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音】西方為什麼越反越恐？

　　法國一向以浪漫、小資、悠閑、享受生活而著稱世界，巴黎更是以「花都」、「時尚之都」、「藝術之都」、「浪漫之都」而吸引著全球各地的遊客。

　　然而，2015年，年初和年末的兩場極為血腥的恐怖襲擊（《查理周刊》遭襲案和此次的連環恐怖襲擊案），令巴黎變成惡夢般的「恐怖之都」。

　　巴黎即將於11月30日召開第21屆世界氣候峰會。法國針對氣候峰會宣稱加強了一系列安保措施，包括開始關閉（在歐盟內部的）邊境。但令世人不解的是，迅速崛起的「伊斯蘭國」組織（ISIS)正面臨著西方諸多大國以及俄羅斯的集體「圍剿」，竟能迅雷不及掩耳地在巴黎殺了個回馬槍，製造了震撼世界、空前規模的慘案。由此可見，法國政府內在的治理與安保措施執行並不到位。西方何以越反越恐？

　　本來，「9.11」的發生，令西方站在道德高地上，並收穫了世界的同情與支持。假如西方能夠正確使用這些資源，成功孤立極端的恐怖主義分子，就絕不會出現今天越反越恐的後果。

　　但西方卻不深刻反省自己內在的問題，而簡單粗暴地以牙還牙，以國家暴力應對恐怖主義的個人或者集團暴力。

　　西方國家錯誤地發動了阿富汗戰爭。這成為美國歷史上持續最久的戰爭。結果卻以塔利班越戰越強、西方退出收場。假如小布希早知道是這樣的結局，恐怕他當初是不會如此莽撞的。

　　現在西方當然明白了，以國家暴力來對抗藏於暗處的恐怖分子是不可能成功的。更何況，阿富汗十分特殊，歷史上就以「大國墳墓」而著稱。英國和蘇聯都曾在此折戟沉沙。美國只不過是太過自負妄自尊大，無視歷史教訓，重蹈覆轍而已。

　　阿富汗戰爭雖然大大損耗了西方的硬實力，但並沒有損害其「9.11」受難者的道義資源。但隨後跟進的伊拉克戰爭，不僅造成西方的大分裂：法國、德國與俄羅斯、中國建立反戰聯盟，甚至教皇也站在反戰聯盟一邊，反對美國組成的戰爭軸心，更令美國的道義形象喪失殆盡。雖然美國很快就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卻開啟了「潘多拉魔盒」：自此伊拉克陷入混亂和動蕩之中。

　　令人驚奇的是，美國為首的西方並沒有吸取伊拉克的教訓，在「阿拉伯之春」到來之時，竟然動武推翻了已經臣服於自己的利比亞的卡扎菲政權。同時也把矛頭指向俄羅斯的盟友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

　　不管是薩達姆、卡扎菲還是巴沙爾，他們都是世俗的伊斯蘭社會掌權者。雖然他們的統治並不符西方的標準，不受西方的歡迎，但卻沒有宗教狂熱和宗教愚昧，在價值觀上還是認同西方倡導的現代化，比如一夫一妻、男女平等、政教分離與世俗法律等。而且，他們還是抵禦極端伊斯蘭勢力的有效力量。

　　更重要的是，他們在現實壓力面前仍然可以理喻，知道妥協和讓步。薩達姆接受了聯合國的核查，銷毀了全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卡扎菲放棄了發展核武器，承認洛克比空難的責任並進行了國家賠償。埃及的穆巴拉克在最後關頭也放棄權力，承諾實行民主選舉。就是今天仍然為生存而戰的阿薩德政權也交出了全部化學武器。

　　然而，他們被推翻或者被挑戰之後，取而代之的則是伊斯蘭內部的極端勢力。最典型的當然就是目前在全球四面出擊的「伊斯蘭國」組織。「伊斯蘭國」組織的極端程度，就連本·拉登創立的極端的「基地組織」都無法接受其政策，而與之劃清界線、將之排除在外可知一二。

　　至於今天的利比亞，已經陷入了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目前正在考慮的是否重新武力干涉以重建秩序。這樣混亂的國家環境毫無疑問最有利於極端恐怖主義的發展。

　　今天的法國有數百萬穆斯林人口；由於種種原因，其中許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下。 這就為極端組織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從而為外部恐怖分子進入法國提供了便利。他們不僅可以有效得到隱藏和支持，甚至一些土生土長的法籍穆斯林和他們內外勾結，共同作案。

