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西洋的偉業被文官集團終止，中國失去稱霸世界的機遇

對於下西洋為什麼最終被廢我在這裡首先要清理一個很愚蠢的謠言，就是這次大航海後來之所以被迫叫停是因為浪費民力，只帶回來一些朝貢的使臣，珍寶，長頸鹿等稀有動物來取悅皇帝，對百姓來說沒有一點好處。而事實上只要稍微有點歷史常識的人就會明白這絕對是不可能的，更確切的說是對群眾智商的一種侮辱。不管漢朝——羅馬時期，中國從紅海到印度洋這段海上絲綢之路就一度非常繁榮，連帝國的元老們都在抱怨，羅馬的金子都被轉移到了東方。這個黃金的大量流失引起的通貨緊縮一度還被學者認定為是羅馬滅亡的原因之一，國際上還專門有這個課題的。阿拉伯人也就是通過陸上、海上貿易來到中國，有的定居下來和漢族雜交變成了現在的回族。不管是漢唐宋，這個海上貿易都是國庫的重要來源，怎麼到了會造巨型寶船的明朝中國人就不會做生意了？這可能嗎？用屁股想想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永樂元年，開放市舶司，允許通貢（即貿易），永樂二年，禁止民船出海，永樂三年，遣鄭和下西洋……很有戲劇性吧？朱元璋禁海，為什麼禁？《明太祖實錄》說是因為倭患。所謂的倭患是什麼？是張士誠與方國珍等的殘部逃亡海外，與海外的海盜，倭寇合流，時時騷擾延海地區，並且阻礙對外貿易，朱棣一上台，就認識到對外貿易的重要性，於是重開市舶司，但是，倭患仍然嚴重，因為民間出海，難免與海盜有所勾連，所以被禁止，通貢貿易一律由官方經辦。鄭和下西洋，就是為了平定海疆，驅除倭患，打通貿易之路，控制海上霸權。事實上，鄭和下西洋的官辦貿易，在海上縱然有想打他們主意的，也多半要掂量掂量，有些不自量力的，也被他們剿滅了，陳祖義就是其中的代表……

鄭和下西洋是有戰略意義和經濟意義，朱棣已經意識到海上霸權及通商的重要性……下西洋是由官方壟斷貿易權，通過鄭和的船隊達到物資的流通，海上貿易是非常賺錢的，但既然由官方壟斷，則民間的海商及與其相關的士人便無利可圖，因為他們沒有資本與皇帝與國家搞競爭！所以，下西洋也就遭遇毀謗，並在朱祁鎮這衰人手上正式停止，為什麼在這時停止？正是因為皇帝年幼，無力做主，乾綱不振，士人風頭漸漲……如果說僅只宣揚國，賠錢不賺，永宣年間，又為何樂此不疲，如此頻繁出海？永樂年間搞建設，每年的支出至少是收入的三倍有多，可是永樂年間依然天下太平！崇禎年間三餉均攤，是個什麼結果世人皆知……而下西洋的帳目是不清楚的，永樂皇帝何以這樣有錢搞建設，難不成真是因為沈萬三的聚寶盆？

為什麼永樂皇帝是明朝最有錢的皇帝？他拿什麼來搞那麼多的建設？又拿什麼來打仗？要知道，他是在靖難以後遭受兵災的情況下來搞建設的，樣樣工程都價值不匪……但是，遇到災荒，他仍然該賑濟賑濟，這不只是需要有心，還要有力，需要有錢……永樂皇帝為什麼有錢？這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如果出洋只是賠錢的話，他又何以一次又一次地差人出洋？難道他比普通大眾的智商還要低？如果永樂皇帝真的是用民脂民膏來搞建設，來打仗的話，他得加派多少田賦才能支持得起？可是到了明朝末年，加派遼餉，後來更是三餉均攤，明末都辦了什麼大不了的事？然而，永樂皇帝卻是在戰後大搞建設，並屢次用兵，卻硬是沒有被拖垮，只因為他有錢。他的錢是從哪裡來的？後人也很奇怪，在明朝本朝已經有人對出洋賠錢說產生質疑了，那不過是江南士人攻擊他的一派胡言。永樂皇帝大搞出洋，那相當於國企貿易，這無形中使得某些財團受到影響，做為他們的代言人，某些讀書人自然不會講什麼好話，永樂朝搞出洋，宣德朝仍然堅持搞，而只是到了悲摧的正統朝，朱祁鎮年幼，乾綱不振，這些無恥的讀書人才找到了反攻倒算的時機……

