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性侵，我沒有錯

06-09

我被性侵，我沒有錯王梆

責備受害者是一種由來已久的意識形態，德國哲學家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曾將它形容為：「法西斯主義者最邪惡的性格之一。」1971年，《責備受害者》一書中直接將它與「公民社會公正尺度」聯繫起來——它是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為社會中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狡辯，以期在法律和道德上取得合理性。

不僅僅是凌霸和權力迷戀心理在支撐著這種意識形態，還有「恐懼」。在1976年南非的「Soweto街頭槍殺案」中，白人警察光天化日之下以「非法鬧事」為借口，槍殺了數百名渴望「在課堂上學英語」而上街遊行的黑人中學生。關於這個事件，讓人同樣印象深刻的是在其改編電影《一個乾燥的白季》中的一段對話。當一位有良心的白人教師向失去孩子的黑人家長們伸出援手時，他的妻子威脅道：「你可不能幫助這群黑人！你有沒有想過，他們一旦獲得平權，會對我們之前的所作所為善罷甘休么？」

害怕受害者報復，以為唯一的出路就是不讓受害者們翻身，於是便千方百計地責備受害者——這不單是種族歧視者的伎倆，也是性別歧視者最擅長的招數。那些男權社會的掌柜們，看到這一個半世紀以來，「突然」有這麼多的女性為男女平等而吶喊，難免心生恐懼。畢竟壓迫了女人幾千年，她們一旦獲得平權，會不會得寸進尺，展開一場美狄亞式的復仇？如果不是這種恐懼導致的迫害妄想在作怪，誰會如此興緻高昂地反覆建構一個「要不是她千瘡百孔，怎會被叮成那樣」的責備受害者攻略？

持這種攻略的不只是ISIS，還有那些「認為女性穿著暴露就是自討性侵」的人，Ta們遍布世界各地，ta們動不動就拿「傳統文化」和「婦道」來作擋箭牌。Ta們中也有為數眾多的女性，被斯德哥爾摩症困擾著，像1829年的某些印度婦女一樣，因英國官方廢除了殉葬習俗，不惜走上街頭要求「恢復殉葬權」——當然，這個類比也許過於嚴厲。

「責備受害者」的殺傷力是非常強大的。那些親自將女兒送上割禮台的母親們，發自內心地贊同「沒有接受過割禮的女人是蕩婦」這種思想，間接助長了陋習的蔓延，以至全球有近2720萬的女性接受了割禮（據2013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數據顯示）。即使在經歷過三次女權主義運動，女性地位不斷提升的發達國家，責備受害者的現象也仍舊相當普遍。根據英格蘭和威爾士2013年「強姦危機」的數據報告，英國每年有85000名女性被強姦；1/5年齡段在16歲到59歲之間的女性曾遭受過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性侵犯，卻只有15%向警方報案。

一份來自美國，名為《遭受性暴力的女性受害者》的報告，將女性受害者不報案的具體原因列為幾下幾種：

- 擔心被報復

- 相信警察不作為

- 不想讓家庭成員知道

- 不想讓他人知道

- 沒有足夠的證據

- 對司法不公正的恐懼

- 沒有舉報的途徑

- 擔心被侵犯和傷害的性質並不「嚴重」

- 對犯罪者的目的無法判斷

其中「不想讓家庭成員知道，不想讓他人知道」就是非常典型由「責備受害人」這種意識形態所導致的。《獨立報》在2012年刊登過這樣一篇報道，英國一名49歲男子在強姦了一名未成年女學生後，法官竟然判道：「她太不愛惜自己了，她喝了太多的酒，還吸了毒。當然，她遇到你也算不幸」。如果女性受害者在舉報之後，所得到的不是充滿關愛的創傷心理輔導和輿論對強姦犯的指責，而是這樣一份暗示「你活該被強姦」的法庭判決，誰還敢將自己的受害經歷公之於眾？

唯利是圖的媒體（在西方，通常是右派／極右派媒體）也經常扮演著責備受害人的角色。

「在不少媒體報道中，我們發現公然責備受害人的口吻比比皆是。比如用『被誘惑』或『忍不住』來描寫男性性侵行為；發生的慘案被形容為『悲劇性的單一事件』；女生被強姦是因為『她喝了太多』，『半夜4點還在外面』，女生醉得不省人事所以『她不是被強姦，而是兩廂情願』……」（摘自英國「每日反對責備受害人（Everyday Victim Blaming）」公益網）。國內的報道亦有過之而無不及：《女子裸睡被強姦後仍酣睡險又遭另一男子強姦（法制網）》；《女子遇陌生男搭訕險被強姦房東敲門嚇跑色狼（光明網）》……而百度針對性騷擾的心理分析是這樣的——問：「哪些人更容易受到異性騷擾？」

