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美術志——篆刻

上海美術志—篆刻王門走卒2009-08-08 21:11中國的篆刻藝術，起源於先秦，而以元代為轉折期。當時由於吾丘衍、趙孟頫等在印學方面開風氣、創新格的活動，促使印章藝術由體制自在演化進入了風格自由變化的歷程。元末王冕、明中葉文彭以石章治印，使先秦以來用石材刻印的端緒大為盛行，士人為主的自篆自刻蔚成風氣，加之彙輯古璽印譜、撰寫印論著作風行，於是流派印崛起，名家輩出，印學昌隆。上海地區的印人順應這一發展趨勢，經明、清兩代，在與皖、江、浙各派的交流中，吸納諸家之長，不斷開拓，使篆刻藝術在總體上達到了空前興盛。 明代文化人重視對古印的輯集、摹刻和研究。1572年，雲間(今松江)顧從德委託羅王常輯成《集古印譜》6卷，這是我國第一部以秦漢原印蘸印泥鈐拓的譜集，為摹習印章和研究印學提供了第一手真跡，推動了明代後期以來篆刻藝術的昌興。1605年，華亭(今松江)陳鉅昌摹刻古印800紐，輯成《古印選》4卷，董其昌等為之作序。1602年，雲間楊士修還刻成《印母》1卷，闡明了「秦璽漢章，不徒見其文，必如見其人」的「印如其人」說。其核心是「變」，「隨手拈就，變相迭出」，「變者，使人不測也」，強調刻印應體現作者的個性和創造性。他的這種言論，為敢於推陳出新的篆刻家、理論家朱簡的《印經》所引用。嘉定李流芳(1575～1629)，擅書畫，篆刻宗文彭，他在題朱簡所著的《菌閣藏印》時也說：「印文不專以摹古為貴，難於變化合道耳」。這種重視變化創造的思想，一直影響到今天的上海印壇。 嘉定竹刻在明清之際聞名天下，至康熙、乾隆年間，周顥(芷喦)、鄧渭、楊謙、嚴煜等精刻竹，亦善治印。楊謙刻印輯成《吉人印譜》、《練濱草堂印譜》。唐材求正於王澍，他仿吾丘衍《學古編》，撰《遊藝贅言》4卷，約於1722年又撰《摹印說》l卷。華亭葛潛、李德光、陳書龍、王貽燕、楊汝諧、王錫奎等也均能刻印。乾隆初年，世居航頭鎮(今屬上海南匯)的王睿章(1666～l763)，家貧以刻印為生，他的作品輯集有《醉愛居印賞》2冊(1740年王祖昚輯)、《靜觀樓印言》2冊(1746年周魯輯)。他的從子王玉如(1708？～1748？)所刻印，有《澄懷堂印譜》5冊、《研山印草》1卷(1751年由其表弟鞠履厚整理補刻成書)。鞠履厚(1734～1786後)，字坤皋，奉賢(今屬上海)人，精篆刻，輯有《坤皋鐵筆》2卷、《坤皋鐵筆余集》5卷，並於l756年撰有《印文考略》一書。休寧吳晉(進之)，先居常熟，後移松江，刻印學林皋，約l762年輯自刻印集《知止草堂印存》。南翔杜世柏同年輯自刻印成《陰騭文印譜》，以後又陸續輯成《葭軒印品》、《浣花廬印繩》和《杜氏印宗》，且與定居松江的福建同安人陳錬(1730～1775)合刻《合璧印譜》。陳錬先受朱簡影響，後觀汪啟淑藏印，印風大變，力追秦漢銅印，著有《秋水園印譜》(1761年張維霑輯)、《超然樓印譜》(1763年盛宜梧輯)，並先後撰有《印說》、《印言》各一卷。上海人紀大復(1762～1831)治印取法秦漢，所作疏朗蒼勁，貌在文彭、何震之間，1791年輯自刻印集《陶山印余》。張梓精心於大、小篆，臨摹達三十年，著有《印宗》。 嘉慶道光年間，嘉定錢大昕婿瞿中溶(1769～1842)、侄錢侗(1778～1815)等均好篆刻。瞿氏於1831年撰《集古官印考證》18卷稿，1874年由其子瞿樹鎬校刊。錢侗著有《樂斯堂印存》3卷，編有《集古印存》8卷。嘉定程庭鷺(1796～1859)，畫近李流芳，印宗浙派，其刻印作品輯有《紅蘅館印譜》和《小松圓閣印存》。其子程祖慶、同鄉嚴孔法亦善刻印，分別著有《隸通》、《桐江印譜》。