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被譴責的不是什麼歷史虛無而是造假

歷史是一種慰藉（有刪節）

——《歷史的慰藉》序

作者：杜君立

　　人不能沒有記憶，記憶就是歷史。個人有記憶，集體也有記憶。於是，個人、家庭、民族、地域、國家乃至世界，就都有了自身的歷史。

　　 但歷史和記憶一樣，往往是靠不住的。正如阿克頓勛爵所說：「歷史不是一位主人，而是一位老師，它充滿了邪惡，它只對那些在歷史中選擇實例的自由人訴說它的真相。」

　　 歷史本身是「無用的」——它不能解決現實問題，但它卻可以為人們認識現實提供新的角度，「無用之用，是為大用」。人性自古未變，今天只是昨天的延伸；從這個意義上講，歷史不只是過去的事情，也是今天的現實和明天的理想。歷史提供給人的是現實的鏡像，讓人更容易理解當下，也更加堅信正義與信仰。

　　 人類文明是依靠不斷地累積而向前推進的，有人關注現世的回報，有人寄望於對未來的嚮往，所謂「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不僅歷史是人類文明的慰藉，思想和寫作本身同樣如此。關中鄉賢橫渠先生有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歷史與權力

　　 40多年前，義大利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應邀來到中國，他受命拍攝一部電影，來向全世界展現「形勢一片大好」的中國。這部叫做《中國》的紀錄片拍完之後，便成為當時最著名的「大毒草」。這是一部完全依靠鏡頭語言的紀錄片，在長城的橋段卻有一句經典旁白：「逃跑的奴隸被直接砌進城牆，長城的每段都埋有屍骨，最後只有帝王們的名字留在了史冊。」

　　 在這位外國藝術家眼中，長城不再是記載帝王豐功偉績的碑記，而是無數民眾的墳冢。

　　 歷史一旦被壟斷，歷史的話語權一旦掌握在一人之手，其真實性就不言而喻。事實上，中國的「二十四史」，不僅為史官所撰，而且由皇帝「欽定」，被尊為「正史」。除此之外，只能是「野史」了。在滿清時代，甚至連這些私人性的野史也消失了，只有考史，沒人敢去著史和寫史。「清朝野記最少，即有之多不著名氏。蓋恐涉筆不謹，致取咎戾，蹈《西征隨筆》等書覆轍」。因為《揚州十日記》等書長期遭到清廷嚴厲封殺，在清末以前，幾乎沒有人知道這場慘重的大屠殺，甚至連揚州本地人也同樣一無所知。

　　 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歷史與歷史學都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作為中國現代史學的開拓者，梁啟超提出歷史的現代化，即以「新史學」取代「舊史學」，以「近世史學」取代「前者史家」——

　　 史也者，記述人間過去之事實者也。雖然，自世界學術日進，故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學，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

　　 在這種自由風氣之下，歷史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景象；再加上現代大學和西方歷史學術的影響，中國歷史進入一個百家爭鳴的勃興時代。小說家黃小配的觀點，多少代表了現代思潮對傳統歷史觀的徹底顛覆——

　　 中國無史，蓋謂三代直道，業蕩然無存。後儒矯揉，只能為媚上之文章，而不得為史筆之傳記也。當一代鼎革，必有無量英雄齊起，乃倡為成王敗寇之謬說，編若者為正統，若者為僭國，若者為偽朝，吾誠不解其故。良由專制君主享無上尊榮，梟雄者輩即以元勛佐命的名號，分藩食採的銜爵，誘其僚屬，相助相爭。彼夫民族的大義，民權的公理，固非其所知，而後儒編修前史，皆承命於當王，遂曲筆取媚，視其版圖廣狹為國之正僭，視其受位久暫為君之真偽。

