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姚念慈：康熙為什麼比雍正乾隆孤獨寂寞

姚念慈澎湃新聞：您近年對清初政治史的討論主要經由兩份文本切入，即清世祖遺詔與康熙五十六年面諭，前者引出世祖的漢化傾向及所遇到的阻力，後者則關照到清聖祖為本朝爭正統的訴求與手段，兩者皆與清初滿漢關係的走向密切相關，那麼順、康兩朝的滿漢關係有何特點？八旗內部的對立與漢官的黨爭又如何糾纏其中？ 姚念慈：您提出的問題都很專業，思考也很深入，我的回答很可能不合格。 沒錯，清世祖遺詔和康熙五十六年面諭（亦稱遺詔）是我關注較多的文獻，這兩份文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都引起過不少研究。清世祖遺詔的傾向性很明顯，即中止福臨親政之後的漢化。儘管有記載說遺詔是由滿漢學士麻勒吉和王熙起草的，但這不等於麻、王草擬的遺詔就是現存於《實錄》中的這份遺詔，現存遺詔顯然代表孝庄皇太后和四輔臣的意思。我在《評清世祖遺詔》一文中用了不少篇幅來證明遺詔不符合福臨本意。也沒有史料說明遺詔是福臨臨終前幡然悔悟的結果。 絕大多數遺詔是新天子即位之初，為了厘革前朝弊端，奠定本朝方向，而以大行皇帝的名義公布的。用大行皇帝的悔悟之語，這既照顧了大行皇帝的顏面，也可以使新天子和顧命大臣不至於有違孝道。但清世祖遺詔不是就福臨親政十年中的某幾項具體措施予以否定，而是從執政方針到個人生活全盤否定，幾乎一無是處，說得如此苛刻，則很少見。但細檢《實錄》，卻發現與福臨臨終之前的舉措言談全然不符。遺詔是方向性的改變，認定福臨違背了滿洲傳統，一味漢化，不啻為本族叛逆。 遺詔對世祖如此評價，是與康熙初年四大臣輔政相關聯的。前人所謂福臨在遺詔中的這番「悔悟」，是指福臨因迷戀董鄂妃、溺佛、寵信宦官，朝政不振原因在此，由此使清朝得以「萬世靈長」，其實是為孝庄皇太后設計四大臣輔政的合理性張本。在我看來，四大臣輔政是倉猝瑣屑之局，不加深慮地拋出這樣一份遺詔，是為了急切停止福臨的漢化傾向，恢復關外舊制，以鞏固似乎動搖的滿洲統治地位。 然而，遺詔過分誇大了福臨的漢化程度。福臨喜愛漢文化，接受漢族政治傳統，確實觸犯了滿洲統治集團的權力和利益。但福臨實際上並無否定滿洲統治地位的意思，只是考慮到入關之後實行五大弊政帶來的危害，同時也危及到滿洲統治的穩定，故而採取了一些緩和措施，從制度上盡量採用明制，以期最大限度的聯合漢族士大夫。福臨鑒於多爾袞攝政的教訓，盡量削弱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對於皇權的掣肘，而欲將內閣作為行政決策中樞。四大臣輔政伊始，即推翻了福臨最後的設計。福臨死後如何定位，滿漢大臣意見不同，漢族士大夫試圖突出其為立足中原的創始者，而滿洲貴族則仍強調其是繼體之君，也反映出滿漢大臣對於後來政治走向的不同期待。

