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潮是美國問題還是全球問題？
最近一段時間，受中東和北非政治局勢持續動蕩的影響，來自敘利亞、利比亞的難民紛紛湧向歐洲，歐洲開始面臨自二戰後最為嚴峻的難民潮危機。據統計，至2015年9月，經過地中海進入歐洲的難民和移民總數已經超過50萬。僅前8個月，就有超過38.3萬難民在希臘登記入境，其中敘利亞難民佔了45%。這些來自敘利亞的難民之所以放棄自己的家園，不遠千里奔赴歐洲，其根源還應追溯到美國對敘利亞干涉導致敘政局失控、繼而爆發內戰，使極端主義勢力日益肆虐。而一直在國際社會打著「人權高於主權」旗號，藉此多次向其他國家發難的美國，卻在難民問題上畏首畏尾，不願承擔應有責任。我們認為理解難民問題的切入點，要從歷史的角度觀察美國外交政策的演變進程，美國奉行的霸權主義是當今很多全球性問題的根源。
二戰後美國的單邊全球主義
二戰後美國的霸權建立在三大支柱上：第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建立，即布雷頓森林體系提供的自由貿易、美元貨幣穩定以及全球經濟相互依存的加深;第二，全球性和地區性集體安全框架的確立，即美洲—歐洲—亞洲軍事同盟的形成以阻擋共產主義的擴張;第三，全球貿易機制的強化，即鞏固以歐亞為中心的全球貿易網路。美國明白其自身的繁榮及全球秩序的運轉與盟國的成功緊緊綁在一起，因此美國願意並且有能力維護其夥伴國家的安全和繁榮。
在此期間美國通過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反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援助以及強化國際組織的作用等建立起了世界霸權，並推進了世界自由市場的發展。這種單邊全球主義後來由查爾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理論化為「霸權穩定論」，並由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進一步發展。即美國為了自身利益承擔起「全球秩序保護者」的角色。在一些美國學者看來，過去60多年間的國際體系本質上都是由美國創建的，沒有美國(或者說沒有美國的領導)，世界將享受不到和平、繁榮和自由。
美國之所以極力維護二戰後的世界秩序，主要是維護它在二戰後建立起的主導權和維持世界秩序內不平等的政治經濟關係。確保國際秩序的不平等和全球性財富差距就能使美國在世界秩序中保持特權。而現在正在崛起的新興國家及其對現行秩序的挑戰被美國視為對舊有全球關係模式的威脅。這可以通過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在1948年其負責的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書中一段赤裸裸的表白得到印證：「我們擁有世界財富的50%，但人口僅僅佔到世界的6.3%……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勢必成為被嫉妒和怨恨的對象……我們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真正的任務是設計和制定國際關係的一個模式，這個模式能使我們在這種關係中總是受益……我們應該停止談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權和民主化。這一天已經不遠了，當我們將不得不面對直接的力量對比，我們越少被理想主義的口號所阻礙越好。」
凱南的直言不諱也暴露了美國建構世界秩序的兩大隱蔽點：一是所謂的美國「普世價值」，即人權、民主、平等、自由等，根本不是世界秩序的精神和實質;二是在世界秩序制定和執行國際政治和經濟規則時必須嵌入符合美國利益的內涵和機制。
後冷戰時代美國的全球單邊主義後冷戰時代的美國，其國際戰略思想開始從「單邊全球主義」向「全球單邊主義」轉變。這一時期，美國面臨著一個基於兼具考茨基(Karl Kautsky)和列寧不同理解的世界。考茨基認為一個「發達國家資本主義聯盟」在國際關係中發揮主要作用，而列寧則認為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帝國主義的根本矛盾問題)。因此，正如一些學者的分析，後冷戰時代的美國，著力於在兼有考茨基和列寧分析框架下處理全球事務和制定政治經濟政策，即一方面竭力維護一個聯合的、自由的全球資本主義聯盟，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應對在全球和地區事務中與其盟國產生的分歧。
蘇聯的解體以及世界經濟的多極化，大大降低了美國對於歐洲和亞洲「安全保護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促使二戰後美國和盟國解決全球問題的安全黏合劑不復存在。美國的歐亞盟國在雙邊、多邊經濟問題上的差異，及它們對全球和地區安全環境的不同考量所產生的衝突，已經不僅僅局限於傳統同盟體系之內。
