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只是改革受阻嗎？
中國——只是改革受阻嗎？
赫爾穆特·彼得斯/文，張洪明/譯
摘要：中國的改革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也存在著不少問題，當前改革爭論的焦點問題在於非國有經濟的現狀及其在未來國家發展中的作用。面對內部的矛盾和外部國際資本的壓力，中國社會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要不要轉型，如何轉型，各種力量都希望能夠影響到政府的改革方向和下一步的工作重點。本文以「溫州金融改革」為切入點，認為在中國未來的宏觀經濟調控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將會得到充分發揮，但這其中也暗含著巨大的風險。
關鍵詞：轉型 非國有經濟 民間資本 金融市場
根據中國媒體的新聞報道，中國正處於轉型過程當中，當前改革的任務是要破除制度和結構上的障礙。對於這次轉型之後可能產生的社會形態，目前還無法作出判斷。
社會現狀
我認為當今中國社會仍具備過渡社會的特點。以歷史的眼光來看，這種過渡基本上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一個未進入資本主義的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過渡。走改革開放道路這一新政策的構想是建立在列寧新經濟政策的相關戰略基礎之上的，這一戰略的核心是通過與國際資本合作，借鑒人類資本主義發展在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上的優秀成果。但是除了採用借鑒的方式方法，中國共產黨在這一過程中還忽略了兩個重要任務，即加強作為無產階級階級基礎的政治思想與組織保障建設，同帝國主義進行階級論爭。這使得中國社會出現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生活方式、不道德行為以及對權力與金錢無條件的追求。在當今中國公眾看來，權力與金錢是衡量個人社會地位的兩個要素。中國的政權是從槍杆子里得來的，也就是說，掌握在黨手中的武裝力量永遠是決定性的基礎和支撐。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損害勞動人民生存利益的事件明顯破壞了人民與黨的關係。行使著高度集中的權力的黨內精英們至今依然難以完全從民主的角度理順權力與人民之間的矛盾。
各種精英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日益緊張和激化，近些年來已經出現向上蔓延的趨勢。經濟、社會、生態以及內外部的壓力導致中國放棄了之前的那種不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方式。中國的確在這條道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績。現在，它擁有3萬多億美元外匯，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在發生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它仍然發展成為了世界經濟的驅動力。但在取得這些成績的同時，中國卻失去了未來從勞動密集型生產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可持續生產和再生產過渡的最佳時機。中國之前的經濟發展模式不是以發展勞動生產率為首要目的的，而是為了在與發達國家的競爭中，使自己的國內生產總值處於世界前列，並且實現自有資本積累的收益最大化。這種模式雖然充分利用了國際大資本，但僅僅停留在簡單複製的層面，自身的知識產權和創新能力幾乎沒有得到大幅發展。中國的生產和貿易大部分具有以下特點：維持一支技術水平低下的廉價勞動力大軍，中國經濟大部分處於西方跨國公司的國際生產鏈條的末端，發展加工貿易，通過低估本國貨幣在國際競爭中獲得優勢，以及實行政府可以干預重要資源分配的「中國特色市場經濟」。從勞動密集型生產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可持續生產和再生產過渡是必需的，只有後一種生產模式才能為保障和繼續提升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提供物質基礎。然而這種過渡受到目前的內部條件的局限，必然是一個很艱難的過程。這讓我不由想起了一句話，沒有哪一個處於發展初期的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實現這種過渡，並在勞動生產率？至少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持平，即使是像當今中國這樣已經部分具備了很好起始條件的國家也不例外。
恐龍病
關於當前改革的爭論的焦點問題是非國有經濟的現狀及其在未來國家發展中的作用。從根本上說，這一爭論關注的就是在經濟基礎進一步成形時，國有資產和本國私有資產各自具有的意義和地位。這個爭論不是新產生的，近10年來它一直伴隨著整個發展過程。
單是1997—1999年，為了挽救表現疲軟的國有經濟，國家就花費了2萬多億，在此之後，黨中央面對國有企業整體上缺乏競爭力的狀況，於1999年9月指示：將國有資本集中到三個不存在競爭的領域——國家安全領域、自然資源壟斷領域和公益事業領域。政府決定，要將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主要引入以本國私有資產為核心的非國有經濟。單是創造新增就業崗位這一項，私營企業就佔了80%的份額。當時，有很大一部分國有企業在重組過程中被私有化了。在這一過程中，行政管理部門認為私有制是有效率的，因此，總體上是贊成將部分中小型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甚至逐漸對部分大型國有企業也實行了私有化。在隨後的討論中，中國借鑒了俄羅斯國有企業私有化失敗的教訓，認為不能對國有經濟實行全盤私有化，而是應該繼續對其進行改革。2003年，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成立，在它的領導下拉開了這次改革的序幕。這次改革主要針對的是中央直屬國有企業，當時還有236家，現在大約有120家。通過改革，在保留這些國有企業自身特點的同時，以西方現代大型專業化跨國公司為模板，對其進行改造，使之能夠進入國際市場發展，並在國際競爭中立足。
