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道思想關聯及其統治轉化

06-09

□特約撰稿沈瑋瑋

平戰轉換之際的儒法之別

先秦法家強調法、勢、術「三合一」的統治策略，從兵刑同源來講，法源自於兵法或軍法，有「刑起於兵」之說。而勢和術原意為排兵布陣的陣勢和打仗的戰略戰術，均與兵家思想有著密切關聯，因此，更進一步證明法家思想總體上是基於一種戰時思維發展而來的，可謂體現了「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之謹慎。

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國變法時曾大力推行的「二十等軍功爵位制」便是戰時思維的典型代表。爵位使用數字、方位和長幼之別來命名，通俗易記，嚴肅而不失活潑，簡單且直接。法家的商鞅將西周的「諸侯—卿/大夫—士」4級擴充到20級，營造了更為緊湊的晉陞氛圍，讓將士一直處在十分亢奮的精神狀態，時刻準備積極進攻而不是消極防禦，基本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極大地提升了秦軍的戰鬥力。然而，這種戰時模式可以「馬上得天下」，但絕對不可「馬上治天下」。和平時期的社會治理方法斷然不可完全移植戰時模式，因為在不太需要爭強好勝的農耕社會和平年代，根本用不著如此鼓舞人心，穩固的社會最需要的反倒是臣民的安分守己。從秦國到秦朝，法家必然經歷平戰轉換的轉型期，但秦朝的短命，無不證明了法家轉型變革期的失敗。因為法家比較極端，在「得天下」的過程中，法家過分注重效率的激進策略，是一個極端，為的是讓99%的人都認為自己很了得。但到了「治天下」時期，統治者則要抑制這種衝動，讓99%的人都認為自己很平凡。

然而，法家卻徹底剝奪了做一個平凡人的機會，強調愚民專制，非以人來對待民眾，完全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儒家認為「人人皆可成聖」，但是需要每天躬耕實踐，而且強調「吾日三省吾身」，此種「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的「朝聖」歷程非一般人能忍受，真乃「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與法家期待的立竿見影之效果十分不同。

儒家向後看與法家向前看

法家在平戰轉換之際，當然明白戰時模式不太適合和平時期，因此，法家便以道家作為可資借鑒的轉換資源，其唯一可用的統治法寶是來自於道家的愚民政策，即「以萬物為芻狗」。法家又講「刻薄寡恩」，就源自於道家的「絕聖棄智」思想，構建一個完全屬於國家，且只能遵照國家意志思維和行事的愚民活動圈，提倡告密，講究株連，打造一個「不誠信，沒溫情」的社會，塑造一個全新的專制國家樣式。過去周王分邦建國的體制早已被打破，先秦的儒家竟然還期望通過「克己復禮」「法先王」來回到過去，這雖過於天真，完全不符合當時列國諸君欲取周王而代之的「世界潮流」，但目的卻是構建脈脈溫情的宗法社會。就此看來，儒家是「向後看」的，著眼於過去。於是，儒家力主「法先王」，雖然頗有守舊之弊，但守舊終歸是用來倡導「孝」的，即利用「孝」來「法先王」，以制約後王，這對保障王權的穩定大有裨益。

法家則是「向前看」的，著眼於未來，擅長變法改革。於是，法家主張「法後王」，打破陳規，勇於創新，如商鞅變法便是最大程度地將每個國民打造成「王的人」，並且建立了一整套打造新國民的國家標準，國家成了法家再造王權的機器。法家思想在秦國至秦朝的實踐轉化所強調的最大的「公」，便是最大的「私」，為的是杜絕國民的私慾和懶惰之心，將國民身心皆控制在王的手中，才事無巨細地制定各種標準，成就了傳統中國政治上的早熟與法制上的繁密。然而，法家雖然強調「勢」（形勢），但殊不知，早在戰國就已被啟發動員的民眾（貴族），到了和平之際更不會甘心被視為「芻狗」。歷經中國「軸心時代」的戰國之後，社會形勢依然發生了巨變。此後，統治者如果只是按照此前法家之法，一味採取視民眾為「群氓」的強硬做派，則必然會遭致反抗，這就讓相對平和的儒家思想在「焚書坑儒」之後有了反擊的機會。