順治帝 順康兩朝滿漢關係的差別，是由兩朝的形勢和統治者面臨任務的差異來決定的。順治朝與南明三藩相始終，征服性質較濃，軍事活動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入仕的漢人士大夫完全居於服從地位，主要是個別人物依靠多爾袞和福臨的賞識而獲得信任。至於所謂「南北黨」，與清朝、南明的對峙有關，是投靠清廷的漢人之間勾心鬥角。至康熙朝，滿洲貴族的統治逐漸鞏固，除了八年的三藩之亂，國內沒有大規模的民族武裝鬥爭。 滿漢關係分兩個方面來說。代表民族征服的五大弊政，剃髮、改衣冠是基本國策，不能改變。但圈地、逃人法不再繼續擴大，社會矛盾趨於緩和。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亂以前，玄燁並無與民更始之意。八年的三藩之亂，各地民眾抗清勢力復萌以及漢人士大夫的傾向，教訓了玄燁。征服王朝下的民族矛盾和隔閡，並未因順治朝大規模軍事對抗的結束而消除，給玄燁蒙上濃厚的心理陰影。如何消弭廣大漢人的敵對心理，爭取漢人士大夫的合作，成為玄燁的首要任務，這一任務又因玄燁意識到漢人的文化優勢而倍感沉重。玄燁提倡崇學重道，大倡儒風，繼續政治體制改革，京官滿漢並置，堅持御門聽政，當然使漢人士大夫的地位較之順治朝更為優裕。然而雖外示優待，內心卻甚為猜防，時時打擊，處處限制。滿洲貴族仍處於支配地位，漢人士大夫無法在政治上形成勢力與滿洲抗衡，故而愈加疏離，與玄燁當初的預期相去日遠。 康熙四十六年的「朱三太子」重現和次年皇太子被廢，這兩個突發事件加劇了玄燁的心理危機，統治也愈益嚴迫，思想控制加強，急於證明大清王朝的正統地位和合法性，都是為漢人而發的。倘若玄燁僅僅滿足於蠲免全國錢糧，溥施德政，或許康熙朝末年會較為平靜。不幸康熙僥倖取得更大的武功，一手發起准部之役，陷入泥沼，於是對漢官更為警惕，而廣大漢族民眾的負擔也更加沉重。 至於八旗內部的對立，在順治朝還有所反映，但也只是入關前的餘波而已。順治親政十年，皇權處於絕對支配地位，八旗仰賴於皇權已成定局。康熙朝以皇子帶牛錄入居下五旗，下五旗是否還有旗主都成了疑問。保留下五旗諸王貝勒的某些權力，比如官員從各旗挑選須經諸王貝勒商議，只是一種尊重，以增強皇權的凝聚力。我研究得不夠，沒注意到康熙朝八旗內部的分化和鬥爭。至於因皇太子被廢而引起附屬於諸皇子的各旗屬臣有所蠢動，不能視為八旗內部的對立。康熙朝所謂漢官結黨，似也出於同一原因，並非形成自己的勢力。澎湃新聞：您認為儲君問題是聖祖晚年的心結之一，而發兵征準則是其試圖以武功證明清之合法性，是構建「盛世」的一環。康熙五十六年面諭發布後，其收效似乎並不如聖祖所願，次年即有朱天保上書使儲君問題再起波瀾，此後王掞、陶彝又先後上書；但另方面在軍事上則有胤禎「驅準保藏」的成功，使朝臣對儲位又有所臆測。您如何評價兩者間的關聯以及聖祖晚年儲位問題的新動向？ 姚念慈：康熙五十六年面諭的效果還得看到另一面，即所有滿漢朝臣都在表面上承認了大清得天下自古最正，這反映在康熙晚年曆次慶典群臣的頌詞和一些大臣的奏摺中，儘管是表面的，但至少在朝廷輿論上定於一尊，無人敢有異議，這不能說不是政治效果。 至於繼續有人上疏請立胤礽複位，我猜測仍是由於玄燁對廢黜胤礽心有不甘。李光地的態度很能說明問題。沒有玄燁的暗示，臣子們豈敢在玄燁信誓旦旦不立胤礽之後依然瀆奏不休？ 歷來不乏十四皇子胤禎因有「驅準保藏」之功而可能立儲的說法，王鍾翰師認為雍正得位為篡奪，即如此說。近些年，有些研究者又聲稱找到了所謂立胤禎為儲位的「新證據」，甚至構想出玄燁在醞釀一個神乎其神的「秘密立儲」計劃。但我看沒有一條能說明問題。胤禎以貝子稱「王」，顯然在提高其對外作戰的身價，誰說其一定高於居住京師陪在玄燁身邊的誠親王、雍親王？ 