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火的敘利亞與蠢蠢欲動的歐洲：特朗普的新政，會點燃新冷戰嗎？

作者=馮紹雷

來源=《俄羅斯研究》原文題為《北約東擴、"特朗普新政"與俄歐安全新格局》

北約問題是橫亘在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的一道鴻溝。這道鴻溝並不只是冷戰造成的，而是有其深厚複雜的歷史淵源。二戰結束之後，經歷半個多世紀的俄羅斯(蘇聯)與北約國家的高度對抗，冷戰以蘇聯的解體而告終。同時，華約消散，而作為對手的北約繼續存活。在冷戰終結之後的十多年裡，俄羅斯與西方一度和解。但是在新世紀初期，雙方關係又一步一步地重趨緊張。北約的東擴在其中發揮了事關重大的特殊影響。

從今天來看，北約東擴並不僅僅是某一個國際組織在單一領域的擴展過程，而是包含著北約作為一個軍事安全組織在歐洲地區以國家—政治單位為內涵的邊界擴展，而且，通過防禦性戰略武器系統——反導系統的部署，又帶動了常規武裝力量在烏克蘭危機之後再一次直接呈現於東西方對抗的最前沿。這是一個發生在多個領域的綜合推進過程，也是一個大國間戰略抗衡水平抬升的過程。冷戰終結以後，在全球範圍內最大規模的這一政治—軍事過程的實施，必不可免地會造成極其複雜多樣的後果。

北約東擴不光受到俄羅斯的抵制，在西方陣營內部，也一直存在著對北約東擴的不同看法。在2016年美國大選結果揭曉前後，特朗普對北約、俄羅斯以及歐洲安全問題，發表了不少關於「北約過時」、關於要與俄羅斯改善關係的言論，與美國以往戰略大相徑庭，令人頗有大跌眼鏡之感。但此後不久的2017年2月慕尼黑峰會，以及在此前後特朗普政府班子的要員接連訪問歐洲，包括特朗普在內的美國政要又表態要維持與歐洲的盟友關係。這一前所未見的戲劇性變化將給北約、俄羅斯與歐洲安全關係帶來何種影響?俄歐安全關係的未來究竟是會走向和解，趨於新冷戰，抑或會出現更糟糕的局面?因此，有必要較為系統地來探究歐洲土地上正在揭幕的這場情節曲折複雜、結局卻撲朔迷離的大戲。顯然，無論這一變化導致事態朝哪個方向的發展，都將會深刻作用於全球秩序的重新構建。

以下擬通過對俄羅斯與美歐在北約東擴、部署反導系統、烏克蘭危機後的軍事對峙，以及特朗普執政後對於北約的立場等諸多問題上各種爭議意見的陳述和變化的分析，來探究未來歐洲安全關係的可能前景。

危機背景下的北約東擴之爭

蘇聯解體以後，北約作為一個在冷戰時期與華約集團對峙的軍事組織，將何去何從，自然成了問題。20世紀90年代後，曾有過一場關於北約將會從軍事安全組織轉型為政治組織的大討論，但人們各執一詞，討論有始而無終。對於當時北約在對巴爾幹地區前南斯拉夫諸國事務的干預中所起的作用，始終也存在著爭議。包括1996-1997年的北約東擴，人們現在才了解到，美國內部的爭議甚至發生在最核心的決策層。一直到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美國似乎才如夢初醒。特別是在新保守主義勢力的催動之下，小布希覺得大有必要借打擊恐怖主義的機會，再次凸現北約的安全功能。此後的十幾年裡，北約先是在美國的推動下全力投入了阿富汗戰爭。雖然戰事進行得斷斷續續，時起時伏，但是，畢竟阿富汗戰爭是北約在新世紀的第一次大規模集體軍事行動。更為關鍵的變化，乃是2007-2008年間，小布希試圖推動把喬治亞、烏克蘭等國拉入北約。此舉雖然在德國等歐洲夥伴的阻撓下未能實現，但深刻地影響了此後北約與俄羅斯的相互關係。

2009年，奧巴馬上台之後，一度以推動中東革命為己任。但正當中東革命引發了連綿不斷的動蕩局勢之後，美國卻表現出明顯的頹勢。在金融危機中自身難保、捉襟見肘的尷尬局面下，美國半推半就地把法國等盟國推上第一線。2011年通過擴大解釋聯合國安理會的關於利比亞「禁飛區」的決議，由北約出面進行空中襲擊，軍事干預利比亞政局，在亂軍中殘暴處死卡扎菲。直到2013年，正當奧巴馬準備從阿富汗戰場帶頭撤出以北約為名義的軍事力量時，烏克蘭危機突然發生。一方面，這場危機使準備不足的北約感到措手不及，但另一方面，烏克蘭危機也使得北約獲得了切實加強其安全功能的重大機會。此後，北約在歐亞大陸的布局隨之發生重大改變：從僅僅停留在巴爾幹、阿富汗包括利比亞等當年冷戰時期的邊緣地帶，轉而登堂入室，回到了歐洲正面防線的「新歐洲」地帶，直接開始與俄羅斯重新對峙。

實事求是地說，冷戰終結之後，北約在歐洲的擴大過程，一開始並沒有引起重大爭議。北約東擴的發起，也並非美國所為，而是緣起於身處東西方之間的中東歐國家對自身的安全關切。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之下，甚至冷戰中的老對手俄羅斯也一度表示有加入北約的興趣。但是，所有這一切並沒能抹去北約這一實實在在的軍事安全組織在「政治化」的形式和表象下，自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與21世紀初，在中東歐、東南歐、波羅的海國家這些敏感的地緣政治要地，利用每一次危機的發生所進行的有組織、有步驟的戰略擴張的事實。

如果說2008年前後，北約企圖從外圍進一步向俄羅斯更敏感的周邊地區——喬治亞和烏克蘭——推進，乃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過程，那麼，2013年之後的烏克蘭危機，更是這一重大爭議趨於激化的頂點。

多年來，有關北約東擴的爭論至少有以下兩種類型：一種是較多從事實和規範角度的直接辯論，而另一種則是側重於從邏輯和理論角度的較為間接的推論。

先來看第一類爭議。

從國際法規範角度來看，無論是來自德國還是美國的有關資料表明，雖然當年美國前國務卿貝克確實提出過，統一後德國留在北約、但北約放棄擴張的觀點，但是在西方和蘇聯(俄羅斯)之問，從來不存在約束性的法律承諾。在相當部分西方學者看來，北約東擴，並非美國有意擴張勢力範圍，而是對於俄羅斯的防範和抵制。因此，烏克蘭危機是重新喚起「集體安全」必要性的一次重要機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的學者理查德·畢勝戈(Richard Bitzinger)扼要也較全面地歸納了有關的觀點。他認為：第一，由於蘇聯解體後，東西方意識形態對立消失，北約也在民事意義上、而不是軍事意義上重新定義了自己的存在，因此不能夠說，東歐加入北約就是針對俄羅斯。第二，東歐加入北約，不光是為了使東歐接受西歐標準，為最終加入歐盟熱身，也是為了確保當地不再倒退回到「專制制度」和「進攻性民族主義」，這反而會有利於俄羅斯。第三，2008年美國同意把喬治亞和烏克蘭納入北約「成員行動計劃」，也是基於上述考量。但是，考慮到俄羅斯的強烈反應，也經過以德國為首的歐盟出面干預，北約以模糊的前景進行敷衍，實際上放棄了在當時讓格、烏這兩國入盟的步驟。第四，是俄羅斯在喬治亞戰爭和烏克蘭危機中的表現，迫使奧巴馬不得不放棄美國原先在反導和北約東擴問題上的妥協立場，轉而進行對峙。但是，即使在西方陣營內部，也有相當權威的專業人士提出了明確清晰的論證，證實俄羅斯與歐洲之所以出現對峙，首先錯在北約。

