驕橫剛愎威權震主：大明宰相張居正的悲劇性格

張居正的為人處世留下許多是是非非，不論是讚許的、反對的、持平的，無一例外都對他的倨傲、專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這又與他的遠見和魄力難分難解，這說明他是個性不凡的政治家。

　　在社會實踐中，尤其在社會轉折的關頭，一切富有創造性的決策，往往發端於個人的智慧和作為，堅強的個性是成就偉大事業的潛在素質，從這方面來說，個人的性格往往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張居正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把自己的理想、意志融進政治生活，催生了晚明的社會變革。低賤的出身，官場的紛爭，強手對峙中的角逐，種種不利因素，都能成為他積蓄力量，提高權力和威望的台階，這是他性格中的主導面。然而他也有蠻橫、短視、氣餒的時候，這深藏在內心深處的負面因素，限制了改革事業的深化，也預設了他身後一敗塗地的陷阱。

　　無情而重義，拒賄而好諂，偉大與渺小，堅強與卑微集於一身，多側面性格，複雜的個性，恰如湖北人傳說中的九頭鳥，似鴨非鴨，遍身赤紅，「九頭皆鳴」，這九頭既是神通廣大的顯示，也是多種聲部的呈現。這多聲部而又和諧的組成，體現了張居正性格中的多面性和複雜性。

　　《明史》是這樣評論張居正的：「居正為人，頎面秀眉目，須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體貌挺拔，長須飄飄，敢作敢為，思想深邃，城府極深，既帥氣又傲氣，使人可望而不可及，這就是歷史中的張居正，一個讓人看不透也說不盡的張居正。

　　寡情而重義

　　鋼鐵般的意志是張居正性格中的精粹，他就是以這樣的鐵腕手段行事、執法，**和打擊反對派。他崇尚軍事家孫武用兵法治理國政，推行以殺止殺，以刑止刑，「盜者必獲，獲而必誅」的主張，給敵對勢力以無情的*。並以打擊的強度考核官員，遇有*不得力的，一概殺無赦。所謂「約束不明，申令不熟，是將領之過；約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兵不儘力，是士兵之過，殺之無赦。」這一殺氣騰騰的指令，以立法的形式驅使官吏肆無忌憚地*一切不服從朝廷的政見和*。他還放手任用酷吏治理邊遠地區。殷正茂是個心狠手辣的梟雄，為人貪酷，名聲不好，任用他遭到多人反對，可張居正認為只有他才能解決問題，力排眾議，任命他為兩廣總督。殷一上任即大張旗鼓地*藍一清、賴元爵起事，殺了上萬人，平息了這一風波。張居正在給他的信中，不無得意地說：「平復南方亂事，立下大功，官員士大夫都佩服公之雄才，也相信我的知人之明。」萬曆元年(公元1573年)，張居正剛上台，就面臨廣東潮州一帶的反明勢力的叛亂，他在給殷正茂的信中囑告：南方盜賊猶如野草，剷除又復再生，自古以來南方將領做不到一舉蕩平。今當申嚴法令，調動兵力，斬草除根，「見賊即殺，勿復問其向背」，倘有違反者，一律按軍法處置，斬首示眾，讓懷有異見之人膽戰心驚，不敢不聽命。要不惜一朝之費，確保永世的安全。

　　「見賊即殺，勿復問其向背」，這是非常殘酷的暴力理論，用戰爭時期形成的孫子兵法來治理和平時期的內政，必然崇奉暴力。綜觀張居正的內外政策，除了對蒙古俺答實施優撫外，對境內的*和治安，不論是起義還是偷盜，是正義還是非正義，均力行誅殺，從不手軟。萬曆五年(公元1577年)徽州織絲機工抗稅，張居正認為：此事雖然由於殷正茂處理欠當，引起騷亂，但既然聖旨已出，就不準申訴。他明知這是由官府處理不當而引起的糾紛，本可以協調解決，卻堅持不讓申訴，只是因為旨令業已頒布，為了不使天下效尤並保住朝廷的臉面，照樣施以*。鬧事的機工因此冤沉海底。

