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寫出一個真實的東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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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歐」到「新歐洲」———20年轉軌再回首》，金雁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4月版，48.00元。
金雁
1954年生於陝西西安，1981年於蘭州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蘇聯史），1982年任教於陝西師大，1991年至1992年在波蘭華沙大學進行學術訪問，現為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蘇聯-俄羅斯、東歐問題研究專家。主要著作有：《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村社傳統與俄國現代化道路》（1996年），《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中國社會再認識》（與秦暉合著，1996年），《新餓鄉紀程》（1998年），《火鳳凰與貓頭鷹》（1999年）等。
5月12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東歐問題專家金雁的新書《從「東歐」到「新歐洲」》研討會在北京萬聖書園舉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任劍濤、清華大學教授秦暉、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孔田平《中國青年報》資深記者盧躍剛、中國政法大學教師王嘎、萬聖書園總經理劉蘇里等人就書中提及的東歐問題展開討論。
《從「東歐」到「新歐洲」》一書來自金雁在《經濟觀察報》2009年開始的專欄文章結集。金雁多年研究東歐問題，並從1990年代開始，數次前往原來的「東歐」、現在所謂的「新歐洲」學習、生活和考察。她對蘇聯解體後的東歐國家轉型期的歷史及其政治思想諸多問題有深入研究。2004年曾與秦暉合著解析東歐問題的《十年滄桑》一書。
新書《從「東歐」到「新歐洲」》分為三個部分：上篇是2009年金雁「新歐洲之旅」考察後的感想；中篇包括波蘭歷史的回顧、對南斯拉夫民族問題及烏克蘭問題的思考等；下篇則專門研究東歐知識分子在轉軌前後的思想探索和精神追求。金雁表示，寫這些文章緣起是國內許多關於東歐轉軌國家的報道有誤導之嫌，忍不住要寫文反駁。
世界越來越清晰時，東歐越來越模糊
劉蘇里：這本書中有幾篇非常關鍵的文章。原來叫「東歐」現在叫「新歐洲」的一批國家轉型以後，它們現在的處境，對於我們來說是漸行漸遠了。轉型之後我們能夠見到的關於「新歐洲」的報告基本是負面的：轉型當中誰又復辟了，經濟怎麼動蕩，社會怎麼凋敝，缺少全面的報道。到了現在就基本不怎麼提東歐的事情了。因此我把金雁老師的這本書看作正本清源的著作，或者說給我們普及關於新歐洲轉型之後常識的著作。
金雁：我想講一下我怎麼想做「新歐洲」，或者說原來叫「東歐」這一塊（的研究）。我是1978年學的東歐、俄羅斯的歷史。1984年的時候參加了一個俄語水平考試，準備1985年去蘇聯列寧格勒大學。什麼都定好了，我們學校突然臨時換人，說你還年輕，應該讓年齡大的人去。
1990年我想再去蘇聯，政審折騰了幾次，總算可以走了，突然又把我派到波蘭去了。我那時候真是糾結了。糾結什麼呢？第一個，秦暉（註：金雁的先生）還在政審，而且我們家一大一小都得了肺結核，秦暉得肺結核，我女兒得肺結核。我這個時候走的話不合適。第二個呢，把我重新弄到波蘭去的話，還要重新學一門語言。我的所有熟人、老師、同學都在蘇聯，突然要換到波蘭去，我這心裡不是滋味。第三個呢，還有一個形而下的考慮，那個時候出國等於發一筆小財，在蘇聯還沒有劇變的時候，還能夠帶回一點兒鋼琴、大衣之類的東西來。但波蘭已經在劇變過程當中了，貨幣也在貶值。面臨著這些問題，我心裡就鬱悶了。
坐火車到莫斯科的時候，我真的不想走了。當時要八天的時間才到華沙，到了以後還得先學十個月的波蘭語。到那兒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到底是去讀書還是讀社會？———我的這些鬱悶，很快就擱在一邊了。為什麼呢？1989年之後，整個（中國）是非常渴望了解東歐情況的。那個時候天天政治學習，秦暉就成為「波通社分社」。我的信只要到了秦暉手裡，渴望了解真實東歐的人，都在秦暉那兒打聽。兩年以後我從波蘭回來，很多人跟我說，你知道我們那一段時間為什麼對政治學習那麼積極，就是因為從秦暉那裡能夠聽到一個真實東歐的狀況。