在1994至1997年比爾·柯林頓首個總統任期內擔任美國國防部長的威廉·佩里，不僅是一位精通軍事安全、包括核裁軍問題的戰略家，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位熟習數學、金融等多個領域的資深理工學者。他不僅在任期內為推動東西方緩和、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等提出過一系列建議——這些至今都對美國對外戰略的歷史演進留下了深刻烙印；而且，威廉·佩里在卸任之後在斯坦福大學等許多一流大學的多年任教和講學，也給來自世界各國的年輕專家和學子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按照曾經是當事者和決策者之一的威廉·佩里公開發表的觀點，第一，他認為，美國、北約與俄羅斯相互敵視的責任，首先在美國這一邊。起初，是1996年做出的北約東擴的決定。在佩里看來： 「只有在俄羅斯也做好準備的情況下才能啟動這一進程。如果打算擴大北約，接受一系列東歐國家，必須首先考慮把俄羅斯也吸收進來。當時北約和俄羅斯都沒有為此做好準備」。佩里回顧道：「我們在消除北約和莫斯科幾十年來積累的敵意方面取得了不錯的進展，我希望鞏固這一進展。因此我建議，在未與俄羅斯確認之前不要操之過急，但我們卻行動過快。」第二，佩里承認，當時他本人的政治立場相當孤單，但是他堅持認為：「東擴是美國和北約犯下的錯誤，我當時就公開堅持這一點。」佩里回憶道：「一開始，俄羅斯認為，北約或許不是敵人，而是朋友。但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大概是在1997年柯林頓第二個總統任期到來之後，已經十分清楚，俄羅斯逐漸地形成了不同的觀點。」第三，佩里指出：「除了北約東擴之外，第二個重大消極因素是北約干預科索沃戰爭。這兩個因素——北約東擴和科索沃戰爭——在20世紀成為影響我們與莫斯科對話的一系列因素中的頭兩個。這是美國和北約不顧俄羅斯的明確反對而通過的決定。它們強化了莫斯科的這種感受，即美國和北約對它的意見置若罔聞。這令我們轉向錯誤的方向，促使雙方關係冷卻，並一路下滑。」第四，佩里進一步認為：「當小布希當局在2006年或2007年之際開始討論向喬治亞和烏克蘭提出加入北約的路徑時，美國就犯下了嚴重錯誤。問題不僅在於這會激怒俄羅斯，而且，從北約憲章的角度講，此舉也並不恰當。憲章條款規定『集體防禦』，但我們並沒有保護喬治亞的資源。北約不是公共俱樂部、興趣小組和宗教性團體，而是軍事聯盟。不應向我們無法履行憲章義務的國家提供成員資格。」最後，當記者問起，北約組織在歐洲東部邊界的軍事存在是否意在遏制俄羅斯時，佩里回答道：「我們似乎過於樂意以這種方式來應對來自俄羅斯的威脅。當華盛頓看到俄羅斯換裝武器時，我國政治精英中那些也希望給美軍換裝武器的勢力將佔上風。事實上，這已經發生。我想，我們將向歐洲派兵。」佩里強調說：「我認為，威脅在於，各方正在採取的行動使我們日益接近一個嚴重錯誤，這可能形成挑起軍事衝突的局面。」

以上所引，乃是較多從事實與規範角度對北約東擴問題的意見對立，而更為普遍的，則是從經驗、邏輯和理論對這一進程的不同看法。

在烏克蘭危機後，西方——特別是美國——日益惡化的輿論環境之下，即使是像威廉·佩里這樣的權威人士，也會受到尖銳挑戰。比如，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亞當·特瓦爾多夫斯基(Adam Twardowski)不認為俄羅斯的強硬抵制是由於北約的窮兵黷武引起的。他反駁道：北約1997年初次擴張，和1999年北約轟炸南聯盟後，華盛頓和俄羅斯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包括在削減核武器、情報共享以及在雙邊貿易等領域，反而取得妥協與合作近二十年之久。而在上述事端之後，俄羅斯並未走向與美國的對抗。一直到2010年以後，俄羅斯才開始大幅提升軍事領域的開支。因此，特瓦爾多夫斯基的結論是，北約從未對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構成威脅。　

但是，還是有來自各個領域的專業人士，大體旗鼓相當地主張重視總結冷戰經驗教訓，主張不以極端的態度處理對俄事務。這裡既有像老一輩外交家、美國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這樣的權重人物，也有西方學界的代表人物。舒爾茨與前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薩姆·納恩(Sam Nunn)合寫了一篇文章，一方面主張堅守北約憲章「第五條」對歐洲盟友的安全承諾，但另一方面，則認為當年裡根處理對抗式危機的方法是，不主張由於「對手在一個領域的不良行為」，因而「凍結所有領域的合作」，或者在所有領域進行「株連式的回應」。他認為，「不應忽視共同的利益，因為在存在共同利益的領域裡進行合作，對於俄羅斯、歐洲和美國的安全仍然極其重要。」顯然，在舒爾茨的建議中，暗含著對於當下美國「株連式」應對辦法的批評。來自學術界的反應更是五花八門。比如，有較大影響的現實主義理論家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認為，「烏克蘭可能會變成一個繁榮的公民社會，但因為它的位置，它將永遠需要與俄羅斯建立一種牢固穩定的關係。」「我們的外交政策必須以道義為基礎，但在它背後的分析必須是不帶感情的，以地理為出發點。就地緣政治來說，過去永不死亡。」

來自俄羅斯方面對於北約東擴的批評當然相當廣泛且更加尖銳。早在上個世紀89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兩德統一之時，由於蘇聯國力衰落和政治領導人的軟弱，西方一度承諾德國統一留在北約後不再擴張的表達，未能見諸法律文件。90年代後期美國決定推進北約東擴時，俄方對此曾進行過廣泛的抵制。特別是美國對科索沃事件的武裝干涉，說明北約毫不在乎俄羅斯對於自己傳統影響力所在區域的特殊感受。這是導致冷戰後美俄關係惡化的第一個大轉折。北約東擴在波羅的海地區的推進，突破了當年葉利欽劃定下的「紅線」，也引起了法、德夥伴的高度不安。這是北約東擴所導致的美、俄、歐安全關係的第二次轉折。至於2007年與2008年之際小布希政權執意將北約進一步向喬治亞和烏克蘭擴展，此時不光遭到默克爾的抵制，也大大惡化了美俄關係，為以後的衝突埋下伏筆。這些爭議足以說明：北約東擴不可能僅是「冷戰勝利者」的一相情願，歐美和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政治抗爭和價值觀較量難以避免。

本節敘述還只是試圖從總的歷史進程方面來描畫，北約東擴所引起的紛爭，要遠比始作俑者所想像的要複雜得多。而以下關於北約東擴進程之中的最敏感問題——反導部署推進過程的揭示，則有助於對新世紀俄歐安全關係的進一步觀察和解析。

反導系統與歐洲安全

反導武器系統，是美國在冷戰年代爭取戰略優勢以及維持冷戰後世界軍事霸權的撒手鐧。新世紀以來，一方面，美國執意推進反導系統，把原屬美國一家的反導計劃，變成了覆蓋整個歐洲大地的、北約的反導系統；另一方面，俄羅斯應對反導系統的態度則由合作轉向抵制，表現出不可妥協的立場。這一組逆向而動的趨勢表明，反導問題乃是新世紀以來大國安全關係中的焦點所在。

美國反導系統經歷過幾個發展階段。以反導問題為軸心，可以看出美國、北約與俄羅斯相互之間的安全戰略關係，一波又一波地展現出各個階段的不同態勢。

第一個階段，自1983年「戰略防禦計劃」提出，直至2001年底美國退出《反導條約》。雖然在這段時期圍繞反導系統的爭鬥，沒有此後那樣激烈複雜，但也大體反映出美國與俄羅斯之間在反導問題上的深刻對立：即使在相互關係較好的情況下，也不惜撕破臉皮而一爭高下。

里根政府在1983年提出「戰略防禦計劃」(即「星球大戰計劃」)。1991年老布希政府根據形勢發展進行了修正，提出了由天基防禦系統、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和國家導彈防禦系統這三部分組成的「對付有限打擊的全球系統」。冷戰終結和蘇聯解體，一度使得這一計劃暫告擱置。1993年柯林頓上台後，停止發展天基防禦系統，主要建設以戰區和國家導彈防禦組成的「彈道導彈防禦計劃」，並將「戰區導彈防禦」作為重點，「國家導彈防禦」列為技術準備的次位。後經1996年和1999年的修正，將「國家導彈防禦系統」提升為國家政策。

到新世紀初期小布希政府執政前期，雖然就俄美關係而論，無論是國家關係還是政治領導人的個人交往，都處於歷史上較好的時期。但是，美國當時要求俄羅斯同意修改《反導條約》，以允許其建立導彈防禦系統。在遭到俄羅斯明確反對的情況下，美國於2001年12月決然退出《反導條約》。普京在2014年瓦爾代論壇十周年講話中特彆強調： 「新世紀以來俄美關係惡化的最主要根源，就是美國單邊退出《反導條約》。」