　　 中國史籍浩如煙海，從二十四史、兩通鑒、九通、五紀事本末，到其他各種別史、雜史和野史，一個人即使窮經皓首，也讀不完這麼多歷史（呂思勉平生將「二十四史」通讀了三遍）。著名歷史學家錢穆曾經說：「歷史就是我們整個的人生經驗，所以只要你談到民族，談到人生，是無法不談到歷史的。因此今天的中國人，雖然最缺乏的是歷史知識，卻又最喜歡談歷史。一切口號，一切標語，都用歷史來作證。」當歷史變成權力的工具時，真正的歷史就消失了。或者說，這就是歷史的貧困——匱乏的不是「歷史」，而是「真實的歷史」。

　　 真相一旦被壟斷，也就沒有了真相，歷史亦然。所謂正史，其實都是勝利者的「歷史」，真正的歷史反而被刻意湮沒了。奧威爾的《1984》中，有句老大哥語錄：「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未來。」在這裡，歷史就是篡改的意思，之所以要篡改歷史，是因為——

　　 他必須和歷史割斷聯繫，就像他必須和外國割斷聯繫一樣，因為必須讓他相信他的生活比他的先輩要好，物質生活的平均水平在不斷提高。……如果事實不是這樣，就必須修改事實。因此歷史不斷地重寫。對於政權的穩定來說，真理部所做的日復一日篡改歷史的工作，和友愛部所做的鎮壓和監視工作一樣是少不了的。

　　 法國史學家馬克·布洛赫上中學時，恰逢納粹佔領時期。他的歷史老師說：「自1904年或1940年以後，已無歷史學可言。」約阿西姆·派普——這個納粹德國最年輕的上校，曾以其英勇善戰而獲得十字勳章，但他無力挽救第三帝國的滅亡。作為戰爭的失敗者，他從「英雄」變成了雙手粘滿鮮血的「屠夫」。在戰後的審判席上，派普如是說：「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但事實真相只有親歷者才知道。」

失敗與慰藉

　　 在官方正統思想下，歷史被要求服從於政治鬥爭和奪取政權的需要，為維護暴力和權力的合法性背書，因此可以虛構歷史，以使其更「生動」，從而達到醜化敵人、美化自己的目的。

　　 為了達到壟斷歷史的效果，文字獄成為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禁錮之下，知識分子逐漸走向犬儒化，「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在清朝「《明史》案」中，不僅「私撰」《明史》的庄廷龍遭遇滅門之禍，甚至株連到作序者、校閱者及刻書、賣書、藏書者均被處死。

　　 中國傳統的官方正史一般都由後朝撰寫前朝的歷史，比如清朝著《明史》，明朝著《元史》，元朝著《宋史》，宋朝著《五代史》和《唐史》，這體現了勝利者對歷史的話語權。中國歷代統治者都極其重視歷史。漢代法律規定，太史公位在丞相之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代韋安石曾說：「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

　　 李濟和蔣延黻都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歷史學家，蔣後來棄學從政，成為顯赫一時的外交家。李濟曾問蔣延黻：寫歷史和創造歷史，哪個更能給你精神滿足？蔣反問道：你說，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這不禁讓人想起德國思想家曼海姆的那句話：「只要知識階層仍是唯一公認的世界解釋者，他就能聲稱自己在這些世界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二十四史」雖以《史記》領銜，而《史記》卻是二十四史中的另類。《史記》與二十四史中其他史書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帶有相當濃厚的戰國秦漢子學的特點。儘管司馬遷也是史官（太史公），但他極具獨立的個人色彩，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藏諸名山，傳之其人」，而不是為了給皇帝歌功頌德。頗為弔詭的是，最為「政治正確」的《資治通鑒》，竟然不在二十四史之列。《漢書》作者班固對《史記》甚不以為然，他指責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蔽也」。與班固同一時期的王允更進一步：「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班固所論「其蔽」，也就是王允所謂「謗」。

