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

《詩經》，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收集了從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紀）到春秋中葉(公元前6世紀)大約500年間的詩歌305篇。《詩經》原本叫《詩》，共有詩歌305首（另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6篇有題目無內容,即有目無辭，稱為笙詩），因此又稱「詩三百」。從漢朝起儒家將其奉為經典，因此稱為《詩經》。漢朝毛亨、毛萇曾注釋《詩經》，因此又稱《毛詩》。《詩經》中的詩的作者，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其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黃河流域，西起山西和甘肅東部，北到河北省西南，東至山東，南及江漢流域。來源 關於《詩經》編纂成集的過程，有種種說法。據秦漢時期一些典籍的記載，《詩經》作品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周朝廷設有專門採集民間歌謠的官員，稱「行人」，他們四齣採訪、收集民歌，以供朝廷考察民情風俗、政治得失。采詩的工作由於得到各諸侯國的協助，所達到的地域相當廣闊，所以各地民歌得以集中起來。二是周朝還有「獻詩」的制度，公卿士大夫在某種場合要給天子獻詩。《詩經》中的不少「雅」詩，就是這樣彙集到一起來的。 有一種說法認為，《詩經》曾經過孔子的刪訂。如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孔子刪詩之說基本上不可信。《詩經》經多人長時期的收集整理，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中葉最後編定成書，這是在孔子出生之前，在《論語》中，孔子曾多次說過「詩三百」的話，可見他所看到的《詩》和現存《詩經》的篇目大體相同，公元前544年，吳公子季札在魯國請觀周樂，魯國樂工為他所奏的各國風詩的次序也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那時孔子年僅8歲。至於《論語·子罕》中孔子所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的話，這只是說明孔子整理校訂過舛誤的《詩經》樂曲。《詩經》中的詩當初都是配樂的歌詞，保留著古代詩歌、音樂、舞蹈三者結合的形式。《墨子·公孟》篇說：「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儀禮》、《周禮》、《禮記》和《國語》里，也分別提到《詩》可以用籥、管、簫等樂器演奏;魯國樂工也曾為季札演出過「風」、「雅」、「頌」各部分的詩。這些都說明《詩經》在古代與音樂、舞蹈有密切關係。只是經過春秋戰國的社會大變動，樂譜和舞姿失傳，只剩下歌詞，就成為現在所見到的一部詩集。 關於《詩經》的編排分類，前人有「六詩」、「六義」、「四始」的說法。《周禮·春官·大師》中說「大（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在《毛詩序》（見《詩序》）里，把「六詩」叫做「六義」。對這兩個名詞歷來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其中，以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的解釋較有代表性。他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他認為風、雅、頌是詩的不同體制，賦、比、興是詩的不同表現手法，這看法被長期沿用下來。至於《毛詩序》中又把風、小雅、大雅和頌說成是王道興衰之所由始的「四始」，則是出於封建禮教的觀點對《詩經》所作的曲解。《詩經》中的「風」是各諸侯國的土風歌謠，大多數是民歌，最富于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風」又分為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 曹、豳等15《國風》，共 160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區的正聲雅樂，共105篇，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用於諸侯朝會；「小雅」74篇，用於貴族宴享。「頌」是統治階級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又分「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詩經》各部分的產生時間，一般認為「周頌」和「大雅」的大部分產生於西周前期，「小雅」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產生於西周后期和周室東遷之初，「國風」中除有一些西周時期的作品外，多數篇章以及「魯頌」、「商頌」的全部都產生於春秋時期。就具體篇章說，產生年代最早的是《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等，它們是周民族的早期史詩，其原始形態在武王伐紂之前可能就已存在。產生年代最晚的是《陳風·株林》，內容是諷刺陳靈公的，當作於魯宣公十年（前599）之前。名句名篇 詩經里開宗明義的第一首詩歌是《國風·周南》中的《關雎》。這首詩是一首愛情詩，描寫了兩個青年男女互相思念的美好愛情，近代學者有此一說，然詩中根本沒有一句談及女子對君子的思念；另有一說，單從詩文來看，不難發現，詩中著力描寫君子對窈窕淑女的日夜思服之情，處處可見，好似詩中先以睢鳩這類長情鳥關關和鳴起興，接著開門見山，曰：「既有外在美，也有內在美的可人兒」一句點明題旨——情詩，敢問彬彬君子怎不望而悅之！