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義：中國傳統哲學的基本特質

思維模式上的自然主義。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首先表現在思維模式上，中國哲學思維模式的最大特點，就是以「自然」為中心，從而形成一種「自然主義」的思維模式。其主要表現為：其一，中國哲學表達其哲學思想時，以「自然」作為哲學陳述的基礎。比如，老子向人們講述領導者應有謙下的語言、舍我的品行之哲理時就說：「江海之所以為百穀王，以其善下之，……是以聖人慾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六十六章）事實上，老子所講述的「無為」、「不有」、「不恃」、「謙下」、「知足」、「功成身退」等哲學智慧，無一不是以「自然」為中心而展開的。又如，《易傳》向人們講述的物極必反、否極泰來的哲理時說：「天地交，泰。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以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以榮以祿。」（象上）而事實上，《易傳》中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反身修德」、「遷善改過」等哲學智慧，也都是以「自然」為中心而展開的。概而言之，「自然」是中國哲學陳述其思想的原點。其次，中國哲學表達其哲學思想時，其陳述的形式為「直述型」。所謂「直述型」是指中國哲學在陳述其哲學思想時表現為一種「自然而然」的氣質，不做作，也不故弄玄虛。比如，老子認為，認識事物要從「自身」開始：「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五十四章）又如，莊子闡述「事物特性乃相對性存在」的觀點時就說：「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齊物論）此陳述亦是極直白、朴真。可見，中國古代哲學所展開的哲學陳述，大都具有「平直性」特點。其三，中國哲學論證其哲學思想時，以「類推、類比」為基本方法。比如，孟子講人性本善時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告子上）孟子以「水由高而下」的特性推論人性本善，儘管這種結論的可靠性尚可商榷，而人性與水能否算「類」亦存在問題，但在思維方式上卻是一種典型的「類推式」。又如，董仲舒認為，人間有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乃是因為自然界有陰陽；而人間之所以君為臣上、父為子上、夫為妻上，乃是因自然界陽在陰上：「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基義）以君臣、父子、夫婦為依託的禮義制度，自然也就取之於「天」。可見，中國哲學在論證其思想觀點時，「類推、類比」的確是一種基本方法。概言之，中國傳統哲學思維的中心是「自然」、陳述思想的方式是「直述型」、論證方法是「直觀類推型」，因此我們大體上可以認為，中國傳統哲學的思維模式是「自然主義」的。正所謂「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把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繫辭下）

生死觀上的自然主義。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也表現在生死觀上，中國哲學對待生死的態度是一種「自然主義」的態度。中國哲學思考人的生命時，習慣從「自然」出發，就是說，中國哲學從來就是把人的生命看成是「自然」的延續，是「自然生命」的組成部分。《易傳》曰：「天地絪蘊，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繫辭下）這是說，天地（陽陰）二「氣」之交感，萬物化育而醇；男女構精交合，萬物化育而生。而天地交感、男女構精都是以「氣」為基礎的。也就是說，由天地到萬物，由萬物到男女，由男女到社會，乃是「一氣」之貫通者。朱熹認為，人之層出不窮及精粗之異，都是以「氣」為基礎的。朱熹說：「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粗有細。」（卷九十八）楊簡認為，天、地、人之所以不能分為「三」，乃是因為此三者皆由「氣」合而成：「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正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家記·己易》）既然人與天地萬物因「氣」而為一體，由此立場、態度去理解人之生死，所表現出來的便是「自然主義」的態度。如二程說：「聖人以生死為常事，無可懼者。佛者之學，本於畏死，故言之不已。下愚之人，故易以其說自恐。至於學禪，雖異於是，然終歸於此，蓋皆利心也。」（《河南程氏粹語》卷第一）佛家之所以怕死，就在於沒能理解人之死與大自然中的萬物之死一樣，乃是自然之事。陸九淵也有類似批評：「如來書所舉愛涅，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在陸九淵看來，佛教愛涅槃、憎生死，就是未出輪迴；佛教執著「四相」，就是未離生死；而之所以如此，在於未能將生死視為「自然之事」。比較而言，老子、莊子在生死觀上的自然主義表現得更為突出。老子認為，世界上最高的「道」就是「自然」，所謂「自然」就是不有、不恃、無為：「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五十一章）而天地之所以長久，就在於天地不執著自己的生命：「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七章）所以，人也應無著於自己的生命：「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七十五章）莊子認為，「氣之聚」即人之生，「氣之散」即人之死，所謂「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我又何患！故萬物一也。」（知北游）因此，從原始要終的角度看，人的生死實乃自然之生滅變化：「然察其（莊子之妻）死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有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至樂）可見，道家的生死觀也是「自然主義」的。