　　 「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實際上，《史記》與《漢書》的區別，就是民間歷史與官方正史的不同。然而，就2000多年來的影響來看，《漢書》根本無法望《史記》之項背。由此看來，時間才是最好的歷史書寫者。

　　 蓋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司馬遷《報任安書》）

　　 霍布斯鮑姆說：「沒有什麼能夠像失敗那樣擦亮歷史學家的眼光。」歷史的最大意義，不在於當下，而是在於未來；與當下相比，未來要長久得多。可以說，歷史是對現實失敗者的一種補償和慰藉。在現實世界中，常常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在一個現實主義者看來，孔子和司馬遷都是失敗者，雖然孔子著《春秋》，司馬遷撰《史記》。從中國戰爭史來說，蔣介石無疑也是一位失敗者，但他卻在垂暮之年，組織中國最好的學者與將軍，耗費16年時間，編撰了一部《中國歷代戰爭史》；這部煌煌巨著堪稱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戰爭史，而它的編撰者其實都是一些敗軍之將。

　　 事實上，真正的歷史大多都是失敗者書寫的；對成功者或勝利者來說，他們根本不需要歷史。真正的歷史從來「不以成敗論英雄」。歷史不能改變現實，現實也不能取代歷史，歷史的意義在於樹立文明和正氣。暴力和權力或許可以得到現實勝利，但卻不一定能得到歷史；權力能左右現實，但歷史超越於權力。說到底，歷史是對現實的一種理解。中國人常說「痛定思痛」、「以史為鑒」；歷史是鏡子，失敗者從中看到的是刻骨銘心的教訓，成功者從中看到的不過是錦上添花、可有可無的虛榮——「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流俗之所輕也」。一些「成功者」不僅認為歷史毫無意義，而且試圖消滅歷史。因此，歷史往往也只對於失敗者才顯得真實而有意義。

　　 可想而知，猶太人的二戰史不同於德國人的二戰史，更不同於美國人的二戰史，這就如同中國的二戰史不同於日本一樣。對戰爭念念不忘的，總是戰爭的失敗者；對災難記憶猶新的，常常是災難的受害者。一直以來，中國的歷史似乎總籠罩在宏大敘事和官方話語之下，來自民間的聲音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而這顯然不是真實歷史的全部。徐星先生談到自己拍攝的、以「文革編年史」命名的紀錄片時說：「歷史都是有細節的，就像長城上的每一塊磚，它都是有故事的，都是人手做出來的。」

　　 孔子說，禮失而求諸野。魯迅說，讀史要讀野史。歷史的動因存在於每個普通人的生活中，只有走向田野與民間，才可能對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釋。歷史就是過去的故事，歷史是傳承，歷史也是啟蒙。一個人如果不了解自己出生前的事情，就等於永遠不會長大。歷史教科書並不能完成歷史的啟蒙，有時甚至相反，「將歷史課程變為認識歷史的障礙」。中國是世界各國中保存文字歷史最長的的國度，但如今中國人卻對祖先的生活、對很多發生在父輩身上的歷史一無所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對自己本國歷史懵然無知的人，等於沒有進入社會成年期。

自由與尊嚴

　　 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說，人和狗的不同就在於，狗不知道自己之前有狗，在自己之後也有狗；而人恰好知道在自己之前有人，在自己之後也有人。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人不通古今 ，馬牛而襟裾。」意思是說，沒有歷史感的人就是衣冠禽獸，或沐猴而冠。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是歷史支撐著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甚至說，聖賢的歷史構成中國人的宗教。

