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蒙昧主義的破產與中國模式的確立 [轉帖 2009-05-11 01:21:46]

2009年01月21日15:25《環球財經》雜誌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90121/15255787654.shtml

「美國模式」的神學色彩

　　任文：彭先生，您為什麼會用「新蒙昧主義」這樣一個帶有宗教色彩的辭彙，描述所謂的「美國模式就是世界發展進程唯一標準」的信條呢？

　　彭曉光：首先，美國人自己在描述美國模式(包括美國的制度和價值觀)的時候，就特別喜歡使用宗教語言把它「上升」為世界發展進程的唯一標準，上升為某種神學圖騰。最早登陸北美大陸的清教徒就把美洲稱為新的上帝應許之地，把對印第安人的血腥征服當成是完成上帝賦予建設新以色列的「神聖使命」；美國總統在公開演說中，也都熱衷提及美國領導和拯救世界的所謂神聖天命。

　　執政八年的小布希政府，其社會支柱是帶有強烈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色彩的美國基督教福音教派，「9·11」之後小布希政府因為把世界簡單分為「善」(美國及其盟友)「惡」(所有反美非美力量)二元世界，並一度將反恐戰爭貼上「十字軍聖戰」的標籤，因而被西方很多主流媒體稱為「神權政府」。

　　美國不僅在意識形態上對任何質疑「美國模式」的國家進行宣傳戰，還一再動用軍事力量在全世界推廣輸出美國模式，這種做法同中世紀天主教會「蒙昧主義」的做法如出一轍，這是我借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代思想家們的發明，用「新蒙昧主義」描述上述信條的主要原因。

　　另外，在美國之外，包括中國在內，也存在相當數量盲目迷信上述信條的人，這些人還把傳播這個「神學信條」當成是某種「思想啟蒙運動」，用「新蒙昧主義」描述這個信條，也有對這部分人小小反諷的意味。

　　傳統經濟學諸多理論已被扭曲

　　任文：您和向松祚先生合寫「從華爾街危機看新蒙昧主義的破產」一文的目的，就是為了凸顯「中國模式」的確立及其時代意義和世界意義，能詳細介紹一下你們的考慮嗎？

　　彭曉光：首先，我們認為即使走出這場危機後美國依然會是世界頭號強國，所以我們所說的「新蒙昧主義」的破產不是指美國的破產，也不是指美國模式的完全破產，而是指「美國模式就是世界進程唯一標準」這一信條的破產。美國引發的這場金融危機，讓世界各國都清醒地認識到，簡單照搬他國模式不僅解決不了自己的發展問題，而且可能給自己的發展帶來災難。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術思想界也瀰漫著非常強烈的「新蒙昧主義」思潮，認為改革開放就是一個高唱「GoWest」、到達美國「彼岸」的過程，並且認為這是中國走向現代化，走向世界的一條捷徑。依據這個「彼岸情結」，「新蒙昧主義者」對我國現行政治制度以及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制度表現出特彆強烈的不滿。這隻能說明，他們的學術思想太古典、太不與時俱進了。

　　當今世界的一個突出特徵，是虛擬經濟遠遠大於實體經濟十倍以上，這已經使得古典市場經濟學的諸多理論完全失效了，看看這幾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劇烈波動就知道，市場經濟最基本的供求關係理論遭到了多麼嚴重的扭曲。離開了政府對經濟的主導，中國只能淪為國際資本的狩獵場，因為最強大的中國私人資本在國際資本大鱷製造的驚濤駭浪中也都不過是一葉扁舟。

　　中國「新蒙昧主義者」的最大悲劇在於，他們甚至比美國還迷信「新蒙昧主義」信條。而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基於英語民族特有的不拘泥於理論的現實主義傳統，反倒經常對自己大力向世界推行的「新蒙昧主義」信條的一些具體內容(包括美式民主、人權、市場經濟)毫不猶豫地棄之如敝屣。美國為侵略伊拉克對民主人權的踐踏，美國為應對金融危機不惜採用國家強力干預甚至國有化都是典型的例子。

　　改革開放三十年所形成的「中國模式」發展道路，在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性和市場經濟活力的同時，保證了中國政治社會的穩定，阻止了多次世界經濟危機的猛烈衝擊，使中國成長為世界最主要的經濟體之一。我相信，這場金融危機導致的「新蒙昧主義」信條破產，會使更多的人意識到：這不是什麼走向美國模式的過渡階段，而是一條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具有時代意義和世界意義的獨立自主發展道路。

