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耜：魯迅的改革理念

　　一

　　作為精神界之戰士，魯迅一生「心事浩茫連廣宇」，但其中最為念茲在茲，且全力付諸實踐的一件事，當是以「立人」進而「立國」為目的的國民性審視與批判。

　　據許壽裳回憶，早在上個世紀初，就讀日本弘文學院的魯迅就常同他談到三個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他的病根何在？」這就是說，青年時期的魯迅已經開始了對國民性的關注與叩問。用他後來在《吶喊·自序》中的話說便是：「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1925年4月8日，魯迅在致許廣平的信中寫道：「大同的世界，怕一時未必到來，即使到來，像中國現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門外，所以我想無論如何，總要改革才好……中國國民性的墮落，我覺得不是因為顧家，他們也未嘗為『家』設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遠，加以『卑怯』與『貪婪』，但這是歷久養成的，一時不容易去掉。我對於攻打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為，現在還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遲，我自己看不見了。」顯然，人到中年的魯迅，在對歷史與現實的不斷追詢、考量、辨析與矯正中，越來越逼近國民性的要害癥結和關鍵病灶，同時也越來越意識到這種國民性的根深蒂固，積重難返，以及試圖改變它的任重道遠和談何容易。

　　1936年10月5日，《中流》半月刊披露了魯迅不久前完稿的《「立此存照」（三）》。該文針對當時上海發生的「辱華影片」事件坦言：「不看『辱華影片』，於自己是並無益處的，不過自己不看見，閉了眼睛浮腫著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卻也並無益處。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幾點說得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是怎樣的中國人。」斯時，距離魯迅逝世只有半月不到，而文中那有關國民性改造的見解與期待依舊披肝瀝膽，語重心長。它足以證明，即使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魯迅縈繞腦際、無法釋懷的，還是國人精神的「變革、掙扎、自做工夫」。

　　由此可見，魯迅一生對於中國的現狀，特別是對於傳統文化留給國人的精神根性和心理痼疾，始終懷有深深的警醒與憂患。從這一意義講，魯迅是現代中國精神和文化領域鍥而不捨、卓有建樹的改革家。他提出的許多改革理念，因植根於中國社會和民族心理的縱深地帶，且站到了那個時代的前沿，並呼應著歷史的脈動與大勢，所以一直堪稱淵贍超拔，深邃透闢，迄今仍不乏鏡鑒價值和啟示意義。

　　二

　　在社會改革和文化批判問題上，魯迅一向持有自覺的認識和堅定的態度。這種認識的自覺和態度的堅定，無疑聯繫著魯迅的個人經歷和獨特感受：作為日益敗落的舊式官宦家庭的後人，在「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途路」中，他不僅看清了世態炎涼和人情冷暖，而且發現了宗法社會的荒謬、虛偽和封建禮教的殘酷、「吃人」。為此，他在「鐵屋子」里發出了改革的吶喊，主張國人「掃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希望國人「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

　　然而，魯迅自覺而堅定的改革主張，又不僅僅是基於自己的生命感受和經驗世界，它更是魯迅「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生」的理性收穫——因為在南京接受的新式教育，特別是因為留學東瀛，魯迅不僅掌握了異域新知，而且洞悉了世界潮流，於是，他得以立足宏大的國際背景，放出比較的眼光，客觀而睿智地打量和評述中外國情與狀況。正如他在《摩羅詩力說》中所說：「意者欲揚宗邦之真大，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顯然，這種既「審己」又「知人」的雙向考量，使魯迅異常清晰地省察了萬馬齊喑、「一切硬化」的中國現狀，與世界大勢之間日益加大的反差與距離，同時愈發深刻地認識到，在「無聲的中國」，清除痼弊、變革現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918年8月20日，魯迅在致許壽裳的信中這樣寫道：「蓋國之觀念，其愚亦與省界相類。若以人類為著眼點，則中國若改良，固足為人類進步之驗（以如此國而尚能改良故）；若其滅亡，亦是人類向上之驗，緣如此國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類進步之故也。大約將來人道主義終當勝利，中國雖不改進，欲為奴隸，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隸；則雖渴想請安，亦是不得主顧，只能詫傺而死。」這段話雖是朋友間的紙上交流，但字裡行間卻緊扣中國國情，傳遞出魯迅的重要識見：當世界歷史進入現代社會，一個國家和民族以怎樣的狀態生存與綿延，已不單單取決於他們自身的慣性、意願和喜好；而是必須以人類方向和世界潮流為參照、為坐標，並通過調整和改進自身而與之相對話、相合拍、相適應。否則，抱殘守缺，依然故我，這個國家和民族終將沒有棲身之地。不幸的是，在這方面，許多國人仍處在「欲為奴隸」、「渴想請安」的蒙昧之中。惟其如此，魯迅在同年稍後完成的《隨感錄·三十六》里，以焦灼而不乏激情的筆觸寫道：

