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廢除與張之洞_閱談網

張之洞是清同治二年（1863年）的探花。關於張之洞的登科，常有的說法是他殿試的文章"不襲故套，指陳時政"，為兩宮所讚賞，但是為了慰藉帝師翁同龢，兩宮太后最終拔取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源為癸亥恩科的狀元，而張之洞只能屈居第三。對這一說法津津樂道的人無非是想證明張之洞的天資聰穎。毫無疑問的是，張之洞十三歲中秀才，十六歲中順天鄉試第一名舉人，二十六歲中會試第三名進士，旋授翰林院編修，曆數過來，張之洞可以算得上是一個早得科名，並經由科舉途徑躋身仕途的代表。

另有例子可以證明張之洞對科名的重視。比如他用人的原則有一條就是重"科甲"，[1]因此他的幕僚中有不少人是進士與翰林出身。甚至在科舉廢除之後，張之洞在為女兒、孫女找婆家時也十分看重夫婿的科名，"元配、續弦不拘，家道如何可不論，甲班出身最好，否則曾中舉人、拔貢者亦可。"[2]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對科舉功名總有一種自然的欣羨感。科舉是連接社會上層與中下層階級的一個奇妙的渠道，正因為有了這一通道，中國古代"士農工商"的階級藩籬就不再是不可逾越的了，科舉成為社會各階級自下而上進行垂直流動的途徑，也是唯一的途徑。中國的傳統士人逐漸形成這樣一個認識：只有經過科舉選拔出來的人才才是真正堪擔國家重任的棟樑，才能名正言順地在社會上佔有上層階級的地位。出於這種傳統見解和政治選拔中的實際操作，農工商們倚借科舉成為士族，原本的士族也必須依靠取得科名功名方能保持士族地位和祖先的財富。到了清末，"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時俗尚未變，士由異途進者，鄉里恥之。"[3]張之洞是洋務運動的中流砥柱，思想較同朝官員都開放很多，他尚且對科名如此重視，那麼其他晚清官員，即便在耳聞目睹科舉弊端之時會想起歷史上幾次提出廢除科舉的動議，但在他們內心深處，科舉乃是國家政治人才新舊更替的基礎，稍有觸動，舉國忙亂。

若是政治局勢不變，科舉和那個時代的許多制度一樣，似乎可以長存下去，最多只是做些局部的修改調整。然而晚清時期可以說是數千年來中國社會改變最大的時期之一。國家沿海門戶開放，八國聯軍入侵，所有來自外面世界的危險實際表明的是，大清王朝，或者說中國延續了兩千年的行政組織體系已經面臨崩潰的邊緣。自林則徐往外開眼看世界，到李鴻章內外審視之後大辦洋務，再到後來梁啟超等人把目光回歸到國內體制並大加批判，在這群放眼世界、改良內政的科名加身的士紳之中，張之洞的行為風格是不溫不火的，他只是儘力和緩地、準備周全地把科舉龐重的架子撤下讀書人的價值櫃檯，企圖用一個全新的教育體系彌補科舉廢除後的清帝國人才選拔的龐大空缺。

張之洞有著與大多數文臣共同的經歷，即到地方充任考官。張之洞在同治六年（1867年），即入翰林院的第五年，趕往浙江充任副考官。張之洞首次充任考官，就表現出了對選拔人才的極大熱情。他"最勤於搜遺，鄉試卷閱全卷，小試卷十閱其七，得人甚多。""所錄專看根底、性情、才識，不拘拘於文字格式，其不合常規而取錄者極多。"[4]這些錄取者中不乏後來的著名官員和學者，其中的陶模後來也是力主變通科舉的主力之一。當年九月，張之洞又任湖北學政。湖北可以說是後來張之洞得以施展革新政策的根據地。同治十二年（1873年），張之洞充四川鄉試副主考，又簡放四川學政。是時四川科場作弊、士風日下的現象十分嚴重，"考場作弊，各省皆有，然未有如川省今日之甚者。弊竇日巧，盤結日深，士子以舞弊為常談，廩保視漁利為本分，以致寒士短氣，匪徒生心，訟斷日多，士氣日蔽。"[5]張之洞在四川學政任內大力整頓該省科舉積弊。此時的他已對當時科舉制度的漏洞和缺陷有了較深入的認識。不過作為一名學政，他只能在職權範圍內對當地的教育氛圍作些制度所允許的調整。他在湖北辦起經心書院，在四川辦了尊經書院，書院的主要作用是改善當地士林風氣。除此之外，張之洞亦開始嘗試新的辦學方式，要求學生認真讀書，涉獵廣泛，因為"非博不通，非專不精"。