　　任文：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新蒙昧主義」的破產與「中國模式」的確立對中國的學術思想界提出了怎樣的要求？

　　彭曉光：對這場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學界總體而言是感到措手不及的，這可以理解，因為整個國際經濟學界也沒有表現得更好，這說明，面對這場人類社會有史以來第一次虛擬經濟大於實體經濟十倍以上局面下的金融危機，整個人類社會的學術知識水平都有些力不從心了。

　　持續的金融危機現在已經毫不客氣地把兩個最具緊迫性的課題拋向了中國學術思想界：

　　1.如何跳出「新蒙昧主義」思維定式認識美國金融危機的本質、發展趨勢及美國新的反危機措施，從而使中國模式幫助中國戰勝金融危機的挑戰？

　　2.在圍繞著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博弈格局中，如何應對美國和西方已經挑起的中國與美國西方的「模式之爭」？

　　嚴峻的形勢不容再「措手不及」了，面對上述兩個課題，中國學術思想界特別需要表現出自主創新的能力和水平，也特別需要清醒認識到美國早已把學術思想同其佔優勢的新聞傳媒相結合，組成了強大的宣傳心理戰工具。

　　美國模式無法調和的基本矛盾

　　任文：先談第一個課題，您對這場危機本質的分析是什麼？

　　彭曉光：顯然，如果僅僅把金融危機看成是技術層面、監管層面或者「人性貪婪層面」的問題，迴避美國模式無法調和的基本矛盾，依然屬於「新蒙昧主義」的慣性思維。

　　金融危機的本質，是美國全球霸權政策和經濟社會政策，其內在深層次矛盾，尤其是與其財政支付能力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長期積累後，以全面債務危機形式總爆發的產物。

　　美國每年的軍費開支超過5000億美元，幾乎佔了世界的一半，但是在美國看來，這還遠遠不足以支持其「唯一超級大國」、「單邊絕對安全」的國家安全戰略目標。

　　俄羅斯保留和發展了蘇聯的戰略核力量，依然同美國維持了「相互確保摧毀」的戰略威懾態勢，新的俄羅斯軍事學說為了應對美國的常規軍事力量優勢還放棄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方針。美國的反應是退出《反導條約》，重啟「星球大戰計劃」，建立太空反導系統。同俄羅斯提升戰略核力量突破能力的投入相比，美國反導系統的開支是高得不成比例的「無底洞」。

　　美國的全球霸權政策，同時還要求美國可以隨時對全球重要的地緣和資源地區進行軍事打擊。但是國內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又無法承受美軍在這類不是直接保衛本土安全的戰爭中有較明顯的傷亡，這就迫使美國花巨資建設遠遠領先於對手的常規軍事力量，以實現戰爭的「電子遊戲化」和「零傷亡化」，這就是所謂的「科索沃模式」。

　　但是，一旦「科索沃模式」在阿富汗、伊拉克無法推行，美軍傷亡人數不斷上升，靠徵召非美國籍「綠卡僱傭兵」都無法應對國內的反戰浪潮時，就只好採取戰爭「私營化」方案，花巨資把大量的武裝保安公司(如「黑水」公司)推向戰場。保安公司的武裝人員傷亡不列入美軍傷亡，卻極大增加了軍費開支。

　「美國夢」是美國不可承受之重

　　任文：矛盾的兩個頭，一頭是美國的全球霸權的政策，另一頭是經濟社會政策，我們對後者又應該如何認識？

　　彭曉光：關於經濟政策，我們知道，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美國則通過大規模工業化進程登上了世界經濟的頂峰，但是，美國作為典範向世界推銷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今天最大的特徵之一卻是「產業空心化」，這是怎麼發生的呢？

　　簡而言之，美英模式遇到了強大的競爭對手：德國和日本。美英模式也許可以率先在某些技術領域實現突破，可一旦技術相對成型，在組織工業化生產的精細化和合理化方面卻往往不如德日。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這次金融危機，美國三大汽車公司走到了破產的邊緣，通用的市值只有幾十億美元，而同樣受到衝擊的德國大眾超過3000億美元，日本豐田則超過1000億美元。

