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歷史評價

陶淵明去世後，他的至交好友顏延之，為他寫下《陶征土誄》，給了他一個「靖節」的謚號。顏延之在誄文中褒揚了陶淵明一生的品格和氣節，但對他的文學成就，卻沒有充分肯定。陶淵明在我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後幾十年里，沒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認。 梁朝的昭明太子蕭統，對陶淵明的詩文相當重視，愛不釋手。蕭統親自為陶淵明編集、作序、作傳。《陶淵明集》是中國文學史上文人專集的第一部，意義十分重大。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稱讚「其文章不群，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如之京」。 南朝時期，陶淵明的文學地位，雖得不到應有的肯定，但他的詩文作品，流傳越來越廣，影響越來越大。到了隋唐時期，有越來越多的詩人喜歡陶淵明的詩文，對陶淵明的評價越來越高。初唐王績是位田園詩人，他像陶淵明一樣，多次退隱田園，以琴酒自娛。唐朝的山水田園詩人孟浩然，對陶淵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歸漢南寄京邑舊遊》中寫道： 賞讀《高土傳》， 最佳陶征君， 目耽田園趣， 自謂羲皇人。 李白更是仰慕陶淵明的人品和詩作。在《戲贈鄭溧陽》中寫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 素琴本無弦，漉酒用葛巾。 清風北窗下，自謂羲皇人。 何時到栗里，一見平生親。 李白那種「安能催眉折腰事權貴」的思想，和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杜甫在安史之亂之後，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把陶淵明引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韋尹丈人》中寫道： 寬心應是酒，譴興莫過詩。 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中唐詩人白居易，非常敬仰陶淵明的為人。唐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離陶淵明的家鄉潯陽很近。曾去拜訪陶淵明的故居，寫下了《訪陶公舊宅》這首詩。詩中先用「塵垢不污玉，靈鳳不啄腥」，頌揚陶淵明高尚的人格，最後寫道： 柴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 不見籬下菊，空餘墟里煙。 子孫雖無聞，族氏猶未遷。 每逢陶姓人，使我心依然。 白居易在《效陶潛體十六首》中寫道： 先生去我久，紙墨有遺文。 篇篇勸我飲，此外無所云。 我從老大來，竊慕其為人。 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中國古代的文人，有嗜酒的共性，這與陶淵明的影響是分不開的。白居易的這首詩就說得很明白：「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到了北宋，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確定。歐陽修盛讚《歸去來兮辭》說：「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歐陽修還說：「吾愛陶淵明，愛酒又愛閑」。北宋王安石曾說過，陶淵明的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有詩人以來無此句者。然則淵明趨向不群，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個而已」。 蘇軾在《與蘇轍書》中說「吾與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過也」。蘇東坡把陶詩放在李白、杜甫之上，有失公允，但他用「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八個字，概括陶詩的藝術風格，還是很準確的。蘇東坡一生把陶淵明當成良師益友，不但愛好其詩，更仰慕他的為人。他曾這樣評價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人貴真，詩亦貴真，詩真乃由人真而來，這就是陶詩具有經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晚年蘇軾在《與蘇轍書》中說：「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