　　 對於歷史的態度，傳統學者都保持了應有的尊敬，並提出「理解之同情」和「同情之理解」。但在當下這場「消費歷史」的過程中，歷史無疑遭到嚴重「誤讀」，甚至完成了對歷史的「去歷史化」。在很大程度上，消費化的歷史已經成為「故事」、「娛樂」或「成功學」、「權謀學」的一部分，從而與真正的歷史相去甚遠。一方面，歷史變成追求趣味的故事，遭到去意義化的戲說與惡搞；另一方面，歷史淪為淺薄勵志的成功學和厚黑學。從通俗到庸俗，被消費的歷史在走向大眾和民主的同時，也日漸喪失了其思想承載。易中天和成憶君或許可被視為這兩種「去歷史化」的典型案例。成憶君的《水煮三國》與易中天的《品三國》都一度風靡全國，雖然風格與訴求各有不同，但實際上兩人對歷史都極善於「利用」或「借用」。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這是文天祥的《正氣歌》里的一句詩。孔子認為，董狐「書法不隱」，為「古之良史」。春秋時代，齊莊公與大臣崔杼之妻私通，為崔柕手下所殺。齊國太史公在史書上記載為「崔柕弒其君」，崔杼大怒，便殺了太史。太史的弟弟因為拒絕修改，也被崔杼殺害。到了太史的幼弟，仍堅持直書，崔杼只好放了他。中國早期的史官為貴族世襲，稱為「太史公」。按照傳統道義，臣殺君屬於以下犯上的逆行，稱為「弒」；殺死有罪之人屬於替天行道，稱為「誅」。「弒」與「誅」，僅僅一個字，即構成歷史的正義感，甚至為了歷史的尊嚴，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崔柕可以殺掉史官，甚至可以殺掉庄公，但他卻無法逃脫歷史的批判與審判。孟子對這種「春秋大義」做了進一步延伸——「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完全是歷史的產物，歷史在中國不僅被神聖化，甚至成為一種信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傳統的歷史語境中，忠烈千秋的岳飛、文天祥才是英雄，但在很多所謂奉行成功學的人看來，他們卻是十足的失敗者，而曹操和成吉思汗才是值得效仿的英雄。「秦檜者，其機深，其力鷙，其情不可測，其願欲日進而無所迄止」[ 王夫之《宋論》]，如果沒有傳統歷史，像秦檜這樣生前位極人臣，享盡榮華富貴，死後極盡哀榮，豈不是很成功很完美？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他活在歷史中；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他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歷史無疑是人類社會的終極審判，因為人並不因為生命的結束而徹底消失。真正偉大的人並不是因為其作為，而是因為其品德，這就是錢穆先生所說的「史心」——

　　 我們通常聽人說，某人無所表現，似乎其人無所表現即不值提。但在中國歷史上，正有許多偉大人物，其偉大處，則正因其能無所表現而見。此話似乎很難懂，但在中國歷史上，此種例，多不勝舉，亦可說此正是中國歷史之偉大處，也即是中國文化之偉大處。例如吳太伯，又如伯夷、叔齊，在歷史上皆可謂無所表現，而為孔子所稱道。孔子曰：「太伯其至德矣乎！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此等人物，亦備受後世人之稱道與欽敬，此又是中國歷史一特點。故我說此乃中國之史心，亦即中國文化傳統精義所在。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認為，一個歷史寫作者要具備史才、史學和史識，章學誠繼而提出史義與史德，「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用現代話說，就是對歷史的探究，應有適當的態度、溫度和深度。歷史權謀學和歷史成功學的泛濫，其實是真實歷史和歷史精神的消失；或者說，是對歷史的去道德化和去歷史化。對當下的人們來說，最諷刺的莫過於，在一個消費歷史的時代，卻沒有真正的歷史。因為，在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眼中，從來沒有失敗者的地位，而歷史正是失敗者的記錄。「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對一切都為了「活著」的現代成功者來說，「通行證」遠比「墓志銘」更有意義；但對歷史來說，高尚遠比卑鄙更體現人的完美。正是對價值觀的堅持，一部《三國》，最「成功」的曹操遭到撻伐，最「失敗」的關羽被奉為聖人。歷史就是如此奇妙。

