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長奇蹟的效率真相

　　【財新網】（專欄作家 劉允銘）從2014年開始，中國的改革進程進入深水區，超高速的經濟增長時期已經結束。官方提出「新常態」概念，既是對經濟事實的概括和確認，又意味著對此前經濟增長路徑和發展價值觀的反思。

　　假如一個國家持續地奉行追求短期增長率的發展戰略，保證GDP超高速增長成為一種政治任務，那麼，這種超常的經濟增長必定是以透支未來為代價，不可能長期持續。然而，長期以來，不僅在官方立場上，而且在中國經濟學界和公共的主流輿論中，「經濟增長的速度越快越好」一直是一種近乎具有「政治正確性」的立場，儘管資源的低效過度利用和環境的惡化引起了普遍的關心和憂慮，可是這類透支未來的代價始終不足以撼動這種主流觀點的「合法性」。GDP這個單一的總量指標，具有了壓倒一切的重要性，一切的結構扭曲（包括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都不能挑戰它的帥位。不少經濟學家主張，結構調整必須在保證增長的前提下進行，似乎唯一不能犧牲的就是GDP的增長率。

　　然而，過度的經濟刺激政策和過度依賴房地產業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中國已經過度地透支了未來。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深化改革的決議表明，中國改革的漸進式道路已經終結，深層的制度改革已經無可迴避。對GDP至上的發展價值觀的反思，意味著執政黨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礎的重塑。結構的扭曲有著深層的制度根源，若遲遲不觸及深層的制度問題，政府就只能通過總量蛋糕的做大來緩和社會和政治的壓力，其合法性基礎就不得不與GDP增長指標捆綁在一起。當以透支未來和結構問題惡化為代價的高速增長路徑走到盡頭的時候，政府就必須重塑執政合法性的基礎。

　　「新常態」絕不是一個權宜性的政治修辭。為了深化對「新常態」的認識，凝聚起關於深化改革的共識，中國經濟學家最應該做的工作之一就是，準確分析和測量自1980年以來的三十年間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各個階段的效率，從制度、結構和效率的內在關聯的意義上提供透徹解讀，對於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影響提供儘可能充分而明確的事實證據，從而儘可能縮小社會各界對於中國經濟增長路徑的理解和主張上的分歧。

　　可是，就筆者所見，這樣的基礎性工作在國內經濟學界一直處於空白狀態。其學理上的原因之一是，自凱恩斯革命以來的宏觀經濟學一直囿於短期視野，宏觀總量層面的分析無法容納與資本的異質性有關的結構上的關係，忽略了經濟體在時間軸上的資源配置的效率。就經濟效率的衡量而言，宏觀總量生產函數這樣的工具基本上將經濟看作聯結投入和產出的黑箱，在技術經濟意義上具有高度異質性和不可轉換性的各類資本品都被化約為以貨幣來衡量的資本總量k，於是與總體生產結構有關的資源配置效率完全被遮蔽。若是想揭示出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率與制度和結構因素之間的關聯，測算研究必須打破宏觀總量分析的限制，打開經濟結構的黑箱。

　　現任職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同時兼任美國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高級研究員的經濟學家伍曉鷹，經過多年的努力，以紮實嚴謹的資料庫重建工作和卓越的洞察力，完成了以上所言的這項基礎研究工作。《比較》第69輯發表了他關於這項研究成果工業部分的概括性介紹（「測算和解讀中國工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為了他的貢獻及其重要性得到更多的關注，筆者在這裡做一番介紹和評價。

　　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前景如何？針對這個被普遍關心的疑問，伍曉鷹表明，「由於制度的問題，中國經濟實際上是以低效率的方式複製了戰後『東亞經濟奇蹟』。所以，我們對未來增長潛力的理解絕不能建立在維持現有體制和結構的前提下，不能僅僅根據中國經濟和發達經濟體之間的人均GDP差距而簡單地得出結論，也不應該簡單地借鑒尚沒有系統經濟理論支持的，只依靠實證觀察所發現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而開藥方。有關增長潛力的更加科學和有說服力的判斷，只應該建立在以行業層面生產函數分析為基礎的，對全要素生產率和要素成本分析的基礎上。」

