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的攝像機應該對準哪裡？

政治與每個人——包括我等小人物——的命運有莫大的關係。十八年前，在誓言「壯士斷腕」的前總理朱鎔基的政府機構改革的背景下，我和我的同學們，本指望「學得文武藝」，在所謂的「官場」謀得一吃飯的差事，無奈形勢比人強。我們其中不少人最好只好進了形形色色的新聞機構，有電視台、電台，還有報社和雜誌社。我呢，也懵懵懂懂地去了一家地方小報，在那裡糊裡糊塗混了兩年。

有人說，大學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對一個人後來的發展影響極大。誠然，在報社那兩年遇到的人和事，時至今日仍溫暖著我的心房。由是我也常以「跑龍套」的「前媒體人」自居，以此經歷增加自己簡歷的厚度。

我常跟朋友說，以經濟收入論，如今我一年的薪水，和我仍在報社的前同事們相比，也就和人家的年終獎差不多！

媒體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的市場化進程中，腳踩體制內外兩條船，以「紙（版面）」賺錢，依靠廣告收入，在建構起一個個傳媒集團的同時，也為從業者收穫起財富和社會聲望。

然而，某些媒體和媒體人的「名」和「利」並沒有帶來其「第四權」背後的社會責任的同步生長。這主要的原因是言論自由的某種程度的限制而導致的媒體的生存狀態：純官方媒體的「喉舌」定位和市場化媒體頭上所謂「金箍」。經濟放開、市場放開，但「宣傳有紀律」。在如此「大政方針」下，各路媒體「悶聲發大財」，自我審查，不越雷池半步。一個在互聯網媒體侵潤多年的朋友曾刻薄地說：媒體就像婊子，誰給錢就能上。在生存的壓力面前，社會責任和媒體人的尊嚴，是如此的不堪一擊。

研究政治學的同仁常說，以權利制約權力，以社會制約國家（政府）。可是，如原子化的個體組成的一袋馬鈴薯，如何對抗高度組織化的官僚體制？「人多力量大」這句話其實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組織化程度的基本相似；否則，有組織的少數永遠能夠打敗無組織的多數。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民情的意義就凸顯出來，如近年被熱捧的法國學者托克維爾所言，正是新英格蘭的鄉鎮結社自治制度，奠定了美國民主的根基。美國的民情是社會發育和社會自治，如此才能對抗壟斷了公共權力的政府和國家。

由是觀之，「社會」是什麼？又在哪裡呢？在我看來，一就是組織化，形形色色的社會組織；二為公共輿論，表現為新聞傳媒和公眾話語。社會在媒體中。除此二端，社會只不過是一個大而無當的抽象名詞。

社會的聲音通過媒體發出來，社會的集體理性也通過公共談論來凝聚和整合。媒體責任重大，有「第四權」的美譽，而媒體人因其背後的大眾的話語力量而被稱為「無冕之王」。

然而，在逼仄的政治環境下，在市場經濟力量的誘惑下，媒體在資本邏輯和社會責任之間，明顯偏向了前者。於是，很多媒體不僅不能也不敢嚴肅地報道政治問題，不願也不敢直面官場腐敗和社會弊病，而是走向了最保險的「三俗（媚俗、低俗、惡俗）」之路，社會問題娛樂化，娛樂問題色情化，而色情問題呢，又政治化了。

一些媒體人的攝像機，不是對準了公共權力的濫用和官場的腐敗，不是對準了資本的唯利是圖和金錢至上，不是對準了民生問題和弱勢群體的艱辛生存，而是對準了政治上的歌功頌德，對準了官員門的「報告」和「成績」，對準了娛樂圈的聲色犬馬和無病呻吟，甚至對準了公眾的下半身。如此，社會對公共權力的監督去了哪裡？公平正義又從哪裡得以呼籲？

媒體是現代社會的市場主體之一，但要兼顧本行業的職業操守。我不能要求國內的傳媒如美國同行當年一樣去「扒糞」，但請某些媒體不要為了幾張鈔票去拍馬溜須；如果做不到仗義執言為萬民「鼓」與「呼」，也請一些媒體人不要動不動就把攝像機對準民眾的下半身。

事實上，普通民眾的下半身，倒是跟「美好社會」的風俗人心關係不大。真正妨礙了美好「中國夢」、拉底社會風俗的，是官員們的下半身。

正如對聯所言：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飯，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由此可見，監督官員，監督權力，才是媒體攝像機的正道！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