　　他不是不明白事理之人，有的見解也符合民意，例如，他認為地方暴亂之原因，往往是不良官吏的惹是生非。但他考察官吏以功實為準的實質，實際上重視的仍是鎮壓是否得力，公然鼓勵施暴。毫無疑問，有些小股起義乃是弱勢群體對壓迫的反抗，在他看來，不論起因如何，只要冒犯朝廷，一概殺之無赦。以暴力徹底摧毀任何有可能發生的反抗，鞏固明王朝的統治才是他最終的目的。

　　歷史上著名的「星火燎原」的命題，就是發端於張居正的*理論，他說：微火剛起時，一指就能熄滅，及其燎原，「雖江河之水，弗能救矣」。鵬鳥在未起飛的時候，可以俯視，一旦衝上雲霄，雖有善射的獵人，也無可奈何。「禁於未發，制於未萌」，才是預防之道。

　　這篇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冠以《人主保身以保民論》的命題，說穿了，就是向君主進言：要保持權位的穩定，就要密切注意剛露頭的星火，一舉撲滅。這就是他「禁於未發，制於未萌」的真諦。

　　對於暴亂，張居正可以做到不惜工本，務求一鼓蕩平，斬草除根。廣東嶺西的山民從嘉靖時期就有反抗朝廷的活動，延續數十年不斷，當地督府請求再次*，朝臣多認為山高路遠，地處荒僻，難以平定。張居正親自調兵遣將，出動三十萬兵力一舉討平，並宣告：「此後倘有根芽再萌，旋生旋除，決不手軟。」

　　叛亂的平定，給張居正帶來莫大的興奮，萬曆元年(公元1573年)，四川巡撫*九絲山都掌蠻獲得成功，他在賀信中連連稱道：「喜甚！喜甚！」自述「聞九絲捷音，不覺屐齒之折」，一聽到捷報傳來，高興得歡呼雀躍，不覺鞋齒都被折斷，這樣嗜好*和誅殺之功，是一種魔鬼般的心情。所以他不恤人言，對反奪情的同僚痛下毒手，將他們打得血肉橫飛，逐出京城，毫無憐憫之心。

　　然而，人的性格是個複雜的系統，剛與柔、粗與細、崇高與卑微、高傲與謙遜等相互對立的因素，往往同生共長，相互纏繞盤桓，迴旋一生。在張居正魔鬼般的心理中，也有脈脈的溫情。他是個知恩圖報的性情中人。顧東橋是最早賞識他的伯樂，對於恩人的苦心栽培，張居正銘記在心，儘力圖報。隆慶初年張居正進入內閣後，立即給去世的顧東橋追加恤典，並託付南京提督學政關照顧的家屬。顧東橋生前最疼愛的兒子是顧峻，由於是庶出，擔心日後為家族不容，拜託張居正照顧。張居正對此念念不忘，萬曆二年(公元1574年)張居正親自幫助顧峻排解家族糾紛，使其順利得到蔭庇。萬曆四年(公元1576年)顧峻應選，張居正又派官船供其遣使。他一再表白自己能有今日，都是顧公所賜，於是盡最大的努力，兌現了顧東橋的生前囑託。

　　對於徐階，張居正幾乎以一生的努力給予回報。徐階罷官後畏懼高拱不放過自己，面囑張居正「家國之事，一以奉托。」張居正心知肚明，不僅在徐階兒子犯法時，保全了他的幼子和謀生的財產，又儘力加以撫慰，不惜得罪權勢正盛的高拱，曲意呵護。如今見到的《荊州府志》是這樣記述的： 張居正得罪高拱，是為了救徐階。徐階是他的座師，托他照顧家事，就是擔心遭受高拱的報復。高拱出任首輔後，徐階果然蒙禍，三個兒子被放逐，家產被抄，是張居正暗中保護，才使其免除牢獄之災。隆慶皇帝死後，張居正趁機除掉了高拱，為徐階消除了心頭之患，這可謂國士之報！張居正豈不與高拱交好？怎奈這兩人一是老師，一是朋友，權衡之下也就不能兼顧了。