第二階段，從美國正式退出《反導條約》到2008年8月俄羅斯—喬治亞戰爭的爆發。這是美國反導系統由擺脫規範制約，開始走向實施，並引發與俄羅斯關係驟然惡化的一個關鍵時期。

美國退出《反導條約》後，加緊試製在各個飛行段落的攔截武器，同時在美國本土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亞建立了兩個導彈攔截基地，還在英國、丹麥、挪威、日本等地設立多處導彈襲擊預警系統。對此，俄羅斯開始時還曾寄希望於維持「9·11」後的對美合作，同時也並未認清美國反導系統對俄的威脅程度。在這一階段，美國也還沒有明顯暴露出反導系統針對俄羅斯的戰略意圖。當時，俄羅斯對於自身戰略武器的應對突破能力充滿信心。當然，也並不放棄打造俄式的陸基、海基和空基反導系統，以備不測。

自2006年起，美國與捷克、波蘭等國就部署反導系統問題逐漸進入實質性談判；2007年1月，美國正式宣布了這一消息。但是，俄方不接受美國關於反導系統僅僅為針對伊朗與朝鮮核威脅的說辭。2007年2月10日，普京在43屆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上的講演，嚴厲批評美國的安全政策，質疑東歐反導系統針對俄羅斯的動機。西方媒體和國際研究界比較普遍地把普京這一講話視為俄羅斯對外政策「走向倒退」的起點。而俄羅斯方面則針鋒相對，尤其是在這一講話十周年之際，亦即2017年2月，在俄美關係發展的關鍵時刻，重新強調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峰會的講話，是對美國和北約當年立場的相當有預見的揭示。

但是，俄方最初的批評並沒有能阻止美國推進反導系統的步伐。2007年夏天，北約國防部長會議達成共識，決定「在北約框架內」建設歐洲導彈防禦系統，覆蓋整個歐洲。至此，俄羅斯越來越看出，美國在歐洲部署反導系統的真正「目標正是俄羅斯」。因為美國在東歐部署的反導系統，將使美國能夠在「彈頭與運載火箭分離的加速階段，摧毀敵方的洲際導彈」。這將使得俄方所擁有的井基洲際導彈的分導式多彈頭和井基「白楊—M」導彈的變軌能力和突破反導系統的手段，面臨「失效」。這意味著美俄戰略平衡將出現根本性逆轉。在這樣的挑戰面前，俄羅斯全力揭露美方反導部署並非專指伊朗和朝鮮，而恰恰就是針對俄羅斯。同時，抓緊研製比原來的裝備更加隱蔽和更具威力的戰略武器。

對此，2007年夏，俄以暫停執行《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作為回擊。但是，2008年7月8日，美國依然與捷克正式簽約，在捷克建立反導雷達預警基地。之後，美國與波蘭經過磋商，於8月20日簽約，同意在波蘭建立攔截基地。正是在這樣日益緊繃的戰略對峙背景之下，該年8月8日，俄羅斯—喬治亞戰爭爆發。不言而喻，反導爭議與這場戰爭有著密切的關聯：俄羅斯—喬治亞戰爭反映出俄羅斯與西方安全關係存在著巨大的隱患，而反導就是其中的關鍵。

第三階段，自2008年俄羅斯—喬治亞戰爭結束到2013年烏克蘭危機爆發。這一階段的前期，美俄關係「重啟」確實又一次帶來了美俄相互抗爭過程中的和緩與接近。但是，美俄雙方在反導這一重大戰略問題上的深刻分歧，始終是導致美俄關係「重啟」又重新向危機態勢倒轉的核心問題。　

2008年，喬治亞—俄羅斯之間的「五日戰爭」發生後，美俄雙方一度出現調整關係的意向。奧巴馬與梅德維傑夫在各自開始執政階段所推進的美俄關係「重啟」，從形式上看取得了一些成效。無論就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西方向阿富汗戰場運送非武器物資、俄羅斯加入世貿組織以及在俄羅斯停止向伊朗出售S300防空導彈等問題上，都有所突破。事實上，「重啟」的另一重要背景，乃是在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突發的情況之下，美國政府急於減輕債務負擔，必須得讓龐大的核武庫消腫。奧巴馬所提出美國核戰略轉型的重點之一，就是將原來以美國為核心的反導系統，變成為由北約牽頭的所謂「歐洲導彈防禦系統」。其目的，一是希望以反導為發力點，強化西方的政治與安全聯盟，二是也希望通過歐洲與美國聯手構建反導系統，引導歐洲北約成員國共同分擔防務責任和開支。

在奧巴馬上任之後，亦即2009年以後美俄關係「重啟」的兩年左右時間裡，很值得關注的是，美俄之間至少有過四次圍繞反導問題的立場交集，多少出現了相互接近的苗頭。但是，每一次立場的接近，終究為美俄雙方的深重疑慮所牽制。

美國方面釋放善意的第一波，出現在2009年春天。該年4月初，剛剛就任總統的奧巴馬來到布拉格，發表了一篇關於建立無核世界的熱情洋溢的演說。針對各方高度關注的伊朗核問題和歐洲反導系統這兩個重大話題，奧巴馬錶示：「捷克共和國和波蘭勇敢地承擔了建立反導系統以反對導彈威脅的責任。只要是來自伊朗的核威脅存在一天，我們就會不懈地以卓有成效和經得起考驗的反導系統來對付之。而一旦來自伊朗的核威脅被消除，我們就會有一個堅固的安全基礎。到那時，在歐洲的反導系統被互相分離的局面，就會走向終結。」這是一個被當時的輿論界視為相當具有樂觀前景的政治表態。無論當時奧巴馬本人實際上是如何考慮伊朗核問題與美俄反導爭議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當時不少媒體評論確實認為：奧巴馬的演說表明，美俄之間的反導爭議，有可能隨著伊朗核問題的解決而被消除。奧巴馬的這篇演說，顯然強化著人們的這樣一種印象，即似乎美國的反導系統，還真的僅僅是針對著伊朗核威脅的。奧巴馬這一講話無疑有助於「重啟」背景下的美俄關係氣氛改善，但卻沒有在反導問題上獲得真正的進展。

美俄之間反導立場第二次有所交集，是奧巴馬在2009年9月公開宣布，他要放棄小布希時期在捷克和波蘭都部署反導攔截和監測系統的決定，準備採取更加靈活、更有針對性的分階段的反導部署方案。按照當時的評價，其目的之一，是在面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減輕美國財政負擔，目的之二，是力圖緩解俄羅斯對於美國發展反導的疑慮。奧巴馬的聲明公布之後，一度反響樂觀。俄羅斯國防部謝爾久科夫當時曾相應地發表聲明稱，俄方也並不打算在加里寧格勒州境內部署作為「撒手鐧」的伊斯坎德爾導彈系統。但是，事過不久，美國國防部長蓋茨重新宣布美國並沒有放棄在捷、波兩國部署反導的計劃。於是，俄方總參謀長馬卡羅夫也緊接著宣告，俄方也並沒有放棄在加里寧格勒部署伊斯坎德爾導彈系統。

美國早先所宣布的立場改變，為何出現迅速倒轉呢?分析認為，當時俄方提出的關鍵要求，是把反導問題與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掛鉤，要對發展反導系統進行限制，而美方堅決拒絕。當時，出於妥協的需要，也為使「重啟」看起來似乎有所進展，美國還是同意了俄方的要求，在作為「重啟」重要成果的美俄第三輪削減戰略核武器協議序言中，寫入了「進攻性武器與反導系統掛鉤」的文字。但是，而後的2010年12月，美國國會在通過批准START3的決議上，還是附加進了對於發展反導系統和美國的核武器現代化「無任何限制」等條款。實際上，這無異於完全拒絕了俄方將反導和裁減核武器掛鉤的提議。