　　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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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想在現今的世界上，協同生長，掙一地位，即須有相當的進步的智識、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夠站得住腳；這事極須勞力費心。而「國粹」多的國民，尤為勞力費心，因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別。太特別，便難與種種人協同生長，掙得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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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乎要從「世界人」中擠出。

　　於是乎中國人失去了世界，卻暫時仍要在這世界上住！——這便是我的大恐懼。

　　顯然，魯迅所擔憂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而國人要想避免這樣的命運，要想「在現今的世界上，協同生長，掙一地位」，就必須實施改革，就必須在「智識、道德、品格、思想」諸方面，「勞力費心」，更新和提升自己，從而「思想為作，日趨於新」，「能與世界大勢相接」。由此可見，魯迅的改革理念從一開始就帶有國際視野燭照下的明確的問題意識。

　　三

　　中國社會和國人精神亟待改革。然而，在中國進行改革卻又一向困難多多，阻力重重，殊為不易。正如魯迅所說：「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

　　在魯迅看來，中國的改革之難，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就觀念層面而言，許多人習慣於按部就班，墨守成規，不願認同、更不願參與改革。即所謂「舊染既深，輒以習慣之目光觀察一切，凡所然否，謬解為多，此所為呼維新既二十年，而新聲迄不起於中國也」。二是從社會現象來看，許多領域的改革常常多曲折，每駁雜，易反覆，愛走回頭路。用《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中的話說就是：「人類的歷史是進化的，那麼，中國當然不會在例外。但看中國進化的情形，卻有兩種特別的現象：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之後而舊的又恢復過來，即是反覆；一種是新的來了好久而舊的並不廢去，即是羼雜。然而就並不進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較的慢，使我們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罷了。」

　　中國的改革何以如此關隘重重，步履蹣跚？對此，魯迅在一系列文章中進行過深入剖解與透闢揭示，其中除了嚴肅指出社會保守勢力對改革的極力阻撓和多方破壞，即所謂「反改革者對於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並未放鬆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復加了」。等等。至少還有四個方面的內容獨具隻眼，很值得人們充分關注和仔細體味：

　　一是弱國子民的心態影響了「拿來」的自信和借鑒的勇氣。中國的改革和中華民族的發展，當然離不開「拿來主義」，離不開「別求新聲於異邦」，只是這「拿來」和「別求」的主體，卻每因自身境況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對此，魯迅的《看鏡有感》有精彩描述：「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彷彿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遂成為孱王和孱奴的寶貝。」接下來，魯迅做了進一步引申和概括：「無論從那裡來的，只要是食物，壯健者大抵就無需思索，承認是吃的東西。惟有衰病的，卻常想到害胃，傷身，特有許多禁條，許多避忌；還有一大套比較利害而終於不得要領的理由……但這一類人物總要日見其衰弱的，因為他終日戰戰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氣了。」不幸的是，當年中國的「拿來」和「別求」恰恰發生在自身「衰病陵夷之際」。值此背景之下，國人對於汲取和借鑒瞻前顧後，疑慮重重，乃至尋找理由，固守殘缺，自然符合心理和事物的一般規律。而中國的改革則因為怠於引進、畏於創新以致顯出的行程艱難，成效緩慢，亦乃勢在必然。

　　二是儒家的中庸思想抑制了改革的觀念與行為。儒家是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主流，中庸是儒家思想體系重要的觀念範疇與思維方式。從全部的歷史發展與社會實踐來看，中庸思想與思維或許不無合理的、積極的意義，但具體到改革的情境和維度，它的消極因素顯而易見。對此，魯迅有著敏銳的省察和清醒的認識。他在《無聲的中國》里指出：「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這確實道出了中國改革之所以艱難沉滯的深層原因——中庸讓改革銳氣盡失，大打折扣。這時，我們庶幾真正讀懂了魯迅筆下那句意味深長的以問代答：「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於舊狀況那麼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這麼疾首蹙額；於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於初興之事就這麼求全責備。」