雖然當時政府已經提出，要逐步取消一些非競爭性行業中的壟斷現象，但在所有重要領域，比如石油和石化、能源、交通以及很多類似的領域，部分國有大型央企還是發展成了具有行政壟斷特點的企業，也就是說，這種壟斷在某種程度上是藉助行政干預並在政府掌握的資源基礎上形成的。這些壟斷企業每年獲得的巨額利潤，原則上不是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的，除了藉助政策支持，首先是通過對資源的壟斷獲取的。近些年也存在壟斷企業通過投機行為獲取巨額利潤的現象，例如在房地產行業，2009年有60%的央企涉足這個領域。
對利潤的追逐也促使這些國企進入其他實體經濟領域，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使大型國有企業擴大自己的經營範圍。在中國，人們將這種現象稱為「國進私退」。這種趨勢在像中糧集團這樣的國有跨國企業身上體現得很明顯，中糧集團本來植根於糧食和食用油領域，並且擁有外貿壟斷權。按照這種方式，從2003年到2008年，它的資產很快從近600億元增長至1400多億元。隨後，中糧集團逐漸涉及所有老百姓日常需要的食品領域，吞併了一家又一家非國有企業，並在廣闊的領域建立起類似於以前國企的企業。在中國的媒體報道中，人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企業，在它身上兼具「恐龍和狼的特性」，也許這種「獵取利潤的天性」使它患上了「恐龍病」。
雖然反壟斷法經過了長時間討論後最終得以出台，但是它的反對者——行政管理機構和壟斷企業之間形成的穩固利益集團——至今依然能阻礙這一法律的具體實施。鑒於這種狀況，2005年政府出台的為私有資本打開通往壟斷行業道路的「36條」以及2010年5月發布的擴充措施「新36條」，都不過是一紙空文。
由於受到國企的擠壓，非國有企業的經營環境日益嚴峻。另外，高額稅款和其他費用也是造成非國有企業經營困難的一個因素，單在2011年，企業的平均成本就提高了將近30%。商業銀行的信貸主要集中投向大企業，因為它們可以提供必要的擔保，並且擁有良好的信譽。對於非國有企業來說，則幾乎只能依靠民間借貸，以高出國有銀行好幾倍的利息來籌措資金。這導致的後果就是，在那些經濟發展主要依靠非國有企業的地區，比如浙江溫州，首先出現了民間借貸導致的危機。根據浙江省統計局的報告，僅2011年上半年，就有1447家中小企業倒閉。很大一部分生存下來的私營企業家找到的獲取高額利潤的辦法，就是將自己的資本投入到鄰近地區上海的投機行業中。如此大規模的資本從溫州的實體經濟流入上海的虛擬經濟，一方面造成了當地房地產行業不正常的泡沫式的繁榮，另一方面，已經開始危害溫州地區的經濟基礎。
這促使中國政府在2012年初針對這種發展趨勢進行深入討論並採取相應措施，抑制資本從實體經濟流出，並引導已流出的資本重新回到實體經濟。
一個信號
中國政府試圖通過對私營經濟開放金融市場，讓市場經濟的力量來解決「溫州問題」。在一個企業家論壇上，有人提出要把「自由、產權、企業家精神」作為「真正的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標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領導層毫無保留地支持這種立場：「在私有產權和市場經濟條件下，資金和企業家等都是生產要素，所有生產要素之間自由組合，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乃是社會財富創造的不竭動力，這就要求金融自由和企業家精神同時在場。……因此要有健康完備的企業家精神，就必須在金融制度上鬆綁。」2001年，時任黨的總書記的江澤民認可了私營資本家作為社會主義勞動者的身份，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從政治意義上理解，這可以被視為政府打算廣泛利用私有資產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現在的輿論與當時相比，似乎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於是，在中國呈現出這樣一番景象，各種力量都希望能夠影響到政府的改革方向和下一步的工作重點，
佐利克開始就講到，中國如果改變其經濟模式進行深層次發展，那麼，到203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就能夠達到16000美元，是現在水平的3倍。這樣將對國際經濟、社會和政治產生長久而深遠的影響。中國能給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樹立典範，證明實現經濟發展不必以犧牲社會和環境績效或是全球責任為代價。隨後佐利克講到報告的核心部分，對未來20年的新發展戰略提出建議，並提出了以六個戰略支柱為基礎的改革計劃：
（1）重新界定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的作用，完成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2）適應全球資本與企業家市場相連的開放型社會體系；
（3）促進綠色增長；
（4）為全民提供平等機會和社會基本保障；
（5）加強金融體系建設，促進金融穩定；
（6）確保中國作為國際夥伴繼續融入全球市場。
中國應以這六點建議為出發點，思考怎樣將自身的發展需求與國際責任相結合，這樣才可能成為全球解決方案的一個重要合作夥伴。