從古如斯，前人之所以把這首情詩置於開篇，當然有其自身之理，大概是由於愛情本是萬物繁衍的重要因素（根源），這麼一說，多少年來眾說紛紜，引起了學人許多大膽的假設和爭論。下面是這首詩的原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特點 關於《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風、雅、頌 《風》又稱《國風》，一共有15組，「風」本是樂曲的統稱。15組國風並不是15個國家的樂曲，而是十幾個地區的樂曲。國風有十五國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檜、齊、魏、唐、秦、豳、陳、曹的樂歌，共160篇。國風是當時當地流行的歌曲，帶有地方色彩。從內容上說，大多數是民間詩歌。作者大多是民間歌手，但是也有個別貴族。「風」在此可以指民間詩歌。 對於《雅》的認識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是指周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雅」有「正」的意思，把這種音樂看作「正聲」，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樂的區別。也有人說「雅」與「夏」相通，夏是周朝直接統治地區的稱呼。還有觀點認為，《雅》是指人人能懂的典雅音樂。《雅》共105篇，分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雅》多數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間詩歌。其內容幾乎都是關於政治方面的，有讚頌好人好政的，有諷刺弊政的。只有幾首表達個人感情的詩。但是沒有情詩。「雅」在此可以指貴族官吏詩歌。《頌》是貴族在家廟中祭祀鬼神、讚美治者功德的樂曲，在演奏時要配以舞蹈。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共40篇。其中《周頌》31篇，一般認為其中大部分都是西周前期時的作品、多作於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魯頌》4篇，認為可能是魯僖公時的作品；《商頌》5篇，自古以來一直相傳是春秋時期宋國大夫正考父所作，不過，目前學界則傾向於認為是商朝所留下的祭祖詩歌。「頌」在此可以指宗廟祭祀詩歌。賦、比、興「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賦」鋪陳直敘，是直陳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經過(直述法)。「比」托物擬況，是打個比方，用一件事物比喻另一件事物(比喻法)。「興」托物起興，是從一件事物聯想到另外一件事物；也可以說是：先言他物，再興起聯想(聯想法)。《詩經》中的許多篇章，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2500年前漫長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尤其是從西周末年到春秋中葉，周王朝及各諸侯國橫徵暴斂，攻伐兼并，勞動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詩經·國風》中的許多詩篇就反映了這一時代人民的痛苦生活，表達了人民的不滿、怨憤和反抗情緒。如《魏風》中的《伐檀》，寫一群伐木者邊勞動邊歌唱，對不勞而獲的奴隸主領主們作了憤怒斥責:「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碩鼠》更痛斥那些剝削者為大老鼠。《國風》中還有不少作品，反映了繁重的勞役和兵役給人民帶來的無窮災難。如《唐風·鴇羽》寫沒完沒了的「王事」迫使人民無法從事農業生產，贍養父母。《魏風·陟岵》寫一行役者望鄉思家，回憶起父母兄長的囑咐，叫他自己當心，不要死在異鄉。《邶風·擊鼓》、《王風·揚之水》等也反映了類似的情況。伴隨著徭役、兵役的苛重，因而出現離人思婦之作，士兵們厭戰思家，妻子們懷念徵人。這一類作品有《召南·殷其雷》、《衛風·伯兮》、《王風·君子於役》、《豳風·東山》等。《東山》寫一士兵出征已久，役滿還鄉時心情。他想到家園可能已經荒廢，心裡感到悲哀，但是他仍執著地懷念家鄉，深沉感人。 在《國風》中以戀愛婚姻為題材的民歌數量最多，也最富情采。有的表現熱戀的歡樂，有的表現相思之苦，都顯示了古代人民單純開朗的性格和純潔質樸的心靈。如《衛風·木瓜》、《鄭風·萚兮》，表現了青年男女兩無嫌猜、和諧歡樂的愛情；《鄭風》中的《狡童》和《褰裳》寫熱戀中的女子對情人的戲謔，顯得幽默而風趣。另外如《邶風·靜女》、《鄭風·溱洧》、《鄭風·風雨》、《王風·采葛》等，寫愛情中的各種表現和心理變化，都十分真摯動人。而象《邶風·谷風》、《鄘風·柏舟》、《衛風·氓》、《王風·中谷有蓷》、《鄭風·遵大路》諸篇，或者反映了婦女被遺棄的悲慘命運，或者描寫了她們敢於爭取自由婚姻的鬥爭精神。其中的《氓》可稱為代表作。詩中女主人公是一位棄婦，她訴說著自己當初如何鍾情於一位男子「氓」，婚後又如何勤勞賢惠，而那個「氓」卻不久就拋棄了她。詩中唱出了她的悔、她的恨和她的決絕。 勞動詩歌也是《國風》中重要的一類，象《周南·芣苢》，是婦女採集車前子時所唱的歌，詩篇以簡單的語言，簡單的韻律，唱出了勞動的歡樂情緒和熱烈氣氛。又如《魏風·十畝之間》，寫採桑者勞動將結束歸家時的高興心情。《豳風·七月》更是一篇內容豐富的農事詩，詩中不僅敘述了農奴們全年的辛勤勞動，而且還反映了他們忍受奴隸主經濟上的掠奪和人身的侮辱。 此外，《國風》中還有些揭露、諷刺諸侯荒淫無恥的作品，如《邶風·新台》、《鄘風·牆有茨》、《齊風·南山》、《陳風·株林》等等。