　　三是缺乏堅定的、真正的改革者。近代中國的改革是在「西風東漸」而又列強臨門的嚴重情勢下被動乃至被迫展開的。這意味著當年的改革，不僅思想和理論準備不足，即使參與其事的隊伍也是五花八門，魚龍混雜。用魯迅的話說：他們的「終極目的是極為歧異的。或者為社會，或者為小集團，或者為一個愛人，或者為自己，或者簡直為了自殺」。有的人打出改革的旗號僅僅是憑著一種熱情、一種想像、一種感覺，甚至是為了尋求一種暢快、一種刺激。亦如魯迅所寫：有的革命者其實是「頹廢者，因為自己沒有一定的理想和無力，便流落而求剎那的享樂；一定的享樂，又使他發生厭倦，則時時尋求新刺戟，而這刺戟又須利害，這才感到暢快。革命便也是那頹廢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餮者饜足了肥甘，味厭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類，使額上出一點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飯去一般。」這時，魯迅舉例說：「法國的波特萊爾，誰都知道是頹廢的詩人，然而他歡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頹廢生活的時候，他才憎惡革命了。」而這樣的改革者在當時的中國亦比較普遍和常見。為此，魯迅指出：「有些改革者，是極愛談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邊，卻使他恐懼。」因為「改造自己，總比禁止別人來得難」。魯迅甚至提醒友人：「大約滿口激烈之談者，其人便須留意。」改革者既然不具備起碼的真誠和相應的素質，那麼改革事業的屢屢受挫或停滯不前，也就不足為奇。

　　四是掌權者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最終反對改革。近代中國一如既往地延續著封建集權與專制政體。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實施任何社會變革，都離不開掌權者的認可和參與。只是掌權者同時又大都是既得利益者，而從某種意義講，改革則意味著利益的調整與變更，這便決定了某些掌權者常常從個人利益得失出發，以實用主義態度對待改革。在魯迅看來：「權力者」未必一定反對改革乃至革命。因為他們「好像有一種錯誤的思想」，「以為中國只管共產，但他們自己的權力卻可以更大，財產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總不會比不共產還要壞。」「假使共產主義國里可以毫不改動那些權力者的老樣，或者還要闊，他們一定是贊成的。」然而，一旦發現改革需要自己做出讓步乃至犧牲，即革命使得「遺產被革去了」，甚至「連性命都革去」時，他們便開始千方百計、不遺餘力地加以阻撓和反對。於是，原先主張改革的權力者，「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改革偃旗息鼓，一切恢復原狀——「曾經闊氣的人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這顯然是改革的又一種悲劇。　　四

　　中國的改革是艱難的。然而，「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後」。魯迅這段話雖然針對的是文字改革，但我們把它視為論者基本的改革主張和一貫的改革態度並無不妥。正是從這樣的基本主張和一貫態度出發，魯迅一方面呼籲和鼓勵人們：要勇敢頑強地從事改革事業，「即使目下還有點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縴」，「無論怎麼看風看水，目的只是一個：向前」；一方面立足中國國情，圍繞社會如何改革，民族怎樣進步，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具體意見和想法：

　　第一，必須牢固樹立國家「獨立於天下」和民族在「革新」中前行的基本觀念。

　　面對世界潮流的猛烈衝擊，未來中國應當選擇怎樣的發展方向和自立原則？在這方面，魯迅很早就有自己的觀察、思考和主張。他的《文化偏至論》一文有這樣的表述：「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較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和無間。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立於天下。」這段議論在中外古今四度空間展開，以「立人」和「立國」為終極目標，其「去其偏頗，得其神明」的辯證思維和「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的揚棄態度，無疑體現了哲學的智慧與高度。

　　在確立國家想像的基礎上，魯迅又從近代中國由於閉關自守而導致落後於世界潮流的事實出發，認為中華民族再也不能停留於「古已有之」的自欺與自足了，而必須奮起革新，鬥爭前行。即如他在《忽然想到》中所說：「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而在同一組文章里，魯迅針對當時社會上不絕於耳的「保古」論調義正辭嚴地指出：

　　不能革新的人種，也不能保古的……

　　但是，無論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為難的，而況保古。現狀就是鐵證，比保古家的萬言書有力得多。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顯然，在魯迅看來，生存、溫飽、發展是民族自救和自立的三個必要條件或曰三個基本步驟。而國人要具備這三個條件或完成這三個步驟，就必須首先通過強力改革，清除一切障礙，打通行進道路。在這一意義上，改革是生存和溫飽的前提，更是發展和「雄厲」的動力。沒有改革，不但生存、溫飽和發展無從談起，就是保持傳統和現狀，恐怕也是一句空話。如果說生存、溫飽和發展是「當務之急」，那麼，改革就是急中之急。