行事處世上的自然主義。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也表現在行事處世上。行事處世以「自然為法」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要求。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五章）孔子說：「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泰伯）《易傳》說：「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繫辭上）具體而言，其一，治理國家應遵循「無為而治」的原則，不要「無中生有」，更不要「胡作非為」。老子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簡言之，道家是「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其二，開展農事活動應遵循自然本有的運行規則，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所謂「使民以時。」（學而）而且，只有讓老百姓「順應時令」地實施農活，自然資源才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絕。孟子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梁惠王上）中國哲學的這種主張，在《禮記》的《月令》篇中被發揮的淋漓盡致。其三，對待身邊的「事象」應「順其自然」，不要「無事生非」。孔子說：「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八佾）就是說，做過了的事即便沒有弄清楚也不再解釋，完成了的事即便不完善也不再修補，已去的往事即便留有遺憾也不再追究。莊子認為，已有者就沒有增加的必要，已為者也沒有重複的必要。他說：「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逍遙遊）而最應有的態度是「順其自然」，所謂「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逍遙遊）其四，在知識態度上應該實事求是，不要「強物就我」。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管子》提倡按照事物本貌認識事物，所謂「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心術）邵雍對「以物觀物」之法進行了肯定，認為是「性公而明」，他說：「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則偏於暗。」（觀物篇）可見，以「自然為法」展開人的認識活動，是中國傳統哲學認識論的基本特點。概言之，中國哲學在治理國家、農業生產、物事處理、知識態度等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智慧，都有鮮明的「自然主義」傾向。

人生境界上的自然主義。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也表現在人生境界上。表現在人生境界上的「自然主義」，絕不說人生的目標就是衣食住行，而是指「與天地參」的氣象，是人生的一種超越，這種超越是去物、去我、去私的，是對人與自然關係做了深切而健康的體悟之後確立起來的。孔子的人生境界通常被確定為道德境界，所謂「孔顏樂處」，所樂者「道」也、「仁」也，所謂「君子謀道不謀食」，所謂「殺身成仁」。然而，孟子及其後來的儒家對「仁」的闡述，讓我們領悟到，「仁」的境界實際上是「人與萬物為一體」的境界。孟子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上）萬物即我，我即萬物；悟此而誠，是為大樂；行此道而不息，「仁」即在身。所以，「仁」的境界就是「人與萬物為一體」的境界。程顥對「仁」何以為「人與萬物為一體」的境界做過解釋。他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二程遺書》卷二上）就是說，如果手足麻木，人就不能意識到手或足的存在，這就叫「不仁」；反之，人必然意識到手足的存在，並意識到手足與整個身體是一體的，這叫著「仁」。所以，「仁」便意味著「人與萬物為一體。」「誠」是中國哲學中的另一重要範疇，也是中國哲學境界的表達方法之一。那麼，「誠」所表達的是一種什麼樣的境界呢？《中庸》說：「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十九章）何為「誠」？《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十七章）所謂「人之道」，即通過人為而「誠」，就是說，「誠之者」之「誠」是通過人的主觀努力實現的。與此對應，「天之道」則是自然之道，就是說，「誠者」之「誠」是不需要通過人的主觀努力即可實現的。用王夫之的話講便是「天理之實然，無人為之偽也。」（誠明篇）所以，「誠」便是「真實無妄」，便是「盡其實」。《中庸》認為，將此「誠」修到極至，便可盡顯其性；因人、物相通，故可進而盡顯他人之性、盡顯萬物之性；而能盡顯萬物之性，便可欣賞、讚頌並引導萬物化生繁育，從而達到「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之氣象。可見，「誠」即是「與天地參」境界。道家人生境界的「自然主義」特色尤為鮮明。名利是人人所渴求的，追求名利是人生內容的重要部分，但有些人為了名利而不擇手段，甚至丟掉性命。老子認為，名利對人的身心是有害的，所謂「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因此不應執著名利，而應像自然那樣學會放棄：「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二章）每個人都以「我」的形式存在，而且都十分在乎「我」，有些人會因此而陷入困境，所謂「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二十五章）所以老子要求人們「無我」、「無身」，如此才能更好地保全「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十三章）面對名利而「生而不有」、面對自我而「無身無我」，所呈現的就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境界。莊子有所謂「坐忘」說：「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大宗師）「離形去知」而與「大通」（自然）同一，是謂「坐忘」，可見，「坐忘」本質上是與自然為一體的境界，也就是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總之，在人生境界上表現為「自然主義」特徵，不僅儒家哲學如此，道家哲學亦然。