　　柯林頓時代，美國曾經幻想，在資本市場的支持下，通過網路技術領導一場新的「工業革命」，對德日形成「產業代差」，但這個幻想隨著網路泡沫一起破碎了。

　　今天，美國不僅面對德日，也面對其他新興國家的挑戰，如果無法在財政、金融方面為新一輪突破性的技術革命提供巨額資本支持，美國「產業空心化」的進程還將持續，這對美國經濟基礎的削弱是不言而喻的。

　　關於社會政策，我們知道，美國是個移民國家，美國得以維繫的基礎，除了美國人經常標榜的「自由、民主、人權」之外，更重要的是所謂的「美國夢」。一個人實現「美國夢」，意味著體面的工作、房子、汽車、大額信用卡消費、社會保險及旅遊度假。但是美國有3億人口，美國位居世界第一的金融業、高技術產業、高端服務業、軍事和能源產業也根本無法容納如此大的就業人口，大部分美國人還得在普通收入水平的崗位就業，沒有巨額資本支持，很多人的「美國夢」只能是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

　　一旦相當大比例的人口喪失實現「美國夢」的機會，在相對歐洲而言貧富懸殊較大、族群矛盾突出的美國所引發的問題，是美國社會無法承受的。

　　只要美國不願實質性地調整全球霸權政策和經濟社會政策目標，那麼唯一的選擇就是：充分利用美元霸權，縱向對未來透支、橫向對世界其他各國透支。為了使這種巨額負債方式在美國和世界範圍內持續進行，「金融創新」工具以及由此導致的遠遠脫離實體經濟的虛擬經濟快速膨脹就不可避免。美國監管當局也必須避免採取任何嚴厲監管的方式以支持這個選擇得以持續，直至次貸導火索引爆債務總危機。

　　這個選擇從「撒切爾—里根經濟革命」就開始了，小布希上台後，為了應對網路泡沫的破滅，採取了變本加厲的、以更大的房地產—金融泡沫推遲危機的手段。

　　這套「金融魔術」，不僅長時間地支持了美國的國家戰略目標(包括在冷戰中獲勝，遏制了日歐的經濟挑戰，保持了在高技術產業的領先地位，以及使很多中低收入人群提前實現了「美國夢」)，而且通過一系列讓絕大部分經濟學專家都看不懂的「金融創新」，在評級公司、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及傳媒機構的優勢話語權幫助下，通過向其他國家出售「有毒證券資產」分散了風險，比較成功地綁架了全世界為其製造的金融危機埋單。

　　從某種意義上，目前飽受爭議指責的美國政府、格林斯潘和華爾街其實是美國的「有功之臣」。

　　任文：現在這些人可能也沒有想到後果對美國也會如此嚴重，公眾會這樣生氣。他們是否也有失算的地方？

　　彭曉光：他們唯一的失算是：太自大了，沒想到這套「金融魔術」反過來也重創了美國經濟和金融。本來，「美國優越論」、「美國例外論」、「美國已成功擺脫了經濟周期」這套「新蒙昧主義」信條，是他們製造出來推向全世界、增強自己全球博弈地位的工具，但在反覆宣傳中，他們自己也成了這套信條的俘虜，遭到了自己製造出來的巨額債務「弗蘭肯斯坦怪物」的兇猛攻擊。

　　美國捍衛霸權的決心依然堅決

　　任文：那麼，您對美國下一步的反危機措施有什麼樣的判斷？

　　彭曉光：雖然美國各階層都開始充斥著各種「失敗主義」情緒，但美國決策層同當年蘇聯垮台前精神上早已繳械投降的戈爾巴喬夫集團不同，其捍衛全球霸權地位的決心依然堅決，「在重大危機關頭，英語民族往往表現出沉著冷靜的性格」(這是二戰中德軍最高統帥部對英國不可思議地成功組織「敦刻爾克大撤退」的評價)，況且，戰後美國也曾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成功扭轉了越戰失敗、美元危機、蘇聯軍事擴張及日本全面經濟挑戰造成的被動局面。

　　基於以上判斷，我以為，美國決策層下一步反危機措施的目標，是盡最大可能阻止危機進一步惡化，儘力向其他經濟體轉嫁危機，力爭使美國率先走出危機，同時，保住美元霸權，保住美國繼續向世界舉債的能力不受實質性影響。