美俄反導之爭似有和緩的第三波跡象，發生在2010年的秋天。為了安撫俄羅斯，也為了抵消俄方提出的旨在「限制北約」的「新歐安條約」建議，在2010年11月的北約里斯本峰會上，北約邀請俄羅斯參與建立北約牽頭的全歐導彈防禦系統。從形式上看，這一系統構架與俄羅斯所主張的「大歐洲安全體系」似有所吻合。因此，俄也一改此前反對在歐洲建立任何反導系統的立場，非但沒有再次提出批評，相反，對這一倡議表示贊同。同時，俄方還主動提出與北約共建單一的分區導彈防禦體系。但是，俄羅斯一相情願的構想一旦觸及問題的要害，又很快地被北約嚴詞拒絕。按照拉斯穆森的說法：「北約不需要他人幫忙保護其成員國的領土。」在美俄「重啟」尚未煙消雲散的氛圍之下，希望拉近有關反導問題立場的第四波努力，出現在2011年5月。實際上，當時無論是奧巴馬還是拉斯穆森，都已經明確地表達，北約不可能將反導系統的決策領導權拱手相讓。據俄羅斯駐北約代表羅戈津(Дмитрий Рогозин)的報告：有影響的美國議員反對在北約計劃的歐洲導彈防禦系統方面與俄羅斯合作，「他們毫不隱瞞，這個系統是針對俄羅斯，而並不是中東某些擁有神秘導彈的國家這一事實」。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只能退而求其次，要求美國明確做出北約反導系統不針對俄羅斯的法律保證，還提出要掌握攔截導彈數量、部署地點、雷達站數量和作戰範圍、導彈攔截參數演算法等信息，以及發生危險時相互通報的程序等要求。但是，這些要求最終也遭到拒絕。2011年5月，法國多維爾G8峰會期間的美俄總統會晤和該年7月俄羅斯—北約索契峰會，都未就導彈防禦合作問題達成一致。按照俄羅斯學者盧基揚諾夫的說法：「北約與俄羅斯在反導領域的合作已經死亡。」

對於美俄在反導問題上立場的戲劇性變化，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喬治敦大學的知名教授查爾斯·庫普錢(Charles Kupchan)有著比較深入的分析。他指出：莫斯科還是擔心北約反導系統最終會威脅到俄羅斯的核威懾能力，所以，俄羅斯要求籤署具有約束力的保證書，擔保反導不會針對俄羅斯——這是北約無法接受的條款。同時，雖然「美國一直力圖使俄羅斯成為改進體系中的利益攸關方，希望通過分享若干技術，在北約和俄羅斯的防禦體系之間構築聯繫，以此使俄羅斯能預見到美國的善良本質，並樂於接受與北約導彈體系合作帶來的附加好處。然而，俄羅斯對於反導合作的要求，遠遠超出北約的想像。美國只想與俄分享很有限的敏感技術，而且，北約也幾乎不會贊同讓俄羅斯實際控制其導彈系統的計劃。尤其是對來自中歐的北約成員國來說，與俄分享保密技術和指揮權，無異於引狼入室」。

查爾斯·庫普錢曾建議：北約和俄羅斯雙方可以首先通過「制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工作計劃，使他們能夠逐步構建起共同的防禦基地；繪製出一個法律框架，用於美國和俄羅斯之間進一步分享技術」。同時，北約與俄羅斯之間應該建立「融合」中心，以便於能夠共同分享相關數據資料，協調導彈威脅預警，甚至交換有關目標接收器的信息。此外，雙方應該做更大努力，使俄羅斯各項關切和擔憂融入北約的各項決定之中。反之，俄羅斯也要停止阻撓，運用這一契機展開協商與合作。

查爾斯·庫普錢的建議，看來還是大大超過了當時的現實可能性。因為2011年北約防長和俄羅斯防長的聯席會議過去不到半年，美俄在反導問題上的對立立場又進一步凸顯。同年12月8日，拉夫羅夫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我們希望有明確的保證：所部署的反導設施將不針對俄羅斯的戰略潛力，也不具有相應的能力。我們需要客觀的標準，以此來證明反導系統發射和運行的目標是歐洲以外的威脅源頭，而不是別的。我們有時間找到彼此接受的解決辦法。不過，時間一天天在減少。」拉夫羅夫明確地表示： 「當北約反導設施以能夠觀察到大部分俄羅斯領土的方法進行部署的時候，我們就會提出問題。除了大家所說的信任，以及反導系統不針對俄羅斯的話，我們還需要法律條約。善意是暫時的，軍事技術的影響卻是長遠的大事。」

最後，當拉夫羅夫被追問「對北約反導系統的反對意見」時，拉夫羅夫表示：「我不掌握技術細節。只舉一個例子。美國與土耳其達成了在土耳其境內部署大功率雷達的協議——(這)將監視大部分俄羅斯國土，我們希望對方尊重我們的知識產權和俄羅斯已經做出的軍事技術鑒定。」對於拉夫羅夫所說的這一軍事技術鑒定，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普京總統的老同事帕特魯舍夫確認：「我們的專家進行了十分有說服力的分析，從中可以了解到美國稱歐美受到來自伊朗和朝鮮威脅的理由，是憑空編造的。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反導系統針對的是俄羅斯和中國。而且，該系統的後續發展，計劃將導彈艦艇直接對準俄羅斯海岸，以及在我國邊界附近部署反導系統雷達站。」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的芝加哥北約峰會，這是在大選之前最後一次爭取與俄妥協的機會。會上，梅德維傑夫總統，這位被奧巴馬視為推進與俄關係「重啟」的重要夥伴，一度破釜沉舟地表示，要麼美國與俄羅斯就反導問題達成協議；要麼俄羅斯退出START3，開發自己的反導系統，並在西部疆界進行部署。從梅德韋傑夫的表態來看，大有為了抵制反導，寧可放棄「重啟」成果的架勢。但是，在奧巴馬同樣也無法做出實質性退讓的背景下，由於美俄兩家對於反導問題的高度分歧，在芝加哥會議的公報中，對於反導問題，語焉不詳，不了了之。此後，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在2012年度的工作報告中，也只是大事化小式地重申2012年芝加哥北約峰會所說的北約與俄羅斯的合作意願，再次強調北約在歐洲的反導項目不針對俄羅斯，不會損害俄戰略利益；他還建議要建立反導事務兩個聯合中心，分別負責數據融合和規劃作業，建議構建旨在提升反導領域透明度的相關機制。有意思的是，拉斯穆森特別提到，「2012年3月，俄羅斯和北約專家共同參與了在德國舉行的『北約—俄羅斯理事會』機制內反導系統的計算機輔助演習。」　

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這裡至少有著兩種不同的評價。一種偏於樂觀的看法認為：這是一個在俄羅斯與北約之間務實合作的嘗試過程。俄美雙方在意見高度對立情況下，還是通過了一輪又一輪的交換、爭辯，甚至包括進行計算機模擬的雙邊演習，來探尋合作和解的可能。但是，另一種較為消極的看法認為，北約在處理與俄羅斯的反導爭議過程中，運用了迴避真相的、近乎勸誘的引導方式，企圖以此消解對手的疑慮和抵制。但是，在兩德統一和北約東擴問題上已經吃過大虧的深刻教訓，使得俄羅斯的精英們再也不敢輕易相信任何關於反導系統無害於自己的美好說辭，只能是步步為營，與對手周旋。

第四階段，從2013年底烏克蘭危機發生一直到2016年的反導系統開始進入實際部署狀態。

烏克蘭危機的爆發，導致俄羅斯與美歐間關係的大倒退。不光美俄關係的「重啟」已成過眼煙雲，而且，俄歐安全爭議因克里米亞事件而急劇升溫。在此背景下，歐洲反導系統的部署成為東西方關係中最令人關切的大事之一。

經過多年準備，2016年5月12日，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伯格在羅馬尼亞德韋塞盧軍事基地正式通告，部署在那裡的美國「宙斯盾」反導系統進入戰備狀態。次日，波蘭小鎮列德吉科沃舉行了美國反導基地的開工儀式。這裡的反導系統將配備中程攔截導彈，並將在2018年進入戰備狀態，成為歐洲反導盾牌的一部分。《生意人報》2016年7月7日公布了斯托爾滕伯格接受的一則採訪，他進一步確認：「打造全球反導系統歐洲部分的計劃將繼續落實：不久前在羅馬尼亞啟動了部署有攔截導彈的設施，另一個在波蘭的設施應在2018年竣工。」在2016年7月初的華沙峰會上，正式宣布北約導彈防禦系統進入初級戰備水平。斯托爾滕伯格表示： 「反導系統很重要，因為彈道導彈正在擴散，北約應具備保護成員國領土和人民免受潛在襲擊的能力。」他再次聲明：「這些努力不針對俄羅斯。而是針對歐洲大西洋地區以外的威脅。」

2016年9月7日，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在費城就擴充美國軍備發表演講，表示要發展先進的導彈防禦系統。作為特朗普主要戰略顧問之一的塞申斯(Jeff Sessions)，在大選投票之前的關鍵時刻，也公開聲明：「我們將需要繼續保持我們的彈道導彈防禦系統。」雖然，當時還難以確定美國新任總統會在多大程度上不顧反對意見，為未來的反導系統投入巨資，但美國繼續發展反導系統，無疑已是既定方針。