為了壟斷海外貿易的暴利，明成祖朱棣向侄子建文帝朱允炆奪位篡權成功後，緊遵父訓，在《即位詔》中宣布：「緣（沿）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在沿海官員奏稱福建瀕海居民仍有私自下海和外國貿易時，朱棣「下令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可見在建文時期，走私活動已經很成規模了，以至於朱棣在《即位詔》中方特意下令禁止。

翻了一下史料，永樂年間，「造遠洋船隊，同時還建北京城、建紫禁城、營建昌平皇家陵園，五次出兵北元、還修繕長城、疏通南北大運河，」無一不是全國性的大工程，正賦雜稅，能否支撐的起真是一個大問題，相比鄭和在南洋的花錢，恐怕這才是大手大腳吧。明人筆記，「與其酷催科於常賦之中，孰若開財源於常賦之外」；又引唐王鍔節度嶺南通市泊的故事，言說官督貿易的好處。中國以其威望和朝貢貿易那典型的外交特徵，會以非常低廉的價格而獲得某些財寶。

蘇木，李金明教授的《論明初的海禁與朝貢貿易》考證日本進貢的蘇木進價是每斤一貫，折給官員和軍士的俸祿是50貫，獲利50倍；鄭和船隊在原產地採購，應該比進貢更便宜，利潤也應該更高，這裡存疑待考。蘇木的價格永樂年間至少價值3錢銀子（明會典：布一匹折蘇木一斤，布一匹折銀三錢），宣德年間至少價值50貫鈔，以鄭和船隊龐大的規模（僅寶船的規模，最保守估計也在6萬噸以上），即使僅以十之一二的噸位裝蘇木，七次下西洋運回來的蘇木也至少價值數千萬白銀。

胡椒，《東西洋考》載三佛齊胡椒每百石值金2兩；《瀛涯勝覽》載蘇門答刺國胡椒每官秤100斤值銀一兩、柯枝國胡椒官秤400斤值銀5兩、古里國胡椒每400斤值金200分，每斤胡椒進價0.01兩左右，但被運到中國後售價，韓振華的論鄭和下西洋的性質考證說說以每斤10—20兩的價格賣出。胡椒每斤有1000倍——2000倍的利潤。也有一些學者依《明會典》的胡椒每斤八貫、折俸十六貫、銀鈔比價80等記載，推論一斤胡椒在中國價值0.1-0.2兩，每斤胡椒獲利10-20倍。但由於明代銀鈔比價因時，因地而大不一樣，比較混亂，因此按銀鈔比價計算每斤胡椒在中國的價值準確性有待商榷。

這裡提出另一種演算法，即胡椒折布或絹，布和絹的價值比較穩定，比混亂的銀鈔比價更有準確性，《明會典》記載明代布一匹折銀三錢，絹一匹當銀六錢；而對文武官員和軍士折俸時：絹一匹折胡椒一斤，布一匹折蘇木一斤，絹一匹折蘇木一斤六兩，胡椒四兩；布一匹折蘇木一斤，胡椒三兩。古代十六兩位一斤，絹一匹值銀6錢，折胡椒一斤，說明一斤胡椒的市價應不低於6錢銀，又絹一匹折蘇木一斤六兩，胡椒四兩，四匹絹才換一斤胡椒，那麼一斤胡椒的實際價值應在2.4兩銀之上。

說一下那些說胡椒、蘇木折俸祿是剋扣官員俸祿的問題，說這些話的人沒有基本的政治常識，當時以胡椒、蘇木發放俸祿不僅有文武百官，還有大量的軍士，如果以胡椒、蘇木折俸是剋扣行為，那麼皇帝幾乎將所有人（文官、武將、軍士）全部得罪，會引發政治動蕩，尤其是軍士，可是會兵變的（剋扣軍俸兵變這種事在明末經常發生），朱棣和後來的皇帝那麼傻？沒有起碼的政治常識？被剋扣的文武百官和軍士也那麼傻，居然沒人鬧事？得罪所有人的政策居然可以執行下去，可能嗎？而且後來的明英宗時期，文官集團主政，也大量用胡椒、蘇木折俸，他們可能自己剋扣自己的俸祿嗎？所以無論從皇帝的智商和後來的情況看，以胡椒、蘇木折俸剋扣俸祿是不存在的，相反，以胡椒、蘇木折俸變相提高了所有人的俸祿。

再說瓷器，《明會典》記載「青花白瓷盤每個五百貫，碗每個三百貫，瓶每個五百貫，酒海每個一千五百貫。豆青瓷盤每個一百五十貫，碗每個一百貫，瓶每個一百五十貫」。鄭和龐大的船隊帶有大量的瓷器，並以這些瓷器壓倉，這一點史料和學者都沒有什麼異議，以最便宜的豆青瓷碗舉例，1萬隻都青瓷碗也不過1噸多，可以賺回100萬貫！鄭和龐大的船隊只要帶有100噸瓷器壓倉，就可以賺到不下幾千萬貫的利潤，實際上以鄭和龐大的船隊（至少有幾萬噸級別），可以裝多少瓷器，這些瓷器又可以賺回多少錢？

