形象的認識，多來自於明代畫家陳洪綬的《屈子行吟圖》，是陳洪綬給屈原定了鬱鬱而終的老人形象。事實上，屈原的形象，不該如此。認真研讀《天問》、《九歌》，就會發現屈子形象並非如此。

《屈子行吟圖》

問：在不少人的理解中，楚懷王非常昏庸，但是《思美人》的呈現卻並非如此。請問，《思美人》對楚懷王人物形象的塑造符合歷史嗎？

答：應該說，對楚懷王持有昏庸的看法，是有失偏頗的。對楚懷王的評價應是「昏而不庸」，楚懷王他本身不是平庸的人。楚懷王其人，恢復了楚悼王、吳起時期的許多法令，調整楚國矛盾重重的各種利益集團的力量對比，抑制楚國的貴族集團的利益。與此同時，他曾北伐魏國，攻城奪地；東滅越國，拓境江東；合縱攻秦之時，他更被推為合縱長。

另外，從屈原的角度來看，屈原內心對美君美政的追求是極致的。這樣一位千古詩人，如此擁戴楚懷王，肯定也是因為楚懷王有過人之處。

但是，楚懷王「不庸」，卻時常「昏」。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說的就是這一點。歷史上的楚懷王，在中後期誤信秦說客張儀，毀壞齊、楚聯盟，先後敗於秦、齊，失去漢中等地；對內誤用佞臣，致使國事日非。後入秦被扣，拒絕割地，大義殉國，保住了晚節。一個保住了晚節大義的君王，後世的評價應該更加公允。

譚嗣同先生曾寫詩「武關七絕」：橫空絕磴曉青蒼，楚水秦山古戰場。我亦湘中舊詞客，忍聽父老說懷王。譚嗣同觸景生情，撫今追昔，通過詩句表現了對楚懷王的真摯惋惜之情。

之所以眾人會誤解楚懷王，稱其是個昏庸的君王，是有一段時間因為一些文藝外在因素的需要，將楚懷王和宋玉作為屈原的陪襯者來出現，因此，對楚懷王的評價有所偏執。

問：劇中大膽設定屈原並非生於寅年寅月，而是生於不祥之時，所以屈父為保兒子平安，不許他習武和做官。您如何看待編劇的這一改編？

答：這從歷史的角度看，應該無多大問題。屈原的出生時間，原本就沒有定論，有說他生於公元前340年，也有說他生於341年。《思美人》裡面將其出生時間做戲劇性的處理，是為了表現屈原知其不可為而為、抵抗宿命的鬥士精神，這樣既強化了戲劇的張力，也凸顯了屈原的精神風貌。

問：莫愁女在劇中設定為楚國的女子，但是也有說法稱莫愁女應是南京人。劇中設定是否符合史實？

答：關於莫愁女的出處，一說是湖北鍾祥，一說是洛陽，還有一說是南京。應該這麼說，莫愁女本身的出生地與時間，並沒有一個完整準確的說法，且多存在於民間傳說之中。民間版本多個，取其中一種，無可厚非。

鍾祥古城郢中在三國時曾為吳國石城戍，歷代相沿遂稱石城。鍾祥石城莫愁女的史證較為豐富，正史的記載，首見於南朝《宋書》。南朝元嘉年間，臧質任竟陵郡守，稱「余嘗登石城，見群少年歌莫愁謠，因作《石城樂》、《莫愁樂》，詠莫愁故事」。

莫愁女見於宋郭茂倩《樂府詩集》，該書收錄樂府辭及民間歌謠上迄秦，下至唐末，稱莫愁為石城(鍾祥)人。

傳說，莫愁女十六七歲時被楚頃襄王征進宮作了歌舞姬女。由此民間歌舞走進了楚王宮廷。在楚王宮，得以與屈原、宋玉結識，受其指導，歌舞技藝日進。後將古傳高曲融屈原、宋玉的騷、賦和楚辭樂聲，完成了《陽春白雪》、《下里巴人》、《陽阿》、《薤露》、《採薇歌》、《麥秀歌》等楚辭和民間樂詩入歌傳唱。寡和高曲《陽春白雪》成為千古絕唱，對後世的樂賦入歌傳唱產生了深遠影響。上述並無明確史料記載，都是民間傳說。藝術創作在民間傳說的基礎上進行衍生和闡發，是合乎創作規律的。

