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中華名人 傳承文化精神

9月12日，《中華名人傳》叢書在北京首發。首批面世的有《曹雪芹傳》《陶淵明傳》《范仲淹傳》《曹植傳》《劉邦傳》共五種。其中，《陶淵明傳》《范仲淹傳》的作者均為溫籍學者，他們分別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志熙和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諸葛憶兵。

本叢書的出版發行由中宣部部署，中華書局組織策劃，致力於為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偉大人物立傳。每本書的作者經過精挑細選，皆是各領域傑出學者。

錢志熙1960年出生，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於1990年獲文學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著有《魏晉詩歌藝術原論》《唐前生命觀和文學生命主題》《活法為詩》等多部專著。

諸葛憶兵1959年出生，曾師從陶爾夫教授和郁賢皓教授攻讀中國古代文學專業。著有《宋代宰輔制度研究》《唐詩精品》《宋代文史考論》等多部專著。

本版特邀請錢志熙先生和諸葛憶兵先生撰文，就《陶淵明傳》《范仲淹傳》這兩本書，和讀者談一談他們各自的創作歷程以及相關思考。

讀陶解陶二十年

錢志熙

陶淵明是我最喜愛的中國古代詩人之一，我第一次對陶詩有所領悟，是在20來年前讀博士的時候，有一段時間集中地讀陶集，當時思考著要寫一點讀書報告，但是覺得無從入手。一個暖春的下午，我攜帶著陶詩來到未名湖邊，坐在椅上完全自由地讀陶詩，突然覺得自己對陶淵明有了一種很新穎、很鮮明的印象。雖然沒有很具體的內容，但是我一直覺得，我對陶淵明的領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陶淵明人生哲學中，

一個重要範疇就是「真」

唐人鄭谷有句云：「愛日滿階看古集，祗應陶集是吾師。」我當時也是這樣的感覺。也就是一下子將陶淵明從中國眾多的詩人中提升出來了。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之後，我形成這樣一個看法：淵明本質上是深情的、也是矛盾的，但他嚮往的境界則是和諧的。他的和諧，是矛盾解決以後的和諧，因此而獲得人們常說的淵明的人生與詩中的平淡、超脫的境界，田園境界是這種平淡境界一種象徵。但是，這種從矛盾到和諧的過程，在他的人生中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也就是說，他的整個一生，都處於這樣一種從矛盾到和諧、從情感到理性的追求過程中。

當然，中間有些時間段是關鍵性的，比如他42歲時選擇徹底歸隱，就是他一生中從矛盾到和諧的一個關鍵。此前他對出與處即繼續仕宦與棄官歸隱，一直是處於矛盾之中，最後終於做了歸隱的選擇，並且堅持到生命結束。但這不等於他此後對於仕與隱（出與處）的問題就沒有矛盾了，恰恰相反，淵明表現感情最為激越的一些作品，多是晚年所作。矛盾與激情是陶淵明與所有傑出的詩人共同的地方，但追求理性與和諧卻是淵明與許多詩人不同的地方。不是說其他詩人都不追求理性，而是很少有詩人能像陶淵明持續地追求理性。在上述的看法的基礎上，我後來撰寫了《從矛盾到和諧——論陶詩中的一重關係》（《求索》雜誌1990年第1期）這樣一篇論文。這是我關於陶淵明的第一篇論文。

隨著對整個魏晉文學與思想的學習的深入，我開始更多地從魏晉文人的思想發展史與魏晉詩歌的發展史方面來解讀陶詩。

在《魏晉詩歌藝術原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中，我主要是從由玄學的名教與自然學說所派生的晉宋之際文人普遍遭遇的出與處的矛盾的角度來解讀淵明，仍然聯繫他的形影神的生命哲學來分析他的人生。當時獲得最深刻的印象，還是這樣一種感性認識，即覺得淵明一生的最大特點，就是認真，無論是出還是處，他都是認真的實行的。他是真正奉行崇尚自然的人生觀，並且不折不扣地去踐履，而當時所謂魏晉名士風流，多流於虛誕。他所追求的是思想與行動的一致。他一生困境在此，最後達到境界也因為此。淵明人生哲學中的一個重要範疇就是「真」，這個「真」自然與道家哲學有一定的關係，但最主要的內涵，還是思想與行為的一致。

因為追求思想與行為一致，淵明發現自己無法繼續留在仕途上。「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以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歸去來兮辭·序》）。這是他對自己為何歸隱最真實的解釋。我們應該從這裡入手去把握他的人生道路選擇。

在《唐前生命觀和文學生命主題》（東方出版社1997）一書中，我繼續前面的有關解讀，進一步體會到淵明詩歌，屬於生命境界的詩歌。我提出一個觀點，將文學分為三種：生活境界的文學，自然境界的文學，生命境界的文學。淵明的詩歌是生命境界的文學，淵明表現的是一種普遍的人生主題，直接來自對生命存在的自覺的思考與體驗。