在這種狀況下，我就放下心來去讀社會。因為秦暉的每一封信都是提一大堆的問題，我真的很短時間內回答不了，我得滿世界跑。連我的老師們都知道了，看到我坐到教室的時候，他們說，你肯定是跑累了。我在烏克蘭時借住在公安部一個人那裡，他說，你是學歷史的？我還一直以為你是學新聞的呢。那會兒我去了六趟蘇聯，東歐的國家也基本都跑過來了，包括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奧（地利）這些國家都去了。整個波蘭我也跑，它的整個轉軌進程我都全部經歷了。(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南都網)
當時我必須要有一個切入點，以什麼樣的方式了解波蘭社會？想了半天，我就現學太極。找了一個會打太極拳的中國老師，現學了36式；又跟新華社的孩子們學做中國菜。然後我到一家文化館裡頭以教太極和普及中國文化的方式開始和波蘭社會接觸。我記得曾經花一點工夫做了一餐菜，他們的人誇我說，200年來沒有見過這麼豐盛的飯菜。我這個口碑傳出去以後呢，他們還讓我去看了萬人大食堂，說你來承包我們的大食堂得了。
對於我來說這只是一個進入點，慢慢對整個東歐社會的了解就多起來。我記得大概給秦暉寫了300多封信，當時是航空郵件，所以有的時候信件一下子到好幾封，有的時候好幾天沒有信。秦暉給我寫信的時候說，好幾天沒有摸到信了，我去摸那個信箱連手都磨破了。當然他不是對我的渴望，他是對波蘭信息的渴望（哄堂大笑）。這對我是很大的一個鼓舞，對我了解波蘭社會的一個鼓舞。
我回來後把這些信整理出來，由新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餓鄉紀程》，跟雷頤他們一塊出的，就是把我的信整理了一下。但後來我覺得僅僅那本書不夠了，像劉蘇里講的，世界越來越清晰的時候，東歐越來越模糊了。我們整個外交方面對東歐是定一個盤子，東歐是看西歐的臉色，那麼我們把西歐搞定了，東歐可以忽略不計。所以我們在外交上對東歐的關係是淡到一定程度了。這種狀況下我覺得要進一步做，僅僅浮光掠影式地看看是不夠的。做的過程，我發現困難很大，遠遠超過原來我給秦暉寫信的那種感性的東西，因為牽涉的語言之多，資料之多，很難把它駕馭住。但是總算花了很多的時間，做了一個《十年滄桑》。
做完以後到2004年，這麼多年我基本上對東歐的關注減少了，但是我看到很多寫東歐的文章，真的有點忍不住。應該來說，我學問做得弔兒郎當，文章寫得旁門左道，很難入學院派的法眼。但是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多問題是在誤導民眾，所以寫了這些文章。(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南都網)
俄羅斯和東歐精神史的啟發(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南都網)
盧躍剛：國內研究蘇聯和東歐的，有一些學人是必須要重視的。一個是金雁和秦暉的合作，還有清華的藍英年，還有曾彥修先生，他前不久寫了《天堂的神話是怎樣破滅的》，是內部印的，這個書很值得重視。
我們讀蘇聯人的思想史會發現一個事實，就是蘇聯和東歐跟我們的政治結構是同構的，政治文化上很大程度是相似的。為什麼蘇聯、東歐的知識分子有那麼出色的表現？
在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我就提出在講中國知識分子的時候，蘇聯知識分子是一面鏡子。東歐知識分子事實上是中國人的另外一面鏡子。當我們把這兩面鏡子樹起來，關照中國知識分子某些心理的時候，你會發現有巨大的差異。金雁在這本書里寫到麵包時代，在麵包時代蘇聯和東歐知識分子的壓力比我們來講不差。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壓力更大甚至是更殘酷的。但他們仍然有到今天來看都有一流的、上乘的、原創的表現，這是為什麼呢？這是一個問題。
東歐知識分子有兩個特徵：第一個在血脈上表達了他們與歷史一種決絕的關係：第二個他們熱愛自己的祖國，把祖國的歸屬感作為他們學術的動力。這些東西我們在讀起來的時候，感覺有一種精神結構的差異。金雁的書我特別注意到，到了下篇，講到麵包時代的情景，中國現在也是麵包時代。我認為他們有對應關係，都很難迴避麵包和自由的關係問題，如果不回答這個問題，永遠是麵包的話，那我們永遠是爬著走的動物。這也是金雁的書梳理了俄羅斯和東歐精神史給我們的一個啟發。