婁縣(今松江)馮承輝(1786～1840)工刻印，取法秦漢，旁及皖浙兩派而能出新意，其刻印於1817年輯有《古鐵齋印譜》，並撰有《印學管見》、《歷朝印識》和《國朝印識》等。當時善刻印的松江人還有朱逢丙、黃鞠、周蓮等。 晚清期間，隨著上海的開埠，江浙等地的書畫篆刻家雲集此地，其中有被列為西泠八家之一的篆刻家錢松(1818～1860)及富陽胡震(1817～1862)。錢氏所作雄渾淳樸，在浙派中別具面目，曾為客居上海的畫家周閑、任熊等治印。胡氏所作在亂頭粗服中具天真自然之趣。他們的作品留有《錢胡印存》(1864年嚴荄輯)等，1877年高邕(1850～1921)還輯錢松作品成《未虛室印賞》4冊。在書畫家中，如張熊、任頤、蔣確、何維朴等均善刻印。此時，對篆刻的鑒賞和研究活動，也有新發展。如沈樹鏞(1832～1873)輯有《均初手拓古印冊》，作為碑帖鑒藏家，他與趙之謙友善，經常信札往來，交流鑒藏情況和心得，曾獲刻印章幾十方，也曾得錢松為之刻印二方；何維朴(1842～1925)輯有《頤素齋印存》，胡遠(1823～1886)輯有《胡公壽集古銅印》等。藏印家多集古印、篆刻家多輯自作印成冊成譜，通過傳播交流，令印人眼界大開，藝事精進。 在清末民初的上海藝壇，吳昌碩(1844～1927)是頗有影響的藝術家，他於詩書畫印都有精深的造詣。其篆刻從浙皖兩派入手，曾取法鄧石如、吳熙載，後又致力於秦漢璽印、封泥、古陶文，又將石鼓文的筆意和風采融入印中。他擅長鈍刀硬入，刀法沖切兼用，能寓秀麗的意趣於蒼勁古樸之中。他主張師古而創新，反對泥古不化，要求作品具有藝術個性，所謂「古人為賓我為主」。1870至1883年，他先後輯有自刻印集《朴巢印存》、《蒼石齋篆印》、《齊雲館印譜》、《篆雲軒印存》、《鐵函山館印存》、《削觚廬印存》。吳隱於1889、1900年又輯吳昌碩印成《缶廬印存》初集、二集各4冊。 1904年西泠印社在杭州成立，吳昌碩於1913年出任首任社長。他在1914年秋定居上海於所撰《西泠印社記》中強調「顧社雖名西泠，不以地域」，「唯與諸君子商略山水間，得以進德修業，不僅以印人終焉」；印社的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學」。吳氏在上海曾參加了「海上題襟館金石書畫會」等十多個美術社團的活動，從而擴大了「西泠印社」的影響，增強了它在金石篆刻界的凝聚力。以丁敬等西泠八家為代表的浙派孕育地為杭州，但清末時的印壇，客觀上已以吳昌碩晚年生活所在地上海為中軸。 在民國期間，上海的印學活動有進一步的發展。 第一是印學研究社團陸續成立，隨之作品展覽和報刊出版等活動也頻繁地開展起來。其中有：1912年宣哲、黃賓虹等組建的貞社；1916年姬覺彌(哈同)、鄒景叔發起組織，馮煦任會長的廣倉學會；1925年11月由葉更生、鄧鈍鐵(散木)等組織的金石畫報社；12月由王季歡主持的上海巽社；年底由黃賓虹、宣哲等組建，黃賓虹任會長的中國金石書畫藝觀學會；1926年由錢瘦鐵、丁輔之、高野侯發起，錢瘦鐵任社長的古歡今雨社；1928年冬由陳樹人、經亨頤發起組織的，何香凝、黃賓虹等參加的「寒之友」社等。 第二是刊行印學圖書的單位先後創辦。其中尤以吳隱(1867～1922)於1904年創設的上海西泠印社、方節盦於1935年秋創設的宣和印社(兩家都兼制售印泥)最為著名。上海西泠印社自開辦至1913年已輯拓古今印譜等18種270餘冊。1914年起，繼續大量刊行印學圖書，如《缶廬印存》三、四集，《遯盦印學叢書》彙輯古今印學名著17種25冊等，成為當時享有盛譽的文化企業單位。吳隱與繼室孫錦(1883～1941)均工篆刻，約於1906年，共同研製成「純華印泥」。孫錦兼善拓款，使吳隱輯拓的印譜質量很高。