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論國學（八）蓄古今之德 學國學從《論語》開始

2016年12月24日 02:38 來源：鳳凰國學 作者：劉夢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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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1938年5月，現代大儒馬一浮先生給國學下了一個定義，認為「國學」既不是所謂「國故學」，也不能泛化為「中國固有學術」，而應該指「六藝之學」——以《易》、《詩》、《書》、《禮》、《樂》、《春秋》「六經」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經典學問。

對此，著名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劉夢溪先生指出，將國學定義為「六藝之學」，是馬一浮先生的學理髮明，是大學者的高明之見。談中國人文，談中國的文史之學，談中國的學問，如果不懂得「六經」，不懂得「四書」，應該難以置喙。因此「六藝（六經）」之學首先是一種學問根柢，是學問之大本；它不僅是中國學問的源頭，也是中國人德范德傳的淵藪，是中國人立身修德之基，同時還是中華立國的精神支撐。以「六藝之學」為國學，則國學可以入於國民教育。

今天很多人認為國學即中華傳統文化，那是將學問和學問的對象混為一談。如果認可馬一浮的觀點，「六藝之學」即國學，那麼，現代教育系統所缺失的「傳道」的問題，就有著落了。然而，兩千多年前的六經，當代人要全面了解其文義，並不容易，至於完全領會其精神智慧，則更是困難。那麼，如何真正把握國學作為「六藝之學」的深邃義理呢？劉夢溪認為，誠信、愛敬、忠恕、知恥、和同，是六藝典籍中的最重要的價值論理，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核心的價值論理。所謂國學，就是通過立教來傳育這些萬古不磨的價值論理，以培養、熏陶、涵化新時代的「六藝之人」。登堂入室，可先從《論語》開始。

孔子講學圖

馬一浮國學論的另一貢獻，是發現《論語》裡面有「六藝」。他說：「《論語》記孔子及諸弟子之言，隨舉一章，皆可以見六藝之旨。」 他的《<論語>首末二章義》一文，就是專為揭明此義而寫。他寫道：

「首章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悅、樂都是自心的受用。時習是功夫，朋來是效驗。『悅』是自受用，『樂』是他受用，自他一體，善與人同。故『悅』意深微而『樂』意寬廣，此即兼有《禮》、《樂》二教義也。」

又釋「君子」一語云：

「《易》是聖人最後之教，六藝之原，非深通天人之故者不能與《易》道相應。故知此言君子者，是《易》教義也。凡言君子者，通六藝言之，然有通有別，此於六藝為別，故說為《易》教之君子。學者讀此章，第一須認明『學而時習之』，學是學個什麼；第二須知如何方是時習工夫；第三須自己體驗，自心有無悅澤之意，此便是合下用力的方法。末了須認明君子是何等人格，自己立志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如何才夠得上做君子，如何才可免於為小人。其間大有事在，如此方不是泛泛讀過。」

為何釋君子而追溯到《易經》，馬先生給出的理由是：「孔子系《易》，大象明法天用《易》之道，皆以君子表之。」 例如《乾》卦的《象》詞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卦的《象》詞為：「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乾、坤兩卦均以君子之名標領，可知「厚德」與「自強」是為君子之德也。已往研究者釋君子一名，有時以「位」稱，有時以「德」稱，馬先生則認為：「君子者，唯是成德之名。」 又說：「君子但為德稱，不必其跡應帝王也。」 而《易經》涉君子一詞，一般都是「以成德為行」（《易·乾卦·爻辭》），這和《論語》中使用的君子概念，是一致的。

馬先生以《論語》首章為例，證明《論語》中有「六藝之旨」，應是真實不虛。至於《論語》的末章，馬先生說，末章「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是《易》教義；「不知禮，無以立」，是《禮》教義；「不知言，無以知人」，是《詩》教義。」 亦屬諦言。馬先生又說，「首章是始教，意主於善誘」，末章是「終教，要歸於成德」；「以君子始，以君子終，總攝歸於《易》教」。