金雁：波蘭華沙起義前跟蘇聯方面有過接觸，但蘇聯軍隊已經到了河邊，眼看著這種屠殺不過河，80萬波蘭人有20萬死亡。所以我第一個震撼就是波蘭過亡靈節時全城一片悲哀、一片蠟燭。我給秦暉的信里說，在這裡戰爭是昨天才結束，可是在我們那裡抗日戰爭完全已經戲劇化了。在波蘭亡靈節是全城出動，從80歲老人到牙牙學語的孩子，都在公墓面前給他們守靈。我就覺得波蘭人這個民族實在有精神。你說我們出了多少偽軍，可是波蘭人呢。而且他們死亡的知識分子有三分之一，是死亡人數最高的，整個雅蓋隆大學全體教師被屠殺，在所有二戰歷史中唯獨波蘭一家，這些事實的確給我帶來很大震撼。
知識精英怎麼推進社會轉型
任劍濤：我覺得金雁的書，有幾個重要的地方。第一個關於東歐，人們對它意識形態上的迷茫。這本書是一個打迷茫的重要成果。中國改革開放後，對我們原有政黨意識形態和國家意識形態來自於列寧、斯大林主義那一套東西沒有能夠認真去清理，而在之後的事實上，也沒有認真去描述，缺乏嚴肅的研究者。我覺得清理工作非常重要。
第二個，對於蘇東變局本身轉型政治過程的一個描述，尤其是一些重要人物的清理，有利於我們了解東歐和蘇聯轉軌政治的一些真相。沒有看這個書之前，我對米羅舍維奇的認識還有一點兒佩服，因為我覺得他能夠堅持自己的立場。一看金雁描寫的特別有摧毀力度，米羅舍維奇的光輝、正確的形象一下子坍塌了。所以我們需要重新去看蘇東轉軌時期的重要歷程、重要人物的作為。
金雁和秦暉寫《十年滄桑》和《從「東歐」到「新歐洲」》，我覺得兩個清理對我們非常重要。第一個是在轉軌時期，左右立場跟我們今天中國左右立場剛好相反。對社會改革方案的左右選擇的複雜性，這個書里有非常精彩的陳述，使我們對今天中國遭到同樣的左右選擇問題，提供一個不同的參照系。
其實在我看來，蘇（聯）東（歐）整個原生結構跟中國是兩個結構，我跟盧躍剛的看法略有一點區別。為什麼這麼說呢？蘇東從來沒有真正把列寧主義落實到底。他們的知識分子不僅有批判力，他們的生存能力和對國家發展狀態、對西方世界說明的能力都是中國知識分子遠遠趕不上的。趕不上的原因是什麼？真正兌現列寧主義全盤的國家建構是中國，整個知識分子都非常矮化。我特別同意，像金雁描述一樣，我們現在是一個典型的麵包時代，不是麵包與自由的問題，而是麵包與麵包的問題。我們現在的精神根本沒有這種自控能力，是國內極左派和極右派，合謀對現實做一個增大化和合理化。
那麼推導出來第二個結論，也許我們對開明領袖家簡單的寄託和政治幻想，看了蘇東轉軌，我覺得這個是太簡單化、草率化，這是推導出來的結論。
孔田平：過去的20多年間，不僅是中國的媒體，就是西方的媒體實際上對東歐地區興趣也是大幅度下降。但在社會主義時期這裡還是很有吸引力的。七七憲章運動，波蘭團結工會，這些歷史事件成為全球新聞媒體關注的問題。從1989年東歐劇變以後，媒體關注的往往是壞消息，比如去年斯莫棱斯克的悲劇，還有金融危機之後，匈牙利面臨國家財政破產。媒體有時有一種非常奇怪的心態，人家越糟，就越安慰。事實上，我們仔細觀察這個地區20年的變化，用波蘭一位日報主編的講話說，這是我們波蘭歷史上300多年最好的時期———政治自由，經濟發展，還成為歐盟成員。
金雁老師的書涉及的面是比較廣的，不僅包括了俄羅斯，也包括烏克蘭，東歐國家，實際上差異特別大的，我們很難對這個地區做一個一般化的描述。比如說已經加入歐洲經濟體的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這些國家，應當說從整體的政治、經濟轉型來講是非常成功的，全球的製造企業基本上都轉移到東歐這些國家了。
再看一下獨聯體地區，烏克蘭、白俄羅斯在政治和經濟轉型來說和東歐差距越來越大了。為什麼實行同樣的、類似的轉型，在不同國家會有不同的表現？非常有趣的是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波蘭的「休克療法」是一個典型。它在經濟上非常成功，2009年在全球經濟一片蕭條情況下，波蘭是一枝獨秀。匈牙利在轉軌之初，被認為它漸進主義的改革是比較成功的。但它恰恰遇到了非常嚴重的金融危機衝擊，國家財政面臨破產的邊緣。這些問題很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的探討。
另外，金雁這個書，對我們以前很少關注的「轉型過程中知識分子的潛力」有一個深入的挖掘，我覺得這是很大的貢獻。我們看到在冷戰時期，中東歐國家受到蘇聯的壓制，而東歐國家一些知識分子並沒有放棄責任，表現了他們的道德勇氣和對社會的批判精神，這是促進東歐國家變革相對順利的比較重要的原因。我們不能僅僅關注政治的轉型，經濟的轉型和社會的轉型，而且要看一些社會知識精英怎麼推進整個社會的轉型，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整理：南都記者田志凌
延伸閱讀
《十年滄桑：東歐諸國的經濟社會轉軌與思想變遷》，金雁著，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8月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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