　　說張居正與高拱的矛盾是出於維護徐階，未免把複雜的事態簡單化，但可說明張居正並未因為徐階的失勢而倒向高拱。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張居正已經病危在床，適逢徐階八十壽辰，為作賀壽文，他拒絕家人請人代擬的建議，執意親自執筆起草。臨終前又上疏請求給予徐階優禮耆老的待遇，他曆數徐階的功績說：「當嘉靖末年，奸臣當道，時局敗壞之際，是徐階在亂政之後，矯枉以正，矯濁而清。懲治貪官以安民生，制定規章，核算經費，扶植公論，獎勵人才。一時朝政修明，官府振肅，海內得以太平無事，這都是徐階之力。」把改革的頭功歸於徐階，表現出他對恩師的情深義重。至於高拱的失勢，是否出於張居正的主謀？有人指斥，有人辯護，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紛紛揚揚，成為歷史的疑案。但從各種記載看，他對高拱並非沒有同情之心，在高拱遭難時，贈以重禮，處理善後也留有餘地。高拱回鄉後，鬱鬱寡歡，有一次派僕人到京師舊居中取些日用器具，張居正得知後，找到來人，詳細詢問高拱的近況，因得知高拱晚年凄涼而動情落淚，並贈以價值千金的玉帶、銀兩和日用品。萬曆六年(公元1578年)，張居正回鄉葬父，路過河南，探望病重的高拱，兩人相視而泣，這年高拱去世，高夫人上疏請求給予恤典，並給張居正呈送千金重禮。恤典，這是朝廷給去世官員以追封、樹碑、立坊、建祠的示哀典禮，非是有功之臣，很難得到這種待遇。對於高夫人的禮物，張居正堅持不收，送禮人哭著哀求說：「夫人要我轉告先生，相公平生清廉，所愛的就是這些收藏，又無子孫可繼承，送給先生，是希望先生見到此物，如見相公。」張居正聽後大為感動，收下禮物，很快下了恤典。

　　雖然高拱在《病榻遺言》中多怪罪張居正，但也只是一面之詞，通觀張居正與高拱關係的全局，他們既有權力的鬥爭，也有感情交好的因素。否則，以張居正炙手可熱的權勢，落井下石，置高拱於死地易如反掌，但張居正不但沒有這樣做，還給以恤典告慰亡靈，並未計較高拱對他的指責，此種行為的動機可以有各種猜測，是真情？矯情？權術？不能說沒有因由，但考察歷史人物只能以行為效果為準則，高拱得以善終，不能不說是張居正手下留情的結果。

　　張居正為人很講義氣，自認「不愧於名教，不負於知己」，把知己與名教並列為他人生必須信守的兩大準則，只要是知己之交或是他看中的人才，都能優容。此種濟人以寬懷的情意，在保護人才中也有所表現。隆慶年間御史詹仰庇因為上疏要求清查宮監的賬目，得罪宦官，要遭受廷杖，張居正立即上疏營救，認為經過再三考察，詹仰庇的舉動只因錢糧不清，希望通過清查，給國家增加收入，本意良好，並無他意，詹仰庇因此得以免遭酷刑。漕運總督王宗沐因為負責海運十二萬石米抵天津，八條船沉沒，損失三千石，要受懲處，張居正認為其人很有才幹，為之開脫說：「海運初開，小有損失，無害大計，對一個有才能的人，還是要保護，不要深責了。」

　　道是無情卻有情，說是有情卻無情。黑白交織，善惡並存，在張居正身上呈現的就是，半是魔鬼，半是天使。

　　拒受賄，好諛揚

　　在張居正身後最遭非議的是他為官的品性，有說他喜好受賄，也有說他嚴於律己，多次拒絕受賄，是耶？非耶？莫衷一是。

　　《明史》中雖有「歲時問居正不絕」的記載，但極為少見，如果不是用以行賄的重禮，一般性的官場應酬或禮尚往來，也並非是出格的事。但張居正的家居生活相當奢華，這既是他的追求，也是當時的社會風尚。