1916年秋以吳隱字潛泉，改印泥名為「潛泉印泥」(其中以原料「美麗紅」製作色澤深紅的一種由吳昌碩命名為「美麗硃砂印泥」)，遂沿至今。1934年，吳隱之子吳瓏(振平)以「西泠印社」名號刊行《現代篆刻》第一至九集，有趙叔孺、王福庵、方介堪、唐醉石、童心龕、劉貞晦六本專集及十家合刻印分為三集。1940年，據清末翰林陳漢第(1874～1949)《伏廬藏印》三集本輯成的《伏廬選藏鉨印匯存》3冊，均具影響。方約(1913～1951)，名文松，位元組盦，23歲開設宣和印社於漢口路，專制印泥，好藏舊印，精拓印譜數十種，其中以番禺簡經綸《琴齋印留初集》4冊、《千石樓印識》、《苦鐵印選》4卷、《晚清四大家印譜》(與其弟方去疾合輯)，最為精美。所制「節盦印泥」，印家多加以稱譽。 上海西泠印社、宣和印社等處，戰爭期間除外，下午至夜晚，成為書畫家、篆刻家、士人學者聚會交流場所，促成了大量人才的湧現，如其中出現過拓款高手王秀仁、華金泉、龔福祥等。 此外，有正書局自1911年始出版有《吳蒼石印譜》、《金罍山民手刻印存》、《鄧石如印存》、《趙 為叔手刻印存》、《吳讓之印譜》、《楊龍石印存》、《陶齋藏印》、《歷代古印大觀》等。神州國光社從1914年起先後出版有《郭頻伽印存》、《簠齋藏古玉印》等。商務印書館於1917年至1927年出版有：黃子高《續三十五舉》、王石經《甄古齋印譜》，並重印《伏廬藏印》6卷12冊等。掃葉山房1922年至1928年出版有《集古印譜》、《選集漢印分韻》、《續集漢印分韻》、《小石山房印苑》、《學山堂印存》及孫詒讓撰《古籀拾遺》等。 民國上海印壇，除吳昌碩外，還以趙時棡、王福庵兩家影響為大。以三家為主的眾多高手，各展其能相互爭勝競妍，形成了20世紀上海印壇的第一次藝術高峰。趙時棡(1874～1945)，字叔孺，晚年自署二弩老人，浙江鄞縣人，民國後居上海。能書畫，精鑒別。刻印早年師浙派，中年後以鄧石如、趙之謙為宗，上追秦漢，所作古小璽及宋元圓朱文，均秀挺綽約。王禔(1880～1960)，原名壽祺，字維季，號福庵，後以號行，幼承家學，十餘歲即工書法篆刻。所作篆刻作品融浙、皖派之長，上宗周秦兩漢古印，嚴謹整飭而有蒼老深厚之致，成一家面目。人稱與吳昌碩、趙叔孺鼎足而立。 上述?葉加兄詼嗟牡蘢雍妥匪嬲摺Ｊκ攣獠?墩哂校何庀匭煨輪堋⑺罩菡栽欺幀⒊Ｊ煺怨拍唷⑿匏?率υ?⒛賢ɡ羈嗬睢㈢圃坡ミ棥⒛?Ｅ頌焓佟⑽尬??萏?⒑Ｃ磐醺齪m、鄞縣沙孟海、海寧朱復戡、安吉諸樂三、吳昌碩子吳涵與吳邁等。師事趙叔孺者有：永嘉方介堪、慈溪張魯庵、平湖陳巨來、吳縣葉潞淵等。師事王福庵者有：蕭山韓登安、北京頓立夫、紹興吳朴、嘉興江成之等。 在上海活動過的篆刻家、印學家還有：平湖李叔同(弘一)、歙縣黃賓虹、吳縣王大炘(冰鐵)、餘杭褚德彝、崇明童大年(心龕)、鶴山易大庵、上虞經亨頤、長樂黃葆戉、吳江楊天驥、臨川李健、嘉興陳澹如、長沙唐醉石、嘉興湯臨澤、番禺簡經綸、永嘉馬公愚、上海鄧散木、內江張大千、蕭山來楚生、瑞安鄒夢禪、嘉興朱其石、金山白蕉、巢縣童雪鴻、寧波秦康祥等。師事趙古泥的鄧散木在上海的課徒講稿，開了篆刻獨立學科化的先河，1979年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將該遺稿編輯出版，書名《篆刻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上海的篆刻家通過政治學習，提高了為新社會服務的積極性，創作和研究不斷取得新成果，湧現出一批具有時代特點的新作品。如1950年，方介堪刻成《上海各界人民愛國公約》1冊；1956年，中國金石篆刻研究社集體刻成《魯迅筆名印譜》；1958年秋，方去疾、吳朴堂、單曉天合作刻成《瞿秋白筆名印譜》；1961年，錢君匋刻成《長征印譜》等。 