　　在當前深入進行中的關於中國經濟未來10—20年潛在增長率的爭論中，無法迴避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經濟結構的嚴重扭曲。這個由來已久的問題植根於長期由政府主導的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模式。這就是說，結構問題首先是個制度問題。可是，如何具體地衡量中國經濟結構的扭曲程度及其效率上的後果？伍曉鷹所做的是對中國1980-2010年間各個階段經濟增長模式和結構的「生理學」透視。只有具體、深入地認識和確診了「新常態時期」之前中國經濟增長在結構和制度上的生理和病理上的機制，我們才能更深刻地認識深化改革的任務和方向，更準確地評估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潛力。

　　伍曉鷹認為，經濟結構扭曲問題的實質，是由部門或行業之間的資源錯配而導致的經濟效率損失。因為任何投入方面的貢獻都需要被最終產出來檢驗，效率的損失最終會反映在總體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以下簡稱TFP）的表現上，而總體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則是由諸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變化所累積的。「由於我們所關注的是結構問題，簡單地測算分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不能滿足結構分析的需要。從結構的觀點出發，正確的做法是要在一個投入—產出的分析框架內，在充分考慮總量和分量經濟的邏輯關係或總體與部門/行業經濟的關聯的基礎上，去建立所需要的數據，然後再去觀察和理解行業層面的全要素生產率表現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這就對數據、分析方法以及測算方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為了觀察和分析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全要素生產率的動態表現，必須突破把整個經濟作為一個總量生產函數來觀察的傳統，從經濟結構的角度，對行業生產函數和它們之間的投入產出關係進行分析。

　　首先要說明的一個問題是，全要素生產率的表現如何能反映出制度效率呢？眾所周知，現代經濟增長因素的分析和測算是在索洛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基礎上發展來的，這個模型奠定了總量生產函數分析的傳統。在對實際經濟增長的測算中，經濟學家發現，在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中，除去可歸因於各種投入要素的部分，還有一個或大或小的剩餘，這項剩餘即著名的「索洛余值」。這項余值衡量的就是所謂的TFP，後者一般被認為反應了技術進步的效率貢獻，成為了衡量技術進步的關鍵指標。可是，我們切莫忘記，主流經濟學的增長模型通常假設市場競爭是完備的，因此不存在制度效率的損失，換句話說，經濟整體始終在生產可能性邊界上運行。而實際上，在現實經濟中可能會因為各種制度缺陷（如政府干預、價格控制、信息壟斷）、要素流動障礙、資源錯配等因素，導致資源使用效率上的損失。因此，「索洛余值」完全可能包含制度效率甚至數據誤差等因素。這樣，當效率損失抵消技術進步時，就會出現零「索洛余值」；當效率損失超過技術進步的貢獻時，就會出現負的「索洛余值」。由於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的過程同時也是市場制度完善的過程，我們所觀察到的經濟增長就可以在理論上歸因於如下三個源泉：要素投入（如勞動、資本品、能源）、效率改善和技術進步。當然，隨著市場制度的日臻完善，效率改善的空間也會日趨縮小。

　　伍曉鷹特別指出，如果現實中存在以未被充分支付的要素成本所表現的補貼，問題就複雜化了。這樣的補貼，如未被充分支付的環境污染成本，往往是跨時間的，是對未來的透支。不過，「接受大量低成本補貼的部門必然會產生扭曲的生產激勵和行為，最終會反映在這些部門的效率表現上，進而反映在它們的TFP增長率上。」