　　晚明商業繁榮，商品豐富多彩，人們的消費熱情日益高漲，在社會上興起一股去朴從艷，追求奢華的風尚。在晚明筆記小說中有很多這樣的記載：「收入擔米，就穿綾羅，積蓄沒有幾兩銀子，就要戴上珠翠。」有的「積蓄一年之資，制一裳而無餘」，有的「從典當鋪中覓到廉價的舊衣衫，翻做改新，與豪華公子列座」，一般市民尚且如此，當官的更是爭妍鬥奇。住所必有雕樑畫棟，花石園林；宴飲一席，水陸珍饈美味數十品；服飾一擲千金，視若尋常；日用品不惜以金銀作為溺器。御史大夫王大參每次出動遊獵，隨從們吹奏絲簧，服飾詭麗，綿延數里；工部郎徐漁浦每有客人來訪，必先讓人偵察客人的著裝是什麼顏色，再挑選自己穿什麼，用什麼色彩，然後相見，「兩人宛然合璧」。吳昌時的家居，在坐榻四周環列梅花一百盆，水仙一百盆，按季節隨時更新，讀書、辦公宛若置身花叢之中。著名文人張岱在他《自為墓志銘》中，說自己「極好繁華，好精舍、好養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吃喝玩樂樣樣都嗜好，連同性戀的隱私，也毫不隱晦。太守金赤誠其貌不揚，家無擔儲，每外出，遍身綾羅，香氣撲鼻，窮極奢靡，「而作吏頗清白，第負鄉人債數千，不能償耳。」講究奢華到了負債的地步，其人還是清官，這在古代是難以理解的事，在晚明卻不足為奇。負債消費是近代的消費方式，在晚明卻超前出現，這是商業領先繁榮而造就的城市生活方式。

　　張居正也不能免俗，他素愛整潔、喜好修飾，早晚都要抹香脂，衣服華麗耀目，每日必換一套，所到之處香氣繚繞。他癖好收藏古玩，當時贗品甚多，卻沒有人敢欺騙他，所以其收藏的多是精品，但尚未發現他以權掠奪的記錄。

　　然而上有所好，下必爭相趨奉。萬曆六年(公元1578年)張居正回鄉為父送葬，地方官特地為他製作了一頂轎子，前有起居室，後有卧室，兩邊有迴廊，各有一個書童為之焚香揮扇，用三十二名轎夫扛抬，沿途府、州、縣官全部出動跪接迎送，浩浩蕩蕩，其排場之豪華，規模之盛大，創下官員乘轎之最。沿途吃飯，每次招待的菜肴多至上百品，由此可見生活之豪華，非同一般。在驕奢的生活中，難以設想他多次上疏要求宮廷節省開支，帶頭不戴貂皮帽，可這都是事實。在理性上他治國理財的嚴明，在生活中他的奢華和排場，是他性格多側面的表現。

　　愛好奢華的不一定是貪官，貪官的生活也不一定都豪華，人就是這樣複雜的構成。早在張居正被抄家時，就發現他的財產遠不及宦官馮保，只相當嚴嵩的二十分之一。原本想在抄家中獲得意外之財的神宗，也未免大失所望，這似乎已能說明張居正為官尚有操守。事過近三百八十年，一場「*」的風暴，掀開了張居正的棺木，意外地發現，這位權傾一時的宰相，竟然很少陪葬。據《張居正》小說的作者熊召政到實地採訪後記述：「墓很堅固，用鍬鏟之類的工具無法挖開，便有人開來推土機，終將墓室摧毀。掩封了近三百八十年的棺材顯露出來。紅衛兵們一擁而上，掀開棺蓋，除張居正的保存完好的一副屍骨之外，袍服盡爛，棺內只有一條玉帶和一方硯台，別無任何陪葬品。這結果讓紅衛兵們深感失望，也就一鬨而散。」玉帶是官位的象徵，硯台以示文墨，此兩件隨葬品恰如其分地表現了墓主的追求和品味。在厚葬盛行的風氣中，僅此兩件陪葬又似乎有些寒酸，這固然與張居正的薄葬觀念有關，也是對財富有所檢點的表現。

