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白居易與新樂府運動
第一節白居易
白居易出身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十六歲到長安以《賦得古原草送別》謁顧況，顯示了出眾的才華和豪邁的精神。二十九歲中進士，此後連續兩次登科。元和二年（807），任左拾遺，將詩歌作為進諫的手段，因出語太直，觸忤權貴，元和十年（815）遭讒被貶為江州司馬。一生以此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志在「兼濟天下」，後期轉向「獨善其身」。
白居易被貶江州之初，曾將自己的詩分為四類：諷諭詩、感傷詩、閑適詩和雜律詩。前期多諷諭詩，後期多其他三類；前期比較注意作品的題材和內容，後期更多著眼於藝術。
諷諭詩以《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為代表，廣泛揭露了當時各種弊政和民間疾苦。如《秦中吟》中的《買花》借描寫京城貴游爭相購買牡丹的豪奢，揭示了富人的奢侈正是建築在剝削下層百姓的基礎上這一意義深刻的主題；《輕肥》以宦官的跋扈驕奢與「是歲衢州旱，江南人食人」的慘景形成鮮明對照，充分揭示出社會現實的不合理。《新樂府》中的《賣炭翁》通過賣炭翁被掠奪的不幸遭遇，揭露了宮市的本質，深刻暴露和鞭撻了最高統治集團搜刮百姓的罪惡。
感傷詩以《長恨歌》和《琵琶行》最為傑出，代表了白居易詩歌的最高藝術成就。
《長恨歌》以安史之亂為背景，展現了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悲劇。由於作者既想揭露李、楊的荒淫給國家民族帶來的危害，在具體敘述中又用自己的感情和想像豐富了這一故事，賦予這一愛情悲劇更普遍的意義，因而使此詩主題呈現出複雜的狀況。此詩在藝術上獲得極大成功，它寫李楊的愛情，不是平鋪直敘，而是由淺入深，層層深入地寫出了感情發展的歷史，逐步走向高潮，最後在高潮中戛然而止；敘事和抒情緊密結合，情景交融，波瀾起伏，故事情節的每一進展都是通過優美凝鍊、濃郁抒情的詩的語言完成的，具有極大的藝術感染力；外貌和心理描寫極為出色，塑造了鮮明的人物形象；具有豐富美麗的想像和濃郁的浪漫色彩。此詩是白居易最傑出的作品之一，也是古典詩歌中抒情詩與敘事詩相結合的典範。
《琵琶行》著力塑造了琵琶女的典型形象，通過琵琶女的不幸身世與自己遭受權貴排斥打擊的遭遇，揭露和控訴了封建社會壓抑人才的罪惡，有深刻的典型意義。此詩在藝術上也有多方面成就：首先是人物形象塑造出色，作者調動多種藝術手段，不僅通過人物的語言、動作、神態刻畫人物的心理，而且藉助音樂形象的千變萬化來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展現人物起伏不平的心潮；其次是音樂描寫極為出色，作者運用多種精妙新穎的比喻，以無聲襯有聲的虛中見實的手法，以及景物的點染、聽者的感受，烘托出琵琶演奏的妙絕入神，尤其將聲、情、事三者結合，具有極大的藝術魅力，使之成為描寫音樂的古典詩歌中最出色的篇章之一；第三，敘事技巧高妙，詳略虛實富於變化，如琵琶女與作者二人身世互為補充，兩次琵琶演奏描寫也詳略互見，節省了不少筆墨。此詩在當時便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千百年來更是傳誦不衰，顯示了強大的藝術生命力。
閑適詩和雜律詩中也有不少佳作。《賦得古原草送別》在賦「古原草」中寓別情，不僅體物入妙，章法嚴謹，而且物情交融，意境渾成。其中「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聯借對春草的讚美，歌頌了平凡事物所具有的頑強的生命力，唱嘆有情，富有理趣，是千古傳誦的名句。《錢塘湖春行》寫杭州西湖早春風光，《暮江吟》寫江天傍晚至入夜的景色，都情境俱佳，耐人涵泳。這些詩氣脈明朗自然，語言平易流暢，從內容到藝術對後人的影響都很大。
白居易的詩注重寫實，善於對現實生活中的現象加以選擇、提煉和概括，善於刻畫具有典型意義的藝術形象，善於進行細緻描摹，創造出敘述、抒情相結合具有高度審美價值的藝術境界。他對古代敘事詩的發展也作出了貢獻。此外，詩歌語言平易通俗、淺切流暢，敘事抒情意到筆隨，達到一種很高的境界。白居易的詩歌廣為流傳甚至遠播海外，與他語言的通俗化有直接關係。