答：「容貌漂亮，富於性魅力的人；性格軟弱，獨立性差，喜歡逆來順受的人。經常與異性打交道特別是經常與那些作風不正派的異性打交道的人。婚後生活不幸福的已婚者，擇偶失敗或情場失意的未婚者，當他們這些個人隱私被泄露，並且成為了公開的秘密時，都容易受到異性騷擾」——短短一個詞條解釋就包涵了「蕩婦羞辱」，「未婚歧視」和各種根深蒂固的失敗者歧視。按照這個邏輯，2015年跨年夜，德國科隆一夜間近500宗性侵案中的女性受害者們，不是性格軟弱，四處招蜂引蝶的蕩婦，就是情場失意者；而當「彎彎酒店遇襲事件」完全不符合這套邏輯時，似乎就只好以「陰謀論」收場了。

女性想在男權社會裡生存，就只能順應這種意識形態么？舉個一百多年前的例子。

卡洛琳·諾頓（Garoline Norton）是一個美麗聰慧的女子。1827年，像維多利亞時代大部分女性一樣，為了幫補中落的家道，她嫁給了當年的保守黨議員喬治·諾頓（George Norton）。

卡洛琳渴望民主改革，而丈夫喬治卻是一個不則不扣的頑固托利派。那個年代女人不允許和丈夫頂撞，為了表達自己的想法，她卻經常頂撞，因此屢次遭到丈夫的毆打，靠傭人的阻攔才不至於被打殘。

她和當時的內政大臣（後來的英國首相）墨爾本（Melbourm）理念相似，走得比較近。於是當她的丈夫意識到墨爾本對自己的政治生涯毫無用處時，就編造謊言，控告自己的妻子和墨爾本通姦，並索要精神賠償金。因為沒有證據，法庭並沒有受理，他一氣之下便將卡洛琳趕出了家門。根據當年的《婚姻法》，只有在「一方有精神病，或有實質通姦行為」的情況下，英國教會才批准離婚。離婚後，女性的所有財產將歸丈夫所有，且不能與孩子們再相見。卡洛琳的小兒子從馬背上摔下來，受了重傷，死前都未能與母親見上一面。

當年很多女人受到這樣的對待，即使有證據表明自己不是「蕩婦」，也會被當成醜聞的主角，眾口鑠金，很多女人因此被送進天主教會的洗衣房接受終身勞動改造，或被扔進了瘋人院。但是卡洛琳卻沒有屈服，她向議會請願，要求改寫《婚姻法》，她要求：「在一段婚姻關係中，當沒有證據表明女性有通姦行為時，女性有權力提出離婚；作為母親，離婚後的女性應該獲得孩子的監護權和撫養權。」

她一直反抗，直到她50歲那年，也就是1858年，英國議會才通過了這項改寫。1870年，英國議會又在她當年的請願基礎上通過了《已婚女人財產法》，從此女人的財產將不再完全屬於丈夫所有。

卡洛琳·諾頓的抗爭為西方女性的命運帶來了革命性的轉變。而今天卻仍有人責備她讓女人獲得了太多的自由，導致離婚變得「太容易」，很多女人因此靠嫁人和離婚財產分割「一夜暴富」。可見，要從根本上消除「責備受害者」這種意識形態，過上兩性平等的生活，除了像卡洛琳·諾頓那樣不屈不饒，似乎也沒有其他辦法。

（文/王梆。資深媒體人。出版有電影評論集《映城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數本短篇小說繪本集（上海世紀出版社）以及漫畫故事《伢三》（法國達高出版集團）等。英語電影劇作《夢籠》獲2011年紐約獨立電影節最佳劇情片獎。紀錄片《刁民》亦在數個國際電影節參展。作品可參見《天南》文學雜誌，美國俄克拉荷馬州大學《中國當代文學選集》，美國「文字無邊界」文學網站等。目前她生活在英國劍橋，是國內外多家中文媒體的自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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