　　根據相關媒體披露，參與巴黎這場血腥的恐怖襲擊者既有來自敘利亞和埃及的恐怖分子，也有擁有法國國籍在法國本土長期生活的極端分子。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國際激進與政治暴力研究中心今年也曾出具過一份報告，研究發現，只有沙烏地阿拉伯、突尼西亞、俄羅斯和約旦為「伊斯蘭國」效力的本國人數超過法國。在當時，法國激進分子的人數比德國和英國的兩倍還多。

　　可以說，今天伊斯蘭極端勢力就是西方錯誤而又愚蠢的政策一手促成發展壯大的。

　　除了對外的反恐戰略出現嚴重失誤外，在西方內部類似的低級錯誤更是屢見不鮮。最典型的就是先後在丹麥和法國發生以及影響至整個西方的兩起漫畫事件。雖然西方辯護是新聞自由，但後果卻是冒犯了整個伊斯蘭社會，把大量溫和派穆斯林推向極端勢力一邊，變成極端勢力的同情者、支持者甚至是參與者。尤其是當溫和派穆斯林組織寄希望在這個法治國家通過法律尋找一個說法時，卻一再敗訴。從而給激進派以口實和機會。

　　假如法國法律能對這種自由有所限制——畢竟公開宣傳反猶主義和為納粹辯護是非法的，也未必會使穆斯林群體情緒如此對立，乃至給極端主義提供溫床。

　　不管怎樣，這兩起漫畫事件徹底摧毀了西方和整個伊斯蘭社會可能重建信任與和平的可能性。就是溫和派伊斯蘭國家，對西方也只剩下理性的利益和功利算計而已。

　　西方犯的第二個錯誤就是短視而利己主義的文化多元主義，卻又缺乏長遠的教育策略與社會認同目標。過去美國以「民族大熔爐」而自豪，但現在卻也搞起了文化多元主義，並成為新的「政治正確」標準。為了選票，政治人物無視社會長遠發展，相反更刻意討好少數群體。在美國南部許多城市，無人說英語，生活方式完全非美國化。

　　英國也曾嘗試過文化多元主義，清真寺的數量竟然和教堂一樣多。但卡梅倫當選首相後，就不得不公開承認文化多元主義已經失敗了。因為文化多元主義不但不能解決不同種族和文化之間的衝突與對立，實現多民族的融合，相反更強化了各自的民族和文化認同。

　　但在經濟、社會生活和意識形態上，西方國家中的少數族群又被長期隔離與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大量人口只能聚居生活在城郊的少數族裔區域內，人均收入和教育水準也遠低於國民人均水平，遭受著明顯的歧視與排斥。這也是眾多穆斯林人口長期失業，女性無法離開家庭，而被迫在家成為生育機器的一個重要原因。所謂的「多元化」本身變成了事實上的「種族隔離化」。

　　這就是為什麼，有些恐怖分子雖然出生在西方，在西方成長，在學校與其他國民接受同樣的教育，但在現實中感受強烈的孤立感與憤懣不安，而最終可能成為恐怖分子。

　　最後一個因素雖然和西方沒有直接的關係，但與西方也有間接關係，而且其作用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那就是伊斯蘭社會至今沒有找到一個成功的發展模式。除了中東石油國家外，穆斯林人口居多的國家普遍貧困。這成為極端勢力滋生和發展最重要的土壤。

　　如果以西方為參照，究其原因應該是沒有進行宗教改革，實現政教分離，以適應現代化的需要。因此即使這些穆斯林進入到西方，也鮮有經濟成功者。經濟地位的低下和生活條件的困苦以及由此帶來的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歧視，不產生極端恐怖分子才怪。

　　可以說今天的西方，對外客觀上為極端恐怖主義提供了發展的條件和空間，對內則因為政策失誤培育著一個對自己文明和價值觀都不認同的極端主義的溫床。現在西方面臨的挑戰是在價值觀和自己的文明存亡（伊斯蘭社會的崛起）之間如何選擇。如果繼續堅持自由（如新聞自由）、人權（不能強制同化包括價值觀同化、多元文化主義、家庭補助制度）和民主（一人一票），西方文明將很快消失在地平線。假如放棄這些價值觀，西方文明還有什麼獨特性？也依然是名存實亡。

　　目前看來，西方的制度已經喪失了改革的能力——因為它們主觀上已經認為自己是歷史的終結，已經沒有改革的空間和必要了。上面這些問題他們甚至都不敢公開承認和討論，因為如果那樣做就是政治不正確。僅就一條，如果連問題都不敢正視，還遑論去解決呢？所以在內外各種因素的主導下，西方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反恐戰爭的輸家。（圖片來源網路，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作者：宋魯鄭　中國青年網路智庫專家，知名旅法學者、國際政治問題專家、《中國能贏》三部曲作者，在法求學從商寫作十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