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 H_Title

六殷墟發掘與甲骨文研究的全面展開

隨著甲骨文的廣泛流傳和研究者漸多，甲骨文的學術價值逐漸被人們認識，更受到學者們的重視。但是也就在這時，甲骨文本身卻在遭受著被破壞和被毀滅的厄運。—方面，小屯的農民每年都在為了賣錢而到處亂挖私掘，大批甲骨失去了原有的地層關係，與甲骨共存的其他文化遺物全遭毀棄；另一方面，甲骨文又大量流散國外，尤其是明義士幾乎將1923年至1926年間出土的成千上萬片比較完整的甲骨全部囊括而去。這在學術上是一種無法彌補的損失。為了搶救甲骨文和殷墟文化遺存，1928年秋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成立，便立即開始了利用現代考古技術對殷墟進行科學發掘。

1928年8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首先派董作賓(圖25)前往安陽小屯村調查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情況。董作賓到安陽後，首先同安陽的彰德十一中校長張尚德、城內古董店尊古齋店主王嘉瑞和城郊小屯附近花園庄私塾老師閻金聲等人商談調查事宜，委託他們代為收購甲骨和訪查情況。然後，他又親自到小屯村進行調查，根據調查結果確定殷墟的甲骨文尚未挖完，還有繼續發掘的價值。董作賓的調查結論是：殷墟確有從速進行科學發掘的必要。從此，開始了對於甲骨文研究和現代考古學都具有深遠影響的殷墟發掘工作。

從1928年10月第一次試掘開始到1937年6月第十五次發掘結束，在這短短十年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對殷墟總共進行了十五次科學發掘。其中，除了1934年10月到1935年年底，在洹河北岸候家莊西北崗王陵區的三次發掘未見甲骨文出土外，其餘十二次均有甲骨文出土。尤其是1936年3月開始的第十三次發掘，僅在YHl27坑一個灰坑內，就發現了17，000多片甲骨，其中完整的和比較完整的龜甲約有300多版，創造了甲骨文發現以來的奇蹟。總計十五次殷墟發掘，共發現有字甲骨近30，000片，是整個發掘工作中收穫最大的一項。

在殷墟發掘的間隙中，河南博物館也於1929年10月和1930年2月進行過兩次殷墟發掘，共發現有字甲骨3，650片，由關百益選拓800片編為《殷虛文字存真》一書，後又由孫海波選拓出930片，編為《甲骨文錄》一書。抗日戰爭爆發後，殷墟發掘被迫停止。但在1938年和1940年至1941年間，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和東京帝國大學考古教室曾經在安陽進行過三次考古發掘。此後，直到解放前夕，除了陸續發生一些私人盜掘外，殷墟發掘一直處於停頓狀態。

殷墟發掘工作在開始階段的主要目的，仍舊在於發現甲骨。後來隨著發掘工作範圍的擴大和發掘經驗的豐富，雖然也逐步注意到銅器、陶器、骨器、蚌器、象牙器和玉、石器等其他文化遺物以及建築基址和墓葬等，但投入注意最多的仍然是甲骨文；在參加殷墟發掘的學者中，有一些人由於從事殷墟發掘而走入甲骨文研究的行列，並對甲骨文研究作出了很大貢獻。例如，最早參加殷墟發掘的董作賓，後來即成為甲骨文斷代和天文年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而在殷墟發掘後期參加發掘工作的人員，有些則成為當代卓有成就的甲骨學學者。

殷墟發掘對於甲骨文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使甲骨文研究從原有的文字考釋和歷史考證階段進入到依靠現代科學方法和手段進行全面研究的新階段。在促成甲骨文研究這一根本變化的諸多因素中，董作賓所創立的分期斷代學說無疑是最重要的。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被學者發現後，雖在不太長的時間裡就被考證出是商代晚期的文化遺物；但是商代晚期自盤庚遷殷至帝辛(殷紂王)滅亡共約273年，經歷過八代、十二位商王。甲骨文經歷這麼長時間的發展，當然應有早晚或先後的不同。能否根據甲骨文內在的規律將它們分出不同的時期，已經成為甲骨文研究進一步深入發展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早在董作賓之前，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這一問題，並試圖從一些角度著手進行探討。例如，1923年王國維在對甲骨文中的祭祀卜辭進行研究時，發現卜辭中在記載祭祀祖先時，對於祖先的稱呼有所不同，便斷定這是不同時期的甲骨文。他又根據商代晚期的商王中只有武丁的父輩為陽甲、盤庚、小辛，判定具有父甲、父庚、父辛稱謂的甲骨文一定是武丁時代的甲骨文。他還根據武丁的三個兒子分為祖庚、孝己和祖甲，判斷具有父丁、兄庚、兄己的甲骨文一定是祖甲時代的甲骨文。他的這種依據商王世系和稱謂判定甲骨文時代的方法，曾對董作賓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後來終於成為董作賓關於甲骨文斷代的十項標準中最重要的兩項標準。