但是，有跡象表明，北約內部對於發展反導系統的意見並不一致。美國認為，現在，完全歸屬於它的反導系統，可供實戰應用；而法國對此表示反對。當記者問到如何解決盟國之間有關反導系統的分歧時，斯托爾滕伯格曾說：「許多國家都在開發自己在彈道導彈方面的能力。伊朗雖停止其核計劃，但是還在繼續其彈道導彈計劃。對於北約來說，這是一種長期威脅。」斯托爾滕伯格表示：「我們應該把北約的政治監控(這是法國要求的)與系統的效率(基於美國的裝備)相調和。我們會找到一種解決辦法。」而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布魯諾·泰爾特雷對俄方較為謹慎的評價，實際上表明了不同於美國反導立場的邏輯依據。他說：一方面，俄羅斯今天遠比20年前更強大，其規劃的核威懾甚至超過了冷戰最後階段的規模。另一方面，他也認為，莫斯科並沒有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門檻，總的來說比較謹慎克制。言下之意，在法國看來，美國主持下的歐洲反導系統超過了歐洲實際的安全需求。

面對美歐不同程度壓力，俄方也做出了反應。2016年5月27日，普京表示，將在最大限度內抵消美國部署反導系統帶來的威脅。6月18日普京再次明確表示：「美國在歐洲鋪展開的反導系統，有變成供給系統的潛力，可以用來對付俄羅斯。」美國宣布羅馬尼亞反導系統正式啟用後，俄杜馬國際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卡拉什尼科夫、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等先後表示：俄羅斯將可能以「退出中導協議」作為反制。

美國主導下的北約反導系統在歐洲的部署，與此前北約東擴的進程一樣，既體現了真刀真槍的實力較量，也充滿了撲朔迷離的勸誘和說辭。比如，對於美國主導下在北約部署的反導系統究竟是否是針對俄羅斯的問題上，筆者曾經有過一段親身的經歷。在烏克蘭危機之後，一位非常資深的前美國駐俄羅斯大使曾經對筆者坦率地直言：「我們總是擔心有那麼一天，某一位俄羅斯將軍一旦在偶爾酒醉的情況下觸碰了核按鈕。這種突然發生的核威脅，是我們不得不加以防範的一種安全威脅。」事實上，美國堅稱反導系統是針對伊朗的這一說辭，已經很難再讓俄羅斯接受。當年北約東擴背景下的誘導成功，看來是難以再那麼得心應手地重演了。

在反導問題上，俄羅斯與美國在歐洲的戰略力量失衡已經出現。這就是為什麼普京一再強調，反導是新世紀以來美俄關係惡化的根源。總之，反導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歐洲安全構架就難以真正形成。

烏克蘭危機後的常規武裝力量重新對峙

烏克蘭危機爆發以後，從一方面看，克里米亞的回歸，俄羅斯的軍事志願人員在烏克蘭東部地區的介入，清晰地表現出俄方不顧自己在國內外諸多問題上的困難，堅決抵制西方影響在烏克蘭擴展的決心。而在另一方面，針對烏克蘭這樣一個非成員國來說，北約當時也並沒有做好直接軍事回應的準備，甚至，此刻俄羅斯如果進一步干預烏克蘭和其他地區事務，北約也沒有特別的應急計劃。可以說，烏克蘭危機實際上激發起了美國與其他北約成員國的政治意願，要求「重新審視北約對歐洲安全的根本承諾及美國的領導作用」。

然而，直到2016年春天之前，有關在東歐加強軍事存在的部署，主要是來自美國的動議，暫時還不涉及整個北約。北約當時主要還是專註於東歐地區的常規軍事演習、部隊輪換，以及至多開始考慮在波蘭西北部組建快速反應部隊司令部的問題。2015年6月，五角大樓發言人詹姆斯·布林德曾指出：研究向東歐調遣重武器計劃的只是美國，而並非北約。他強調，「這是美國的計劃」，北約與之沒有關係。因為當時儘管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積極推動北約對俄羅斯的行動做出反應，但是德國「凍結了加強北約在東歐軍事存在的提議」。德國前綠黨議會黨團主席于爾根·特里廷稱： 「在東歐部署坦克將令俄羅斯—北約基礎性文件受到威脅」，他提議，默克爾應該拒絕美國建議，不要「給烏克蘭危機再火上澆油」。新歐洲盟國中，如保加利亞則表示：談論加入美國倡議為時尚早，因為「保加利亞政府沒有收到可以討論的建議」。

但是，到了2016年之初，形勢發生了變化。據透露，北約出兵的決定，實際上在2016年2月已經形成。3月31日，美軍駐歐洲司令部司令菲利普·布里德洛夫宣布：「北約和美國將把它們在東歐的防務原則，從確保戰略轉變為威懾戰略，以應對『正在復興和咄咄逼人的俄羅斯』」。在此之前，美國國防部已經宣布，從2017年開始，美國將向東歐額外派遣4000餘人的裝甲旅和各種支持性裝備。當被問起北約成員是否參與之時，菲利普·布里德洛夫說：「我們希望如此。」2016年6月，北約防長會議通過決議，確認在原有駐軍基礎上，更大規模地增加在東歐和波羅的海的駐軍。7月上旬，北約在華沙舉行峰會，正式批准了作為對烏克蘭局勢「有限回應措施」的整個北約的軍事行動。到了2016年10月28日，在北約國防部長會議期間，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伯格正式宣布：「北約向東歐增派4000名軍人。」

(一)北約軍隊的重新部署

華沙北約峰會所確認的駐軍計劃，其內容包括：向波羅的海國家派出四支部隊——波蘭、波羅的海三國每國各一支，共四支多國營；每營一千人，實行輪換(按斯托爾滕伯格的解釋，這樣做，是為了不與「俄羅斯與北約基本文件」的規定相抵觸)；將北約快速反應部隊的人數擴大到了原來的三倍，達到4萬人；設立規模為一個旅的先鋒部隊(擬駐紮在羅馬尼亞)，作為快速反應部隊的一部分；在北約東部建立8個小型司令部；在東歐的多國部隊，由北約核心大國負責(在波蘭的北約駐軍將由美國領導，在波羅的海三國的分別由加拿大、德國和英國負責)；大國落實預置裝備、補充預警和情報手段；還將在當地防禦性地部署更多武器；值得關注的是，本次峰會邀請了兩個中立國——北約夥伴國瑞典與芬蘭——的領導人參加。近年來，北約越來越積極地對這兩個國家進行入盟的遊說。　這是北約在冷戰結束之後規模最大、力度也最大的一次調整。奧巴馬在峰會結束講話中曾解釋道，這是因為「在北約70年的歷史中，可能從來沒有一個時期像現在這樣，同時面臨一系列的挑戰——安全、人道主義和政治」。

(二)歐洲成員國的不同立場

華沙峰會前夕，當時的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剛剛警告過，不要「用動靜很大的武力威脅和戰爭叫囂」來加劇緊張關係。但是在華沙峰會上，還是推出了一連串冷戰終結以來最大規模的北約強軍計劃。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西格馬·加布里爾質疑道：「我們必須自問，如果雙方在邊境上舉行軍事演習、增加兵力並相互威脅，世界是否真會變得更好」。法國總統奧朗德則明確表示：「北約沒有權力對歐洲應與俄羅斯建立怎樣的關係指手畫腳。對於法國來說，俄羅斯既不是威脅，也不是敵人。」捷克總統澤曼公開對在四國派駐北約軍隊表示質疑。比利時和盧森堡的代表也認為，北約應當考慮改變對俄立場，與莫斯科展開對話，「華沙峰會不是為了反對誰，這不是論壇的宗旨」。但是據報道，也有法國官員表示：「北約峰會通常都是99％的麻煩和1％的歇斯底里。這一次完全不是，算是一個達成共識的峰會。」