按照胡適先生的看法，哲學包括「一，天地萬物怎樣來的（宇宙論）；二，知識思想的範圍、作用和方法（名學及知識論）；三，人生在世應該如何行為（人生哲學）；四，怎樣才可使人有知識、有思想、行善去惡（教育哲學）；五，社會國家應如何組織、如何管理（政治哲學）；六，人生究竟有何歸宿（宗教哲學）」等六大門類，那麼我們如上的討論表明，「自然主義」的確滲透並影響著中國哲學的多個方面：世界觀、思維方法、人生境界、行事處世、生死態度、治國方式等方面，因而我們基本上可以說，「自然主義」是中國哲學中的一種重要特質。

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是一種積極的自然主義。過去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是消極的。這種觀點顯然沒有把握到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真正內涵。因為第一，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是有作為的。儒家哲學中的「自然主義」顯然是積極的。儒家由「天行健」自然之道所引伸出來的道理是「君子以自強不息」；儒家提倡「使民以時」，是要求人們按照大自然的規律勞作，而不是放棄勞作。所以，儒家的「自然主義」是積極的、有為的。比較而言，道家「自然主義」更容易被人們理解為消極的、不作為的。然而，道家「自然主義」從來就不是消極的、不作為的。道家之「不爭」是為了「無敵於天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六十六章）道家之「謙下」，乃是為了「成百穀王」：「以其善下者，故能為百穀物王。」（六十六章）道家之「不重生」，乃是為了「長生」：「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七章）可見，道家的「無為」絕不是常識中的「無所作為」，而是「大有作為」。第二，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是求通的。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以大自然為思考起點，而大自然時時在動、刻刻在變、萬物並生、大化流行，因而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必然是求通的。老子說：「至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十六章）也就是說，萬物的生長、變化皆有其自身的規律，這個規律（常）就是由「生」（並作）到「亡」（根），再到「命」（重生）的過程，這個過程是通貫無礙的，不識得這個規律而胡作非為，必導致危險。《易傳》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繫辭下）又曰：「天地交而萬物通。」（彖上）因為「天地交」而有萬物的通暢、化生，所以「求通」是《易傳》的基本思想。「仁」即「愛人」，（顏回）而「愛人」意味著上下左右相親，故為通；相反，如果氣血不暢、淤積堵塞，則為「不仁」。正是因為求通是「仁」的本有義，所以譚嗣同明確釋「仁」為「通」：「仁不仁之辯，於其通與塞。通塞之本，惟其仁與不仁……。苟仁，自無不通。亦惟通，而仁之量乃可完，由是自利利他而永以貞固。」第三，中國哲學中「自然主義」是包容的。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以「自然」為中心，而大自然的胸懷是博大而寬廣的，所以有內在的包容性。《國語》曰：「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金、木、水、火、土雜以成百物。」（鄭語）在這裡，「和」與「同」相對，也就說，「和」是「多」、是「雜」、是豐富多彩、是包容百物。故只有「和」才能生物。因而孔子以「和」的持守與否區分君子、小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子路）《易傳》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蓄眾。」（象上）地可以容納各種不同的水，江河湖泊、清濁潔污，大地無所不容，由此而轉換到人文世界便是「寬和容異」的氣度。《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背。」（二十七章）也是讓萬物並生而不相殘，互榮互盛。可見，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也是包容的。既然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是有作為的、求通的、包容的，那麼我們可以說，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是積極有為的而非消極的。

