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戰略]今天美國人眼中的日本，日本人眼中的中國

美國《新聞周刊》8月31日(提前出版)文章，原題：日本在衰退　　　　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日本經濟一直停滯不前，上季度更是驟然下滑15.2%。與此同時，中國對日本作為亞洲頭號經濟體的地位發起直接挑戰。北京最近開始大力打造綠色汽車產業，而日本在這一領域仍遙遙領先。一些日本觀察家將中國的綠色汽車計劃比作上世紀50年代蘇聯的衛星。當時，蘇聯衛星壓倒了美國在科技領域的優勢。　　　　日本擔心自身已變成亞洲政治和經濟的失敗者，過早地淪為中國的配角。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準備迎來新政府。一切來得太快了。在最近這10年剛開始時，日本經濟規模幾乎是中國的4倍，但從近幾年趨勢看，中國將到2010年或之後不久超過日本。現在中國仍以每年8%的速度增長，日本則日益萎縮。正如東京國際政策研究所的小堀晉三所說：「可笑的是，我們還老是在談論跟中國競爭(亞洲唯一領袖地位)，而他們的經濟明年就會超過我們。」　　　　日本國內越來越多的人不情願地承認，他們的國家需要尋找新角色。美日學者將日本的新角色比作加拿大或瑞士———它們都是富足國家，知道如何在強鄰之側繁榮發展。但正如麻省理工的理查德?塞繆爾斯所說，問題是日本經濟是加拿大的3倍多，加美關係要比日中關係更平穩。此外，中日有一段二戰時不愉快的歷史，且彼此在貿易和安全方面常有利益衝突。有人認為更合適的模式是法國，與德國共同領導一個強大地區。日中可能在亞洲扮演這種角色。但歐盟最初是分享資源的戰後法德聯盟，而中日仍在為海洋石油權益和二戰暴行爭執不下。人均收入的巨大差距也難以讓兩國像德法那樣統領地區。　　　　但一個積極的地區戰略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據預測，到2027年中印領銜的主要新興市場將超過七國集團GDP總和。到2010年，中國佔全球消費增長比例將達到驚人的30%，超過美日和歐盟的總和。日本人一直將重心放在與美歐的經濟聯繫上，如今逐漸認識到他們最好是踏上(亞洲)這趟列車。　　　　——————————————————————————————————　　日本政論雜誌《中央公論》今年9月號以《日本要直面中國世紀》為題，刊登了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日裔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接受該刊專訪的文章。福山在談話中重點談及西方，特別是日本應如何看待和應對中國崛起的問題。文章摘要如下。　　　　更多國家鍾情「中國模式」　　　　福山在專訪中說，中國發展模式的價值內核源於延續幾千年的政治傳統，可概括為「負責任的權威體制」。這種傳統達到西方難以企及的歷史高度：一是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國家機器和軍隊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歐洲那樣由封建領主或教會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管理體制，官員由公正、普遍的考試製度選拔，而非西方或中東那樣由世襲或門第操縱；三是政治對人民負責，體現「民本主義」，強調當政者對人民負有道義責任，而非西方那樣在特權階層內部進行權力分配。　　　　上述政治傳統不僅使中國在歷史上保持長期統一、穩定與先進，而且在人類現代化進程的各個階段均體現出積極意義。二戰後東亞「四小龍」及部分東南亞國家實現經濟騰飛，其中有著明顯的中華文明痕迹，執行了一條由權威型政府主導的發展路線。近30年來，中國經濟令人驚異的快速發展體現了中國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認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長。中國的政治傳統和現實模式受到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的關注，在印度「民主」模式與中國「權威」模式之間，更多國家鍾情中國，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後者代表集中和高效。　　　　近年來，中國的民主法制建設步伐明顯加快。人們往往把民主法制等同於普選，但其實質應是政府受託於人民的責任制度化、法律化。去年以來，圍繞「汶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中國民眾的權利意識上升，市民社會開始萌動，而中國政府也在正面回應民眾的訴求，履行信息公開及對民眾解釋說明的公共責任。考察中國國情可以預見，中國今後的民主法制建設不太可能全盤引進西方理念，而更可能採取立足民生、務實漸進的方式，圍繞環境污染、土地徵用、房屋拆遷、基層官員腐敗等具體議題，通過政府與民眾之間頻繁互動、磨合，逐步實現制度的進步和升級。　　　　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中國亦需在自身發展進程中實踐民主法制的理念。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礎上實現新的融合。　　　　應將中國納入多邊框架　　　　中國崛起是一個國際權力再分配的過程，權力將從西方向中國分流。任何國家都有自利性，新興大國亦不例外。約束新興大國權力慾望的最好辦法就是構築多邊秩序，規範權力轉移的進程，因此需要將中國納入全球性和地區性的多邊框架中，尤其美日應積极參与多邊框架的制度化建構。　　　　現在世界上流傳「G2」說法，認為中美雙邊框架比多邊框架更有效。這種說法脫離了全球化時代各國普遍聯繫、相互依存的基本現實，因而是荒謬的。比如要改變中美經濟關係不平衡、促使中國擴大內需，單靠中美雙邊磋商而不藉助「G20」、IMF等多邊機制，是不可能產生建設性成果的。又如中美討論安全問題，但兩國之間沒有任何制度化的安全條約關係，美國不可能離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的同盟關係與中國達成安全協議。中美關係確實重要，但要更好地發揮作用，必須依靠多邊機制的支撐。　　　　亞洲多邊機制建設尤其是地區合作方興未艾，美國扮演何種角色備受關注。亞洲與多邊秩序應由亞洲人來建立，這樣會更有效。美國應通過與亞洲國家的同盟關係為多邊機制提供外部保障。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日本越融入亞洲，日美同盟就越重要，就越有發揮作用的廣闊空間。　　　　　亞洲的重心在東北亞，中日韓合作應成為亞洲多邊機制的核心。中日韓合作已邁開步伐，今後應進一步機制化，三國領導人應更加頻繁地見面並解決實質問題。中日韓合作的經濟動力巨大，政治障礙不小，尤其民族主義和歷史糾葛影響彼此互信。三國應認真面對這些課題，避免讓20世紀的問題影響21世紀的合作。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