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了新樂府運動。「新樂府」之名，是白居易提出的，指的是一種用新題寫時事的樂府詩，不再以入樂與否作標準。新樂府詩始創於杜甫，為元結、顧況等繼承，又得到白居易、元稹大力提倡．新樂府運動即由此而來。
白居易在總結前人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現實主義的詩歌理論。代表作是《與元九書》，主要內容有：1、認為詩歌必須為政治服務、密切反映現實生活，尤其要反映民生疾苦，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和「惟歌生民病」等口號；2、在詩歌內容與形式的關係上，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要求形式服務於內容。
白居易的詩歌理論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對內容與形式關係的論述，也合乎道理。但他們將儒家功利主義的詩論強調到極致，把「風雅比興」作為衡量文學作品的唯一標準，影響了對前代作家的正確評價；此外，在強調政治內容時，忽視了詩歌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詩貴含蓄的特點；又將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真實等同起來。其局限是顯而易見的。
第二節元稹與張籍、王建
元稹與白居易齊名，世稱「元白」。元稹寫作了大量新樂府詩，代表作有《田家詞》、《織婦詞》等。受白居易《長恨歌》影響寫作的長篇敘事詩《連昌宮詞》在史實的基礎上加以虛構和豐富的想像，真實反映了因唐玄宗荒淫逸樂的政治昏暗而導致安史之亂的歷史教訓，表達了希望治理朝政以實現國家和平安定的心愿，詩歌達到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的統一，詩人因此而被宮中呼為「元才子」。
除諷諭詩外，元稹在悼亡詩和艷情詩的寫作上也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遣悲懷》三首，對妻子的懷念追憶、喪妻的哀痛憾恨，均從生活瑣事著筆，以口頭語道出，卻寫得情深意摯，感人肺腑，在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離思五首》（其四）「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語淺情深，在抒發深摯專一的眷戀之情中寓深刻的人生哲理。《行宮》寥寥二十字寫盡了宮中的冷寂凄清和「白頭宮女」長期幽閉的悲慘命運，語約意豐。
張籍與王建同為較早寫作新樂府的詩人，於元白之外自具特色，世稱「張王樂府」。張籍樂府詩取材廣泛，下層百姓的疾苦、官府的橫徵暴斂、商人的奢侈貪婪，都在他筆下得到表現。其詩善以「俗言俗事入詩」，從中發現和發掘蘊含其中的社會意義；並善於提煉情節和語言，達到言淺意深和言簡意賅的境界。故王安石稱讚他的詩「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題張司業詩》〉。如《野老歌》借山居老農的遭遇，集中概括地反映了中唐社會農民生活的極端貧困和貧富懸殊的社會矛盾，表達了對統治階級和富商大賈的憎惡，對農民的深刻同情。一些小詩如《秋思》借一個寫家書的細節表現思鄉懷親之情，語淺情濃，意味深長。
王建出身寒微。經歷的坎坷使他得以接觸下層社會，寫作大量樂府詩。他的詩題材廣泛，或揭露壓迫剝削，或描寫邊塞戰事，或表現婦女命運，或批判統治者的荒淫驕橫，都具有現實意義。如《羽林行》揭露羽林惡少為非作歹、殺人越貨的罪惡行徑，活畫出統治階級爪牙兇殘無賴的面目，矛頭指向庇護他們的皇帝。王建的詩在表現和體察民俗民情民間生活方面較之張籍更加細緻入微，也更通俗、更口語化。而且詩的結尾多警句，如《水夫謠》寫縴夫的艱辛和悲苦，結末說：「我願此水作平田，長使農夫不怨天。」筆力凝重，足以振起全篇。王建另有《宮詞》百首，有一定的認識價值。
李紳（772—846），字公垂。是最早以「新題樂府」為題進行創作的詩人，惜二十首詩已經失傳。今存《憫農》二首，是膾炙人口的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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