　　 漢學家李克曼說：「成功者改變自己以適應這個世界，失敗者總是嘗試改變這個世界來適應自己。因此，我們這個世界的所有進步，都依賴於失敗者。」現代社會的功利主義和去道德化，或許是這些年來，帝王將相再度成為歷史主旋律的主要原因。無論是《明朝那些事兒》還是《乾隆大帝》，與其說人們是把它當歷史讀，不如說是當作勵志學、成功學、厚黑學，乃至官場小說來看。從這個意義來說，這場「歷史熱」其實與歷史並沒有多大關係，最多不過是娛樂故事、成功勵志或權謀厚黑學的一種延伸罷了。余世存先生冷眼熱心地批評道：當下的歷史寫作絕大多數是才子佳人之作，是帝王師將相幫閑之作，是或躲在書齋或上了電視的光鮮的學者大師之作，卻少有一個現代精神、氣魄、理性統一的中國人之作。

　　 中國有句極其諷喻的老話，叫做「記吃不記打」。馮小剛堪稱中國商業娛樂電影的旗手。拍完歷史電影《一九四二》後，自稱「知恥了」的馮小剛說：

　　 我們都是一個災民的後代，往回倒回去我們就是一個災難深重的民族。……電影不能讓這300萬人復活，但是也許能讓他們的死變得有價值。

個人與歷史

　　 在等級森嚴、貴賤有序的傳統中國，道德為中國社會提供了一種彌足珍貴的平等：即使貴為帝王將相，失卻了道德，就淪為為萬夫所指的惡棍；即使賤為布衣草民，甚至奴僕盜賊，也可以憑藉其美德步入歷史的正殿，為萬人所敬仰。「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作為一個傳統的中國人，其實是很在乎歷史的，或者流芳百世，或者遺臭萬年。統一中國的秦始皇因為焚書坑儒而遭到歷史的詛咒，刺殺秦始皇的荊軻得到萬世頌揚。這其實就是維繫中華文明的所謂「道統」。韓愈在《原道》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而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如果說中國歷史的主題是道德，那麼也即仁義，「立人之道，曰仁曰義」；雖然中國歷史不乏不仁不義和假仁假義，但人間只要有仁義在，就會有歷史。從這個意義來說，歷史的本質即是其民間性，「吾道不行」，則寧可「乘桴浮於海」，迎合權勢的「鄉愿」被孔子斥為「德之賊也」。而在孟子看來，歷史和道德是絕對高於世俗權力的，他對「王」的談話從來都是教訓的「帝王師」口氣。

　　 文以載道，以文化人。所有的歷史說到底，其實都是思想史。對一個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來說，歷史不應是有趣的「故事」，歷史應是有思想的「道理」。故事可以藉助於戲曲、影視和評書，而道理只能付諸於文字、閱讀和思考。木心先生說：「文字不是讀給人聽的，是給人看的。」作為一種「教化的動物」，人類生活在自己所編製的「意義之網」中，人們常常根據特定的文化體系所賦予現實的意義，以此來構想和解釋世界，歷史構成這個文化體系的最佳載體。

　　 如今的世界是一個全球化的互聯網時代，所有的信息和資源幾乎都已經全部開放。在這種背景下，傳統的歷史和宣傳已經過時。虛假的歷史和虛偽的宣傳，無法再依靠捏造事實來掩蓋歷史真相。在信息多元化的技術條件下，簡單的谷歌搜索和維基百科就可以戳穿所有的謊言與粉飾，使皇帝新裝淪為歷史的笑柄。事實上，僅僅依靠無處不在的微信、微博和手機視頻，任何想抹殺和壟斷歷史的努力都將化為泡影。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曾說：「在這個信息奔流的環境中，人心的向背必須有說服力的支持，是榜樣的力量，而不是力量的榜樣決定其結果。單方面的權力意志由於缺乏合法性，只能導致事與願違的結果。」