這些詩針對奴隸主貴族的醜行，作了尖銳辛辣的抨擊。衛宣公把兒子的新娘佔為己有，《新台》篇里就將他比作一隻癩蛤蟆。齊襄公淫其妹，《南山》篇里就將他比作一隻雄狐狸。 在《雅》詩里，有一部分是貴族祭祀用的樂歌。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都是祈求豐年的樂章，中間描繪了當時農業生產的情況。至於《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諸篇，則頌揚自周族的始祖后稷建國，到武王滅商的歷史功績，中間有一些神話傳說，曲折地反映了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的生活情景。《小雅》中的《採薇》、《出車》和《六月》寫周宣王時對狁的一些軍事活動。到了西周后期，統治階級日趨腐朽，各種社會矛盾加劇，二《雅》中的一部分作品，其作者雖為貴族統治集團中人物，卻反映了政治混亂和社會動蕩的現實。代表作有《小雅》中的《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巧言》、《青蠅》，《大雅》中的《民勞》、《板》、《盪》等。《小雅》里也有少數民間作品，如《苕之華》、《何草不黃》，或寫饑寒之苦，或寫征夫之勞，和《風》詩的風格完全一致。《周頌》全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祀宗廟的舞曲歌辭，用典重的詞章歌頌祖先的功德並祈求降福子孫。其中有幾首寫到當時農業生產的情況，如《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可以從中了解西周初年的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情景，是研究當時社會經濟的重要史料。《魯頌》是魯國貴族用於宗廟的樂章。其中《泮水》、《宮》二篇是臣子對國君的歌頌，有許多誇張的描寫。它對漢大賦的形成，曾有影響。《商頌》是宋國貴族用於祭祀祖先商王的頌歌。如《玄鳥》、《長發》、《殷武》等篇，描敘商民族在開國時期經過艱苦鬥爭，終於成就大業，雖屬歌功頌德，卻頗有宏偉氣象。《詩經》的表現手法，前人概括為賦、比、興。 朱熹在《詩集傳》中解釋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這種解釋比較通行。賦就是陳述鋪敘的意思，一般多見於《頌》和《大雅》；但像《七月》《氓》《溱》等優秀民歌作品，也使用了賦的手法。比就是譬喻，對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徵更加鮮明突出。如《風·相鼠》《魏風·碩鼠》用令人憎惡的老鼠來比喻統治者的不講禮儀、貪婪可惡；《衛風·氓》中用桑樹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女主人公的容貌由盛變衰。興是藉助其他事物作為詩歌發端，以引起所要歌詠的內容。興同詩歌內容有一定的聯繫。如《周南·桃夭》是一首嫁女詩，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起興，使人從桃花盛開聯想到新嫁娘的美貌。又如《邶風·燕燕》是一首送別詩，以「燕燕于飛，差池其羽」起興，使人從燕子飛時的差池不齊聯想到送別時的依戀之情。比興手法的運用，能加強詩歌的生動性和鮮明性，增加詩的韻味和形象感染力。比興手法對後世詩歌的創作有很大影響。《詩經》善於運用章句的重疊來表達思想感情，使詩歌在音律上和修辭上都收到美的效果。這種情況在《國風》和《小雅》的部分詩篇中尤為突出。有的通篇重疊，各章對應地只換幾個字；有的只在章首或章尾重疊，如《周南·漢廣》；有的隔章重疊，重首重尾，如《周南·關雎》。重疊便於記憶和詠唱，是民歌的特色之一，迴旋反覆，可以增加詩歌的音樂性和節奏感，更充分地抒發情懷。《詩經》中還運用了疊字、雙聲、疊韻等修辭手段，如「風雨凄凄，雞鳴喈喈」「風雨蕭蕭，雞鳴膠膠」，其中的「凄凄」「喈喈」「蕭蕭」「膠膠」都是疊字；雙聲如「參差」「踟躕」等；疊韻如「窈窕」「崔嵬」等。這些修辭手段的大量運用，不僅增加了詩的音樂美，而且表達出細微曲折的思想感情，描摹出事物的特徵和屬性。作品影響《詩經》為中國第一部純文學的專著，它開啟了中國詩敘事、抒情的內涵，稱「純文學之祖」。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確定了中國詩的修辭原則及押韻原則，稱「總集之祖」、「詩歌(韻文)之祖」。也是北方文學的代表，他所代表的區域是黃河流域，稱「北方文學之代表」。 孔子對《詩經》有很高的評價。對於《詩經》的思想內容，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對於它的特點，則「溫柔敦厚，詩教也」（即以為詩經使人讀後有澄清心靈的功效，作為教化的工具實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說「不學詩，無以言」，顯示出《詩經》對中國古代文學的深刻影響。孔子認為，研究詩經可以培養聯想力，提高觀察力，學習諷刺方法，可以運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從而達成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即《論語》中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在古代，《詩經》還有政治上的作用。春秋時期，各國之間的外交，經常用歌詩或奏詩的方法來表達一些不想說或難以言喻的話，類似於現在的外交辭令。 詩經開啟了中國數千年來文學的先河，亦開創了中國多年以現實主義為主的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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