董作賓對甲骨文開始進行分期斷代研究，主要是受到所謂「大龜四版」啟示的結果。所謂「大龜四版」，是指1929年12月在第三次殷墟發掘中發現的四個比較完整的刻滿甲骨文的龜腹甲，當時的發掘報告稱之為「大龜四版」。董作賓是第三次殷墟發掘的主要工作人員，他在對這四個龜腹甲的甲骨文進行考釋時，發現其中的一個龜腹甲上，每一條卜辭中在干支之後和「卜」字之前都有一個相當於人名的字，他認為這些相當於人名的字都是當時參加占卜活動問卜的史官名字，他把這些史官稱為「貞人」。在這個龜腹甲上總共有六個這種「貞人」的名字。他們既然同出現在一個龜腹甲上，當然應當是同時在商王朝任職的史宮，而凡是有這些貞人名字的甲骨文都應當和這個龜腹甲坐的甲骨文屬於同一個時期。這就是董作賓在1931年發表在《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上《大龜四版考釋》一文中所提出的著名的貞人斷代學說。

1933年，董作賓進一步完善了他的分期斷代學說，發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一文，系統提出根據十項標準把甲骨文分為五個時期(圖26)的分期斷代理論。他的十項標準是：

一世系

二稱謂

三貞人

四坑位

五方國

六人物

七事類

八文法

九字形

十書體

他所劃分的五個時期為：

第一期：盤庚、小辛、小乙、武丁(兩代四位商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代兩位商王)

第三期：廩辛、康丁(一代兩位商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兩代兩位商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兩代兩位商王)

董作賓的這一分期斷代方法雖然還有需要補充和修正的地方，但基本上為後來的分期斷代研究建立了一個大體可以遵循的科學體系，直到今天仍然是甲骨文分期斷代的基礎。

董作賓由貞人的發現到以十項標難和五期分法為經緯的甲骨文分期理論的創立，使甲骨文研究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向被人們視為混沌一片的十多萬片甲骨文資料，從此鴻蒙鑿破，成為可以劃歸前後五個不同時期的有條理的史料。研究者不僅可以據以探討甲骨文不同時期文例、字體的發展變化，更可以據以探討不同時期的史實、禮制的發展變化，把有關商代歷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在一個比較科學的基礎之上。

就在董作賓從事甲骨文分期斷代研究的同時，大革命後東渡日本旅居的郭沫若(圖27)，也開始注意到甲骨文的斷代問題。他在編纂《卜辭通纂》一書的過程中，也產生了與董作賓大體一致的一些看法。他在收到董作賓寄贈給他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本時，感到董作賓的說法和他的某些見解是相似的，他的一些看法也可在個別地方為董作賓的說法作補充。兩個相距數千里之遙的學者能夠產生大體一致的看法，真可以說是殊途同歸了。郭沫若對於甲骨文研究的主要貢獻實際上並不在這一方面，而是在於他首先開創了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指導下，運用甲骨文資料，對中國古代社會進行系統研究的風氣。

郭沫若和甲骨文發生關係是在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他由於政治原因東渡日本以後；自此，他便和甲骨文結下了不解之緣，直到晚年仍然興趣不衰。1929年，郭沫若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在這本書中，郭沫若創造性地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系統分析了包括甲骨文資料在內的古代歷史資料，對中國古代社會進行了全面探討。其中的《卜辭中之古代社會》一章，是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甲骨文與商代史的第一篇論著。1930年，《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正式出版後，曾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較大反響，1931年，郭沫若繼《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之後，又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一書，這是他專門從事甲骨文文字考釋研究的第一部專著。1933年，他又出版了《古代銘刻匯考》一書，其中有九篇是專門討論甲骨文的有關問題的，因此他將這組文章定名為《殷契餘論》。同年，他還根據已出版的甲骨著錄書籍和國內外私家收藏的甲骨文，進行精心挑選、分類編排，並作詳盡考釋，編為《卜辭通纂》一書，為甲骨文的學習研究者提供了一本極方便的入門著作。1934年，郭沫若又出版《古代銘刻匯考續篇》一書，其中關於甲骨文的研究文章有三篇。1937年，郭沫若又從劉體智所藏甲骨文資料中精選拓印，編成《殷契粹編》一書；同時對於書中收錄的資料一一進行翔實考釋。