　　 一切歷史都是自由的歷史。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各種各樣的史實越來越多地被人們挖掘出來，但同樣的史實，卻因史觀差異，呈現出不同的歷史樣式。同樣一場集體暴力事件，有的歷史稱為「叛亂」，有的歷史則稱為「起義」，這就如同樣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在軍事家看來，歷史就是戰爭史；對政客來說，歷史就是宮廷史；對普羅大眾來說，歷史就是社會史……毫無疑問，中國的正史基本上就是權力進化史。對一個陰謀論者來說，歷史就是權謀史，與普羅大眾凡夫俗子沒有任何關係，除非作為飯後談資。在指鹿為馬的宮廷語境中，無論陽謀或者陰謀，真正的歷史都是不可言說的「皇帝新裝」。于右任先生曾有詩云：

　　 風虎雲龍亦偶然，

　　 欺人青史話連篇；

　　 江山代有人才出，

　　 各苦民生數百年。

　　 陳勝吳廣當年揭竿而起，「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歐陽修撰《新五代史》時發現，「天子寧有種乎？兵強馬壯者為之。」常言說「槍杆子里出政權」，暴力可以創造權力，但暴力卻不能創造「權力的合法性」。沒有「合法性」的權力，仍不過是赤裸裸的暴力。按照中國的傳統，權力分為王道和霸道，前者突出的是合法性，後者突出的是暴力。歷史的意義，就在於其合法性言說，即孔子所說的「正名」——「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謂「弒」與「誅」，就是對暴力的合法性定義。正如梁啟超所說，「中國史家向來都以史為一種表現道的工具。」「歷代史鑒，褒善貶惡，發潛闡幽，啟孝子忠臣之志，誅亂臣賊子之心，勸懲分明，大有關於人心世道。」在歷史語境中，存在即是存在，存在不一定就「合理」，更不一定「合法」。合法性的缺失，意味著無恥與不義，意味著罪惡與邪惡；沒有歷史的支持，再強大的暴力也只能猖狂一時，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果說權力代表法統，那麼道統的代表就是歷史。權力只能掌握當下，而歷史掌握過去和未來。

精英與大眾

　　 有一種說法，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將那些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和發明家當作歷史的主角，他們必將引領人類走向智慧和文明；相反，如果把那些權力陰謀家和暴力征服者視為歷史的主宰，只能將人類帶入野蠻無恥的原始叢林。在中國漫長的皇權時代，正是歷史的撥亂反正，對權力的任性起到了很大的抑制和矯正作用。即使平庸如明英宗，也對歷史充滿敬畏。他在土木之變中被蒙古瓦刺俘虜，瓦剌首領也先以妹相許，英宗堅決拒絕——漢人天子做胡人女婿，史書上會留下「千古罵名」。

　　 「正義是社會體制的第一美德，正如真實是思想體系的第一美德一樣。」人與動物之不同，在於人在獸性之外所具有的神性，因此為了尊嚴與名譽，一個人是可以放棄生命的。古人以「立功、立德、立言」為「三不朽」，那些能夠用來「正名」當下的歷史作品，則不僅博學多才、字字珠璣，而且明鑒是非，充滿道德勇氣，使人們能反思過去，警醒後世，因而能夠流傳至今，如《春秋》和《史記》。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真正的新聞是「醜聞」，真正的歷史是「失敗」，真正的耶穌是一位「受難者」。歷史不是英雄的豐功偉績，而是一場場不堪回首的災難和傷痛。歷史的價值在於抗拒人們的遺忘，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對平民大眾來說，歷史是一種集體認同，它是一個「社會共同體」共有的記憶。從心靈深處，歷史值得每個人敬畏。正如錢穆先生所囑咐，「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歷史另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培養人們的道德感，歷史感也意味著道德感。所謂歷史，意味著真相和真理，意味著理解和體驗，意味著思想與智慧。歷史不僅僅是一種表達，更是一種勇敢的面對，是對正義的期許。

來源：http://www.aisixiang.com/data/917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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