　　第二，在改革過程中，要敢於「拿來」，但更要樹立「拿來」時的自覺和自信。

　　由於清楚地看到了世界潮流之下中國現狀的落後，所以魯迅認為：中國的改革與轉型，必須打破閉關自守的小農心態，積極借鑒外來事物，大力引進異域的先進文化。在這方面，魯迅的態度是鮮明而果決的。你看，一篇《看鏡有感》，是那樣憧憬「漢人」的「閎放」，由衷讚美他們對「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進而告訴人們：「要進步或不退步，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異域，倘若各種顧忌，各種小心，各種嘮叨，這麼做即違了祖宗，那麼做又像了夷狄，終生惴惴如在薄冰上，發抖尚且來不及，怎麼會做出好東西來。」《論「舊形式的採用」》一文原是解析新文藝何以需要改造舊形式，但同時仍強調擷取、「溶化」之於創新的好處：「恰如吃牛羊，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決不因此就會『類乎』牛羊的。」而經典名篇《拿來主義》更是通過「窮青年」與「大宅子」的奇妙比喻，發出了以「拿來」促變革的殷切呼喚：「我們要拿來……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然而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魯迅高度看重並大力倡導改革過程中的「拿來」和引進，但同時又認為這樣的「拿來」和引進，不應當是盲目的照搬和被動的效仿，而必須以民族為本位，以鑒別和選擇為前提，以有利於人生和社會為目的，進而有所取捨，有所揚棄。即所謂：「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在魯迅看來，相對於近代中國，西方雖有整體上的優越與優勢，但卻不是盡善盡美，一切都好，它的某些方面並不值得我們無條件移植，相反倒需要我們予以警惕。譬如，它因為過度崇奉科學和物質所導致的「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於平庸，人唯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便是國人的前車之鑒。即使是贏得廣泛讚譽的民主、平等這類「現代化範式」，一旦被推向極端和絕對，也同樣存在「社會之內，盪無高卑」，「全體以淪於凡庸」的危險。

　　第三，知識分子要克服自身的弱點與局限，做改革的先鋒和中堅。

　　魯迅的《門外文談》一文指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知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但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眾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啰。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魯迅清醒地意識到，中國的社會變革，離不開知識者的率先覺悟，但接下來筆鋒一轉，隨即以剴切的口吻，對知識者如何擔負起這一的責任和使命提出了一系列明確具體的要求。而之所以如此，則是因為魯迅深知，知識者固然敏感、多識、前衛，容易領風氣之先，但同時也有自身每見的弱點與局限。譬如：他們當中「多無信仰之士人」，「惟膚薄之功利是尚，軀殼雖存，靈覺且失」，但卻又喜歡充當信仰的捍衛者，以自己的無操持去壓制乃至扼殺別人的信仰，即所謂「執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為大怪」；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裡，不明白平民的生活」，隨著社會地位的提高，他們「不但不同情於平民或許還要壓迫平民，以致變成了平民的敵人」；作為知識者，他們或許有思想，有學問，只是這種思想和學問又常常會派生出顧慮與踟躕，以致使他們最終缺乏行動的力量……惟其如此，魯迅一生極為看重知識階級的改造與提升。在早期論文《破惡聲論》里，他就發出了「偽士當去，迷信可存」的疾聲呼喚。後來更是一再重申真正的知識階級所應有的精神與做派，如不尚空談，不顧利害，永不滿足等等。

　　第四，改革者要勇於革除自身的「壞根性」，立足「現在」，「韌」性戰鬥。

　　1925年3月31日，魯迅在寫給許廣平的信里有言：「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革命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依舊，全不行的。」人是社會的主體，所有的社會改革都只能由人來設計，來實施，並最終體現人的尺度、訴求與理想，在這一意義上，社會改革說到底是人的改革。人的素質提高了，社會的變革才會規避歧路，跨越陷阱，進入活力常在的良性軌道。

　　在與許廣平的《兩地書》里，魯迅還指出：

　　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懷念「過去」，就是希望「將來」，對於「現在」這一個題目，都交了白卷，因為誰也開不出藥方。其中最好的藥方，即所謂「希望將來」的就是。

　　我記得先前在學校演說時候也曾說過，要治這麻木狀態的國度，只有一法，就是「韌」，也就是「鍥而不捨」。逐漸的做一點，總不肯休，不至於比『輕於一擲』無效的。」

　　一些「理想家」常常是無計加無奈，為此，他們情願向人們預支美好的「將來」。而人們如果僅僅滿足和陶醉於這未免有些虛幻的「將來」，那麼，「到了那時，就成了那時的『現在』。」因此，改革者要決心改變中國，就必須立足當下，直面「現在」，勇敢地向前走，向上走，「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不必等候炬火」。而之所以需要「韌」性，則是由於魯迅早就意識到：「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它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它自己是決不妥協的。」

　　晚年的魯迅留下過這樣的表述：「文化的改革如長江大河的流行，無法遏止，假使能夠遏止，那就成為死水，縱不幹涸，也必腐敗的。當然，在流行時，倘無弊害，豈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實際上，卻斷沒有這樣的事。回復故道的事是沒有的，一定有遷移；維持現狀的事也是沒有的，一定有改變。有百利而無一弊的事也是沒有的，只可權大小。」後世改革者當謹記先生的教誨，抓住全新的歷史機遇，攻堅克難，百折不撓，把中國的改革事業不斷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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