在美國國內，對於有必要復興美國領導地位的認識反映在「新威爾遜主義」上，即一種新的世界霸權合法性依據。這是由一個兼有國際自由主義勢力和單邊新保守主義者所組成的聯盟塑造而成的。根據學者的解讀，這個聯盟堅信，一個富於進攻性的美國領導勢力將不僅有利於美國自身而且有利於整個世界。如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在2000年《國家利益》雜誌中直言不諱：「因為今天的國際體系已經不是建立在傳統的均勢關係上，而是建立在美國霸權基礎之上。美國所塑造的國際金融機構服務於美國的利益。國際安全機構主要是由美國領導下的同盟體系所主導。美國人宣稱的國際規範主要是美國和西歐國家處事原則的反映。正如今天一個相對良好的國家環境是霸權影響力的產物，任何企圖削弱這種影響力的行為都將使得其他國家擁有更大的空間去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塑造這個世界。諸如中國和俄羅斯等國，一旦獲得機會，它們將塑造一個大不一樣，甚至威脅美國利益的國際體系。」
基於戰後和後冷戰時代的發展演變，美國的「單邊主義」、「干涉主義」、「民主和政權更替」以及「責任主權」等一系列價值規範所主導的政策開始發酵，深刻影響著國際關係的發展。尤其是在「9·11」後，美國展開反恐戰爭以來，這些政策給全球安全播下了有毒的種子，這就包括目前的難民潮問題。
美國「單邊主義」與「大中東戰略」縱觀美國在以人權為由的現代國際關係發展進程中，更多的是利用人權問題為其對外戰略和霸權主義服務，主要表現為美國多次假人權之名並以「人權衛士」自居，不顧他國人民的實際需要對其內政粗暴干涉。從伊拉克戰爭就可以看出，美國首先提出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理由被揭穿，繼之借「捍衛人權」把一個相對繁榮穩定的伊拉克變成現在地獄般的一片廢墟。
美國自「9·11」後就把敘利亞看作是實現其以「民主改造」為核心的「大中東戰略」的主要障礙，始終認為敘利亞是支持恐怖主義的主要國家之一;此外，在巴以問題上，敘利亞也歷來選擇支持巴勒斯坦抵抗組織和黎巴嫩真主黨，這就直接干擾了美國在中東地區推行「民主化改造」的戰略。因此，美國一直將敘利亞視為其「中東棋盤」上的眼中釘、肉中刺，多次以政治、經濟和外交手段對敘利亞施壓。
受中東北非地區「阿拉伯之春」的波及，2011年敘利亞危機爆發，其後敘利亞內戰、化武危機以及如今「伊斯蘭國」的崛起和猖獗，構成了近年來敘利亞國內衝突不斷升級和難民潮不斷擴大的幾個重要階段。然而，促成敘利亞國內局勢不斷惡化的主要動因來自美國在其「大中東戰略」指導下的粗暴干涉。在危機初期，美國就借敘利亞國內出現人道主義危機為由，干涉敘利亞國內政局，強烈要求不符合美國中東利益的巴沙爾政府下台，並且大力援助、武裝反政府勢力，從而促使危機升級為內戰，造成大規模的人員傷亡和上百萬人的流離失所。隨著局勢的不斷惡化和失控，越來越多的極端主義者開始在敘利亞內戰中扮演主要角色，其中，「伊斯蘭國」迅速崛起並控制了敘利亞北部和東部地區，這打亂了美國之前的戰略布局。因此，美國開始轉過頭來對「伊斯蘭國」進行持續不斷的空襲，但這不僅沒能消滅這個新生勢力，反而使其愈加壯大，從而進一步惡化了敘利亞國內的生存環境，迫使大量難民遠赴他鄉。
由此我們可以認為，美國在敘利亞危機中，首先考慮的並不是敘利亞人民的生活境況，而是想藉助敘利亞的人權問題，通過極端手段迅速剷除反美的巴沙爾政府，從而更好地服務其「大中東戰略」。因此，美國應當為歐洲難民潮問題負主要責任，其虛偽的「人權普適」觀難掩在中東地區實行霸權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醜陋嘴臉。
難民潮是美國問題還是全球問題？美國不僅是此次歐洲難民問題發生的「罪魁禍首」，而且在應對和解決該問題上，也表現出與其應負責任不相符的消極態度。美國正在試圖將這個「美國問題」轉變為「全球問題」。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最近所說：「美國應當在解決敘利亞難民危機上有所作為，但是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更加廣泛的全球合作」，「我們應當履行我們的義務，歐洲人也應當履行他們的義務;但是有一點必須明確，這是一個更加廣泛的全球性危機。」
雖然在國際社會(其歐洲盟友)和國內社會(人權觀察組織)的雙重壓力下，美國政府才勉強宣布接受1萬名敘利亞難民，但是這對於緩解當前的難民潮困境可謂杯水車薪。美國一直以保護美國人的安全為由，拒絕接納更多的難民，但是這種只注重本國國家利益而忽視他國人民權利的做法，恰恰違背了其「人權普適性」原則。而美國這種自己製造麻煩，卻要求全球為其買單的做法，進一步地暴露了美國「全球單邊主義」的實質及其對世界帶來的惡果。
(作者單位：丹麥王國奧爾堡大學發展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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