同時，開展了對藝術遺產的整理和研究，以及篆刻家個人作品的輯集出版工作。1951年，方節盦、方去疾輯吳讓之、趙之謙、胡钁、吳昌碩印集成《晚清四大家印譜》。陳巨來(1905～1984)寫成《安持精舍印話》21則，這是當代上海第一部印話。其中說到「治印雖與書法不同，然當得其神氣，則巨細總無二致」，「小心落筆，大膽落刀」，其主旨即「先悟章法，然後鼓刀，庶幾有筆未到而勢已吞，意方定而神已動之妙」等，以及評價丁敬、鄧石如、吳讓之、胡钁、吳昌碩與趙叔孺、吳湖帆諸家，皆具新意。作品方面，他將趙叔孺的工穩典雅的印風發揮到極致，稱得上是登峰造極，可以別立一派了。並於20世紀40至70年代和來楚生(1904～1975)之生辣厚重、古拙清新的成就，一工一寫，猶如雙峰聳雲，形成了20世紀上海市印壇的第二次藝術高峰。 1953年，宣和印社先後輯成趙叔孺《二弩老人遺印》、王禔《福庵老人印集》、鄧鐵《散木印集》、方約遺集印留《節盦印泥印輯》各1冊。張魯庵編成《張魯庵所藏印譜目錄》1冊4卷。1957年，王福庵主持，秦康祥、孫智敏編撰的《西泠印社志稿》，由杭州西泠印社刻字油印內部刊行，計1冊6卷，保存了不少重要史料。 1955年秋，以張魯盦發起，馬公愚、高式熊等參與籌組的中國金石篆刻研究社成立，公推王福盦為主任委員，馬公愚、錢瘦鐵為副主任委員。該社吸收發展外地篆刻家。75人分工合作刻成《魯迅筆名印譜》，1959年為建國10周年創作了不少篆刻作品，如田叔達刻成《毛主席詩詞印譜》等。當時杭州的西泠印社活動處於停頓狀態，該社以研究和發揚中國幾千年的金石篆刻，培養專門人才，適應廣大人民學習文化藝術的要求，並為政治和社會服務，後來活動到1961年4月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成立前夕。 1961年，以沈尹默為主任委員的「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成立，使篆刻藝術的創作、研究、展覽和教學活動，更為有計劃地開展起來。1963年，西泠印社召開六十周年大會，王個簃被選為西泠印社副社長。 在此期間，《新民晚報》連載單曉天所寫的《刻印座談》七篇。篆刻創作結集出版的有：《古巴諺語印譜》(方去疾、吳朴堂、單曉天合作)、《毛主席詩詞印譜》、《西湖勝跡印譜》、《養豬印譜》(均多人合作)等。此外，還出版了按編年輯印的《吳昌碩篆刻選》等。 「文化大革命」期間，不少篆刻家橫遭迫害，作品和藏品被當作毒草損毀。在當時條件下，上海書畫社由方去疾等組織老中青印人用簡化字創作《新印譜》共三集，於1972年、1973年、1975年出版。其重要意義在於：客觀上為上海保存了一批篆刻力量，亦發掘和培養了青年篆刻人才，其間湧現的青年優秀作者中有韓天衡、劉滬聲(一聞)、童衍方等。1974年、1975年又出版了《書法刻印》一集、二集。在靜安區文化館、青年宮等處舉辦的書法篆刻展覽，以及1974年上海與日本大阪結成友好城市聯合舉辦的書法篆刻展覽，也鼓舞了刻印作者和愛好者的創作熱情。 「文革」結束後，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上海的篆刻藝術園地出現了新的繁榮局面。《書法》雜誌於1977年6月創辦。首次「上海市書法篆刻展覽」於1978年舉辦。上海書畫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等都出版了不少印譜。創作、展覽、對外交流等活動蓬勃開展。 1981年，上海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會改名為中國書法家協會上海分會(仍包含書法、篆刻兩個專業)，後又改名為上海市書法家協會。 