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崇禎一個耳光，又被乾隆欽定為叛徒，洪承疇會覺得委屈嗎？

洪承疇從一介書生上陣，本是明朝文官集團中不起眼的一員，結果在明末亂世中，展現了「好事做到底、壞事做到絕」的打仗天賦，成為農民軍起義軍將領高迎祥、王左桂、王嘉胤、李自成的噩夢。

洪承疇一改崇禎朝對起義軍剿、撫不定的搖擺政策，堅決嚴酷剿滅，甚至不惜屢屢干出「殺降」的損招，正是他讓李自成狼狽逃亡商洛山區。憑藉著謀略和果敢、決斷，洪承疇取得了幾任領導都沒打下的業績，因此贏得了崇禎皇帝賞識，晉陞為陝西三邊總督，很快又任兵部尚書，加封太子太保。

在清兵威脅日熾的時候，洪承疇作為崇禎最為倚重的將才之一，奉命鎮守關外前線，總督薊、遼軍務完成袁崇煥未竟的事業。

然而造化弄人，事事必要親力親為的崇禎同志，又幹了一件自以為正確的事，他聽信兵部尚書陳新甲的建議，導演了松山、錦州大敗。不但將洪承疇送進了戰俘營，也導致明朝在關外無險可守，戰略形勢大變。

無論前情提要如何，問題的關鍵是，洪承疇降清了，而且還打了崇禎一個響亮的耳光。

他們正在為壯烈殉國的洪承疇同志辦一個風光的追悼會，消息傳來時崇禎皇帝的悼詞還沒致完呢。

中國人評論個人歷史定位素來注重道德評判，蓋棺論定，但是洪承疇卻讓明史、清史擁躉們打下了一個解不開的結。洪承疇既被釘在亡明的恥辱柱上，幾百年後又被拱上了開清第一功臣的功勞簿上，在他的家鄉還召開了清初元勛的學術研討會。

大凡在歷史上新朝更替之時，首鼠兩端仕兩朝是為官大忌，而尤以宋元、和明清更替為劇烈。因為元朝和滿清都是由少數民族政權入主中原，由於他們的民族文化和文明發展相對落後，統治方式更為粗暴，所留下的民族創傷和陣痛也更為強烈。

像南宋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那樣挽大廈將傾，表現了堅貞的民族氣節和頑強的戰鬥精神，文天祥其人其文，更是成為民族戰鬥精神的化身。而相對應的是書法家趙孟頫，作為皇室宗親最後受命徵召，擔任了元朝的閑職，成為忽必烈籠絡士人的工具。雖然書法成就很高，但是總被認為大節有虧，氣勢上要矮了一截。

明清易代之際，貳臣節操更為敏感，延續到現在洪承疇功過論背景更為複雜。有說要以民族融合論來取代狹隘的民族偏見的，有說洪降清之後維護了文化傳承的，有說洪促進了清初社會穩定,等等。

其實歷史人物的評價要回到歷史的場中去，而不能以當今的視角去複製古人。無論洪承疇是「開清第一功」還是乾隆欽定的「貳臣」，洪承疇都首先要承擔「明亡第一人」的責任。我們不能要求易代之際，人人都是文天祥，但是身為掌握國家命脈的將領，必須要有持身守正的格調，上對得起王命，下對得起兵士隨從。

這讓小編想起了「武松打虎」的故事。《水滸傳》中，武松打虎以勇猛、智慧著稱，而到了當代，老虎成了瀕危動物，在動物園養尊處優，於是很多人看來，武松打虎一度成了不尊重動物、不環保的表現。而近年來隨著「打老虎」「拍蒼蠅」的隱喻意義，武松打虎又成了反腐倡廉、激濁揚清的行為了。這就是典型的以今人之是非定古人之是非。

所以，我們勘定洪承疇斷不能以今日的民族融合來否認當時的民族戰爭。洪承疇於明朝而言，是漢奸就是漢奸，不能以其有功於清初社會穩定而否定「亡明」的責任，因為從來沒有功過相抵的童話。歷史不能斷裂來看，但是完全可以分開來看，洪承疇於明有罪於清有功，都要依賴於所在的歷史時期的參照體系。

洪承疇勸降同僚，也常常被人們用崇禎為他悼亡的故事來恥笑，而在文學、戲劇作品中，更有許多醜化洪承疇的段子，諸如庄妃勸降、洪母怒罵等等，但是真正能反映洪承疇降清之後心態的似乎並不多。同樣為由明入清的才子詩人吳梅村的心態，應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際貳臣們的集體心思。

他的臨終詩」忍死偷生廿載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應填補，總比鴻毛也不如。」像洪承疇這樣一個失節的貳臣，在人們的鄙夷和譴責下，不知道會不會悔恨？

清初皇太極、順治皇帝對洪承疇安撫江南多所倚重，但是到了乾隆朝，皇阿瑪又將他打入「貳臣」甲等，不知洪承疇地下有知當做何感想，是否會覺得委屈？

新主子坐穩江山後，對背主之臣終究不待見，人們常把這作為漢奸沒有好下場的例子，魯迅對這個問題看得很深刻：

不能用這麼功利的眼光來看，漢奸下場很慘自然不會得好評，但假如漢奸結局不錯，難道要說漢奸值得一當嗎？因為衛國是非功利的，保衛國家和經商不一樣，大敵當前之時斷不能以利益來考量。所以貳臣所糾結的那種清醒的痛苦，或是上了賊船的無奈，都只因走錯了當叛徒的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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