　　明代官員的俸祿不高，以一個縣官(七品官)來說，月薪按米價折算，相當於人民幣二千五百元，可是其他無形收入並不低。除俸祿外，配備有宅隸、馬夫等勤雜人員，這些人員的住房、衣食、出行、筆墨，所需的花費都由朝廷支付或補貼，新上任的官員搬家還有裝修費等。高級官員經常有來自朝廷的賞賜，包括大量的土地、奴僕和布帛銀兩，並享有種種特權。張居正在居喪期間，按規定是不領俸祿的，可每月還有大米十石，茶葉三十斤，香油二百斤的供應，摺合人民幣也有一二萬元。所以官員的收入不能只看俸祿，那些合法擁有的特權，折算起來可能遠遠高於工資，工資低的也能獲得高享受，作為一國的宰相，有豐厚的家底，並不奇怪。

　　張居正究竟是否是大貪官？當時人們就有不同的議論，留下的史料也有相互矛盾之處，今人已很難考實。但從抄家的清單和隨葬品所見，應該說這兩項實證，比連篇累牘的議論更有說服力。再看他多次拒賄的記錄，才能理解他的由衷之言。萬曆三年(公元1575年)，張居正批評鄖陽巡撫劉虹川為求提升送禮的行為時說：古人言，取不義之財，猶如將自己置於深溝，難道你要將我推入深溝？以你的抱負，又當盛年，自有當用之日，理當靜心等待。如果舍大道不走而走旁門，棄禮義不顧而行賄，我不得已，必將公佈於朝廷，這將使我陷於薄德，你也永無錄用之日，豈不兩敗俱傷？

　　同年，他退還知縣傅應楨所贈的貴重物品時說：想當初惜別時，曾以「守己愛民」四字相勉勵，因此屢次贈禮，都不敢接受，唯恐違背相約之言。想不到禮物愈贈愈厚，難道你以為我是嫌少？你所贈之寶物玉帶，價值昂貴，這不是一名縣令能持有之物，特此奉還，希望能反思自勵。

　　萬曆六年(公元1578年)大理寺卿劉小魯在湖北當陽縣玉泉寺的風景區為張居正購買田宅，被拒絕。張居正在信中說：當陽厚意，愧不敢當。看到圖紙，結構不小，所費不下千金，這哪是一縣能辦的事？必然動用公款，紛紛多事，徒增煩惱，何況近來嚴禁各地造書院、聚眾吃公糧，若以身試法，又何以作人之表率，趕快停止，鄙人才得以心安。

　　在行賄成風的官場，受禮固然有失道義廉恥，但官員們習以為常，不受禮的反而被視為另類，遭受各種猜測，這常常使受禮人處於兩難的境地，對此張居正也有自白：如今我所舉薦之人，往往用贈禮相報。不受禮，這些人就會說：「怎麼對我這樣見外？」接受贈禮，不給他們任事，又會受到責怪：「為什麼不支持我。」這都是庸人所見，非大雅之才也。這些信件未必都是作秀，既然是書信就必有對應者，這是兩方，不是一方的自言自語，況且這些信件收集出版，是在張居正被貶之後，如果沒有其事，是不敢公佈於眾的，這表明他拒受賄賂是有可信度的。晚明官場的*在歷史上是出了名的，在滔滔濁流中，能有這樣的自律已很難得。但是，對於金銀財寶可以毫不動心的，未必能正確面對蜂擁而至的阿諛和奉迎。在張居正事業鼎盛時，家鄉為他立的牌坊就有七八座之多。有人送他一副對聯：「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對這樣的頌揚，他欣然接受，高懸於大廳。還有人用黃金製作了一副對聯：「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立山為岳四方頌。」張居正別號太岳，此聯別具匠心，嵌入一個「岳」字，隱喻張居正是巍巍高山，受到四方頌揚，並與「萬國仰大明」相提並論，這樣露骨的阿諛奉承之詞，他竟然高興地接受，還不時地加以把玩和欣賞。

　　這是截然不同的兩張面孔：一是淡然面對滾滾而來的財富；一是熱衷於聽取種種諂媚和諛揚。明智與渾噩，清醒與懵懂這相互悖反的性格都集於一身，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兩極的分裂？一言以蔽之，是他的權勢欲。