　　至於反危機措施的手段，金融手段就是目前美聯儲推行的零利率和直接購買美國企業債的「無限制提供流動性」濫印美元手段，即以更大的「美元泡沫」解決問題，如果這個最後的金融殺手鐧作用依然不明顯，美國將不惜通過在資本相對富裕的大中東、東亞和歐洲製造「可控混亂」(如局部戰爭)的方式，強制引導全球資本迴流美國。這些措施當然嚴重違背美國天天掛在嘴邊的「市場」和「人權」信條，但美國決策層絕不會有絲毫的心理負擔。

　　當然，事態的發展證明了美國也無法完全駕馭虛擬經濟遠大於實體經濟時代的金融危機，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的處境也證明了它也難以完全駕馭同中小國家的戰爭，美國上述「反危機」措施引發的美元貶值惡性通脹及地區混亂將可能導致美國和全球政治經濟局面的全面失控。

　　西方已挑起「模式之爭」

　　任文：再來談談您提出的第二個課題：「模式之爭」。

　　彭曉光：其實，所謂「模式之爭」是美國和西方強加給中國的。中國不像美國那樣搞模式輸出，我們提出「中國模式」的確立，主要是為了說明這是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我們提到要擺脫「新蒙昧主義」，並不是全面排斥美國模式，而是拋棄對美國模式的盲目迷信，以更理性的態度去借鑒美國模式有價值的部分。

　　但是，美國和西方已經挑起了一場「模式之爭」。末代港督彭定康提出了「中國對西方的最大威脅，是傳揚著人們不需要民主也可以致富的概念」(當然，說不符合自己標準的政治制度就是不民主是西方政客最熱衷的陳辭濫調)，美國《外交》雙月刊等主流媒體也都刊登了關於「中國模式」對美國西方模式構成挑戰、中國經濟規模在可預見的將來超過美國的系列文章。

　　中國走出危機後將很快在經濟規模上超過日本，將以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獨立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軍事大國、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這樣一個整體概念出現在世界舞台上，屆時「模式之爭」將會大大升級，這涉及到非常現實的國際戰略博弈，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

　　中國將依然堅持「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的理念，但中國學術界再簡單重複「不挑戰現存國際秩序」雖然必要，卻遠遠不夠了。至於迷信「英語民族霸權天命論」，以「夾起尾巴做人」的鴕鳥心態迴避現實，則既不符合「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也不符合唯物主義和辯證法。

　　請注意：小布希當選的2000年中國經濟規模只有美國的10%，8年後奧巴馬當選時已接近美國的30%。簡單強調中美經濟關係的緊密、雙贏是低估了美國對自己世界地位的極端敏感性：上世紀八十年代日美的經濟關係也十分緊密，日本也為美國提供了巨額資本，但僅僅因為日本依託了依然還是資本主義的獨特日本模式在經濟規模上接近了美國，對這個政治—軍事上都被自己牢牢控制的盟友，美國也必欲通過金融戰給予沉重打擊而後快。

　　任文：那麼，中國應該如何正視和應對這場模式之爭？

　　彭曉光：我個人認為，核心問題就是兩個字——信心。

　　信心來源於三個方面，一是對中國國家民族、對中國人民以及對「中國模式」要有充分的信心；二是在正視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同時，充分認清美國世界霸權戰略和國內社會的難以克服的結構性弱點，徹底擺脫對美國的仰視；三是對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在內)追求公正理性與和平發展的強大民意要有充分的信心。

　　堅決避免重蹈蘇日覆轍

　　任文：您認為，我們應該如何賦予國民充分的民族自信心？

　　彭曉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通過中國革命、工業化建設以及改革開放，把一個積貧積弱、幾次面對亡國絕境的半殖民地舊中國建設成了經濟位居世界前列的獨立強大的新中國，這是我們最大的的民族自信源泉，也是捍衛「中國模式」最強大的社會心理基礎。

　　捍衛「中國模式」，尤其需要充分汲取上世紀八十年代蘇聯和日本的慘痛教訓，防止「新蒙昧主義」死灰復燃。

　　蘇聯因為喪失了民族自信心，輕易拋棄了使自己成為超級大國的基本政治經濟制度，盲目仿效美國西方而最終走向解體，日本則是在美國壓力下輕率放棄了使自己成為經濟超級大國的產業—金融協調模式，改宗美國金融模式而導致泡沫經濟快速生產和破滅。蘇聯—俄羅斯和日本成了冷戰後相對地位下降最大的兩個大國，而當時同樣受到美國巨大壓力的西德，因為堅持了自己獨特的「萊茵模式」，局面要比日本好得多。