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是一種精神的自然主義。有人謂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是一種「唯物質主義」，沒有理想、沒有追求、沒有超越性關懷。事實恰恰相反，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具有遠大的理想和偉大的精神。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精神性主要表現在：第一，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是大自然「行」與「事」的創造性轉化。大自然雖是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智慧之源泉，但要將大自然「行」與「事」所蘊涵的象徵意義轉換為中國哲學智慧，只有靠中國古代智者的點化。比如，大地廣袤無邊、負載萬物，這叫「地勢坤」，但經過中國古代智者頭腦之後便成了「君子以厚德載物」之精神。再如，在自然界，日月普照萬物，不厚此薄彼，這叫「日月無私照」，但經過中國古代智者頭腦之後便成了「公正無私」的品質。可見，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並非自然原貌的簡單複製，而是思想上的創造性轉化。第二，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所追求的是精神、是理想。孔子說：「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孟子說：「生亦我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告子上）由此可見，儒家視「仁義」高於個體生命，所以在個體生命與「仁義」之間做出選擇時，提倡捨去個體生命以成就「仁義」。而如上所言，儒家之所以能做到「殺身成仁」，在於儒家的「自然主義」生命觀。所以，儒家哲學中的「自然主義」是富有超越性和理想性的。道家哲學中的「自然主義」也不乏對理想、精神的追求。老子反對執著名利、財富、小我，認為名利、財富、小我都會導致生命的喪失、人性的扭曲，因而提倡超越功名利祿，而追求「道」的境界，「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四十四章）尤其是莊子，他把精神的自由當作其生命的第一需求。所以說，道家哲學中的「自然主義」也是追求精神、追求理想的。第三，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具有終極關懷性。所謂「終極關懷」，就是對人的生命狀態的根本性關照，是對人生幸福、人生價值、人的死亡等給予「終極性」疏導和慰藉。就儒家而言，儒家提倡對「仁義」的實踐，所謂「殺身成仁」，但為什麼一定要用生命成就「仁義」呢？儒家認為，「仁」即生，故以生命成「仁」，並不意味著生命的完結；「仁者」與萬物為一體，故實踐「仁」（殺身成仁）即意味個體生命與宇宙生命融為一體，從而使有限生命轉向無限生命。這種解釋無疑是對「殺身成仁」者的一種根本性關照和引導。面對死亡，道家哲學認為，人之生死乃「氣」之聚散，是一自然而然的過程，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足見道家哲學之終極關懷價值。正如徐復觀先生所說：「老學的動機與目的，並不在於宇宙論的建立，而依然是由人生的要求，逐步向上推求，推求到作為宇宙根源的處所，以作為人生安頓之地。」可見，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確實蘊涵著「終極關懷」理念。概言之，作為大自然「行」與「事」創造性轉化、對精神與理想有著強烈的追求、具有終極關懷的中國哲學中的「自然主義」，當然是一種具有精神超越性的「自然主義」。

總之，中國哲學中存在「自然主義」；「自然主義」是中國哲學的基本特質；作為中國哲學的基本特質的「自然主義」具有生機性、積極性和精神超越性等特點；中國哲學中的人文主義、生命哲學，以及中國政治哲學中的正義、經濟哲學中的平等、道德哲學中的仁愛，都由「自然主義」孕育、化生而來。然而，中國哲學的優秀因素，並不能「一以貫之」，甚至在很多情境下被濫用，以致使人們對中國哲學產生誤解。但就中國哲學「自然主義」而言，這只是「氣血不通」所致，因而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釐清思路、疏通血脈，使中國哲學的智慧和精神在新的時代得到弘揚和釋放。（文/李承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