上述關於淵明的解讀，其實都是連續著的。也可以說是我對淵明思考的一種持續。這種思考，不僅在讀陶的時候，甚至在讀其他詩人的時候，也常常會思考起淵明。我對淵明還有一個基本的看法，就是我認為淵明是積極的人，他的隱逸行為也是積極的。這個問題當然也涉及對隱逸的理解的問題。

隱逸的本義，是指一個在人格與思想上都十分自覺、擁有了道義並且能夠實行它的個體（士君子），當其道不能行的時候，選擇了暫時性的退隱。所以，從行道的一面來講，真正的隱逸行為是積極的人生行為。也就是說，他堅持了一種理想。淵明本人對自身隱逸的表述很樸素，他不太提高尚之道，但他明確地表示之所以選擇隱逸是為了維護人格上的純真的。他也將此稱為「養志」：「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為我異。斂轡朅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讀史述九章·張長公》）

歷史上對陶淵明的接受，

有一個長長的過程

在陶淵明的研究方面，古人如宋代的湯漢、李公煥、清代陶澍待，都有過一些重要的著作。現代學者中，梁啟超、朱自清、陳寅恪、李長之、周振甫等人，都發表過有關陶淵明的重要論著。港台、海外研究也不少。我對陶淵明的研究，我個人覺得是以同情式的研究為主，除了接受現代學者的一些論題外，受古代學者的影響更大一些。尤其是深受蘇軾、黃庭堅、朱熹，甚至包括清代的龔自珍等人影響。

歷史上對陶淵明的接受，有一個長長的過程。在南朝時代，淵明基本上被定位為隱逸詩人。鍾嶸所說「隱逸詩人之宗」（《詩品·中·陶淵明》），代表南朝人對陶淵明的認識水平。唐代詩人繼續這種認識，基本只把陶淵明看成是一個隱士，但在陶詩的境界、藝術的接受方面，遠遠高於南朝文人。陶詩對包括李、杜、王、孟在內唐代詩人的影響相當大。

淵明在思想、人品、藝術上被推奉到崇高的地位，是在宋代。宋代淵明的崇拜者很多，可以說宋人對淵明普遍的存在著崇拜的心理。蘇軾、黃庭堅推崇其人生，也推崇其藝術，認為陶詩之造詣在李杜之上。朱熹、真德秀他們儘管並沒將其列入道統之中，但都肯定其思想，認為他是文人最為近道的人。陸九淵也引淵明為同道。

我對淵明的態度，當然也受上述人物的影響，但經過自己心靈的悟解。至於陶詩所具有的藝術高度的認識，也是我長期學習古典詩歌藝術、研究詩歌史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我認為淵明的詩，的確是達到一種平常詩人難以達到的高境界。如何理解他從一種樸素自然的審美理想出發，而達到如此高的藝術成就，一直是我多年學習陶詩所堅持思考的問題。如果說我也有自己人生思想或詩學思想的話，這裡面肯定有陶淵明的很大影響。

《陶淵明傳》始於上世紀末，

用30篇文章為詩人畫像

這次作為中華書局「中華名人系列傳」出版的《陶淵明傳》，是從上世紀末開始撰寫的。當時受了聞一多《杜甫》那篇文章寫法的影響。聞一多說要給杜甫繪一幅小照，我也很想用傳記的方式，給陶淵明繪一幅肖像，寫出我心目中的陶淵明。甚至開始想用「陶淵明的肖像」作為書名。

在語言方面，我盡量用敘述、描述的語言，而少用論證、考證的方式。但最後完成的這部陶傳，其實還是義理、辭章、考據的結合。全書連代序、序曲與尾聲在內，共有30篇。在《代序》中，我用「田園中的生命沉思」來概括陶淵明文學本質。在《序曲》中我提出陶淵明文學具有「追憶文學」的特點，並討論了他與詩騷的追憶文學傳統的關係。我認為這兩個觀點是很重要的。全書正文27篇，主要依據陶淵明生平與重要作品展開。自己覺得較有創穫的有如下這些篇章：

在陶淵明生平史實的考證方面：《疑年》一篇中，我根據《宋書·隱逸傳》對入傳隱士都有明確的生卒年記載這一現象，否定了梁啟超等人懷疑《宋書》的記載，維護了《宋書》陶淵明得年63歲的說法。對這個長期聚訟紛紜的問題的讞定，我認為是有說服力的。在《門第與身份》一篇中，明確地論定淵明在晉宋的士族與庶族兩個階層中，是屬於庶族階層。另外，在史實的排比、勾連、考證方面，這本《陶淵明傳》還有一個比較突出的特點，就是比較注重陶淵明創作的具體的文壇背景，亦可以說陶淵明周圍的文人學者群的存在，想盡量窺探陶淵明與當時文壇、名士群的呼應關係。這方面的努力有一些新的收穫，主要包括在《初為州祭酒》、《出仕桓玄幕府》、《栗里南村文士群》、《顏延之的來訪》、《王弘檀道濟的來訪》這些篇章中。

