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召政 《張居正》是我的小說處女作。為什麼會選擇張居正作為我第一部小說作品的主人公？這是我被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對我來說，關於張居正的一切都是一種很大的吸引。存活了276年的明朝，發生過多少驚天動地的事件，誕生了多少叱吒風雲的人物？但是，有歷史學家卻下過這樣的結論：「明只一帝，朱洪武是也；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將張居正與開國皇帝朱元璋相提並論，認為只有他們兩個人才能代表明朝的精神氣象，可見張居正的影響之巨。清末民初的梁啟超也說過，自周至清，中國只有六大政治家，依次是管仲、商鞅、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張居正。這些人中，張居正無疑是對我有最大吸引力的。 明萬曆年間，中國文化到了「爛熟期」。「爛熟期」的文化要想保持新鮮，必須進行改革。張居正改革前，明朝吏治腐敗，經濟行將崩潰。張居正領導的萬曆新政，整頓吏治，裁撤冗員，「一條鞭」為國家儲備了大量的金銀與糧食，改革付出的成本很小，得到的收益很大，把行將崩潰的明王朝又支撐了六十年。這需要極高的政治智慧。另外，張居正這個人個性極鮮明，他一直充滿憂患意識，一直有強烈的激情。機會不成熟，他有超常的忍耐力；機會一旦成熟，他又有超常的擔當力。從歷史和文學方面，張居正都是富礦。我選擇寫張居正，是想以此人勾畫出明朝萬曆年間的畫面。
這部作品是1998年開始動筆的，那時候，三峽工程已經動工了。我記得那年清明，我一早就開著車從武漢向荊州出發，去拜謁張居正墓。墓已破敗，當時，我就想，我們民族的記憶不能喪失。晚上，我鋪開紙寫下的第一句話是：我的文學三峽工程開始了。當然，甘苦自知。我是寫詩歌出身的，駕馭小說常常力不從心，小說的成分在文學構思中飄忽不定，也沒有故事情節。1998年年底，我拿出了第一卷37萬字的第一稿。朋友們看了說，這是一個詩人寫的傳記，不是小說。出版社倒比較寬容，讓我修改一下先出版。我想了很久，決定來一次現代版「黛玉焚稿」，全部推翻重來。1999年又寫了一年，第二稿只用了第一稿的一萬字。交給出版社時，他們說，怎麼覺得寫得太短了。可能是故事比較抓人，一下子就看完了。 小說亮相沒多久，就獲得了茅盾文學獎。當一家媒體第一時間告知我獲獎的消息時，我脫口而出的一句話是：只有尊重文學，讀者才會尊重你。我把文學作為實現人生理想的一部分，因而在寫作時融入了一種「語不驚人誓不休」的心態和追求。專家評委和讀者都給予了肯定，這也是文學對我所付出的努力和追求的回報。 要說小說版的張居正和電視劇版的張居正有什麼不同，簡單回答就是表現方式和表現手法不一樣。小說可以用飽滿的文字來吸引讀者，影視劇卻需要更多的情節來製造矛盾和衝突感。小說可以靠作者的一己之力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電視劇卻必須要靠一個團隊協力而成，編劇只是這個團隊中的一員。如果一定要說這兩個版本的「張居正」哪個更精彩，我個人更傾向於小說，但客觀地說，電視劇版也是成功的。 張居正是一個改革家，我們也正好處在一個改革的時代。一個作家在寫作中一定要有自身的要求。他要寫什麼，他應該寫什麼，這是作家對他所處時代的態度和責任，也是一個作家自始至終都應該堅持的。我們處在一個改革的時代，改革的東西也許可以借鑒。寫作開始時我就告誡自己，我可以借古鑒今，但絕不能借古諷今。借古人衣缽澆今天塊壘，那是對歷史的虛無主義的態度。我願意讓小說啟迪讀者對今天的思考，但不會讓古人穿著龍袍說今天的話。
我仔細研究中國歷史，發現朱元璋創立的明朝國家管理體制，對今日中國的參照意義超過清朝。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叫居安思危，基於這一點，就產生了盛世危言。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或者說全部的社會責任感，都寄託於這個「危」字。如果非要尋找出歷史的精髓和文化內核，那麼可以從張居正領導的「萬曆新政」過程中尋找到一些困擾我們的答案。張居正推行的萬曆新政，其實施的過程，就是講真話、辦實事的過程。所謂改革，就是打破已經形成但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優化社會資源的配置，在各利益集團之間形成新的平衡點。完成這個過程，不但需要改革者運籌帷幄的宏觀把握，更需要他們洞察幽微的政治智慧。 張居正的政治智慧有一點很明顯，那就是用人策略上的「重用循吏慎用清流」。儒家評價一個人的成就，依次為立德、立功、立言。這種道德至上的觀點，使中國的讀書人大都醉心於坐而論道、述而不作的精神生活。立功者，就是那種「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挽狂瀾於既倒，將民族引向繁榮富強的人。從實際情況來看，國家需要的人才是樂意立功的人。但是，儒家聖賢將立德者凌駕於立功者之上，這實際上是誤導讀書人一味地重視道德而輕視事功。 張居正認識到重道德輕事功對國家政治運轉的危害。因此一反積蓄千年的常態，建立「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用人政策。循吏，用今天的話講，就是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他們躋身官場，雖不肯鑽營，但為了做成一件利國利民之事，講原則而不拘於原則，講操守更講變通。清流則不同，他們奉道德為圭臬，寧可事做不成也決不肯損害個人的名譽。在張居正看來，清流是在做好人，而循吏是在做好官。做好人只講求個人操守，做好官必須有大局觀念。所以從戚繼光與海瑞身上，就能看出張居正的用人原則，不管別人怎麼攻擊戚繼光，張居正始終委以重任。而無論別人怎麼向張居正推薦海瑞，他卻堅決不用。 當然，儘管有著強大的政治智慧，但張居正身後沒有得到善終，這是一種歷史的遺憾。孟子講過「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但改革的目的，恰恰就在於施政綱領的改弦更張，在削弱巨室特權的同時，儘可能讓老百姓得到實惠。張居正說過「知我罪我，在所不計」。他求的是把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做成，而不是為了獲得或避免某種評價。張居正改革對當時明朝既得利益集團的衝擊是兇猛的，正是這種擔當精神，才使新法一推十年，效果顯著。 （本文文字整理 姜小玲 李君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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