在發動准部之役之前，玄燁在六世達賴的問題上扮演的角色並不光彩。拉藏汗殺死西藏僧俗愛戴的情聖兼才聖的六世達賴倉央嘉錯，至少在事後得到清廷的支持。而拉藏汗私立依喜嘉錯受到西藏方面的強烈抵制，而玄燁派赫壽入藏參加依喜嘉錯的坐床典禮，其實是為拉藏汗所用。迨其事畢，拉藏汗即客客氣氣地打發赫壽出境，並與准部相往來，凡此都使玄燁大失面子卻又無可奈何。今人多以赫壽康熙四十八年入藏時為駐藏大臣，即代表清廷在西藏行使主權，與史實相去甚遠。 清廷使者不能待在西藏，而青海蒙古諸台吉又與清廷若即若離，玄燁對準軍入藏的誤判，原因在此。准部佔領西藏兩年多，確在清軍入藏之前撤離，但清軍是否在西藏得以立足？雍正初年青海台吉羅卜藏丹津等大舉叛清，原因何在？準噶爾本部受到多大損失？都值得重新審視。與准部開戰伊始，玄燁即謀求乞援俄羅斯，甚至以允許俄方接納准部俘虜相誘，結果未能如願。又如《滿文硃批》所披露的，准部佔領西藏後，玄燁一直在暗中與准部謀和，且其辭甚卑。清軍在康熙五十九年「得到」了西藏，胤禎統率大軍久屯於外，何以不乘勢進攻准部？至雍正初年清廷與准部議和，雙方疆界又恢復到戰爭之前。 今人淡化了這些問題，但作為當事者的玄燁心裡有數。所以，更關鍵的是玄燁如何估計這場戰爭的得失？「驅準保藏」是否能當作立胤禎為儲位的籌碼，我看還是疑問。玄燁既對廢黜胤礽並未甘心，則其內心矛盾焦慮可想而知，准部之役遷延八年令玄燁焦頭爛額，惶惑不知如何收場，玄燁是否能安靜下來，理性地考慮立儲，也大有疑問。歷史研究得靠證據說話，不必徒勞地去捕風捉影。

玄燁澎湃新聞：明代史事是清帝構建本朝正統的重要論說資源，清聖祖如何操控、利用對明代的歷史解釋以標榜清朝的合法性？士林又如何因應？另外，世祖與聖祖對崇禎帝均有特殊的情感，其原因與影響何在？ 姚念慈：這個問題最好由研究《明史》成書始末的人來回答。我的理解是，玄燁關註明史意在證明大清立國即正，明萬曆朝天命已經轉移到大清太祖朝，這是沒有疑義的。玄燁對明史館施加影響的手段，《起居注》中反映的是通過審閱明史館臣呈送的樣稿，發表評論。此外，通過對滿漢詞臣出題考試，判定優劣，親自作文示範，也能間接對明史修撰產生影響。 「士林如何因應」的問題，我沒有系統研究，但明史館臣的遭遇頗能說明問題。康熙十八年設立明史館，曾網羅不少明遺民，徐元文一度任總裁。但沒過多少年，遺民館臣紛紛離去，明史館已甚是蕭條。萬斯同獨立堅持，恐怕是私下撰修，後來稿子落到王鴻緒手中，多年後才呈送朝廷，故今日所見《明史》受到玄燁影響大約不多。 玄燁歪曲明朝史事，主要是通過重修清三朝《實錄》，尤其是《太宗實錄》，這一點，我已在書中說過了。當然，我是蜻蜓點水，很希望有人作系統研究。 清世祖福臨對崇禎有特殊情感，我想主要是對崇禎的「有君無臣」，政治上頗感孤立的同感。福臨認為明朝亡國，責任不在崇禎而在臣下，這與他的漢化屢遭滿洲內部反對因而感到沮喪有關。福臨在順治末年即將一統天下之際產生「亡秦之跡」的感覺，很值得我們重視。 玄燁對崇禎譏諷之語甚多，內心未必認為不是亡國之君，哪裡談得上什麼感情。表面肯定崇禎，純粹是政治需要。他強調崇禎時朝綱解紐，故有農民起義為大清入關「作驅除」，目的在於宣揚清得天下是「弔民伐罪」，而非取自於明朝，即《面諭》所謂「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後來玄燁重新安排歷代帝王廟，不取萬曆、泰昌、天啟三朝皇帝，而獨保留崇禎，當然是以為清承明統，即本朝之天下即明之天下。