之後的很多年裡，張之洞輾轉歷任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等職，逐漸與仍舊還存在並惡化著的科場拉開了距離。在從中俄新約簽訂，到中法戰爭，再到洋務運動的背景下，已有二十多年從政經驗的張之洞更多地是參與與俄法等列強的斡旋、鎮壓國內農民起義、新辦近代工業的事務。這些事務無疑能讓晚清任何一名普通官員的政治資本大大增值。張之洞在著手參與科舉改革之前，已經同劉坤一、鹿傳霖、端方、梁鼎芬、陳寶箴等大員構築起了關係網路。而縱觀張之洞這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不難發現，他的活動差不多都與對外交往和國外新鮮事物有關。這種環境下，張之洞有的是機會來比較中西制度的異同優劣，有的是時間去反思大清帝國國勢漸衰的原因。張之洞雖沒有直接參与科場，但是他對育才選才一貫保持著熱情。光緒十二年（1886年）四月，在兩廣總督任內，張之洞在廣州城西北設廣雅書局，次年改書局為廣雅書院。光緒十六年（1890年）以來，張之洞在湖北又先後創建了兩湖書院、方言商務學堂、自強學堂、武備學堂、農務學堂。這些教育機構很大程度上成為張之洞施行新的學制、培養新的人才的試驗場所。

19世紀的最後十年，中國一直不缺乏變革制度的思潮和熱情。外來的威脅幾度超越了太平天國、捻軍等傳統的隱患，成為朝廷最大的心病。這一與以往歷代顯著不同的局勢在幾十年里把中國知識分子劃入了兩個不同的圈子：對於中國沿襲已久盤根錯節的"祖宗之法"，一派要變，一派要守。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主張變法的人士的長久的願望終於由紙上談兵一躍成為具體的"明定國是"詔書。皇帝年輕而勢單力薄，他向他的祖先留下的制度規章的首次發難竟然沒有維持過戊戌年。在朝士大夫對百日維新的失敗懷有一種複雜的心理態度，戊戌變法有些突兀地把過新的東西帶入垂暮之年的朝廷，百官看到了新，更看到了新在舊前的一敗塗地。這種態度一直延續到三年後的庚子新政（1900年）。庚子新政雖為太后默許，但大多數官員最初只是觀望，在踐行的過程中盡量地避免做出與傳統軌跡有過大的偏離。

變科舉本是康梁等維新人士的主張，但這一時期內，思想較為開明的官員已對科舉制度的變革做過私下的考量。戊戌變法前的兩個月，已六十一歲的張之洞撰寫《勸學篇》。這冊書通常被看作是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總結。這本書分內篇外篇，內篇分為同心、教忠、明綱、知類等維護"體統"的篇目。在外篇，張之洞則力陳其革新主張，從《益智第一》到《農工商學第九》，皆為教育領域的新見解。