《論語首末二章義》在馬先生只是示例，更系統的講述主要在《復性書院講錄》中。《群經大義》是馬先生在復性書院授學講論的重頭戲，共分七講，曰《群經大義總說》，曰《論語大義》，曰《孝經大義》，曰《詩教緒論》，曰《禮教緒論》，曰《洪範約義》，曰《觀象卮言》，共二十餘萬言。而《論語大義》置於群經釋義之首，超過三萬言。他的講論方法，就是從《論語》說六藝。當然和《論語首末二章義》不同，此篇是系統論述。他說：

「六藝皆孔氏之遺書，七十子後學所傳。欲明其微言大義，當先求之《論語》，以其皆孔門問答之詞也。據《論語》以說六藝，庶幾能得其旨。」

他分別以詩教、書教、禮樂教上中下、易教上下、春秋教上中下，闡發《論語》中的六藝之旨。內容豐富詳博，條例粲然，因非本篇題旨的重心，具體釋解分梳，不是本文的任務。我只想證明，《論語》是可以直接通六藝的，《論語》反覆講述的義理，就是六經的基本義理。因此欲學六藝不妨從《論語》開始。

馬一浮關於《論語》通六藝的創解，哲學家賀麟先生評價極高，寫道：「進一步他提出《論語》為總經，指出《論語》中已包括六藝的大義。他以孔子言仁處，講明詩教；以孔子言政處，講明書教；以孔子言孝弟處，講明禮樂教；以孔子之言正名，為春秋大義；以孔子在川上章，於變易中見不易，及予欲無言章，明示性體本寂而神用不窮，即以此兩章，講明易教大義。提綱挈領，條理清楚，頗能融會貫通。所以他《論語大義》一書，實最為他精要的綱。」 然則《論語大義》完全可以看做是馬先生講述《群經大義》的綱。這樣我們就可以放心地提出，《論語》不僅是後人進入六經的途徑，同時也是今天我們學習國學的最便捷的途徑。

現代大儒馬一浮（1883～1967），號湛翁，別署蠲翁、蠲叟、蠲戲老人。

在今天，對大多數民眾而言，學習國學主要不是要進入六經的學問體系，那是一個煩難的學問世界。沒有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的相當準備，未免障礙重重。即使有一定的小學訓練，不了解中國社會歷史和制度變遷，特別是於學術流變的歷史缺少整體的了解，進入六經的堂奧，也是困難的。所以我主張大學國學院的經學部，招生的人數不必多，學制需適當延長，最終以培養經學和小學專家或大師為職志。但一般的民眾，包括大學生、中小學教師、公務員、企業員工，主要是學習六經的價值論理。也就是班固《漢書·藝文志》說的：「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學習國學，學習六經，主要是為了「蓄德」。

蓄什麼德？近年我從《易經》、《禮記》、《論語》、《孝經》等中國最高經典中抽繹出五組概念，包括誠信、愛敬、忠恕、知恥、和同，都是直接關乎做人和立國的價值論理。我認為它們是中國文化的最核心的價值理念。誠信來自《易經》乾卦的爻辭，引孔子的話說：「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大家細想，人生在世，何求何為？「進德修業」四字可以概括無遺。還不是想在事業上取得成功，並在道德上修為自己？而進德的前提，是「忠信」，修業的前提，是「立誠」。總之是誠信二字，可以使自己快樂自足，可以使自己事業有成，可以使自己立足天下而無愧憂。《論語》通六藝，其首章引曾子的話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孔子則提出「主忠信」。既是孔門之教，又是六藝之旨。「愛敬」一詞連用，最早見諸《孝經》。其第二章引孔子語：「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第十八章：「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也是孔子的話。《論語》首章載孔子的話：「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愛敬」兩字於此處全出。孔子答樊遲問仁，則曰「愛人」（《論語·顏淵》）。而子路問君子，孔子說「修己以敬」（《論語·憲問》）子張問如何行事，孔子的回答是：「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論語·衛靈公》）孔子談禮儀的重要，又說：「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八佾》）則禮的精神內核應該是「敬」無疑。「愛敬」這種價值論理，也可以由《論語》而通六經。

