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50篇  巴林右旗史前玉器的發現及重要意義

美麗而神奇的巴林草原，蘊含有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珍，所出史前玉器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時代風格，堪稱中國史前玉文化的瑰寶。

現有的研究結果表明，巴林右旗境內出土的史前玉器以興隆窪文化和紅山文化時期為主，其中尤以洪格力圖和那斯台兩處遺址所出玉器最具代表性，前者是興隆窪文化時期單一墓葬內出土多件成組玉玦的唯一例證；後者是內蒙古自治區境內出土紅山文化玉器數量最多的一個地點，與遼寧牛河梁遺址遙相對應，成為研究紅山文化玉器極其重要的資料。

洪格力圖是一處積石冢性質的墓地，調查所獲玉器共14件。由於共存遺物中缺乏陶器，為準確斷定這批玉器的文化性質和年代增加了難度。從出土玉器的組合關係看，環狀、璧狀玉玦、長條形玉匕形器、玉管共出，與興隆窪、興隆溝和查海遺址出土玉器的組合關係相同，在紅山文化玉器群中尚未見到正式發掘出土的玉匕形器。此外，與玉器共同出土的梯形斜弧刃石斧應屬興隆窪文化的典型石器之一。自音長汗遺址西側山崗頂部清埋出的7座積石冢性質的墓葬最初曾誤斷為紅山文化，後來證實石棺墓內出有興隆窪文化的筒形陶罐，未見紅山文化的陶器或殘片，最終認定白音長汗7座積石冢性質的墓葬應屬於興隆注文化，這一研究結果目前已得到學術界的認可。上述考古發現和研究結果證實，西遼河流域積石冢性質的墓葬應源自興隆窪文化，至紅山文化時期得到了良好的承繼和飛躍式的發展。再看洪格力圖積石冢性質的墓葬及出土遺物，無疑應斷定為興隆窪文化。

興隆窪文化玉器的發現，將我國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厲史推進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中期，由此成為中國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開創中國史前時期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玉玦是興隆窪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類，常成對出自墓主人的耳部，是世界範圍內已知年代最古老的玉耳飾。興隆溝遺址四號居室墓葬內發現的玉玦耐人尋味，其中一件玉玦出自墓葬填土內，另外一件玉玦嵌入墓主人的右眼眶內，此類用玉習俗在中國史前時期尚屬首次發現，應起到以玉示目的獨特作用。牛河梁遺址女神廟內出土的紅山文化陶塑女神頭像，眼眶內嵌入圓形的綠色玉片，應看成是對興隆窪文化以玉示目思想觀念的傳承和升華。洪格力圖所見一座興隆窪文化石棺墓內集中出土7件玉玦，雖然準確出土位置已被擾動，但從器體大小的排列順序看，可確定為一組玉玦，顯然不是作為耳部的裝飾品使用的，應具有標誌墓主人生前社會等級、地位、身份的功能，可視為禮器。此類現象在西遼河流域史前文化中尚屬首次發現，極大豐富了對於興隆窪文化玉器內涵的認識，是中國玉文化起源研究的重要實證材料。

那斯台遺址調查共採集、徵集到紅山文化玉器近百件，成為西拉木倫河北部出土紅山文化玉器數量最多的一個地點。該遺址總面積約150萬平方米，以紅山文化遺存為主，同時包含少量興隆窪文化和趙寶溝文化遺存。發現抹有白灰面的紅山文化房址及圍壕殘段，應是紅山文化時期高規格的中心性居住遺址之一。那斯台玉器群特徵顯著，尤以動物造型的玉器最具代表性，有些器類在其他紅山文化遺址中至今未見．儘管這批玉器的原始出土位置已不清楚，但從調查結果看，能夠明確出自居住址內，與牛河梁玉器出自墓葬內的現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為了解紅山文化玉器的區域性差異提供了實證。那斯台遺址所出的王豬龍、玉鴞、玉蠶等器類均選用岫岩透閃石玉精細雕琢而成，造型生動，極富神韻，均為紅山文化玉器群中的上乘之作。

紅山文化玉器的發現和研究在中國玉文化史上佔據十分重要的位置，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以紅山文化玉器為代表，西遼河流域史前玉文化的發展進入鼎盛期，由此確立該地區與長江下游地區環太湖流域（以良渚文化為代表）並列成為中國史前時期兩大雕琢和使用玉器中心之一。第二，據今5500—5000年的紅山文化晚期，西遼河流域史前社會發生重大變革，人口迅猛增長，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手工業分化加劇，等級社會出現，神權與王權合二為一的社會管理模式確立，紅山文化晚期已經步入初級文明社會。牛河梁和那斯台等遺址所出紅山文化玉器應視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象徵和核心物質載體。第三，紅山文化玉器的雕琢工藝和用玉制度對夏商周三代及後世玉器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在陝西、山西、河南等地所發現的兩周時期的貴族墓葬中經常發現紅山文化風格的玉器，應視為紅山文化玉器內涵延續和價值傳遞的重要表現。這裡需要指出，C型玉龍和玉豬龍是紅山先民的偉大創舉，為中華龍的起源和崇龍禮俗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1986年10月5日在遼寧興城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從現在起到本世紀末下世紀初，我們這個學科奮鬥的目標，可以概括為，第一是復原中華五千年文明古國歷史的本來而貌；第二是復原中華民族歷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改變傳統編寫世界史的內容，為振興中華、為世界的進步作出貢獻」。二十一世紀己經過去十年，從中國考古學發展的態勢看，蘇先生的論斷具有令人信服的科學預見性。同時也應看到，伴隨史前玉器出土數量的日益增多，玉器和玉文化的研究也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研究方法日臻完善，各類研究成果不斷湧現，在實現蘇先生所提出的學科奮鬥的兩個目標的過程中，玉器和玉文化的研究顯然佔據不可替代的位置。

2008年，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二期項目中，紅山文化玉器工藝納入其中，筆者與香港中文大學鄧聰教授對內蒙古和遼寧境內出土和館藏的紅山文化玉器進行了系統研究，逐件多角度拍攝，真正領略到紅山文化玉器工藝的複雜性及高超的藝術水準，令人嘆為觀止，鄧聰教授曾用「鬼斧神工」四個字來形容和概括紅山先民的玉雕創舉。

與此同時，我們深深感到巴林右旗所出史前玉器對興隆窪文化和紅山文化玉器研究的重要價值，進一步印證西拉木倫河北部的廣闊草原是孕育紅山文化崛起的核心區域，在今後開展田野考古工和綜合研究中應予以足夠重視。（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國祥2011.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