宋朝詩人陳造詩云，「楚郢繁雄亞上都，莫愁風韻未應殊」。宋朝的另一位詩人戴復古則寫在詩中寫道，「宋玉遺蹤兩蒼石，莫愁居處一荒墟」。

《宋書》是正史，《樂府詩集》等是民間文學著作，相互驗證，取莫愁女戰國說，也是持之有據。

問：《思美人》劇中的服飾都比較華麗，請您介紹一下楚國當時的服飾文化，包括楚文化里的色彩元素。另外，劇中有些服飾比較飄逸，這符合那個時代的質感嗎？

答：《離騷》中談到很多服裝的描述，「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可以體現出楚人在服飾方面追求艷麗，甚至可以說艷得「一塌糊塗」。

一般來說，關於楚國衣服色彩，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我稱為「2+X」，即以紅與黑為基礎顏色，加上X，X可以是黃、綠、灰；另外一種是，3+X，以紅、黑與黃為基礎顏色，加上其他的顏色，從而形成艷麗的顏色。

長沙近郊共發現2048 座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墓，有18座墓集中出土了167件絲、麻織品，其中絲織品有160件；1981年至1989年發掘的湖北江陵九店578座楚墓，出土絲織品17件；1982年發掘之江陵馬山1號墓，雖系戰國中期一座小型墓，出土絲織品152件，其中完整衣物就有35件，幾乎包括了先秦時期絲織品的全部品種，因數量多，品種全，故有「地下絲綢寶庫」之美譽，絲織品的色澤花紋以及其本身反映出的織造技術都令人稱奇。

在此之中，包山楚墓發現的戰國中後期的絲織品，被我的老師、楚文化大家張玉明先生形容為「輕如煙霧，薄如蟬翼」。尤其是女性服裝，時有露和透的特點。故電視劇中的服飾多有飄逸的感覺。

問：在《思美人》小說里，有屈原和孟子、莊子等人論戰的情節，還有屈原奔赴武關的情節，可史實中似乎並無相關記載。這樣的設計有無問題？

答：莊子大約出生在公元前369年，屈原為公元前340年，莊子比屈原大將近30歲，時間上來算，應是屈原的長輩。莊子去世時間，有兩種說法，一為公元前286年，一說公元前275年。而屈原則卒於公元前278年，時間上完全可能有交集。而且，根據《莊子·秋水》，莊子曾經去過楚國，當時楚威王想請他輔佐朝政，派兩個使者帶上許多珍珠玉帛，在濮水岸邊見到隱居在此釣魚的莊子，莊子對使者打比方說他願意像保全性命曳尾塗中的烏龜，過著隱居生活。使者只好悻悻而去。因此，屈原完全有和莊子遇到的可能。孟子的生卒年，約為公元前372年至約公元前289年，和屈原也有相同的時間交集。

因此，幾人相遇論道，是有可能的。文化創作不同於歷史研究，只要不能證偽，便不能說幾人一同論戰有問題。而且，作為一個反映戰國中後期列國風雲的電視劇，如果少了這些先賢的論道爭鳴，劇作反而會遜色不少。這種處理是必要的，而且是深有意味的。

關於屈原去武關，編劇創作時曾與我探討過。楚辭界對「屈原放逐，著《離騷》」之事，大多沒有異議。懷王時期，屈原曾被流放漢北三年，這點也有許多學者認同。而漢北離武關也不遠，屈原如此思念楚懷王，去趟武關也不是沒有可能。這是符合人物情感邏輯的。

應該說，電視劇畢竟是藝術創作，要留有合理想像和藝術創造的空間。歷史劇的創作，只要堅持「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原則即可。

問：《思美人》里，將鄭袖和南後寫成了兩個人，但有其他作品裡說二人是同一個人。請問，鄭袖和南後到底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答：《戰國策·楚策》里曾這樣寫道，「南後、鄭袖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袖亦以金五百斤。」一般而言，歷史界多數認為，鄭袖和南後是兩個人，但也有少數說是一個人。兩種說法都有。