而且鄭和船隊經營的貨物遠不止上述三種，據史料記載統計，鄭和、王景弘七下西洋所輸入中國之貨物凡185種，其中香料29種、珍寶23種、藥材22種、五金17種、布帛51種、動物21種、顏料8種、食品3種、木材3種、雜品8種，實際利潤應該比我估計的大得多！可見鄭和下西洋，反覆多次，不僅獲利頗豐，而且推動中外廣泛的交流，鄭和下西洋意義遠不僅僅是賺錢，推動中外交流發展的意義更加重大。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王麗明碩士在《鄭和下西洋的經濟啟示》中例舉了大量事實證明自己的觀點：鄭和下西洋不僅因為帶出去而使需求劇增，而且拿進來的也不儘是奢侈品，實際上完全屬於奢侈品的為數並不多。根據鄭和從西洋各國帶入物品所作的分析，可以發現其中布類最多，這和當時中國棉花產量少大為相關，其次是香類和藥品，這些「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或缺者」。宣德時最受西洋歡迎的青花瓷器，其青花原料是蘇門答剌的「蘇泥」和加里曼丹的「青花」。中國宣德爐的原料中，有來自暹羅的風磨石、天方的硵砂、三佛齊的紫石、渤泥國的胭脂石等。鄭和下西洋是以已之長換已之短，與西洋各國進行了資源互補，使明朝的朝貢貿易，既張國威又足國用，可謂名利雙收。

儘管當時的明政府為了維持自己對這種貿易的壟斷，排斥競爭，禁止移民和私人貿易。朝貢貿易有它的局限性，但畢竟通過這一貿易形式，使中國展開了大規模的與海外的經濟貿易往來。隨著所有國家和貿易次數的增加，由此誘發公平貿易也就不可避免。鄭和把「擴大經商」、實行開放貿易作為下西洋的重要內容，始終在海外進行廣泛的貿易活動，並逐步將以納貢和皇帝賞賜為主要內容的朝貢貿易轉變成持久均衡的貿易往來，與所到國公平貿易、互通有無，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並獲得了巨大利潤。「自永樂改元，遣使四齣，詔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計希，充溢庫市，貧民承先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矣」，自此記載不難看出，海洋貿易的蓬勃發展，既適應統治階層對「舶來品」的追求，又滿足下西洋官兵贏利的慾望，還使一部分百姓富足起來，對沿海地區的市場繁榮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基於此鄭和晚年才有了「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洋……」的疾呼

鄭和十分重視基地和轉運站的建設，在占城設立艦隊大本營，在「據諸番要衝」，「乃西洋要會」之地蘇門答臘等地設置「官廠」，並以此為「外府」，儲存貿易物資和船隊用品，保證航海活動持續發展。鄭和幾十年處心積慮、嘔心瀝血經營航海事業，將南中國海和印度洋全部置於中國艦隊的控制之下。鄭和的出使活動是始終伴隨著武力或以武力為後盾的。用鄭和的話說，就是「及臨外邦，其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滅之。海道由是安寧，番人賴之安樂」。鄭和的出使，「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餘艘」巡弋異域，「懾服」敢與中國抗衡者。這樣外邦諸國才能聽從詔諭，俯首臣服。

鄭和下西洋絕非僅僅是宣揚國威，貿易同樣重要，七次遠航的過程中，分別在占城，爪哇，蘇門答臘，滿剌加，古里，忽魯謨斯，木骨都束建立了七個貨物中轉站，最早的中國商城也是因此而建立的，雙方均獲利匪淺。賺錢是肯定的，不過應該是皇室賺錢，和西班牙帝國一個性質，說鄭和下西洋不賺錢的人估計都認為古代中國人是傻缺吧。

下西洋賺錢。但是是朝廷賺錢，所以文官團體反對。原因很簡單，明朝朝廷的構成跟其他朝代不同，是真正科舉制，不像宋代做官的人大部分是恩蔭制，只有四分之一是科舉。所以明朝的政府控制在科舉考試招來的文官團體手中，尤其是在朱棣死後，那些因為功勞為官的人也死的差不多了，整個政府的權力逐漸到了科舉考試出身的文官手中。而這些人，實際大部分來自商人家族，原因很簡單，因為在科舉考試中，商人的後代優勢非常明顯，首先遺傳基因不錯，經商的誰也不傻，然後，商人有財力上的優勢，可以從小就讓子女受較好的教育，而明代，商人在有了財富基礎後，是很重視子女教育的。

