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道| 屈騷傳統與書法的抒情主義（節選）

先秦楚國大詩人屈原雖然不是理論家，但他開創的抒情詩風卻對後世的文藝審美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當代美學家李澤厚曾說：屈原的《離騷》「開創了中國抒情詩的真正光輝的起點。」應當說，這種「屈騷傳統」實際上也構成了中國整個抒情藝術的真正光輝的起點。

從理論上講，在主張個體性情的抒發上，屈原既與儒家學說有很大的區別，也與道家（如莊子）的思想迥然不同。屈原所作的「騷體」不僅「文辭麗雅」，而且往往「露才揚己」，表現出強烈的個人情懷和思致，並帶有濃厚的楚文化原始古風的痕迹。根據南朝劉勰的評析，屈原的《離騷》與儒家經典《詩經》相比，有著更多的「詭異之辭」和「譎怪之談」，顯露出更多的「狷狹之志」和「荒淫之意」。可謂「摘此四事，異乎經典」。孔子認為，《詩經》（如《關雎》）的情感表達是有節制、有限度的，符合「中和」的審美標準。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屈原的騷體顯然超越了這種節制和限度，顯然不是「中和」標準所能規範。

屈原所做的《離騷》以及其他楚辭諸篇（如《九章》《九歌》《天問》等）或「朗麗以哀志」，或「綺靡以傷情」，或「標放言之致」，或「寄獨往之才」。「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儘管詩的思想情操「依經立義」，仍與儒家精神相接近，但在抒發性情的方式上—其「哀」、其「傷」、其「怨」、其「愴」、其「放」、其「獨」，一任抒發，吐露無遺，顯然突破了儒家的禮義限制和規範。

正如李澤厚所言，屈原的騷體楚辭「感情的抒發爽快淋漓，形象想像的豐富奇異，還沒有受到嚴格束縛，尚未承受儒家實踐理性的洗禮，從而不像所謂『詩教』之類有那麼多的道德規範和理智約束。相反，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緒，無羈的想像在這裡表現得更為自由和充分。」應當說，這種注重個體的性情抒發傾向，這種超越儒家禮義（禮教）束縛的心靈自由的審美意向，不僅「衣被詞人，非一代也」，而且也影響和感染了後世整個藝術的發展。

儘管在遺世獨立、崇尚人格自由以及「自鑄偉辭」和想像力方面，屈原與莊子神交意合，但在如何看待性情抒發上，兩者其實存在深刻的分歧。莊子是一個「無情」論者。莊子主張「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莊子說：「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而屈原則是一位「有情」論者，是一位易感哀樂、好惡不飾、愛憎分明、性情無羈的詩人。他在《九章》《惜誦》中明確提出了「抒情」的理念：「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其他楚辭諸篇言及「情」字以及與「情」相關的詞句可謂觸目皆是。

其《離騷》曰：「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以齌怒」，「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以何傷？」「不吾知其亦已矣，苟余情其信芳。」「眾不可戶說兮，孰雲察余之中情？」「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其《九章》《惜誦》曰：「情沉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九章》《涉江》曰：「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九章》《哀郢》曰：「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心絓結而不解，思蹇產而不釋」，「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慘鬱郁而不通兮，蹇侘祭而含戚。」《九章》《懷沙》曰：「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懷質抱情，獨無匹兮」。

《九章》《思美人》曰：「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莞而莫達」，這些不勝枚舉的「情」字毫無掩飾地披露了屈原的好、惡、喜、怒、哀、樂，其情感的基調是哀傷、沉抑和悲憤的，而不是莊子式的超然無傷、哀樂不入的「無情」狀態。這種基於高潔的政治理想和獨立人格，憑藉熱烈而奔放的想像，訴諸於性情淋漓盡致抒發的審美傾向，構成了既區別於儒家，也不同於道家的獨特的「屈騷傳統」，從而哺育了中國後世整個抒情藝術的形成和生長。

我們看到，以屈原為代表的「屈騷傳統」所注重的「性情」抒發傾向及其影響，在唐代書法理論中得到進一步的滲透和擴展，使這一文學主張轉化為一種更具廣泛意義的藝術思想。

[唐]張旭（傳） 肚痛帖 原石藏西安碑林博物館

張旭、懷素（尤其是張旭）的狂草不是情感的「中和」潤飾，也不僅僅是性情的「自然」呈現，而是「喜怒」「憂悲」「怨恨」等不平情感痛快淋漓的展露，是「有動與心，必於草書焉發之」，是「情炎於中」「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是「驟雨旋風」，「精神煥發」。這顯然是「屈騷傳統」抒情主義在書法藝術中放射出來的燦爛光輝。

這種吐露「喜怒」、「憂悲」和「怨恨」的抒情主義在中國近現代社會的特殊情境中依然會煥發出催人肝膽的表現力量。據作家梁衡記述，今年三月去拜謁辛亥革命烈士林覺民的故居，有幸見到了林覺民《與妻書》原件。這是如今中學課本必載的範文。當年「在廣州起義前三天，1911年4月24日，林知自己必死，就著隨手扯來的一方白布，給妻子陳意映寫下這封信」其中有「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等句，全信為「豎書，29行。

其筆墨酣暢淋漓，點劃如電閃雷劈，走筆時有偏移，可知其時『淚珠與筆墨齊下』，心情激動，不能自已。其揮墨泣血之境，完全可與顏真卿的《祭侄稿》相媲美」。這裡的性情抒發已不僅是古代文人那種「取會風騷之意」，也不止為「本乎天地之心」，而是剷除封建毒瘤，祈求「天下人永福」的偉大人格和情懷的告白，其中裹挾著世紀變幻的腥風血雨，透發著時代的電閃雷劈，是對悲天嗆地的「屈騷傳統」的現代的革命的詮釋。

【詳見《中國書畫》2016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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