對陶淵明的哲學思想比較集中的介紹，則主要集中在《為己之學》、《生命意識與生命思想》這兩篇中，主要論述了陶淵明「形影神」生命觀的內涵。限於傳記的體例，本書對陶淵明詩歌藝術的分析，散見在全書之中。但在《永恆的詩歌藝術》一篇中，嘗試對淵明詩歌在藝術上所達到的高度作出分析，認為淵明詩歌中體現了藝術創造的最高層次，其中包含著藝術的哲學。

在我的認識中，陶淵明是中國古代文人與文學中最具經典性的一位。可以說，他是中國古代人文傳統的重要構築者之一。進入現代社會之後，淵明的文學與知識階層的影響相對來說減弱了。但是，我認為淵明的人生對於現代人有重要啟發作用。今後對於我本人來說，讀陶、解陶當然更是要持續終生。

遙望范仲淹

諸葛憶兵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讀書求學年代，就對范仲淹如此胸懷遠大、境界崇高、視野開闊的抱負，心儀嚮往。況鍾《謁范文正公祠》說：「仰止範文正，宋朝第一人。」這大約是華夏後人的共識。而後，我成為宋代文史的專業研究者，不斷地更加具體地接觸到范仲淹生平諸多事迹，這種嚮往仰慕之情日益濃厚。深入閱讀范公，為其寫出一部簡明精要的傳記，便成為我學術生涯的最大願望。

大約在2002年前後，我將學術研究的重點轉向范公，潛心研讀《范仲淹全集》，以及與范仲淹有關的所有資料。直至2006年，我才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上發表第一篇研究范仲淹的論文：《范仲淹與北宋士風演變》。此後，我研究范仲淹的論文頻頻見諸報刊雜誌，先後共有14篇。一切研究，皆為學術著作服務。2010年10月，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范仲淹研究》；2012年，我在中華書局出版了《范仲淹傳》。這兩部書，是我閱讀范公階段性的成果。

「先憂後樂」是高度概括性的語言，范仲淹以身作則，身體力行，一生出將入相，建立了赫赫之事功與軍功，完全實踐了自己的人生理念。閱讀范仲淹，有三個方面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

重視完善個人品德

捐畢生積蓄在家鄉設義莊

范仲淹品德高尚，他一生中非常重視個人品德的自我修養和完善，相關言論，時時見諸筆端。

如《四民詩·士》要求士人「以德為先」；《歲寒堂三題·君子樹》以松樹自喻，序云：「持松之清，遠恥辱矣；執松之勁，無柔邪矣；稟松之色，義不變矣；揚松之聲，名彰聞矣；有松之心，德可長矣。」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27歲的范仲淹進士及第。一直到64歲去世，范仲淹仕宦經歷37年。其間，無論是在朝為官，還是外放任職，或者是西北守邊，范仲淹始終耿介正直，敢說敢做，恪盡職守，積極有所作為。范仲淹初入仕途，任廣德軍（今安徽廣德縣）司理參軍事，職掌訟獄勘鞠之事。他審理案件，仔細落實，不枉不縱，因此時時與長官發生衝突。《廣德州志》載：范仲淹經常抱著審理案件的文書與太守爭論是非，太守多次盛怒，對范仲淹大發雷霆，范仲淹從不曲從。同時，范仲淹廉潔奉公，甘居貧寒。在調任他職時，居然沒有足夠行資，只能變賣自己唯一的坐騎。時人孫覺有《廣德司理詩》盛讚范仲淹說：「賣馬以自給，徒步氣彌充。」

耿介清廉，是范仲淹從政為官的基本素質，終生不變。晚年，范仲淹有了退閑養老的打算，子女們了解父親的想法，就抓住機會向范仲淹建議：到洛陽修建住宅，修整樹木花圃，作為養老居住的地方。范仲淹的回答卻出乎意料，他說：「人如果獲得道義方面的快樂，還需要為外在的身體營造居室嗎？我現在已經過了六十歲，活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才開始計劃修建房屋、修整園圃，我還能期待在那裡居住多少年？我所擔心的是居高位而不肯退閑，不擔心退休之後沒有房屋居住。再說，士大夫們在洛陽修建的園林非常多，主人也不常去遊玩，我要到他們的園林去遊玩，誰會不同意呢？何必一定要有了自己的園林才快樂呢？我畢生俸祿的剩餘部分，應該拿來周濟蘇州的宗族。你們都聽我的話，不要考慮自己家的事情。」范仲淹因此捐獻畢生大部分的積蓄，在家鄉蘇州購置良田千餘畝，設立義莊，成為這項慈善事業的開創者。