儒法的解紛態度與治理應對

獬豸，是儒法共同認可的傳統司法圖騰。獬豸初為一隻平行長角羚羊類動物，長而平行的角易被誤認為獨角。早在夏商周之際，其形象似牛、羊、豬，到春秋戰國，則演變為虎、豹、獅的形象。這與當時法家思想興盛有關，因法家強調以凶解凶（以刑去刑），所以獬豸的形象便從溫和轉變為兇猛。到了西漢中晚期，儒家思想重獲新生，獬豸的形象又轉變為羊。據《後漢書·輿服志下》載，「獬豸，神羊，能辨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為冠。」「羊」通祥，意味著「以吉化凶（訟）」，與法家主張完全背道而馳，體現了西漢中晚期以來儒家的思想主張，也是儒生對皋陶作為儒家思想鼻祖的追認。這一形象變化反映了儒法之間對於「打官司」的不同態度。

儒家看重「以權利換和諧」的正義觀，倡導「先禮後兵」的禮教方式維持社會秩序，並且踐行「有教無類」的社會宣教與治理原則。如此的儒家核心思想，使得儒家信徒完全有理由認為，任何紛爭都可以通過教化或協商進行調停。這一思想在皇權統治實踐中得到了成功轉化，其成果便是在傳統司法審判過程中形成了調判結合的解紛機制。此機制被譽為古典中國的偉大發明，而且與民間調解和官方裁判同時被列為傳統糾紛解決的「第三領域」，其價值一直延續到當代。

調停目的能否達到，在儒家看來，其關鍵在於調停之人是否有德，是為主觀歸因。法家則認為，其關鍵在於刑罰後果是否嚴厲，以國家強權苛法之後果作為調停條件，是為客觀歸因，這就決定了儒法思想對犯罪成因的不同看法。儒家的「內省」和「德性」要求統治者反思是否「子帥以正」，現實具體表現為「罪己詔」之類的政治舉措，而法家的「以刑去刑」要求統治者去反思是否「刑罰不夠嚴厲」，現實具體表現為愈發強化專制禁錮。

道家之於法儒的啟示

道家的「無為而治」是受百姓歡迎的，畢竟輕徭薄賦的不擾民政策對百姓是重大利好，尤其是在立國初期，百廢待興，乃籠絡人心之妙計。但「無為而治」並非指整個官僚系統無所作為。道家強調「無為」與「無不為」的辯證關係，實則為君臣之間確立了明確的職責分工。「無為」是為「君道」，要求君王掌控大局，不拘小節，「治大國若烹小鮮」。因為君王的最大威脅來自於其一言一行都能被臣下猜透或看穿，這樣容易遭到擺布，不利於君王實現「天之權柄，操之我手」。所以，強調君王的「無為」正是為了確保君心不被猜透。只有維持一個「無法猜透」的政治環境甚至是恐怖政治環境，才能確保君王專制。「無不為」則是「臣之本分」，要求臣下需在「無為」的支配下「無所不為」，如此方能保證國富民強。法家過於強調君上的「無所不能」，實則暴露了君王的劣勢。如果是足夠勤勉聰慧的君王，法家便能助其成就偉業，反之則禍國無疑。

道家的辯證思維與儒家的中庸思想較為一致，但道家強調自然原始的社會狀態，即「道法自然」，儒家則強調「道法聖人」。看似不同，自然的天然正當性與合法性卻為儒家聖君仁政奠定了基礎，此後便生髮出了董仲舒式的「天人合一」「則天行刑」的思想，自此，儒道之別不再如此懸殊。此後也不乏帝王將儒道糅和在一起，作為統御之法掌控朝局，補充法家之政不足，成為厚黑學之心法。

中共十九大報告明確了全面依法治國的工作布局和重點任務，提出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理原則，而德法共治乃中華文明的原創性經驗。「陽儒陰法」是德法共治的源頭，儒家側重德，法家看重法，儒法融合始於戰國的荀子，最終在漢代形成了「陽儒陰法」互相吸納的主流統治思想。「陽儒陰法」採納了陰陽之態，「陰陽相合」又是道家的思想圖景，加上古代中國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權威崇拜又分別蘊藏了道家、儒家、法家的思想源泉，就此說來，儒法道思想共同塑造了傳統中國統治的根本意識形態，也共同形成了中華法系的精神內核。不過，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主動性還是掌握在依法治國上，而且是「以德」，非「依德」，正是古典儒家強調「依德」但缺少明確而有效的標準，只能付諸繁瑣而無用的禮制，才讓法家思想佔了先機。「以德」則是強調要考慮「依法」的效果，以德（天德和人德）來評估法治目的和效用，確保「依法」的正當性及可接受性，這正是傳統儒道對於法家之補充的當代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