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模式，誰能走得更遠 信力建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的騰飛，在世界上取得了矚目的成就，並跨入了「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他們被稱為「亞洲四小龍」。在這「四小龍」中，香港和新加坡，有著很多的相似點。但是在眾多的相似點中隱含著不同的因素，後來漸行漸遠，形成了各自獨特的發展模式。

所謂的「新加坡模式」，就是外向型的市場經濟與有限民主制的結合——也有人認為新加坡政治屬於權威主義政治，或者說新加坡模式的指導思想便是英國工黨的民主社會主義、中國法家思想和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等的糅合。

為了改變落後的面貌，1961年新加坡建立了開發區，選擇了以吸引跨國公司投資為主的發展道路。其工業園區的成功建立使新加坡實現了快速工業化，工業園有兩大特點：一是政府主導的開發運營模式，二是全球範圍內的集中招商模式，利用外部資金的流動彌補本國資金的短缺。而今，新加坡已是亞洲重要的金融、服務和航運中心之一。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新加坡是繼倫敦、紐約和香港之後的第四大國際金融中心。

然而，新加坡雖號稱民主國家，有公開存在的反對黨，也有基本的選舉制度和相關法律制度，再加上黨內的競爭，形式上保證了新加坡政治具備一定程度的競爭性，而且新加坡的司法體系可以約束政府的行為。但是，新加坡並未建立起自由民主的公民社會。新加坡只有報業控股和新傳媒兩大傳媒集團，均由政府100%控股。對於新媒體的興起，在選舉提名日前，特別宣布使用網上播客、網上新聞等方式競選是非法行為。此外，經常通過對城市建設與生活保障基金的控制權，來干涉選民的投票行為。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於2012年12月20日發布的最新民調顯示，在這個花園式的國家裡，一半以上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幸福，其普遍的原因之一是「沒有受到有尊嚴的對待」。

新加坡經濟上的迅速騰飛，事實上是通過中央公積金強制地提高人民的儲蓄率，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中央公積金的供款率最高曾達僱員工資的50%（僱主、僱員各供25%）。儲蓄率高，則資本積累迅速，政府再用低息發債，就可以把錢拿來補貼希望發展的工業。說白了，就是老百姓看起來很有錢，但錢卻不全屬於老百姓。在新加坡還有一家龐大的國有企業——淡馬錫控股，產值佔新加坡GDP總量的13%，市值幾乎佔據整個新加坡股票市場的半壁江山，而新加坡財政部是淡馬錫的單一股東，也就是說大部分的國民財產都壟斷在李光耀家族手中。

目前，大約有2.6萬個國際公司立足新加坡，500強公司選擇在新加坡設立亞洲總部。這既體現了新加坡對跨國公司的吸引力，也說明新加坡的大部分人都是「國際打工仔」，他們習慣於服從，擁有高收入，但卻沒有創業的激情和環境。比如，一項最新調查顯示，新加坡人對工作的滿意度居全球倒數第五。有高達68%受訪白領表示不滿目前的工作，其主要因素包括自認為付出與收入不成正比，以及在現有職位無進步空間。

華麗的表象下，散落一地支離破碎的現實。李光耀最推崇的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曾說：「大多數曾經認真地考慮過其任務實踐方面的計劃者並不懷疑：一個受指導的經濟必須或多或少地遵循獨裁性的路線。如果要對那種互有關聯的活動的複雜體系加以有意識的指導的話，就必須由一批專家來進行，而最後的責任和權力則必須置於一個總指揮之手，他的行動必須不受民主程序的束縛。指揮一切經濟活動的當局將不僅控制那種只牽扯到次要事情的我們的那一部分生活，它將控制用於我們所有的目標的有限手段的分配。」顯然，李光耀對此論說的精髓發揮到了極致，用經濟上的富裕換取順民。

但是李光耀卻忽略了哈耶克最後那段話：「作為任何其它自由前提的經濟自由，不能是那種社會主義者允諾給我們的、免於經濟勞心的自由，也不可能是只能通過同時解決個人選擇的必要性和權力才能獲得的自由；經濟自由必須是我們經濟活動的自由……」

那麼，香港模式又如何呢？所謂「香港模式」，是「小政府、大社會」與強勢商紳群體相結合的制度環境（政府干預經濟的能力十分有限）。香港是一個世界級發達城市，是世界上三個金融軸心紐倫港之一，香港的銀行是2008年金融危機中唯一不倒，且不需要政府救助的銀行。香港一個是普通法系，一個是稅收政策、財政政策，一個是開放的市場經濟，很好地處理了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的聯繫。

香港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是密切結合的，香港的經濟增長是自我努力的結果，它的三大要素是自由資本的流動、勞動力的流動、土地的流動。這些基本要素的流動讓每個人有自我奮鬥、自我成長的意志和空間，最後造就了香港的繁榮。香港擁有服務型的政府；擁有可以有效監督官員廉潔自持的制度，優越的公共服務、城市管理、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制度設計和落實，中立高效廉潔的公務員隊伍；擁有確保市民權利和自由的司法獨立以及公民社會。

簡單地說，香港信奉「無為而治」：你個人可以做決定的，為什麼要政府來給你做決定？因此，一個既有私有產權，又保護文化多樣性的開放的精神是市場的真諦。而政府的弱勢，激起社會全面參與的積極性，如在社會管理和社區服務已形成政府、民間組織、服務機構共同參與的局面。

這應該歸功於殖民時期，港英政府的「不想作為」，有一位財政師郭伯偉便為港英正式確立審慎理財原則，實施「積極不干預」政策，郭伯偉有幾個到現在都很重要的概念：少限制，讓資金自由流動；不與民爭；信任眾議而不是官僚；市場選擇，優勝劣汰；政府預算以政府收入為限，力求平衡。

新加坡與香港，在內地都有忠誠的擁躉。上海學習新加坡，廣東學習香港，時至今日，成績又如何呢？

概括這兩種模式的優劣，新加坡與上海，強政府主導下，國民的主動性發展有限，例如上海多為打工為主，但是收入很高。上海沒有多少知名的企業和企業家，多是掮客，在政商之間牽線引路，創新力量不足。可見，上海模式主要是政府深度干預、控制經濟，特別是政府大力發展房地產經濟，對外資的偏向性，對民營企業的歧視，和盲目地追求地區生產總值，而不注意家庭收入提高；只追求經濟增長，不追求就業增長。這些問題在上海官方統計數據中也表現得非常突出，因此上海經濟繁榮基本上是政府支持的產物。而香港和廣東小政府大社會的精髓，可以概括為：政府自律，藏富於民，人人都可以成為「老闆」。廣東政府的開明和包容，對媒體批評的容忍度和在政策上管治的寬鬆度，可謂全國典範。

因此，從立足於人的尊嚴來看，香港比新加坡自由得多，新加坡國與家合二為一，只有李光耀一家獨步天下。而香港則是大家的香港，是自由人的自由聯合，落腳於人。誰能夠走得更遠？不言而喻。中國幅員遼闊，就業壓力大，不能只取其中一種模式，不能只取其短不取其長，應該加快放權，讓地方自治，既要引進500強等高端產業，也要為全民創業創造自由的空間。

（本文發表於《雲中往來》雜誌1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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