　　伍曉鷹的測算和解讀工作的基礎是一個關於中國經濟的可靠的資料庫。對於這個資料庫工作的價值，筆者認為，再高的評價也不為過。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關於世界經濟史的資料庫工作已經為他贏得了極高的讚譽，中國讀者已經不陌生。作為安格斯·麥迪森長期的合作者，伍曉鷹繼承和發展了建立這樣的資料庫的方法論和技術。「我所測算的行業和部門的TFP來自一個經過長期研究工作所建立起來的全新資料庫。這個數據工作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在一個經濟概念、統計分類和調查覆蓋前後一致的基礎上，遵循分量和總量的邏輯關係，第一次完成了對1980—2010年國民經濟各個行業的總產值、增加值、投資額和就業量的對應。通過對官方歷史數據中的各種不一致性、斷裂和空白的儘可能邏輯處理，以國民經濟賬戶為基礎，初步整合了工業部門的不同規模的企業統計、不同範疇的勞動就業統計以及不同渠道的投資統計。」關於總產出、增加值、中間投入的測算以及對官方數據的檢驗和糾正、如何測算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的複雜的技術性細節，請讀者參閱伍曉鷹發表在《比較》第69輯上的全文。

　　在這個資料庫的基礎上，伍曉鷹展開了對1980—2010年間中國工業經濟增長的效率考察。總共用於分析的21個行業，按照各自在產業鏈中的性質，分別組成了三個工業分部門：能源工業、基礎材料工業、成品及半成品製造業。這個分組的目的是，將處在上游的能源工業和基礎材料工業與處在下游的成品及半成品製造業分開。前者被認為具有「戰略意義」因而被國有企業所壟斷，而民營和外資企業多集中於後者。顯然，這樣的分組便於（間接）觀察制度因素是否會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表現。

　　結果和解讀

　　我們看一下伍曉鷹呈現的測算結果。「這個結果是在一系列嚴格測算投入和產出指標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改革30年中一直作為高速增長引擎的中國工業，所做出的有關全要素生產率表現的一個深刻總結。」

　　從1980年到2010年，工業整體的TFP年增長率僅有 0.5%，即使考慮到部門間的累積效果，也不過1.1%。基於工業部門在經濟起飛階段的重要性，這基本上可以代表整個經濟的TFP增長率。這個結果遠不如處在相似階段的東亞經濟體的TFP表現。根據美國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The Conference Board，2012）以1990年PPP測算的結果（1990年不變價格），中國的人均GDP從1990年代初的2000美元增至2010年代初的6500美元，這基本上相當於日本的1950—1970年、韓國和台灣地區的1970—1990年期間人均GDP的變化。這樣，我們就可以在大致可比的基礎上觀察各個經濟體的TFP表現。

　　中國工業在1992—2010年期間的TFP年增長率為1.2%。根據麥迪森（Maddison，1995）的估計，日本在1950—1973年期間整體經濟的TFP年增長率為5.1%；沃爾夫（Wolff，1996）把這個時期從1960年分成了兩段，發現前一段是4.9%，後一段是4.0%；而包斯沃思等人（Bosworth，1995）的研究也發現日本在1960—1970年期間的TFP年增長率是5.0%。可見，在類似的發展階段上，日本在技術進步和效率改善方面的速度幾乎是中國的4倍。對同樣發展階段上，即1970-1990年期間韓國和台灣地區的TFP表現，研究者們有一定的爭議，但是實證結果顯示它們的TFP增長還是快於中國（詳情見伍曉鷹的原文）。

　　圖1呈現了1980—2010年間中國工業TFP指數的變化軌跡。其中（A）中藍線代表的是通過多瑪加權方法處理過的指數，反映了各個行業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的累積效應。（B）呈現了能源、基礎材料和產品半產品產業各自的TFP指數的變化軌跡。

　　接下來，我們分階段來看中國工業TFP的表現。由於考察的重點是制度、結構和效率之間的關聯，恰當的分期特別有意義。

　　伍曉鷹發現，與很多早期的研究不同，工業改革初期（1980—1991）並沒有對整個工業經濟產生明顯的TFP效果。特別是，這期間能源工業和基礎材料工業分別經歷了每年4.9%和0.8%的下降。由於這些上游部門效率表現的逐年惡化，以多瑪權重測算的整體工業的TFP表現是惡化的，以每年2.0%的速度下降。不過，還應該看到，產品和半成品製造業部門在此期間每年有1.4%的TFP增長。他的解釋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的一系列改革，如價格雙軌制和利改稅等，對這個有著相對比較優勢的部門的效率改善還是起到了正面作用。」