"遊學""設學"，再到改革學制、"變科舉"，張之洞的見解逐漸趨於具體；但他仍不忘表達這些改革的終極原因："使鄉、會試仍取決於時文，京朝官仍挈長於小楷，名位取捨，惟在於斯，則雖日討國人而申儆之，告以禍至無日，戒以識實務、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汶暗如故，空疏亦如故矣。故救時必自變法始，變法必自變科舉始。"在《勸學篇》刊刻前兩個月，張之洞與時任湖南巡撫的陳寶箴就奏請科舉改革做了很多交流。在《勸學篇·變科舉第八》中，他花了很大篇幅對其希冀的變革後的科舉制度做了描述，其中關於科考三場次序的排列就多採納陳寶箴的意見。陳寶箴出身舉人，自光緒二十年（1894年）出任湖南巡撫以來，與維新派來往甚密。陳寶箴的思想傾向改革，因此他對張之洞關於改革科舉的想法有著極大的熱情。在張之洞提出希望聯銜會奏變科舉時，陳寶箴積極回應，並在張之洞對改革內容進行斟酌的時候兩次進行催促，"早奏請或可悉如鈞論議行，應請飭繕速發。"[6]戊戌變法過後，陳寶箴丟掉了官職，張之洞卻沒受到任何牽連，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張之洞的思想和性格。他主張變革，但卻是以維護大清統治為出發點，而且他並不輕易單槍匹馬地出頭。這一特點在庚子新政中新一輪關於科舉改革的討論中也得以表現。

在庚子新政初時，對科舉問題談論較多的官員主要是袁世凱和陶模。袁世凱主張分科遞減科舉中額，用新增實學科逐漸取代科舉，最終達到廢除科舉的目的。與之相比，陶模算是一個偏於激進的人物。他雖也是進士出身，卻對科舉制度主張立即全行廢止，並用學堂來取代。其時各省督撫私下就變科舉的問題都已進行討論和磋商。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陶模調任兩廣總督，就任途中他取道武漢，專程拜見了他的鄉舉座師、湖廣總督張之洞，在鄂逗留長達半月之久，直至廣東巡撫德壽"以粵省防務緊要，敦請迅速前往履新"，才由張之洞"飭撥某兵船送之"。[7]陶模在到任之初就向朝廷呈遞了《奏請變通科舉折》，張之洞對此特地致書陶模，道："近讀變科舉疏稿，具征卓識堅定。"[8]時直隸布政使周馥、四川總督奎俊等人也都認為推行新政"大要首在學校、科舉"[9]，可謂與張之洞站在同一條戰線上。

張之洞站在求變科舉者的前列，但並沒有像他的門生陶模一樣衝鋒陷陣。為了避免在朝中守舊派的口誅筆伐中陷於孤立，張之洞總是事前找好同盟者，並追求以聯銜奏請的形式抒發自己的意見。這次，張之洞的搭檔是廩生出身、以鎮壓太平軍起家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在陶模用激烈的專註扯開革除科舉的口子後，張之洞和劉坤一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聯名上奏《江楚會奏變法三折》，陳述變法三疏。聲望較高而老道的劉坤一領銜了這本奏摺，並給它定下了穩重平和的基調，但其中主要內容大多出自張之洞之手。奏本中關於科舉改革的建議折中了袁世凱和陶模的觀點，具體的操作方式是"前兩科每科分減舊日中學額三成，第三科分減舊額四成，十年三科之後，舊額減盡，生員、舉人、進士皆出於學堂矣。"[10]奏請上呈之後的幾個月，清廷宣布廢除八股時文、改試策論及永遠廢除武舉，但這顯然不是張劉會奏的成效，因為在上諭中並沒有關於文科改廢的內容。張之洞在躊躇觀望之際，向任軍機大臣的姻親鹿傳霖打探朝廷的意向。鹿傳霖是同治年間的進士，在幾年前任四川總督的時候就曾經手過對舊式書院的改革，在教育改革方面與張之洞不乏共識。而此時，在西安"行在"的鹿傳霖卻難以給張之洞一個滿意的答覆。張之洞、劉坤一隻得再奏重申自己的意思，並得到朝廷明確的否決意見。