所以在明代科舉中，大部分的進士來自商人家庭。因為進士們出自商人家庭，當官後，很多人還會繼承家族的產業，所以他們對商業很看重，明朝廷的下西洋，實際是與商爭利，所以商人的代言人們----科舉出身文官團體反對下西洋，說勞民傷財。而實際上，明朝的海外貿易一直沒中斷，明朝雖然禁過海，但商人集團依然暗自進行貿易。明朝滅亡，一部分也是因為代表商人利益的文官集團反對對商業加稅，一再把稅收轉加給受了天災的農民。

成祖死後，一些大臣提出廢船隊，絕海洋的主張，鄭和慷慨陳(上)詞，「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于海洋，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制服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

明仁宗很快死去，即位的明宣宗朱瞻基年少，漢王朱高煦終於按捺不住自己的反叛野心，欲步其父親的後塵，指斥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給文臣誥敕封贈，並指夏原吉等為「奸臣」，起兵重演「靖難」舊劇。

但是，鄭和和他的船隊在「仁宣之治」時為什麼苦苦等了六年才能再下西洋呢？這當然要和當時大明的內部政權和對周邊臨國的關係來分析。

當時宣宗年少即位，文官勢大，又有漢王叛亂，政局不穩。為了鞏固自己的皇權，朱瞻基要先樹立自己的威望，讓百官真正臣服於自己，在此期間，當然不可節外生枝，再讓鄭和的船隊下西洋。在下的當務之急是要獲得老百姓的信任以及文武百官的悅服，先遵循先帝的國策，等到自己羽翼漸豐時，再來開展自己的新政。這就是大明內部政權的過渡影響鄭和下西洋的原因。

朱瞻基和文官集團的矛盾是非常大的，比如朱瞻基看到科舉系文官勢力非常大，就大力推動舉薦制，打擊科舉系文官勢力；又發展宦官的勢力，牽制文官勢力；數次巡邊，在軍隊中建立自己的勢力，阻止文官們對兵權的染指。宣德五年，鄭和下西洋的最大反對派夏原吉壽終正寢，朱瞻基立即命鄭和再下西洋。宦官把持的航海貿易無疑中斷了儒家官僚們的財路，所以他們竭力阻撓海上貿易，一度使航海事業停滯。而朱瞻基卻力圖恢復下西洋，等於斷了文官們的財路，正所謂斷人財路，猶如殺人父母。文官集團和朱瞻基實際上有著很深的矛盾。鄭和死後，王景弘在宣德九年又下了一次海，去了蘇門答臘、爪哇等地，這是最後一次下海，因為支持下海的宣宗在宣德十年正月就死了

在支持下西洋的朱瞻基死後，文官集團立即做了四件大事：

1.正統元年（1436年），文官集團趁英宗年幼，以皇帝的名義命王景弘停罷採買營造，不再使洋。並禁止建造遠洋海船，這意味著什麼？這說明朱瞻基之前命令王景弘採買營造，準備再次出使西洋。

2.文官集團不但命令不在出使西洋，而且在海盜頻繁的東南沿海減少製造戰船和武器，每個海軍單位都受到裁減。浙江省海軍船隊由700多艘裁減到300多艘。海軍運輸船的狀況更糟，山東省登州衛的l00艘船隻剩下18艘，裁減海軍，大幅度減少沿海的衛所。這又是為什麼？結合上面一條看，不難得出結論

3.《明通鑒》：宣德十年二月庚寅（明宣宗死後不到一月），罷十三布政使鎮守中官，惟南京守備，諸邊鎮守，及徐州，臨清收糧，淮，浙巡鹽者如故。十三布政使的頂頭上司就是十三鎮守中官，南京守備，諸邊鎮守，收糧，巡鹽都用太監。這些太監起著監督文官的作用，所以文官集團在明宣宗死後立即廢除了十三布政使鎮守中官，廢除監督，以擴張文官集團的勢力

4.文官集團由於之前一直被皇帝壓著，拿不到非常渴望的兵權，但在朱瞻基死後，趁明英宗年幼，急不可耐的開始將手伸向了兵權，文官開始分享兵權，並壓過武將，直接領兵作戰，可謂直接削弱了武將的勢力。

鄭和去世後，明宣宗之子，第六代皇帝英宗曾打算派遣都指揮馬雲等再度出使西洋，但遭到朝官的極力反對，明英宗只好放棄下西洋的夢想。到了成化九年，英宗之子憲宗追慕先帝功績，有意重下西洋，也為文官集團強力阻止，發生了劉大夏藏匿事件。以後明朝八代皇帝再也不提下西洋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