「忠恕」則直接來源於《論語》，即曾子說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忠」是推己，即看自己的「心」是否擺得正。「恕」是「及人」，即換位思考，將心比心。孔子對「恕」的解釋，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我稱恕道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異量之美，已成為世界公認的道德金律。「知恥」來自《禮記·中庸》，也是引孔子的話：「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我由此得出一個判斷，即修身應該從「知恥」開始。

「和同」是我近年研究得最多也講得最多的價值理念，其思想來自《易經》的繫辭下：「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而《同人》一卦則是專門演繹「與人和同」《易》理的一卦。2016年《文史哲》雜誌第3期有我的《論和同》一文，兩萬餘言，析論考證「和同」之義甚詳盡，有興趣的朋友可找來參看，此不多具。「和」是由「不同」組成，不同也能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是為「和」。如果都是由「同」組合在一起，那就不成其為事物了。所以《國語·鄭語》引史伯的話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史伯是古代的智者，他這句話道出了「和」、「同」關係的辯證法。由不同組成的「和」是多樣的統一，故能更新，故能發展，故能再生。如果是「同」、「同」捆綁在一起，那就無所謂更新、發展和再生了。求之《論語》，則是孔子所講：「君子和而不同。」斯言體大，窮理盡性，無漏無遺，一言九鼎。一個是「和而不同」，一個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認為是孔子給出的，同時也是中國文化給出的人類麻煩解決之道。我有一篇文章專門論述此義，題目是《「和而不同」是中華文化的大智慧》。關於「敬」的義理價值，2016年第3期《北京大學學報》刊有我的一篇特稿，名《敬義論》，三萬字的篇幅，可以說將「敬」的義理髮掘殆盡。「敬」是人的不可奪之「志」，是生命個體的「自性莊嚴」。我的結論是，「敬」這個價值理念已經進入中華文化的信仰之維。

總之，誠信、愛敬、忠恕、知恥、和同，是六藝典籍中的最重要的價值論理，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核心的價值論理。所謂國學，就是通過立教來傳育這些萬古不磨的價值論理，以培養、熏陶、涵化新時代的「六藝之人」。《禮記·大學》開篇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以此，「在新民」，以此，「在止於至善」，更是以此。這些價值理念不僅沒有過時，而且恰合於今天的文化建設和價值重構。實際上，這些價值論理不僅適用於中國人，也適用於外國人，適用於全世界所有的人。當年馬一浮在浙江大學開國學講座的時候，他不是說過：

「此是某之一種信念，但願諸生亦當具一種信念，信吾國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信自己身心修養之深切而必要，信吾國學術之定可昌明，不獨要措我國家民族於磐石之安，且當進而使全人類能相生相養而不致有爭奪相殺之事。」

他說只有具備了此種信念，「然後可以講國學」。馬一浮先生的思想和信念，應該成為我們每一個致力於中國文化復興的學人的思想和信念。

我們今天學國學，就是讓這些高貴的精神論理跟我們每個人的精神世界連接起來，跟我們中國人的精神血脈溝通起來，跟全世界人之為人的「本具之理」聯繫起來，形成現代的文化自覺，以恢復人類的本然之善。

2016年11月21日寫訖於東塾

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文化》雜誌創辦人兼主編 劉夢溪

劉夢溪論國學（一） 「國學」一詞溯源古今之義差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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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夢溪論國學（七）馬氏定義能否破解國學教育的困局

*本文選自劉夢溪《論國學之內涵及其施教——馬一浮國學論的立教義旨》，將刊於《文史哲》2017年第2期，分標題為編者所加。未經作者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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