　　中國工業經濟TFP表現最好的時期是1992—2001年，TFP的年增長率達到1.5%，而根據部門間累積效果估計的TFP年增長率達到了5.0%。這是從鄧小平南方講話起到中國進入WTO前夕的10年，其中前半段經歷了經濟過熱，後半段經歷了從亞洲經濟危機開始的長通縮期。更重要的是，這個時期也是工業改革的全面深入時期，尤其是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在伍曉鷹看來，在這個改革的環境下，同時受到產能過剩和需求下降的雙重壓力的企業，實際上被逼上了效率改善之路。這個時期不僅是成品和半成品部門TFP增長最快的時期（2.0%），也是基礎材料部門TFP增長最快的時期（1.7%）。同時，能源部門TFP下降的速度也從上個時期驚人的4.9%縮減為1.0%。

　　從進入WTO之後一直到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之前，即2001—2007年期間，是改革後第二個TFP表現最好的時期，可總體來看，TFP增長的勢頭和上個時期相比在減弱（從1.5%降到了1.2%）。還應該注意的是，與這個時期成品和半成品製造部門的超高速產出增長（21%!）相伴隨的是中間投入更快的增長，從上個時期的11.4%提高到了17.2%！由於生產中間投入產品的上游部門的生產率表現並不好，能源工業還是停留在負增長區，基礎材料工業TFP增長的速度還不及上個時期的一半，結果是部門間累積的TFP年增長率從上個時期的5%降到了2.3%。伍曉鷹的理解是，「這個由WTO帶來的、由發達經濟體市場所支持的超高速增長，減少了改革的壓力。政府收入的迅速上升使其對「戰略部門」的支持能力大大增加，開始出現國進民退的現象。再有，這個時期也是地方政府的GDP競爭進入白熱化的時期。這些應該可以解釋為什麼這個時期的TFP增勢減弱了。」

　　從全球經濟危機開始的三年（2008—2010），伴隨政府「四萬億」之巨的資金注入的卻是TFP的普遍惡化。伍曉鷹的測算結果表明，這個時期總體工業的TFP年增長率只有微不足道的0.3%，部門間累積的TFP增長率以每年2.3%的速度下降，這是30年中最差的情況！

　　如圖1（B） 所顯示的，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能源工業部門的TFP都是持續下降的，此後就是長達15年之久的停滯。尤其讓我們吃驚的是，到2010年時它一直僅僅停留在1980年水平的50%左右。從這個角度觀察，完全可以判斷，在過去的15年中，這個由國有企業壟斷的部門幾乎沒有實施什麼可以導致效率提高的改革。基礎材料工業部門的TFP增長，在中國加入WTO後，也陷入了停滯。到2010年，它的TFP水平只比其1980年水平高出大約10%。我們知道，這個部門中的很多大型企業也是國有企業或者嚴重受到政府干預的非國有企業。從圖1（B） 可以看出，這兩個上游部門的表現，不但在1990年代對總體工業的效率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也在中國加入WTO之後阻礙了總體工業TFP的改善。相比之下，成品和半成品製造業部門的TFP基本上是持續改進的，儘管其進步速度在中國加入WTO後也放慢了。

　　鑒於這些上下游部門之間在TFP表現上的鮮明反差，伍曉鷹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了這兩個部門間這麼大的TFP差異，阻礙了中國工業TFP的提高？他的發現是，上下游部門之間在TFP增長率上如此大的反差，反映了中國經濟中的一個複雜的「交叉補貼」現象。這個「交叉補貼」是理解中國工業TFP動態表現的關鍵所在。

　　一方面，如此長期低效率的上游部門，特別是能源部門，很難在真正的市場條件下生存；另一方面，低效率的上游部門也很難降低成本，從而很難降低成品和半成品製造業所需要的中間投入的價格。那麼，為什麼在這種情況下，下游部門還能夠維持相對較快的TFP增長？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理解其中政府的作用。首先，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市場和發揮比較優勢所帶來的好處，使政府不會完全重複計劃經濟時期的錯誤。直接面對國際市場競爭的成品和半成品部門中的多數行業，體現了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是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可是，希望以更快的速度實現趕超以及保護自身各種利益的需要，又使得政府堅持對「戰略部門」或「國民經濟命脈產業」的保護。為了支持戰略性的上游部門，政府需要一個不斷提高收入能力的下游部門；而為了維持下游部門的競爭性，政府也需要保證上游部門對下游部門的支持。這種相互支持的本質就是「交叉補貼」。