如果說科舉制度作為國家的"掄才大典"，尚須時日方能撼動，則學制的改革就容易得多。書院和學堂多由地方大員自己出資或奏請朝廷設立。書院學堂一般由地方官員掌管。當時學堂已經逐漸引入了西方的所謂"實用"的知識。其學製作為純粹的教育體制而非敏感的行政體制，大可脫離朝廷嚴密的監控而實現調整。前面已經提到張之洞在湖北建立不少學堂，大部分是洋務運動時期所流行的新式學堂。與學堂中新增的西學相適應，張之洞也仿照國外（主要是日本）學制，除了設立如師範學堂、工藝學堂、務農學堂等專業學堂之外，另在湖北省範圍內建立起一批中小學堂。幾年下來，湖北一個省區的學制體系已經初具規模，可謂"鄂省學堂學務冠於各省"。[11]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初一，張之洞又聯合一位教育方面的開明人士、時任湖北巡撫的端方，會銜上奏《籌定學堂規模次第興辦折》，陳述湖北學制體系。這一奏摺較《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的學制構想，顯得更加具體，也突出了仿日本學制和基礎教育職業教育相分離的特點。所幸的是，這次張之洞在朝中遇到了知音。管學大臣張百熙早在張之洞上奏之前就對其在湖北的學制改革成就表現出極大的關注，曾就學務問題與張之洞進行過私下的交流。這次張之洞的奏摺就由張百熙議復。而此前兩月，張百熙本人也向朝廷上奏了《欽定學堂章程》，並獲批准。兩張的想法有不少的相通之處。這也為張之洞癸卯進京時得以在中央"會商學務"奠定了基礎。

張之洞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應召入覲，這是皇家對地方官員極少的表示恩寵的機會，此時已身為重臣的張之洞自然冀圖抓住這次機會以獲"大用"。不過此時位居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凱與首席軍機大臣奕劻相互勾結，權傾一方。張之洞此次進京於仕途無濟，很大程度上是出於袁世凱在政治上的排擠。儘管張之洞就其在京所見，對袁世凱的攬權表示了極大的不滿和憂慮，但不可否認的是，袁世凱是張之洞在廢止科舉陣線上最為重要的同盟軍之一。

早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冬，袁世凱就到南京與時任兩江總督的張之洞進行會晤。他們就分科遞減問題達成了共識，並相約"俟明春會奏，按每科廢二三成，移入學堂，十年內即可全廢，依次遞廢，免文人起訌。"[12]這次的會奏，袁世凱希望由張之洞主稿，張之洞應是思量到《江楚會奏變法三折》的失敗，心中尚有疑慮，加之謹慎起見，遲遲不肯動筆。直到袁世凱寫成奏稿，張之洞對其大加讚賞，並聯絡各省督撫，終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二月十五日，由袁世凱、張之洞，山東巡撫周馥、署湖廣總督端方等人會奏《請遞減科舉中額專註學校折》。該奏摺自然由袁世凱領銜。上奏前後，袁世凱借其在朝中的關係探得不少重臣的口風。當時政務處的八位王大臣中，奕劻、鹿傳霖、榮慶、張百熙等都與張、袁二人私下交好，他們對奏摺的態度基本是贊同的，惟有王文韶堅決反對。王文韶的思想一直傾向保守固執。在戊戌變法的時候他受命辦理新政，卻一直暗中加以阻撓；就是在外交方面，也一直主張妥協應對外敵。進士出身的王文韶對科舉廢止的反對意見甚為堅決，甚至到可以"以死力爭"的地步。王文韶的態度大大鼓勵了朝中不少守舊派人士，使得張之洞等人的奏摺意見陷入僵局，這一僵局直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王文韶去世才得以打破。