　　張居正是個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也是個敏於決斷的實幹家，他不恤人言，自負甚高，內外大事，都是他說了算，中央六部只能照辦不誤。他與次輔呂調陽、張四維共事，也只讓他們「拱手受成而已」。皇帝年少，一切唯他是從，如此大權獨攬，高高在上，眾多的官員不過是供他役使的下屬，同僚只能看他眼色說話行事。有一天皇帝聽講下課，問起閣臣呂本在家安否？張居正由此生怒，回到內閣隨即召來呂本的兒子中書郎呂兌責問：「皇上怎麼知道尊公的起居？」「兌大恐，即上疏自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經他一過問，就使人膽寒得自動辭職。如此獨斷專橫更助長了他的為所欲為，享有許多人不能有也不敢有的特權。按明制，朝廷頒賜誥命，官員都要在午門金水橋南畔，唱名跪受，而張居正卻坐在內閣派人代領，這引起人們的種種非議。對這些非議，他一概置之不理，別人也無可奈何。

　　張居正具有一言可使人平步青雲，也可以致人破家亡身的權力，已形同最高統治者，事實上他已享有無上的威權。在官員見面互訪中，按慣例先要「投刺」，即送上名片，在柬面要書一「正」字，這是習慣的禮儀用語。萬曆四年(公元1576年)後，柬面再也不書「正」，就因為張居正的名字中有一「正」字，竟然出現君主才有的避諱。到了這種地步，自然會衍生出種種怪現象。

　　張居正父親去世，一位巡撫身穿孝服前往弔喪，一路上號哭不已：「死了老太師，何不死了小子！」堂堂的國家命官，自甘孝子，涕淚縱橫地要求代死，已屬荒唐，更為荒誕不經的是，張居正母親進京，地方官一路護送，誠惶誠恐，渡黃河時老太太看到河大水急，有些害怕。為使老人消除顧慮，安慰說：「過河尚未有期，臨時再當通報。」利用這短暫的停留，調動大批舟船首尾相接，在河上連成一片，上面再填以泥土，兩旁插上柳樹，老太太的船行駛其中，如同進入小河浜，快到北京，老太太還以為未過黃河。

　　在張居正患病期間，為之齋醮，舉國若狂。更是見所未見，請看當時人的記述：

　　「江陵病時兩京大小九卿科道庶僚咸祈禱備至，舉國若狂。」

　　「自六部卿、大臣、翰林、言路、部曹，下至官吏冗散，亡不設醮詞廟，為居正祈禱者，吏部尚書而下舍職業而朝夕奔走，仲夏曝身出赤日中。」

　　「江陵公卧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誠祈禱。御史朱璉暑月馬上首頂香爐，暴赤日中，行部畿內，以禱祝奉齋。」

　　就是這名朱御史，在赤日炎炎下，頭頂香盒，一路奔波，他的部下怕他餓著，送上飯食，其中有些肉，他一見大驚，怒罵：「你難道不知我為宰相齋醮，給我肉食，是何居心！」

　　看到這樣的記載又豈能想到，張居正去世剛半年，倒張的活動就已迫不及待地展開，接踵而起的是連篇累牘的彈劾，張家滿門查抄，長子自殺，次子充軍，全家餓死十多人，威震一時的宰相竟落得這樣悲慘的下場！

　　世人對張居正的態度何至於在一年之內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能怪罪人情無常，人心不古嗎？一個位極人臣的首輔，權勢之大，熏天赫地，附驥攀鴻者如蠅逐臭，自古如此，正如明末思想家李贄所言，這是市道之交，不過是一場交易，本不足為奇。奉承某人實際上是奉承某人手中的權力及其帶來的利益，權在利存，權失利亡，這權和利驅動著一批又一批的人摧眉折腰，阿諛諂媚。張居正喜好諂揚的心態，更助長了此風的增長，導致他利令智昏，不可收拾。

　　改革時期需要集主權，一號令，不能沒有權勢，當主少國疑之際，此權勢確實有助於新政的推行，卻可能潛伏使人昏昏然的危險。《史記》早就告誡人們：「道高益安，勢高益危。」這「危」就危在當局者迷。張居正在聲色犬馬的生活中尚能保持一定的自律，卻抑制不住從內心深處噴發的張揚權勢的慾望，日益膨脹，再膨脹，不惜偏信各種阿諛奉承之詞，排斥逆耳的忠言，引得趨權附勢者趨之若鶩。所以他的同輩人，都承認他的才能和政績，卻很少有人與他結成知交。權勢欲促使他登上人生的高峰，吸引眾多的附和者；也跌入人生的低谷，使朋友敬而遠之。正如東林巨子顧憲成的評論：「堂堂相君，其權勢之重，能以人貧，能以人富，能以人賤，能以人貴，公卿百官爭相歌功頌德。及其去世，又人人稱快，當初附和他的紛紛躲避，唯恐受到牽連。」