在這裡要說一說《戰國策》。《戰國策》系策論，而非戰國史，《戰國策》本身也有自相矛盾之處。所以，《戰國策》有較強的史料價值，但不能完全信賴於它。

問：屈原詩歌具體篇目的寫作年份是否可考？如果不可考，他的哪些詩篇應該寫作於他的青年時代？哪些詩篇又寫作於他的老年？

答：先秦時期很多整理成冊的文藝作品，都是後人整理的，這就導致很難對具體作品的時間形成定論。史家研究時，只能根據作者的身世、經歷等來考證。

比如，屈原的《離騷》一般理解是在流放之後所作，這個基本形成了共識。

但是，這種考證方法有時也缺乏說服力。比如，少年時期也可能寫很老成的詩，尤其是對屈原這種有非凡洞察力和預見力的人來說。

北大的游國恩先生，曾寫過一個文學史知識讀物《屈原》，但是裡面並沒有說清楚屈原作品年限。郭維森所著的《屈原評傳》，是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之一，但是也沒有絕對的定論。

屈原在十六七歲風華正茂的年齡寫出《橘頌》，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採訪中，劉玉堂介紹，該劇主創團隊早在四年多以前，就多次走訪屈原生前的故地，就歷史文化方面的問題進行了多輪細緻的研討，也就劇本中的主要歷史問題與歷史專家顧問進行了仔細地磋商。劉玉堂認為，該劇以楚國中後期的秦楚相爭的歷史素材為依託，以楚國的由盛而衰和屈原個人命運為主軸，展現了彼時群雄割據、縱橫捭闔的歷史圖景；故事鋪排有史據可依, 踏准了歷史節點， 在故事和人物形象塑造上，也符合當時的歷史特徵，是展現戰國中後期楚國歷史和楚文化的佳作。劇中主人公屈原的成長和蛻變，嚴格遵從了《史記》的記載，屈原的個人命運和家國命運血脈相連，符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歷史事實，不僅寫出了楚國的歷史，也勾畫了楚人的魂魄。除了重大歷史節點以外，藍田之戰、張儀間楚、白起攻郢、頃襄王東遷等史實的編排也有史可依。

長期以來，作為華夏文化的重要一支，長江以南的楚文化一直在影視作品中較少展現，楚騷文化更是鮮有觸及。劉玉堂認為：《思美人》將楚騷文化形象化、情節化、戲劇化融入到屈原的個人命運和家國命運之中，使文化的呈現與歷史的訴說相得益彰，具有文化傳承意義。

總而言之，《思美人》的創作堅持了「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歷史劇創作模式，在歷史的縫隙中馳騁創作的氣象，以藝術的筆觸展現了屈原的哀民多艱之情、九死不悔之志、以身報國的愛國精神，遵循歷史，卻又有當下的思考，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另外，記者還採訪了該劇劇組負責人，劇組很感謝大家的關注，對一些觀眾提出的關於史料方面的質疑和批評，一概誠懇接受。

過去五年，主創團隊如履薄冰，由於工作不夠周全，也不可避免會出現一些細節考證上的瑕疵，比如有細心的觀眾指出的某些人物生活年代以及某些道具陳設的問題。

在後期劇集的播出中，主創表示會儘力彌補和加以修正，並希望觀眾能體會主創團隊弘揚屈子精神和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初心，基於歷史題材戲劇創作的自身屬性，關注劇中人物命運的蛻變和成長和該劇傳達的思想立意和精神命題。

劉玉堂其人

劉玉堂，1956年生人，漢族，現任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湖北省楚國歷史文化學會會長、湖北省荊楚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湖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等。劉玉堂長期致力於楚國歷史文化研究，公開出版學術專著10部（含合著），主編、協助主編和參與撰寫著作20餘部，發表學術論文200餘篇，其科研成果多次獲國家級和省部級獎勵。

劉玉堂先後任大型學術叢書《長江文化研究文庫》（共55卷）執行副總主編、《荊楚文化叢書》（共40卷）執行主編和《漢江文化史》（共8卷）主編。已出版學術專著包括《楚國經濟史》、《楚國的城市與建築》、《荊楚文化志》等，皆為楚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

劉玉堂是中國楚文化研究大家，他是學術界首次全方位對楚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歷程和狀況進行了系統深入研究的學者，對楚國土地、賦稅制度和楚國社會性質等問題的探索尤為精深，深受學界嘉許。他先後擔任紀錄片《楚國八百年》及青春歷史劇《思美人》歷史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