「居高聲自遠」，由於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在北宋文壇上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們極力推崇陶淵明，對進一步確定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無疑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南宋愛國詩人辛棄疾，在報國無門，壯志難酬的苦悶中，把陶淵明引為知己。在《水龍吟》詞中說：「須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辛棄疾留下的詞作626首，其中吟詠、提及、明引、暗引陶詩陶文的有60首，幾乎每10首詞中就有一首與陶淵明有關。辛棄疾在《念奴嬌》中稱：「須信採菊東籬，高情千載，只有陶彭澤」。給予了陶淵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評價。 元朝、明朝和清朝，直至現代，沿襲了兩宋對陶淵明的崇高評價。 魯迅先生曾說過，「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梁啟超評價陶淵明時曾經說，「自然界是他愛戀的伴侶，常常對著他笑」。確如其言，陶在自然與哲理之間打開了一條通道，在生活的困苦與自然的旨趣之間達到了一種和解。連最平凡的農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筆下也顯示出了一種無窮的意味深長的美。 陶淵明的不朽詩篇，陶淵明的偉大人品，影響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辛棄疾等幾代文人的思想和創作。為中國文學的發展和繁榮，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陶淵明的詩文，重在抒情和言志。他的語言，看似質樸，實則奇麗。在平淡醇美的詩句中，蘊含著熾熱的感情和濃郁的生活氣息。陶淵明的《歸園田居》五首，是田園詩的精品或極品。其中《少無適俗韻》，曾編在中學生的語文課本中。詩的抒情沁人心脾；詩的寫景，豁人耳目。讀過後叫人終生難忘。什麼時候讀，都是一種美的享受。 作為身處晉末亂世的隱士，陶淵明晚年常與廬山中的釋道交往，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但他們之間在思想上卻未必志同道合。仔細研讀過陶詩和了解詩人生平的人，都知道陶淵明是個外表恬淡靜穆，而內心熱情濟世的無神論者。他少年時曾胸懷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業。但在出仕了一個時期以後，現實使他感到失望，他不願與當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選擇了一條退隱歸耕的道路。 這時他又受到老莊哲學的影響。因為他有過以往文人多不曾有過的田園生活，並且親自參加了勞動，與勞動人民有了接觸，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啟發，因而在崇尚駢儷陳舊文風的晉代，能創造出有獨物風格的田園詩的新形式，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從少年時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時的「猛志固常在」，始終對世事沒有淡忘。他傳世的名篇《桃花源記》，正是他對如同上古原始時代的那種人們自食其力、友好相處、沒有種種現實中的紛擾與貧困的「怡然有餘樂」社會的憧憬。就是他的隱居與飲酒，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對當時黑暗統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滿和反抗的意義在內。 當然，陶淵明畢竟是一個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會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詩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許多安貧樂道、及時行樂、避世消極的東西。但後世歷代的文學評論家和選家出於自己的階級偏愛，多著重欣賞和讚揚他這方面的特點，認為這才是陶淵明詩文的精華所在。

岡村繁對陶淵明仕隱評價客觀性之質疑

陶淵明是我國晉代著名大詩人 ,有過五次入仕而又最終歸隱的經歷。國內對陶淵明漠視官場、歸隱田園一直都做最高的讚譽性評價 ,認為他具有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潔情操。不過 ,日本的岡村繁先生不滿意這種人云亦云的評價 ,並以現代人的立場及日本文化為背景詮釋出陶淵明是一個不負責任、背信逐利的假隱士[1] 。這一評價顯然具有令人驚愕的效應。其結論的依據是陶淵明的五次仕隱經歷 ,而恰恰也是在對陶淵明五次仕隱順序的選擇以及由此生髮的意蘊揭示上 ,岡村繁的客觀性最為值得懷疑。關於陶淵明的五次入仕並最終歸隱的經歷 ,岡村繁先生認為的順序應該是江州祭酒、劉牢之參軍、桓玄幕下、劉敬宣參軍、彭澤縣令、歸隱。岡村繁根據他所認定的順序 ,認為 :陶淵明不肯就「主簿」 (江州府秘書 )之職 ,而入劉牢之軍團 ,是因為「劉牢之是當時最強大的軍閥首領」 ,對陶淵明來說 ,「是最高前途的晉身機會」。後來為什麼轉入桓玄 (與劉牢之是宿敵 )幕府 ?因為此時正是劉牢之迎戰孫恩 ,日夜苦戰之際 ,而桓玄控制著東晉三分之二的廣大地區。桓玄被殺後又在劉牢之之子劉敬宣軍團當參軍。在這明顯的因果關係中 ,岡村繁得出了陶淵明是利己主義、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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