總括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從1929年到1937年，郭沫若在短短八年問，編寫了六七種甲骨文論著，考證出不少甲骨文新字，提出了了系列有關商代社會歷史文化的新見解，為甲骨文研究的進一步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因此，學術界把他(號鼎堂)和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董作賓(號彥堂)並稱為為甲骨文研究作出過巨大貢獻的所謂「四堂」。

「四堂」之外，對於甲骨文研究用力較勤、收穫較大的學者，要數參加過殷墟發掘工作的胡厚宣了。胡厚宣是一位以畢生精力專門從事甲骨文研究的學者。他在三十年代中葉曾親身參加過殷墟的科學發掘工作，並親手整理過殷墟發掘所得的絕大多數甲骨文。他不僅為殷墟第一至第九次科學發掘所獲甲骨的總集《殷虛文字甲編》的三千多片甲骨文作過釋文，而且參加了第十三次殷墟發掘中所發現的YH127坑出土的17，000多片甲骨的實物整理工作，這些甲骨後來曾是第十三至第十五次殷墟發掘所得甲骨文總集《殷虛文字乙編》的主要內容。胡厚宣在從事甲骨文研究工作的，能充分利用殷墟歷次科學發掘所得相傳世的甲骨文資料，結合考古資料和文獻材料，對殷代社會進行較全面系統的探討。此外，他在甲骨文材料的訪求、搜集和流傳方面也做了許多努力。因此，他在甲骨學的許多領域裡都卓有建樹。例如，他曾先後解決了商代卜龜的來源、記事文字的類別與意義、商代的農業生產與氣象問題、商代的宗法與封建制度、商代的疾病狀況等有關甲骨學與商代史上的重要問題，有關「四方風名」的考證與「一甲十癸」說法的考辨更為學者專家稱道。根據我們不完全的統計，截至解放前夕，胡厚宣共發表、印行有關甲骨學與商代史的論著至少有五十四種之多，大多十四種之多，大多都收集在後來獲國家科學著作獎的《甲骨學商史論叢》這部文集中。日本的甲骨學者曾經稱道他的《甲骨學商史論叢》是甲骨學「這一學科空前的金字塔式的論文集」。

從殷墟發掘開始到解放前夕，甲骨學度過了三十多年的艱苦歷程，總算取得了一些可觀的成就。首先是研究隊伍的擴大與研究成果的大量湧現。在這一階段中，從事甲骨文研究的學者已近300人，出版的甲骨文著作已增加到70多種，著錄和公布的甲骨文資料已有四萬多片，共發表有關甲骨文與商代歷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論文與專著800多種。其次是研究範圍的不斷擴大和方法的日漸科學化。這一時期，幾乎在各個領域，都有比較重要的著作出現。除了前述董作賓、郭沫若和胡厚宣等人的專門著作外，許多學者都出版、發表了重要論著。例如，羅振玉、王國維的弟子商承祚，編印了《殷虛文字類編》一書，開創了將甲骨文按《說文解字》部首分門別類輯錄成說集為專書這一先例；後來，他又編印、考釋了《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和《殷契佚存》等書。又如，遼寧海城人於省吾於治理經學、小學之餘，專門研究甲骨文字的形義，先後出版了《雙劍（言多）殷契駢枝》初集、續集、三集，其中不少考證很有價值，對於甲骨文的形義源流解說精當，見解頗新。『再如，浙江秀水人唐蘭，除了編印、考釋《天壤閣甲骨文存》外，還先後撰寫了《殷虛文字記》、《殷虛文字研究》多種，並在《古文字學導論》一書中，對甲骨文的識讀、考釋方法提出了系統的意見。另外，河南潢川人孫海波輯錄各家成說，將已經釋讀和未釋讀的全部甲骨文單字摹寫編次，編印為一部比較完整的加骨文字典《甲骨文編》；湖南醴陵人朱芳圃，則除了編有《甲骨學文字編》外，還編寫了《甲骨學商史編》一書。此外，吳其昌著有《殷卜辭所見先公先王三續考》，丁山撰寫過《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張政烺作《奭字解》，陳邦福著《殷契辨疑》，胡光煒作《甲骨文例》，周傳儒寫《甲骨文字與殷商制度》，陳直著《殷契剩義》，徐仲舒著《耒耜考》，余永梁著《殷虛文字考》……等一系列著作。這些著作不僅內容豐富，而且見解新穎，影響廣泛，在甲骨學的發展史上都曾起過一定的作用。與此相類似的論著還有許多，這裡就不一一介紹了。

總之，甲骨學由於殷墟科學發掘的促進，達一時期已經取得比較全面的發展，但是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甲骨學的發展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甲骨學真正獲得新生，是在新中國建立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