(三)俄羅斯的反應

俄羅斯常駐北約代表亞歷山大·格魯什卡表示：北約在東部地區的行動「具有對抗性質」，「俄羅斯將被迫對北約的行動做出反應」。在華沙峰會之前，格魯什卡就通過媒體反駁了斯托爾滕伯格所提出的理由。首先，他明確表示：「北約在東部採取的舉措只會令局勢惡化。實際上，這是用軍事手段(例如官兵輪值和大型演習)來打造新的分界線，妨礙大歐洲項目的落實，並加強歐洲國家對美國的依賴。」格魯什卡指出：「北約在冷戰結束後的所有武裝干涉，都導致了極為沉重的後果。」他列舉了1999年北約轟炸南斯拉夫、2003年許多北約國家參與伊拉克軍事行動，以及2011年轟炸利比亞。格魯什卡說：「北非當前的局勢和歐洲現在遇到的以移民壓力為首要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北約行動的結果。北約各國作為集體和個人應對此負責。」頗有意思的是，格魯什卡在尖銳批評北約的同時，還一再重申了俄羅斯與北約曾在阿富汗反毒合作中取得的成就(運用美國軍方提供的材料)，而一旦合作停止，毒品重新泛濫，就令歐洲和其他地區人民遭殃。他也再三強調了2016年6月美俄曾就1972年避免海上意外事故協議舉行的磋商，表示俄方願意繼續這種磋商。

從斯托爾滕伯格和格魯什卡這兩位北約和俄羅斯負責官員的立場看，無論內容還是措辭，無論斯托爾滕伯格還是格魯什卡，在他們堅決表明各自立場的同時，都強調了對方軍事行動目的的有限性，強調了俄羅斯與北約在以往的合作中曾經有過的有益經驗。倒是戈爾巴喬夫公開的表態立場鮮明，他認為：北約正在從「冷戰」轉向為真正的戰爭做準備。他說：「華沙峰會所有說辭無非都是叫囂，恨不得對俄宣戰。北約嘴上只提防守，但實際上它們卻在為進攻做準備。」戈爾巴喬夫的話描畫出了美國一部分政治力量的戰略考量。在華沙峰會前夕的專家論壇上，北約副秘書長弗什博表示：「如今我們懷著惆悵的心情承認，我們轉入了與俄羅斯的長期戰略競爭，因為雙方對歐洲的看法有原則性的分歧。」他說：這意味著北約「已經開始了冷戰後方向相反的新轉型。」北約將回歸自己的本源——鞏固自己的東部邊界。

(四)關於「軍事存在規模」和「混合戰爭」問題的爭議

烏克蘭危機以後，美國與北約成員國到底可以在何種程度上做出軍事反應，至少在兩個關鍵問題上俄羅斯與西方存在爭議。

第一個問題，是1997年俄羅斯與北約基本文件中關於如何界定「軍事存在」的爭議。按照1997年5月27日俄羅斯與北約簽署的關於《俄羅斯與北約之間相互關係、合作和安全的基本文件》的條款：「北約確認：在現在和未來可預見的安全條件下，北約同盟將會通過協作、一體化和增強潛能的方式，來實施自己的防務和完成相應任務，而不是通過增加部署大規模常規作戰力量的方式。」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伯格對於當前北約重新部署軍事力量這一重大變化的解釋是：一、「在俄羅斯非法吞併克里米亞半島和通過武力動搖烏克蘭穩定之前，沒有人提出過要在北約東部增加這樣的軍事存在。我們是在做出回應，而且是有限的回應。」二、斯托爾滕伯格否定此舉有悖1997年簽署的北約與俄羅斯基本文件框架下規定的界限。他說：「北約與俄羅斯基本文件中提到的是(不應部署)大規模作戰部隊。而我們計劃的輪換部隊遠不及任何理智定義下的大規模作戰部隊。」三，斯托爾滕伯格明確表示，俄羅斯既沒有尊重喬治亞的主權，也沒有尊重烏克蘭的主權。北約與俄羅斯基本文件也對俄羅斯的軍事存在做出明確限制，但是俄羅斯卻明顯增強了這一存在。四、關於北約軍事行動今後是否擴大，斯托兒滕伯格的態度是：「我們會不斷搞清需求，並且採取需要的行動。我們必須始終有能力保護每個盟友不遭受來自任何方面的威脅。與此同時，我們將繼續致力於與俄羅斯保持更具建設性與合作性的關係。」可以關注的是，儘管有一些專家評論提到了北約的軍事行動有悖於《俄羅斯和北約之間相互關係、合作與安全的基本文件》，但俄羅斯官方和主要媒體對此的評論，態度還並不那麼激烈。比如，在回答「處於已經變化的情況之中，是否需要對上述《基本文件》做相應調整」的問題時，俄羅斯常駐北約代表格魯什卡的答覆是：「我們提出建議了。尤其是曾提出有關『大規模作戰部隊』的條款相當模糊不清。俄羅斯曾要求解釋『大規模作戰部隊』具體指的是什麼(基本種類的武器裝備數量)。但北約方面沒有做出回應。」看來，俄方負責官員的回答，僅僅是「提出建議」、「要求解釋」而已，在北約相當規模的軍事行動背景下，俄羅斯的反應還是有限和謹慎

的。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應對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地區所發起的所謂「混合戰爭」。

烏克蘭危機以後，歐洲安全領域出現了一個令各方專家熱議的新詞：「混合戰爭」。有趣的是，對立中的雙方都使用「混合戰爭」的類似概念，用來指責對方故意模糊不清的軍事行動。俄羅斯專家認為： 「2013年底在烏克蘭成功挑起一場『混合戰爭』的是美國，其目的是用傀儡政權來取代政府」，「『混合戰爭』最重要的工具是著名的『第五縱隊』——由敵人操縱的影響力巨大的代理人，也包括讓反對本國領導層的政治力量合法化，國家機構重建秩序的合法行動被譴責為是違反人權和對民眾的壓迫。」

但是，2015年3月，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伯格也說過： 「我們的全面方案也包括混合要素。我們採用軍事和非軍事手段混合的方式來實現國家的穩定。而其他人這麼做則是為了令國家動蕩。因此北約必須準備好，能夠對這一新的現實做出反應。」為什麼斯托爾滕伯格可以認為「我們」採用「混合戰爭」因素是為了國家穩定，而「其他人這麼做則是為了令國家動蕩」呢?是「先進的制度和意識形態」決定，還是更為強大的軍事戰略力量和不對稱的結盟關係所決定的呢?到了關鍵時刻，一向出語謹慎的北約秘書長，看來也還是會露出端倪。事實上，2011年中東危機後敘利亞戰爭爆發，敘利亞戰爭早就已經變成了各國武裝人員以「混合戰爭」方式大量潛入的「國際戰爭」了。烏克蘭危機中的「混合戰爭」現象，不過是這一連串事態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除此之外，按照塞繆爾·查拉普的觀點，西方誇大了俄羅斯已經將「混合戰爭」作為自己主要軍事方法的事實，這只不過是西方本身的懷疑而已，而並非是俄羅斯戰略思想的現實。倒是連斯托爾滕伯格也承認：他沒有發現「俄羅斯打算侵略哪個北約國家」。

(五)北約與俄羅斯在其他地域正在醞釀中的對峙

值得關注的是，北約不僅已經宣布在歐洲東部地區的軍事部署，而且在其他地區，北約與俄羅斯的軍事對峙也在醞釀之中。

先來看斯堪的納維亞地區。挪威《廣告報》2016年10月的報道稱，該國領導人正在研究在特隆赫姆附近的基地部署3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的問題。俄羅斯學者穆欣認為，挪威媒體去年冬季曾報道，五角大樓在挪威某山洞秘密存儲坦克、火炮和其他軍事裝備和彈藥，相比之下，目前300名軍事人員的數目並不算少。不能排除在這些山洞也許還儲藏著未被列入俄美核裁軍協議的戰術導彈。穆欣指出，北約計劃從2020年起，讓F-35部署在波羅的海的北約空軍基地。那麼，只需要幾十分鐘就可以飛到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俄軍高級指揮機關的大本營。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必定要採取反制措施。

再看北極地區。美國專家已經提出了下一次危機有可能發生在北極的警告。一方面，俄羅斯正在加緊提出在北極地區的領土主權聲明，另一方面，美國、加拿大、丹麥和挪威這些同北冰洋接界的國家也會相應提出自己的領土主張。問題的焦點在於：其一，海冰融化之後，俄羅斯如何確保領土安全面臨了新挑戰。俄羅斯陸軍在歐洲佔有明顯優勢，因為他們能夠自由調動。但是，俄海軍已經失去了在波羅的海和黑海的主導權，也無法確保能夠進入地中海和大西洋，聖彼得堡的海路通道也明顯會受到北約的威脅。所以，俄羅斯海軍如何從各個北極基地進入大西洋和北太平洋，就成了關鍵。其二，2016年北極海冰的覆蓋面積降到歷史最低。因此，未來幾十年從北極地區獲取能源和食物的極大可能性以及東亞和歐洲之間的較短運輸路線，對相關國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其三，2016年8月，俄羅斯已經向聯合國大陸架界線委員會(CLCS)提出了有關文件，論證其對北極大片土地的領土要求。俄希望在當地資源的勘探、開發、管理和保護方面擁有主權。今後的變局在於，如果俄羅斯的申索要求得不到CLCS的批准，將會出現怎樣的局面。