這份改革建議的側重點在於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發展，而忽視了國有企業和市場經濟之間的關係調整等問題。眾所周知，列寧在他的新經濟政策中認為，無產階級國家領導下的市場經濟能夠使國有企業通過精確核算獲得利潤。就這點而言，尚無法了解在這份報告中，世界銀行和控制它的勢力以及參與報告的中方力量這三方利益之間達成了多少共識，分歧點在哪裡，分歧程度如何。但顯而易見的是，各種勢力都在尋求利用當今中國轉型的形勢，以便使中國社會的發展更貼近他們的設想。
對改革辯論的認知
有這樣一個發現，在中國，尤其是在兩會期間，關於改革的討論並沒有太多的勞動群眾參與其中，更確切地說，這種討論主要是在各種精英集團之間進行的，而這些人也左右著這場辯論中的官方觀點。
這些精英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在評估之前的改革成果、當前的改革形勢和今後的改革方向時，表現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場。第一類群體是改革至今的最大受益者，他們的利益與當前的改革形勢密不可分，基本持保持現狀的立場。這些人首先是國有壟斷企業的管理層、正式職工以及與之聯繫密切的各級行政管理機構。他們現在被視為改革的阻撓者。第二類人認為，就社會兩極分化和腐敗而言，之前的改革基本是失敗的，某些方面應該恢復早些年的政策和方法。這些人被看作是「偏左的」。第三類精英集團認為，走出當前改革困境的出路，首先是向「真正的」市場經濟過渡，對私有資本作進一步的讓步，強化與世界銀行的合作，擴大與國際大企業的科技合作。
基本決策
2012年3月份的全國人大會議確定了中國社會進一步轉型的第一個方向，使改革集中在當前社會的發展焦點和主要矛盾領域，中心是六種關係，即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的關係及地區間財政分配的關係、城市與農村的關係、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
兩會的討論會對此逐個進行了具體的闡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把這看作政府職能轉變中需要進行調整的核心部分。他認為，未來政府的實際職能就是為社會發展提供必要的制度、規則和政策的保障，以便能夠通過市場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公平競爭，取得突破性成果並降低社會風險。在全國政協會議上，非國有經濟的問題自然成了中心話題，與會者要求金融市場應該進一步滿足實體經濟的需求，支持小型企業創造「草根金融市場」。可以看出，私營企業家對基礎設施和金融市場特別感興趣。
兩會之後，政府就開始著手將當時國家管控的金融市場向本國私人資本開放。此外，國務院常務委員會於
這個方案有12項主要任務，涉及民間融資、新型金融組織建設、專業資產管理機構、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地方金融機構改革、發展金融產品和服務、滿足小型企業以及三農項目等多層次的融資需求、發展地方資本市場、拓寬保險服務領域、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完善地方金融市場管理和防範金融綜合改革風險。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第二方面的任務，即加快發展新型金融組織，也就是說，鼓勵和支持民間資金參與地方金融市場改革，根據有關規定發起設立或參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按規定改製為村鎮銀行。其他相關文件還補充到，應該對民間資金在這方面「加以引導」。
從形式上看，溫州方案如果按照現行法規實施，並沒有法律依據。1998年出台的《商業銀行法》是禁止民間資金建立銀行的。
我認為如果這個方案能按計劃得到實施並執行國家標準，其重要意義在於三個方面：國家銀行體系對國內民間資金全面開放；未來民間資本可能在村鎮日常生活中佔主導地位；吸引全國的資本流動，乃至影響到對外開放領域。
到目前為止，銀行體系基本上是國有性質的，對於國內民間資本的全面進入，我的看法是雙方面的：從長遠來看，它能成為國有銀行一個重要的競爭對手，促使國有銀行加強自身的發展，使其在嚴格審計下經營，有效為社會主義創造財富。但在這個過程中，也暗含著潛在風險，尤其是在中國與國際資本進行如此廣泛合作的情況下，逐漸壯大的民間資本有可能會擠垮國有銀行。
民間資本全面進入中國農村，更準確地說是縣以下地區，即鄉和村，是有直接危險的。國有銀行機構是迄今為止這個領域唯一或者說最大的股東，但是現在這種狀況將發生根本改變。雖然國家今後還將為農業和農村的大型項目提供資金，但是具體為中小企業和微型企業融資的業務將由私營資本來承擔。在當前形勢下，沒人能排除私營資本利用這個機會對農村形勢和農民產生較大影響的可能性。雖然它不至於是根本性的影響，但對中國的發展來說，也許是負面的影響。
溫州試點項目吸引著全國的資本流動，這會對國家整體的財政經濟帶來巨大的影響，其中可能蘊藏著很多未曾考慮到的風險。與金融改革相關的社會精英們進行的改革討論也聚焦到溫州方案上。在2012年4月初李克強出席的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部分與會者認為，溫州方案是金融市場改革的先行者，打破了民間金融市場的堅冰。但是國有大型銀行集體缺席溫州問題專題討論會，這種狀況意味深長。像中石油之類與會的國有大型央企的領導代表也表示，他們不能理解人們為什麼還要為民間資本鼓掌叫好。對於溫州方案存在各種不同的見解，說法不一。但關於溫州討論的主流聲音是：這隻能是「上層」為金融市場改革做的準備和鋪墊，應該祝福溫州方案。
李克強在
（赫爾穆特·彼得斯：德國統一社會黨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資深中國問題專家；張洪明：中央編譯局文獻部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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