最近有人以康熙三十八年玄燁祭奠明孝陵題碑「治隆唐宋」，便認為清統治者將明朝列入漢族王朝系統，而清則自別於明，屬於遼金元系統，這全然誤會了玄燁的本意。澎湃新聞：關於清聖祖晚年的政治信息渠道。康熙末年御門聽政次數日減，君臣見面的機會亦隨之減少，如果從奏摺、起居注來看，奏事官、內監、侍衛往往會成為君臣之間的中介，但雍、乾以降則不復有此。您如何評價康熙末期的這一制度波動？其與奏摺行用的關係應作如何理解？ 姚念慈：康熙晚年陷入孤獨，御門聽政日少，即滿洲大臣當面聆聽上諭的機會也不多，恐怕主要是個人精神心理原因。但奏摺似乎並未減少，玄燁獲得情報，應對政事，寄託感情，多通過奏摺。至於內侍起什麼作用，目前還沒有史料說明，從雍正上台後很少懲辦康熙朝內侍，估計內侍對玄燁政令決策影響不大。 玄燁面臨的形勢，較之此前的順治朝和以後的雍正朝、乾隆朝，無疑要嚴峻得多，玄燁的精神負擔也沉重得多。長期的重負不能不影響其精神和心理。檢查《起居注》可知，玄燁晚年常常將自己封閉起來，獨自形成定見，然後示之大臣。而臣下唯有逢迎，少有勸諫，這對於疑心很重的玄燁只會加劇其猜疑心理，更加孤獨。 到了雍正、乾隆朝，從政治形勢而言，清朝統治已相對穩定。真正的漢人結黨與滿洲相頡頏始於雍正，即說明這一點。滿洲統治者雖然仍懷疑漢士大夫與本朝離心離德，卻似已不必擔心他們有復辟明朝的妄念，所以沒有玄燁的那種憂慮。從個人而言，雍正、乾隆的精神心理要開朗得多。雍正上台之後面臨的壓力也很大，但他對臣下的信任度比其父要強。雍正喜歡賣弄聰明，自出杼機，很樂於與臣下打筆墨官司，對答呼應，從中找到知音，獲得支持，似不像玄燁那樣孤獨寂寞。

澎湃新聞：您的著作中曾引及鄧之誠先生的《清詩紀事初編》，鄧先生對清初政治的評判頗有獨到之處，您具體如何評價？近年清代政治史研究日趨衰微，如何守護學術傳統、反思舊的研究模式，實現清代政治史的「回歸」與出新？姚念慈：清代文字獄大興，許多人對於當時嚴酷的史實不敢筆諸文章，只能寄寓於詩，隱約其辭，甚至借用比喻，不熟悉史實和典故的人很難領會其中含義。鄧之誠先生雖不以專治清史聞名，但對清朝掌故爛熟於胸，其家藏清初順康兩朝文集達七百餘種，無人能及。而且，鄧先生對清初政治、民族問題很敏感，故在《初編》小傳中多有發覆之功。比如清初遺民吳祖錫的抗清活動，就是鄧先生最先發明出來的，後來何齡修先生完成了對吳祖錫的研究。但鄧先生的有些提示，比如康熙三十三年喬萊召至京師憂懼至死，涉及面太廣，還沒有人在此基礎上以竟全功。又如張英的詩中流露出來的憂慮，很有啟示，也沒得到進一步的挖掘。當然，鄧先生也有失誤之處，需要在研究中重新鑒別。遺憾的是，以詩證史，或以史詮詩，不是我們這輩人所能具備的工夫，所以清史研究中很少有人沿著鄧先生的路走下去。除非將來有巨大的電子資料庫和大型詩詞典故工具書問世，否則，這個傳統恐怕將會中斷。充分利用清人詩文集，深入發掘其中有用的資料，是復原清代史實的重要途徑。清代政治史研究要想有大的突破，很大程度上也得依賴這一點。但一時看不見頭緒啊！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