　　如此世態炎涼，是人情之所難免。對一個當權者來說，難道不能由此反思，掌權時人們的趨炎附勢有多少可信度？也許在他日那些趨炎附勢之徒就會成為落井下石者。成也是權勢，敗也是權勢，權勢會成就功業，也會蒙蔽自己的眼睛，不辨東西，不識好歹。權勢太盛而不加節制，陶醉在阿諛的陷阱中不能自拔，是張居正致命的弱點。

　　豪氣、驕氣和流氣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風俗，一方風俗造就一方人才。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三秦多剽悍勇猛的好漢，齊魯多耿直剛烈的英雄，荊楚多磊落放達的人傑。張居正生在楚地，以楚地而自豪，他曾說：「楚地有長江、漢水，衡山、巫山，水勢澎湃，高山巍峨，民性多有襟懷坦蕩，豁達大度之氣概。」又說：「在國家多難之秋，楚人能挺身而出。」在危機四伏的隆慶、萬曆之際，他疾呼：「非得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消除天下之患。」這是他對人才的呼喚，也是對自我的標榜。

　　張居正就是這樣一個富有豪情壯志的政治家。他在登臨赤壁時，極目楚天，激揚文字，一抒他的抱負和感慨：

　　登赤壁磯，觀孫曹戰處，慷慨悲歌，俯仰千古。北眺烏林，傷雄心之乍衂；東望夏口，羨瑜亮之逢時。遐想徘徊，不知逸氣之橫發也。繼過岳陽，觀洞庭，長濤巨浸，驚魂耀魄，諸方溟涬，一瞬皆空。

　　這首詞大氣磅礴，俯仰千古興亡，使他悲喜交集，逸氣橫發，充滿了壯士的豪情。他品評人物，別具慧眼，號稱竹林七賢的魏晉名士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由於醉酒酣樂，*不羈，有違名教，常為世人所詬病，他卻高度讚揚這七子「不隨俗好惡」的品節：「今人非議七賢者，多觀其沉湎酒色，恣意妄行，便說這有累名教，貽禍晉朝，此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種庸人之見，實在不識良工的匠心獨運。」

　　晚明的儒林、文苑，有一批狂放的學者士大夫，他們有的傲視權貴，憤世嫉俗；有的藐視道學，非聖非經；有的不拘格套，獨抒性靈。他們張揚個性，崇尚「頂天立地丈夫身，不淫不屈不移真。」王陽明認為這是「狂者的胸次」，「信得此處，方是聖人的真血脈」。這股狂放的心態，類似魏晉的名士。張居正對竹林七賢的稱讚，說明他也深受這一思潮的鼓盪。真正促使他緬懷七賢，忘情頌揚的是那七子不隨波逐流、特立獨行的風骨和強烈的自我意識。惺惺惜惺惺，正是有與竹林七賢相通的豪氣，才有如此強烈的共鳴。

　　如果張居正也是一位騷人墨客，也許在明代又多了一位文人狂士。可是張居正不是竹林七賢，成書在萬曆四十年(公元 1612年)的《張太岳集·序》指出：張居正平生「不屑為文人」，他的所作所為「實亦非文人所能為」。在他與高拱共事內閣時，互相以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一代名相為表率，謀求治國理政之道。他是名揚荊楚的才子，卻不屑於做一文人，從少年時代就放眼天下，以肩負天下興亡為己任，從政後許下「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諾言，稱「大丈夫既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因此義無反顧地成了一名起衰振隳的宰相。

