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士遭到江青迫害：周恩來心中明白默默關心

06-09

沒想到事情遠沒有完。後來高振普告訴我，那次事發後的一天，在釣魚台開完中央「文革」碰頭會，天已經很晚了，周總理剛回到中南海西花廳，江青就打來電話，要周總理和汪東興去釣魚合。因為江青常傳達所謂「主席指示」，周總理以為又有什麼緊急事，就同汪東興乘車去了釣魚台。周總理、汪東興到後，江青叫秘書、警衛員們都留下，然後說：「成元功歷史上就反對我，限制我和總理接觸。」接著又舉了幾件無中生有的小事。周總理說：「不會的，成元功14歲參加工作，在我那裡工作多年，我了解他。」江青本來就居心巨測，自然不會讓步，她竟然拍著桌子惡狠狠地說：「他至少是個變了質的壞分子。」接著又說警衛處還有曲琪玉等，要停止他們在警衛處的工作……

後來，汪東興、張耀祠和李樹槐找我談話，說：「根據現在的情況，你也不好去工作了，就先到學習班去學習一段再說吧。」然後又說：「去學習班前，也不要到總理那裡告別，也別和總理辦公室聯繫了。」我明白他的意思，是怕給周總理增添不必要的麻煩。

1969年1月5日，我離開北京，和參加學習班的全體同志，從當時的前門火車站登上火車，去了中辦在江西進賢開辦的「五七學校」。當時中辦機關一共去了1600多人，真所謂「浩浩蕩蕩」。

到達江西進賢縣後，我們驚奇地看到大街上到處寫著大標語「歡迎中央辦公廳的同志來進賢縣安家落戶」。不久，這1600多人的戶口都由中央辦公廳統一從北京轉到了進賢縣。

所謂「五七學校」，是按照毛主席關於幹部上山下鄉的「五七」指示辦的。名為學校，實際上是勞動改造。關於校名，當時還引發過一場爭論，有人說叫「五七幹校」，因為下放到那裡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幹部，汪東興說叫「五七學校」好，因為去那裡的不全都是幹部，他說，幹校是幹部去的，學校是什麼人都可以去。這樣一來，中央辦公廳「五七學校」便成了一個「大雜燴」，下放到那裡的既有部長級的高幹，也有花工、木工、掃院子的清潔工，還有軍代表。軍代表是管理這些人的。可以這樣說，中辦「五七學校」是全國的一個特殊學校。

1970年，我的家屬也從她的單位調到中辦「五七學校」，兩個孩子也跟去了。從此我們全家被打入另冊，我和周總理、鄧大姐也就斷了聯繫。

1971年中辦副主任王良恩專程來到「五七學校」，在「五七學校」的黨委擴大會上傳達中央對『五七學校」的精神後，有人提出，讓千部家屬也到「五七學校」安家落戶不符合中央精神，是汪東興的土政策。但在另一次黨委擴大會上，當有人提出不是辦公廳幹部的家屬、孩子，應送回原單位時，擔任校長的曹全夫說，在校的幹部都是辦公廳不要的，你把家屬孩子送回去，將來怎麼辦？

經過一段勞動改造，後來有些人被分配到湖北三線新建的第二汽車製造廠，還有的分配到了別的地方，對此大家議論紛紛，反映強烈。這時汪東興又一改以前的說法，說江西中辦「五七學校」是中央辦公廳培養千部、儲存幹部的一個重要基地，只要他活著，「五七學校」就要繼續辦下去。

1973年，我的家屬結束了在江西中辦「五七學校」的勞動改造，帶著一個孩子回京工作了。1974年春節前，我從江西回京探親，北京給我突出的感覺是天氣變得特別冷，風沙也比往年大，人也變得無情了。過去一起工作多年的同志，見了面不再像以前那麼熱情了。路上不期而遇，就彷彿見了瘟疫，老遠就躲開了。我愛人回京後，到過去一起工作的鄰居家看望老人，鄰居連門都不讓進。這也難怪，誰讓我們這些人被打入「另冊」呢。

但也有兩個例外：一是北大、清華鋪天蓋地地張貼批鄧大字報，指名道姓批判鄧小平。辦公廳指名道姓要我們這些從「五七學校」臨時回京探親的人，必須集體去看大字報，以示對我們這些人的關心。再一個是江青背著黨中央在首都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名為「批林批孔」，實際上把矛頭指向周總理。會上，幾個跳樑小丑作了充分的表演，給人的感覺是中國要變天了。特別是聽到當時正在主持中央工作、也是這次會議的主持者的周總理說：「召開今天這樣的大會，昨天晚上我才知道。」許多人議論紛紛。這個會也是辦公廳組織我們這些臨時回京探親人員必須參加的，自然也是為表示對我們這些人在政治上的關心。

萬人大會之後不久，有一天鄧大姐派人到我家告訴我：「總理現在住院了，要我代表他見見你們全家。」要我們晚飯後去西花廳。晚飯後，我們全家去了西花廳，鄧大姐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談話中，鄧大姐問我：「你是怎麼走的，也沒向我們打個招呼？」我說：「走前汪東興找我談話，不讓我和你們聯繫，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怕給你們再添不必要的麻煩。」之後，我又把大會堂發生的事，詳細地向鄧大姐彙報了一追，但把後來高振普告訴我總理在釣魚台與江青吵的事瞞下了。鄧大姐聽後說：「噢，原來是這樣。」接著看了看錶，說：「我去醫院看恩來的時間到了，你們先看看電視，我去半小時就回來。」半小時後鄧大姐回來了，她說：「你講的事，我問過恩來了，他說他都清楚。」我心裡說，我只對你說了一半，後一半還沒講呢。臨告別的時候，鄧大姐諄諄告誡我：「你離開北京幾年了，對北京的情況不了解。少出去串門訪友，多在家看看書報，這對你有好處。」

探親假結束了，我又回到了江西進賢。組織上曾三次暗示，要分配我去工作：第一次是去陝西省公安廳警衛處；第二次是回山西老家，說那裡有個大錫礦，需要幹部；第三次是去北京醫院。因為是非正式談話，我都沒表態。我要求去工廠學技術，汪東興說我不安心工作，我只有耐心等待。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的前幾天，我才結束了流放八年的「五七學校」生活，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