也正是如此，張之洞癸卯（1903年）進京很大一部分活動也在於在行走廷樞，與諸大臣協調關於奏廢科舉的意見。在張之洞抵達京師的一個月後，管學大臣張百熙和榮慶就奏請派張之洞會商學務。張百熙與榮慶為同僚，但兩者政見相差甚大：張百熙熱衷教育改革，榮慶卻偏於守舊。榮慶在張之洞進京不久與之"開筵久酌，並話先大父在黔與其尊翁舊事"[13]，兩人就家世關係拉近了不少距離。但其時榮慶正與張百熙同辦京師大學堂的學務，而張之洞一貫持重謹慎的作風也讓榮慶相信，讓張之洞會商學務，既能使之在湖北辦學的經驗得以發揮，又不至於生髮出過於激進的改革。張之洞這次會商學務的最大成就在於制定《奏定學堂章程》。關於制定新的學堂章程的奏摺是很快得到批准的，張之洞因之有了極大動力。這一章程的起草大約花了張之洞三個月時間。以張百熙先期獲得批准的《欽定學堂章程》為基礎，張之洞廣泛徵集他人意見，又充分地融合了他本人在學制改革方面的經驗和設想，並在上奏之前將稿本送交政務處和軍機處的王公大臣審閱。最終，不負張之洞所望，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這部學製得到了批准並得以推行，是為癸卯學制。

此時國內關於廢止科舉已是公開的議論，一方面科舉弊端日甚，足以取締；另一方面，科舉廢后，一心以科舉功名為目標的讀書人又將何去何從？關於這樣的問題，張之洞以實際行動已經準備了很久。張之洞在京期間，慈禧太后就向他詢問奏停科舉一節該如何辦理，另問道"若廢科舉又恐失士子之心，如之何？"張之洞對此的回答是："取士非由學堂不可，但科舉不停則學堂仍不能大興"。"科舉之廢所不便者，但三四十歲之老生員耳。其年富力強者皆可以入學堂矣。且學堂大開，從三四十歲之老生員多可為小學堂之教習，又為之寬籌出路，並非科舉一停，即無事可作。況臣之請停科舉者，亦非刻下即行罷廢，其所以必待三科減盡者，亦正為此。蓋此三科中，若再不能中式，已皆五六十歲矣，亦必不願再入場矣。故失士心一層亦萬不足慮。"[14]另外，為了滿足傳統知識分子對科名的心理需求，張之洞亦在《各學堂獎勵章程》中規定授與不同層級學堂的畢業生以相應的科舉功名。張之洞在朝中樹立了這麼一個形象：他是教育改革派中活躍但不激進的一員，並且在破舊之前就已經為朝廷找好了替代途徑並頗有成效。張之洞等人已經明確地闡述，新式學堂將是取代科舉的不二選擇。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初二日，張之洞與袁世凱、端方、盛京將軍趙爾巽、兩江總督周馥、兩廣總督岑春煊會奏立停科舉推廣學校，改折仍舊由袁世凱領銜。這次奏請已經一反以往慣常宣揚的分科遞減科舉中額並以學堂學額替代的過渡性路線，而將科舉置於學堂的對立面，是曰"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倖得第之分，以分其砥礪實修之志。民間更相率觀望，私立學堂者絕少，又斷非公家財力所能普及，學堂決無大興之望……故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停科舉始"。[15]此時朝廷已經接受新式學堂的培養人才模式，這一會奏顯然給科舉制度以沉重的一擊，也是最後的一擊。兩天後，奏摺得到批准，朝廷宣布自明年起廢除科舉。而張之洞時已六十八歲。

至此再閱張之洞的《勸學篇》，縱觀《外篇》中有關教育、文化、實業的各章節，張之洞的大部分政治生涯都在踐行自己有關"西學為用"的見解，而如同洋務運動的大部分代表人物一樣，張之洞在用西學的時候一直不忘有關教忠、宗經、正權、循序的"中學"，這也正是《勸學篇》中《內篇》的內容。張之洞由建立講授經義的書院，到設教習實業知識的學堂，已臻古稀之年時才促成科舉之廢。科舉既廢，仍留湖廣總督之任的張之洞奏請設立湖北存古學堂。新式學堂興了，近代工業起了，是時候再拾起經史子集，重溫聖教儒書的國學境界了。

宣統元年（1909年）八月二十一日，張之洞病逝。一代清末儒臣也得到了最後的亦是最重要的表彰--張之洞死後第三天，清廷發布上諭，加恩謚予"文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