　　雖然在張居正內心深處，嚮往悠遊豪放的生活情調，蘊藏了對竹林七賢的欽羨，但在現實中他卻是一個叱吒風雲的政治家。他魄力過人，也威嚴過人。他的兒子張敬修描述他：「遇事有執持」，「湛靜沉默，聲色不露」。自從出任首輔後，張居正更是老成持重，對客人往往不交一言，為人矜持，沉默寡言，喜怒不形於色，但要發話，威勢逼人。張居正給小皇帝講課，神宗把《論語》中的「色勃如也」，誤讀成「色背如也」，張居正一聲「應當讀『勃』！」使神宗頓然驚悚。他要一發話，能使「百僚皆惕息」，連大氣也不敢出。主持內閣會議時，他氣蓋群臣；與客人交談，不數語即行送客。對於同僚，他就是這樣咄咄逼人，不屑一顧。

　　他凌厲的威力，是驕橫、剛愎性格的反映。蒙漢和議成功，他恃功逞能，自命不凡，聲稱：「我不煩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贊我也。」「豪傑所見，自與凡人殊也。」他多次自比為輔佐商王的伊尹、神機妙算的諸葛亮，因此給同僚留下「驕抗，輕棄天下士」的印象。清代學者林潞認為，這是他自恃才高而溢於言表，重蹈韓信的覆轍；談遷說這是犯了「威權震主」的大忌，因此貽禍於身後。

　　那麼他真的就是這樣一個冷面相對，威嚴不可一世之人嗎？不！在他身上還有與驕氣難以相容的流氣，使人大出意外。他在受到劉台的彈劾後，當堂批駁劉台說：按軍規，巡按不得報軍功。去年遼東大捷，劉台身為巡按，違制搶報軍功，是臣請旨予以降職處分，劉台就已懷恨在心。傅應楨下獄，因為是他的同鄉，由此猜疑更多，積怨愈深。劉台本是臣的門生，二百年來從沒有門生彈劾師長的先例，臣只有一去以謝之。說罷，就伏地哭泣，要求辭職，神宗走下御座親自拉他起來，「慰留再三，居正勉強同意，猶不出視事。」

　　一個威風凜凜的宰相竟然當眾大哭，伏地不起，還鬧得要辭職*，經皇帝再三慰留，也不聽，最後用白紙黑字寫了手敕，他才出來管事。對於一個並不嚴重的上疏，何至於這樣的撒潑？類似的事還發生在奪情風波中，當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被處以廷杖時，王錫爵、申時行出面向張居正求情，這兩人均是他的好友與同事，也是憑不一般的友誼進行調解。當他們說明來意後，張居正突地轉身一拜說，你們這是要趕我走，我能怎麼樣，那就只有自刎了。

　　這在《明史紀事本末》中有生動的敘述：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聯合上疏指控「居正忘親貪位」，張居正大怒，欲以重處。馬自強出面調解，張居正突然跪倒在地，一手抹須說：「公饒我，公饒我！」王錫爵以好友的身份再次相勸，張居正說：「皇帝已經發怒。」王錫爵說：「聖怒，也是為了你。」話還未說完，張居正突然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說：「你殺了我，你殺了我吧！」王錫爵大驚失色，急忙退出。

　　又是抹須，又是跪倒，又作刎頸自殺狀，為了這樣一件小事，竟然鬧得要自殺，活像一個無賴！這又豈是堂堂宰相所應有的行為？真是匪夷所思，無怪乎連與他共事已久的王錫爵也嚇了一跳。張居正出身下級軍士之家，自小心高氣傲，在民間摸打滾爬，具有英勇無畏的軍人氣質，但那不甘於人下的心態，奮起急追的潑辣勁，一顯崢嶸，便使得同僚手足無措。

　　一個飽讀經書的才子，倜儻豪放的翰林，威震當朝的宰相，兼有潑皮樣的身手，這些互不相容的多極表現，竟然渾然一體，這就是活生生的張居正。儘管他有進退徐疾、洞若觀火的智慧，胸中藏兵、決勝千里的勇氣，工於心計，深諳權術，但逃不脫這性格的自傷和傷人，他埋怨：「仆以孤直，不能隨俗討好於人，錯當宰相，為眾所忌。」殊不知，正是他缺乏這一自知之明，才加劇了身後的罹難。

　　這是真正的性格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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