80年代以來，先後出版的印學著作有：韓天衡執筆的《中國篆刻藝術》、陳鴻壽的《怎樣刻印章》(修訂本)、陳巨來的《安持精舍印 》(內附錄《安持精舍印話》)、韓天衡的《歷代印學論文選》、《中國印學年表》和《天衡印話》、劉一聞的《中國印章鑒賞》、黃惇的《中國古代印論史》和孫慰祖主編的《兩漢官印匯考》等。《新民晚報》還先後新辟了《印章瑣談》和《印林新知》專欄刊發文章，開闢《四季印譜》、《(古玩寶齋)名家印譜》等專欄發表印作。《書法》和《書法研究》雜誌也發表了來楚生的《然犀室印學心印》，韓天衡的《印章邊款初探》、《九百年印譜史考略》等文章。作品結集出版有：《個簃印集》、《蘭沙館印式》、《丁丑劫餘印存》、《徐雲叔篆刻》、《來楚生印存》、《朱復戡篆刻》、《靜樂簃印存》、《錢君匋刻長跋巨印選》、《韓天衡印選》、《朴堂印稿》、《方介堪印選》、《吳子建印集》、《陳茗屋印存》、《童衍方印存》、《單曉天印稿》、《去疾印稿》、《式熊印稿》、《劉一聞印稿》、《喬大壯印集》和《散木印藝》，以及《伏廬藏印》、《十六金符齋印存》、方介堪編著《璽印文綜》等。方去疾編訂的《明清篆刻流派印譜》於1980年，方去疾主編、庄新興與茅子良所編國家重點書《中國美術全集·璽印篆刻》於1989年，先後由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後者連同全集於1993年獲首屆國家優秀圖書獎榮譽獎。 在此期間，篆刻藝術的中外交流活動有一步發展。1982年11月和1992年5月、10月上海、大阪為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和二十周年，先後合辦兩市書法篆刻展覽，作品結集刊行。1986年11月和1987年10月，上海、大阪舉辦了篆刻交流展，先後在兩城市展出精選的各150件展品，並刊行作品交流集。 上海的篆刻作者還積极參加全國性的作品展覽和作品評比活動。1983年，在《書法》雜誌主辦、蘇州藝石齋和上海西泠印社協辦的「全國篆刻徵稿評比」活動中，上海有24人獲優秀作品獎，江成之、陳茗屋、陳輝獲一等獎。1988年，在全國首屆篆刻藝術展入選的406名作者中上海佔67名；1991年，在全國第二屆篆刻藝術展陶入選的473名作者中上海佔75名。在西泠印社首屆全國篆刻作品評展50名優秀獎獲得者中上海佔23名，在西泠印社第二屆全國篆刻作品評展50名優秀獎獲得者中上海佔20名，在西泠印社第三屆全國篆刻作品評展50名優秀獎獲得者中上海佔15名。 1978年以來，上海印壇以葉潞淵(1907～1994)、錢君匋(1906～1998)、方去疾(1922～2001)韓天衡(1940～)為代表所取得的篆刻和印學成就，形成了本世紀上海印壇的第三次藝術高峰。1997年《韓天衡篆刻精選》一書獲第四次「上海文學藝術獎」的優秀成果獎。 1999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了由馬承源任編委會主任，茅子良與庄新興任副主任暨主編的4卷本《中國璽印篆刻全集》，分為《璽印·上》、《璽印·下》、《篆刻·上》、《篆刻·下》，規模空前，容量多，彩圖精美、編纂系統。這是國家重點書《中國美術分類全集》的一個組成部分，顯示出上海迎接新世紀、作出新成績的最新努力成果，同時出版台灣版在海外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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