　　在圖2中，從政府開始的紅色箭頭代表這個「交叉補貼」的「初始點」，即政府以補貼保持著對能源部門的支持。循著紅色箭頭，能源部門進一步為基礎材料部門和成品及半成品製造業部門提供含有補貼的能源。同時，基礎材料部門也為成品及半成品部門提供含有補貼的中間投入。結果，如藍色箭頭所示，成品及半成品部門可以提供更多的作為公共資源的收入，後者成為政府補貼的來源。圖2說明，最主要的收入來自下游部門。圖2還顯示，由於政府的影響，所有的部門也受惠於由於制度原因而造成的未被充分支付的要素成本（包括勞動、資本、土地和環境）。這些成本實際上是對未來的透支。

　　伍曉鷹指出，要想維持這個「交叉補貼」中的循環，關鍵在於提高成品及半成品部門創造收入的能力，也就是該部門需要保持強勁的增長和持續的生產率改善。如果TFP增長放慢，那就需要該部門以更快的產出增長彌補因效率下降而引起的收入下降，但是這樣做的前提是需要更高的成本補貼以維持其市場競爭力。顯然，這是不可持續的。

　　「TFP是任何一個經濟體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要素。經濟史表明，它只能源自私人企業家為利潤所驅動的、經久不息的追求技術創新和效率改善的活動。這種『交叉補貼』最終是作繭自縛。因為它會扭曲所有生產者的動機和行為，不管他們在哪個部門，不管他們接受多少補貼，也不管他們是直接還是間接地接受補貼。最終，大家都會失去追求技術創新和效率改善的動力，都會變成行為不端的『壞孩子』。」這樣直言不諱的看法無疑會引起爭議，可的確值得人們深思。

　　中國經濟超高速增長的時代已經落幕。1980—2010年間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蹟值得國人自豪，更值得我們認真考察和反思。在這場世界奇蹟的背後，中國究竟付出了多麼大的透支未來的代價？廣大民眾從高速增長中得到了多大比例的實惠？伍曉鷹所說的企業「未被充分支付的成本」中，勞動者的基本保障和環境的破壞是最主要的部分，這樣的犧牲和代價最終要落在我們的子孫後代的頭上。「新常態」的提出表明了當前主政者的反思態度，其中尤其值得反思的是GDP總量至上的發展價值觀。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絕不僅僅取決於GDP總量，人民的幸福指數就更是如此了。

　　之所以重點推介伍曉鷹教授的這項研究工作，是因為他的這項基礎性的資料庫分析和解讀工作幫助國人透視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真相，有助於平息許多不必要的分歧和爭議，為「新常態時期」國人對經濟發展道路以及發展價值觀的反思提供了可靠的基礎。

　　伍曉鷹教授的文章從經濟結構問題的角度，深入解讀了1980-2010年間中國工業經濟全要素生產率的結果，告訴我們，中國實體經濟的結構扭曲問題遠比人們所看到的更加錯綜複雜。其深層矛盾歸因於受到政府嚴重干預的資源配置、扭曲的市場、價格和經營環境。「因此，根治中國經濟結構扭曲的正確治療方案，並不是如何通過較好的措施使政府能夠更準確地選擇高效率的企業或行業，從而使資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的問題，而是如何徹底改變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把同競爭性經濟活動有關的資源配置還給市場的問題。」

　　最後，希望伍曉鷹教授嚴謹的治學精神有助於一掃很多「學術研究」中浮誇浮躁的機會主義風氣，推動「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科學精神，也能夠使更多青年學子願意為中國經濟走上高效、創新、持續健康發展之路，而坐得住科學研究的「冷板凳」。

　　作者為《比較》編輯，全文可參閱《比較》第76輯。並請關注「比較」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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