包括本來有可能成為合作空間的阿富汗，也在出現新變化。北約盟國主張在阿富汗的反恐訓練任務延續到2017年，並承諾財政資助阿富汗軍隊直到2025年。北約將在阿富汗保持1.2萬名士兵的存在。俄羅斯駐北約代表格魯什卡認為：俄羅斯與北約雖然在反恐形勢的嚴重性問題上有共識，但並不贊同北約對阿富汗地區的「伊斯蘭國」和塔利班控制區域的數量分析。看來，意見分歧正在明朗化。

總結上述北約與俄羅斯常規武裝力量新的對峙形勢，需要關注的問題是：第一，由於對1997年北約—俄羅斯《基本文件》所規定的內容存在不同看法，冷戰後歐洲安全基本制度中的關鍵文本，已成為有待解決的迫切問題。第二，北約內部儘管紛爭不斷，但是2016年華沙峰會所作出的在東部地區的軍事部署，反映了北約內部要求對俄採取更強硬立場的意見佔有上風。可以注意的是，北約內部如何協調不同立場。比如，鑒於法國、比利時和土耳其等國事實上更加關注「伊斯蘭國」崛起和敘利亞戰場，為此，北約做出的一個妥協是：北約不參加打擊「伊斯蘭國」的空襲，但是，將向反「伊斯蘭國」國際聯盟提供機載預警和控制系統所獲得的情報，以此來換取所有成員國對北約其他統一行動的支持。第三，俄羅斯對於北約新軍事部署表現出強硬立場，也有能力採取應對措施，但是，雙方仍在一系列功能性領域進行合作對話。例如，華沙峰會後關於俄羅斯與北約在空中和海上緊急遭遇時的危機防範協商，以及關於阿富汗事務的討論，還是透露出雙方願意維持對話的節制態度。誠如盧基揚諾夫所說：「25年的『無衝突期』已經結束」，但是「政治領導人接下來的任務是控制風險，這種技巧需要重新學習。因此，讓我們打開應答機(軍機飛行時必須打開應答機，以避免誤判)，系好安全帶吧」。2017年2月的北約峰會上，由於新任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的親自與會，不僅在逼迫北約成員國必須將國防預算提高到GDP2％水平的問題上，而且在承諾部署羅馬尼亞旅等一系列新的擴軍安排上，都表現出了與俄羅斯強硬對抗的新態勢。對於形勢的急轉直下，俄羅斯駐北約總代表卡魯什卡一方面聲明，對於北約的蠻橫立場，俄羅斯必須做好「長期對抗的打算」；但同時他還是表示：美俄在巴庫關於兩軍參謀長層次的合作，以及在敘利亞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協作，「不應該被一筆抹殺」。

「特朗普新政」與北約的前景

鑒於特朗普總統在2016年競選期間和當選之後曾經在高調呼籲改善與俄羅斯關係的同時，一再稱北約是「過時的組織」，公開發表要求北約成員國更多承擔責任和分擔防務開支的尖銳批評言論，北約面臨著從未有過的自我瓦解的風險。因此，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伯格在美國大選揭曉之後，在英國《衛報》公開致信當選總統特朗普，呼籲這位未來的美國總統對北約手下留情。這是北約內部對於未來不確定走勢存在極大焦慮的明顯反映。

總的來說，近年來對於北約的走勢，大體可以歸納為兩種估量和分析：

立場之一，認為美國對俄策略已經失敗，應該重新考慮北約的存留。在這一立場之下的第一種意見認為，當前西方對俄戰略已經陷於全面困境：無論是希拉里·柯林頓所主張的與俄羅斯「強硬對抗」，還是特朗普主張的哄騙普京以達成交易的策略都完全不得要領。包括自由派所指望俄羅斯會變成一個友好民主國家，以及能徹底打敗俄羅斯並使之邊緣化的政策也都應叫停。因為，普京現在正站在幾百年來俄羅斯對外政策傳統和俄式世界觀的主流立場，深得廣大精英和民意的支持；同時，俄羅斯也掌握著停止敘利亞這場人道主義災難並重啟持續談判的關鍵；正當美國試圖孤立俄羅斯之時，卻反而使它甘於冒險，並迫使西方進行談判。這一派的總體立場認為：面對著多種制俄措施失效的局面，更加麻煩的是西方內部的高度意見分歧。

這一立場中的第二種觀點認為，美國應該退出北約。就像美國凱托學會的高級研究員特德·蓋倫·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所提出的：一方面，與二戰和冷戰時的局勢相比，歐洲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歐洲安全環境已經有了根本的變化，歐洲民主國家的GDP已經超過美國；「普京領導的俄羅斯所帶來的威脅，與過去蘇聯的威脅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歐盟的人口是俄羅斯的三倍，經濟總量是俄羅斯的近十倍」。同時，北約擴員，像臉書上添加好友一樣隨意。例如美國與最近的新成員國黑山的安全利益完全是不對等的，對等地保障各自的安全利益又從何談起?此外，北約的歐洲成員國和美國的防務費用不對等，美國已經達到GDP的4％，而歐洲成員仍然只佔到1.6％。這只是美國不應再繼續承擔義務的理由之一。卡彭特認為：「我們早就應該進行全面評估，甚至考慮最激進的選擇：美國從(北約)聯盟中退出。」

在這一立場中，還包括第三種看法，認為俄羅斯橫豎沒有出路：即使美俄和解，也不會對普京有幫助。伍德羅·威爾遜中心凱南研究所副所長威廉·波梅蘭茲(William E.Pomeranz)認為：即使是美俄關係取得和解，依然將給普京留下極大難題，因為普京是靠著反美和相應的對抗路線取得民眾支持的，如果美國主動撤銷對俄羅斯的制裁，那麼，這個「最極端的醜化對象的突然消失」，會導致俄羅斯再去尋找敵人；但是，即使俄以歐洲、伊斯蘭國等作為取代美國的「敵人形象」，都不會像美國那樣容易激起俄羅斯人民的群情激昂。因此，特朗普改善美俄關係之舉，使得普京將會面臨失去民眾支持的危險。甚至是特朗普取消對俄經濟制裁，也會使得在制裁條件下得以復甦的俄國內產業，重新面臨國內市場開放條件下的西方產品競爭。這一觀點，實際上是主張美國放棄對俄的強硬態度，與特朗普的主張暗合。

從以上這兩種觀點可以明顯地看出，正在左右為難中希望調整對俄羅斯關係的不僅是特朗普執政集團，而且還包括其他方面的政治精英。

但是，美歐內部爭議中還有另一種更為顯著的影響廣泛的立場，主張北約要以更加強硬的聯盟戰略來對付俄羅斯。　這一派立場當中，還可以細分出兩種意見：前者側重於「強硬」；後者側重於「遏制」。持第一種主張「強硬」立場觀點的西方人士不在少數。目前，北約軍事部署的出台，就是一個證明。他們認為，面對「俄羅斯的威脅」，歐美必須團結一致，強硬應對。巴德學院地緣政治戰略教授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認為：當「普京的賭注是西方將會退縮」時，奧巴馬總統不想與俄羅斯為敵，默克爾總理也不想。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普京將會繼續擴大其優勢，利用我們的軟弱。我們面臨著一場非常嚴重的危機。但是，這將促使我們重新確定西方的含義與邊界。這一意見，不排斥更為進取和擴張式的強硬立場。同時至少還包含著以下的一些判斷：其一，在西方不少地緣政治學者看來，一個衰落的俄羅斯更具有威脅性，因此，更需要聯合起來堅決應對。其二，即使國際石油價格恢復到100美元/桶，但由於俄羅斯在歐盟貿易中的比重還會下降，今後一段時間內，俄羅斯與歐盟的經濟合作水平還會低於烏克蘭危機之前，特別是由於俄羅斯自身經濟結構中的問題，其對歐洲影響有限，因此不必害怕與俄羅斯的強硬對抗。這一種觀點的結論是，北約的強硬立場有可能獲得勝算。