　　蘇聯和日本的失敗是美國推行「新蒙昧主義」的兩個最大戰果，美國今後也不會放棄利用這個武器對付中國。中國目前在資源和產業技術水平方面還無法同當時蘇、日相比，放棄「中國模式」，將造成遠比他們嚴重的多的政治經濟社會後果，對此我們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放鬆警惕。

　　一段時期以來，中國總有極少數「新蒙昧主義」信徒，把中國的改革開放歪曲為美國西方模式的「過渡階段」，割裂改革開放同建國初期工業化的關係，進而全盤否定中國革命直至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歷史(誘使其他民族產生民族自卑自虐乃至民族虛無主義，形成扭曲的新蒙昧主義「融入訴求」，即按美國設定的標準融入所謂「國際主流文明」，也是美國宣傳心理戰的主要手法。)對這類腐蝕民族精神和自信的言行，我們一刻也不能放鬆警惕。當然，出乎這些人意料的是，他們過分拙劣的表演成了強化廣大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精神最好的「反面教材」，他們也成了美國在中國推動「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屢戰屢敗的「有功之臣」。

　　對廣大中國人民的信心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現在，成功的主要秘訣之一就是始終把「群眾路線」置於極其重要的地位，「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模式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首先不是學者們論述出來的，而是億萬普通的勞動者實踐出來的。個別迷信美國模式的人以「精英」姿態把廣大民眾的民意視為「民粹主義」、「反智主義」，但對美國社會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美國任何公眾人物以這樣的「精英」口吻面對廣大民眾都意味著是其公眾形象的終結。

　　中國學術思想界需要與國際同行們密切交流，但更需要汲取廣大人民的智慧。現在連中央最高領導層都高度關注網路民意，連美國西方傳媒都被迫承認他們在中國碰上了強大而出乎意料的對手——年輕的中國網民(中國網路民意對美國西方的話語霸權構成了必要而合理的平衡)，連奧巴馬的勝選都被廣泛視為是網路民意力量的勝利，中國的學術思想界就更沒有理由放棄這樣一個巨大的信心與智慧寶庫。

　　此外，對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在內)追求公正理性與和平發展的強大民意要有充分的信心，這對美國肆無忌憚的霸權行徑構成了極大的制約，歷史的經驗也多次證明這點。

族群問題是美國最大的戰略弱點

　　任文：在對中國和全世界人民充滿信心的同時，我們又該如何正視美國超級大國地位？

　　彭曉光：先看美國世界霸權戰略的支柱——美國軍事力量。

　　美國對遠弱於自己的孤立對手頻頻使用武力掩蓋了一個事實真相：美國對比較強大的對手動武不僅是謹慎的，甚至是過分小心的。冷戰時對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升級的態度，對支持匈牙利、捷克反蘇運動的態度，直至今天對伊朗、朝鮮及俄格戰爭的態度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因為美國追求唯一超級大國的獨霸全球的戰略，決定了其必然將幾乎所有主要國家(包括其盟國)都視為對手或潛在對手，任何一場美國無法完全把握後果的戰爭，都可能給美國的其他對手提供削弱甚至顛覆美國霸權地位的戰略機會，甚至對被其軍事控制的較大盟國，美國也承受不起同他們公開政治經濟直接對抗較量的後果。

　　再看美國的國內社會族群問題，這可能是美國最難以克服的結構性戰略弱點。

　　600萬猶太人處於基督教為主體的美國權勢和財富的最頂端，這確實值得猶太民族驕傲和其他民族敬佩。但由於同華爾街過於緊密的關係，金融危機中華爾街暴露出來的完全蔑視公眾利益的貪婪，已經在美國引起了「猶太人反誹謗聯盟」所說的「醜惡的反猶太主義的死灰復燃」。危機的進一步惡化顯然會使事態升級。如果這個問題同美國基督教主流社會一直堅持的要求猶太民族最終皈依耶穌基督的「宗教鬥爭」相聯繫，那對美國而言將絕不是一個小問題。

　　對此很多美國猶太人中的有識之士也始終憂心忡忡。前幾年反映猶太長老強迫羅馬總督處死耶穌的電影《耶穌受難記》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極大爭議，羅馬教皇含著淚看完後評論「這就是歷史的真實」，但控制了好萊塢和美國傳媒的猶太社會的反擊只是點到為止，很大原因就是擔心引起美國基督教主流社會的激烈反彈。