有心有能力做好官

應付經濟軍事危機有一套

不僅個人品德高尚，范仲淹也是一位能吏。他有心做好官，還要有能力做好官，才能令人折服。

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61歲的范仲淹徙知杭州。第二年，江浙地區遭遇大災，饑荒流行，道路屍骨枕藉。范仲淹一方面開倉發放賑災糧，疏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范仲淹想方設法，幫助災民度過艱難歲月。第一，范仲淹下令放縱百姓舉辦西湖競渡。從春天到夏天，這樣的競渡活動以及范仲淹的宴飲接連不斷。有能力舉辦競渡活動的，肯定是地方上的有錢人。每次活動自然要使用相當部分民力，許多饑民因此得到工作的機會。第二，杭州百姓信佛，喜歡舉辦佛事，范仲淹也加以鼓勵。做佛事，不僅會有部分慈善捐款，而且也要使用部分民工。第三，范仲淹召集各寺院主持，告訴他們說：現在饑荒歲月，工匠的工錢是最便宜的時候，你們應該趁機修建寺院。於是，各個寺院都大興土木，「諸寺工作鼎興」。第四，范仲淹大肆修建倉庫、官吏住宅等，每天都要用民工千人以上。第五，設法讓各地的糧食匯聚杭州。災荒年月，江浙地區糧食價格瘋漲，斗米需要120貫錢。范仲淹宣布將杭州斗米的價格增加到180貫，而且派人沿江張貼布告，說明杭州缺糧和現行的糧價。商人聽到這個消息以後，日夜兼程，將糧食運往杭州。糧食多了以後，米價自然下跌。因為范仲淹的積極調動，杭州當時的商業貿易、餐飲、工匠手藝、民工勞力等等方面，一天都要多提供數萬個工作機會。范仲淹認為：災荒年月地方官府的行政職能和政績，以此為最大。即：盤活一切多餘資金，拉動內需，創造出儘可能多的工作機會。那一年，兩浙地區只有杭州百姓不會流離失所，不用離家逃難；只有杭州地方安寧，沒有發生騷動。今天多國經濟學家和領導人應付經濟危機的手段，在很多方面與范仲淹類似。

作為文臣，范仲淹居然能率軍守邊。針對宋朝軍事力量薄弱的痼疾，范仲淹提出「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使北宋西北邊境轉危為安，百姓獲得長期的和平安寧生活環境。

政治生涯中的挫折

仍然在啟示著今天的社會

范仲淹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挫折，就是慶曆年間主持朝政變革的失敗。分析「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對今天的社會變革，依然有很好的啟示作用。

范仲淹新政內容分為十條：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前五條集中在官僚隊伍建設方面，這是慶曆新政的重頭戲。縱覽宋人種種關於政治革新的言論或作為，可以概括為「擇吏為先」四字，范仲淹的變革思想沿著這條線索展開。中國古代社會是專制社會，皇帝獨裁專斷，遵行的是「人治」原則。整個官僚機構同樣是按照「人治」原則設置的，缺乏必要的監督機制。在這種體制中，各級官員之唯上是從、瞞上欺下、貪污腐敗、平庸無能是極其常見的。宋代士大夫普遍認識到朝廷的「任人之失」，要求政治變革「擇吏為先」，可以說是切中要害、一針見血的。范仲淹等士大夫要求變革「擇吏為先」，所見所論，極為精當。

然而，在以「人治」為特徵的專制社會，要變革官僚階層，建設一支高效廉潔的幹部隊伍，無疑是要拔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變革的要求，與社會根本性制度相矛盾衝突，失敗是必然的。以「明黜陟」為例，誰來掌握「黜陟」尺度？派遣到全國各地考察官員政績的按察轉運使們的為官素質如何？按察轉運使們不履行職責怎麼辦？淘汰不稱職官員時遭遇權貴是否能夠堅持執行？按察轉運使們無意或有意製造冤案怎麼辦或是否有監督？總不能讓所有的問題或程序都呈請范仲淹等幾人過目審查。而且即便是范仲淹等人也會犯錯，也可能在阿諛聲中判斷失誤。

所以，我總結范仲淹的慶曆新政有八個字：不了了之，無疾而終。相反，王安石變法重在經濟變革，觸及的是專制社會的皮毛，且一定程度上能達成富國的目的。所以，能夠在相當的一段時間內得以持續。觸及體制根本性問題，最終會導致體制的崩潰，在當時社會歷史背景下必然失敗。這就是范仲淹等一代仁人志士留給我們的深深的思考。

遙望范仲淹，我們的思考應該還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