這一立場中的第二種意見認為，作為北約的戰略對策，應該重回凱南式的遏制戰略。這派意見首先認為，如果以為通過政治和經濟的接觸，加上軍事遏制，最終能夠說服俄羅斯願意建立更具建設性的關係，這是「將主觀願望凌駕於經驗之上」。其次，事實也表明，以往將俄羅斯融入西方的試驗已經失敗，因為俄羅斯最害怕被融入西方。而西方對俄羅斯的包圍，反而是普京所需要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有效的對策將不會是羅斯福式的將俄羅斯拉回國際大家庭，也不是簡單的包圍，而只能是：重回凱南式的遏制。至於如何遏制?一種觀點認為，必須在俄羅斯顯示力量的一切地方反對它，包括烏克蘭、敘利亞和網路空間。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需要通過自己的優勢(特別是北約)，同時利用俄羅斯的弱點，包括它日益惡化的經濟和它對海外意識形態缺乏吸引力。所以，遏制戰略的要點應該是：第一，近半個世紀之久的凱南式遏制的持續耐心；第二，對西方優勢和俄羅斯所面臨困境的堅定不移的信念；第三，維護西方的團結。只有這些才是成功的關鍵。

一直到2017年2月慕尼黑北約峰會舉行，美國新任副總統彭斯在會上明確表示，美國將堅定不移地支持與北約的盟友關係。包括美國一系列政要出訪歐洲，為北約盟友打氣，說明美國已經開始逐漸擺脫「大選效應」，回到維持與北大西洋盟友關係的傳統立場。對於美國大選以來特朗普團隊在北約問題上的這一戲劇性變化，俄羅斯學者穆欣在他領銜的研究中心所發表的報告《北約：實力與意圖》中曾這樣預言：「美國企圖通過誇大外部威脅來維持對北約的掌控。因為知道打擊『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分子對北約來說是一場艱巨的任務，所以美國就選擇另一個簡單的做法：重提『俄羅斯威脅論』。」實事求是地說，雖然特朗普提出緩和美俄關係的主張，並非沒有其客觀的邏輯依據，美俄兩個核大國始終處於緊張對峙狀態，對誰都不是好事。但是，今天美國要在維護傳統的北約結盟關係和重啟美俄關係之間求得兩全，還真非易事。

為了理解慕尼黑峰會之後美國政治精英層的立場與心態，值得一提的是，在2017年2月底由美國外交委員會在華盛頓D.C.所舉行的一場題為「對手?夥伴?或兩者兼有?」的政策討論會。這場重要的公開討論會，其主講者中有安琪拉·斯坦特、伊福林·法爾卡斯、斯蒂芬·塞斯坦諾維奇、查爾斯·庫普錢等著名學者和專家，他們不是前美國駐外大使，就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前高級顧問，或者是長期在白宮負責情報工作的學者。因此，這次會議被與會者戲稱為關於俄羅斯問題的「准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儘管這場政策辯論會的主講者們有著不同的政治背景和工作經歷，對於俄羅斯問題也有著不同的認知，而且辯論會也主張美國應該以更加客觀的立場看待俄羅斯，不應該像前總統奧巴馬那樣使用「藐視的語言」對待俄羅斯與普京，但是這次會議明顯佔優勢的觀點是：第一，美國與俄羅斯之間在價值觀念、地緣政治利益以及對於未來國際秩序構建等方面的高度對立，決定了俄羅斯是對美國的巨大威脅；第二，儘管恰逢歐洲主要國家大選年的政治前景非常複雜，但是必須抓緊時機，強化美國與歐洲盟友之間的安全與政治合作，而其中，鞏固北約是當務之急；第三，不僅現有對俄的制裁措施要堅持，而且要改變在烏克蘭等問題上僅有「明斯克協議」、「諾曼底機制」，不能夠僅由俄羅斯與歐洲來維持現狀，應讓美國實質性參與，進一步發揮作用；第四，放棄對於通過調整中美俄「大三角」關係阻遏俄羅斯的過高期望。這場會議所表現出的對改善俄美關係的悲觀傾向，與白宮班子正在經受「通俄門」嚴峻考驗的政治角逐，互相呼應，體現出美俄關係與歐洲安全格局未來走向的難見樂觀。

北約、歐洲安全與俄羅斯之爭的歷史比較

從相對較短時段來看，國際學者較為關注的是冷戰以來，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美俄多次緩和與「重啟」對於歐洲安全的影響。實事求是地說，儘管東西方之間在歐洲呈現多年高度對抗狀態，但是，畢竟還是有過不少次或多或少的和解。雖然東西方之間在意識形態、戰略利益以及未來歐洲國際秩序的構建方面，各自的主張南轅北轍，嚴重牽制著和解的形成，然而，畢竟一而再、再而三的「緩和」與「重啟」，使得大規模的歐洲戰爭不可能再輕易地發生。當今形勢之下，似乎對抗局勢又在捲土重來，但是，回顧歷史，東西方之間頑強不息地追求和平的努力，始終還是給當前事態的進程留下了重要啟示。

2017年2月慕尼黑會議前後的國際輿論中，又一次出現了關於「新雅爾塔」和「新赫爾辛基」一類有關未來國際安排的辯論。顯然，這裡有兩個重大問題值得關注。

第一個問題是有關地緣政治在當今變局中的作用。普京在2016年瓦爾代論壇的大會講演中提到，「地緣政治因素比之意識形態更重要。」普京的這一論斷迄今還並沒有太多為國際輿論所議論。但當今國際變局中，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因素孰輕孰重的話題，值得人們深思。雖然，非意識形態化的語境一度主導冷戰後的國際發展，但是，一方面，意識形態可能是很難被「勝利者」所主動摒棄的，另一方面，地緣政治利益博弈從來沒有為意識形態的去留而消失，相反，是愈演愈烈。所以，普京的這一斷語點出了事態的要害。

第二個問題，對於北約東擴背景之下的歐洲安全格局的發展趨勢而言，二戰以來幾十年的國際遺產和經驗教訓，雖然值得總結，但是多少還是顯得時間短暫，因而未能觸及更為深刻層面的結構性變化。這意味著，需要根據更長時段的觀察進行總結和反思。

國際間關係的千年歷史上，大概只有兩個歷史時段的變化，堪與今天北約東擴的龐大規模與聲勢相比擬。其一，是公元十一直至十三世紀延綿了兩百年的十字軍東征；其二，乃是發生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期的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拿破崙擴張戰爭。這幾個歷史時段中，場面宏闊的多國進程的共同點在於：無論是十字軍多次東征企圖要建立的天主教一統天下，無論是拿破崙想要建立的歐亞帝國，還是北約東擴所期待的世界「民主共同體」的形成，都是旨在建立普世性的一元論為基礎的不同形式的帝國體系。但是，十字軍東征的失敗，只是加速了一個伊斯蘭、東正教和西方天主教勢力並存的多元世界的趨勢；拿破崙企圖「以強力」推廣民主的擴張戰爭，同樣也沒有導致單一的歐洲民主世界的出現，反而導致了一個由俄羅斯參與、甚至是一度由俄羅斯左右局面，與英、普、奧、土共治的維也納體系的誕生——正是這樣一個多元的體制在歐洲維持了被稱為「百年和平」的較長時間和平。至於今天的北約東擴是否會重蹈歷史的覆轍：由一元主義的追求為起點，最後總是落得個多元力量並存的結局，似乎還尚待進一步的觀察。但是，以一元論為主軸的單邊主義擴張不合時代潮流，確實是難以違拗的事實。即使是擁有號令天下的軍事實力，即使是有著拉幫結派的多方聯盟，也即便是擁有久經磨礪的意識形態和制度體系，一旦不思進取，抑或濫用權力，總是會落到一個難以收拾的地步。

居於總體弱勢的俄羅斯，在冷戰終結和蘇聯解體後二十六年來的磨難中，經受了考驗，凸顯了自強不息的頑強鬥志。但是，在內外諸多挑戰之下，還難言前程樂觀。以多元共存代替以往一元主導的格局，乃是一個從未經歷過的歷史大變局。若非經歷漫長而曲折的路途，難以設想會有任何斬獲。尤其是身處於未知前程的變化中的世界，所需要的可能不僅是力量和勇氣，往往還更多地有賴于思想的健全與創意，方能編織出未來的俄羅斯、北約與歐洲安全格局的一幅清晰圖景。

最後，尤其需要強調的是，與歷史上的兩次擴張相比，冷戰後條件下的北約東擴的最大不同點，是基於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戰略軍事力量的西方優先背景之下的大體上以和平方式的政治推進，還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或全局性的武裝衝突和軍事戰爭。歷史的進步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體現，非常清晰。這充分說明，當今條件下依然留存著維護和平的機會，同時，有待於各方有志者對此盡其一切可能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