　　相對處於中低端的非洲裔(約佔12%)及墨西哥裔(約佔15%，且增長速度很快)美國人，一旦相當大比例的人群「美國夢」難以實現，必然將造成其同傳統新教、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族群的矛盾尖銳化，由於歷史原因這兩個族群的深層心理中對美國的「怨恨」遠遠大於「感恩」。

　　而且我們還要考慮這樣一個重要因素：由於出生率的原因，傳統白人族群在未來30~40年內將居於人口50%以下。

　　美國應對嚴重的內部「文明衝突」的辦法無非三個，一是為增強全民族凝聚力在世界其他地區挑起「文明衝突」，但這受制於其全球霸權的結構性弱點；二是把社會調整成歐洲日本式的貧富相對均衡的社會，但這種脫胎換骨式的改造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三就是目前的政策，盡最大努力維持美元霸權和吸收世界其他國家資本的能力，華爾街神話破滅後，這個辦法的難度也大大增加了。

　　中國學術界完全沒必要把研究上述問題當成禁忌，因為美國自己就有很多論述非常全面的文章和專著。研究美國的戰略弱點，特別是美國國內的結構性弱點絕不是為了干涉美國內政，而是為了擺脫對美國的仰視，增強民族自信心從而更客觀全面地認識美國和美國的政策。

　　中國有信心和智慧應對「模式之爭」

　　任文：具體來說，美國有可能針對中國採取哪些策略？

　　彭曉光：美國對華政策不僅僅是「接觸」和「遏制」的兩面下注，而是包括「演變」在內的三位一體(當然過去把「演變」歸入「接觸」中)，在危機和中國國力相對上升的背景下，美國對華政策三位一體都將得到強化：為了應對危機並解決眾多的地區和全球難題，美國必將加強同中國的「接觸」(與合作)；為了應對中國國力的相對上升，美國必將加強對中國的「遏制」；為了回應「中國模式」對美國西方模式的挑戰，美國也必將加強對中國的「演變」。

　　新中國成立至今，美國就從沒有放棄過對中國「遏制」的一手，但這絲毫未能阻止中國的發展壯大，這個規律未來也將繼續發揮作用。由於無力同中國正面軍事對抗，美國將可能會在中國周邊和其他利益攸關區域製造動蕩或局部戰爭，但這將受到美國軍事力量結構性弱點及世界其他力量中心的有力制約，只要我們從容應對，這依然阻止不了中國的和平發展。同時，只要我們堅持「中國模式」，不重蹈蘇、日的覆轍，美國對中國的「演變」也只能重複過去的失敗。

　　在充分認識到「演變」和「遏制」對中國無效的情況下，美國將在不放棄「演變」和「遏制」的同時把對華政策更多地建立在「接觸」(與合作)的基礎上，這點我們倒是要對美國和英語民族悠久的現實主義傳統抱有「信心」。不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美國在與中國的合作中必然夾帶經過包裝的宣傳心理戰私貨。

　　比如，目前在美國就流行著一種「中美共治」觀點，為此還創造了「G2」、「中美國(ChiMerica)」等新術語，這麼做顯然帶有試圖引發中國產生不切實際幻想並承擔超出中國國力責任的心理戰特徵，因為美國決策層至少目前根本沒有同任何其他國家分享其視為生命的全球霸權的心理準備，中國接受這樣的概念，不僅對中美合作毫無益處，還將使中國同世界其他力量中心的關係複雜化。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曾經幻想依靠核力量同美國「共治世界」，日本曾經幻想依靠經濟金融力量同美國「共治世界」，為此還成立了「日元美元委員會」，最終的結局是什麼，事實已經說明了一切。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說，即使美國因為中國經濟規模和「中國模式」非要按陳腐的冷戰思維把中國視為頭號挑戰者，中國也完全有足夠的信心和智慧去面對和化解：堅定地按「中國模式」走和平發展道路，頂住美國的「遏制」和「演變」壓力，拋棄對美國的仰視，拋棄試圖同美國建立某種神秘排他「特殊關係」的精神幻想，堅定地把中美合作關係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冷靜的現實主義基礎之上——事實證明，這樣的合作關係才更牢固，也更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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