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張文江：《史記·太史公自序》講記（連載3/6）

06-08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長弗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論六家要旨》還有幾個問題，涉及細微的差別。

第一，《易》和陰陽的相通，《莊子·天下篇》所謂「《易》以道陰陽」。作為導言的「《易大傳》曰」是總綱，列出的第一家是陰陽家。然而，「受《易》於楊何」，不完全等同受陰陽於楊何。《易》為道，陰陽為術，陰陽家和《易》直接關聯，兩者還是有所不同。「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這是《易》總體上的包容，而陰陽家是殊塗之異，還沒有達到同歸。陰陽家是相關《易》的嫡系，所以居於首位。

第二，道德家和道家，意義有所不同。或者說，渾言不別，析言則異。《六家要旨》主旨是「務為治」，在莊子來講就是外王。如果把外王歸於道家中的特殊一路，那就是帝王術。張舜徽寫《先秦道論發微》，把道家歸結為君人南面之術，多少有些把道家看小了。現代漢語中「道德」（ethics）這個詞，指的是以善惡為標準的、人們共同生活的行為規範。先秦「道德」的含義遠遠大於此，指道和德相輔相成，而且往往德在道先（老子有《德道經》和《道德經》之變；莊子《在宥》、《繕性》、《天下》皆先德後道之次）。道德家不能完全歸結為道家，道家不能完全歸結為帝王術。《六家要旨》把各家思想簡化為「務為治」，道德是其中唯一通向內聖之路，「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

什麼是德？德者，得也，就是人天生的稟賦或者特性。從天地中出來一個人，所謂修德，就是人的自我完善。這個德百姓日用而不知，你跟自己打了幾十年的交道，真的了解自己嗎？此處可以通往古希臘蘇格拉底所謂「認識你自己」，不僅如此，還可以對應「關心（或照顧）你自己」（《阿爾喀比亞德》，梁中和譯疏，華夏出版社，2009，269—279頁）。這裡的審察來自日常生活，孔子所謂「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矣」（《論語·子張》）。

為什麼稱為「道德」，而不單單稱為道？因為認識道只有一條路，就是從認識德開始，從認識自己開始。對德體會到什麼程度，道也顯示到什麼程度。這就是道德家的含義，也就是秦漢黃老道論和魏晉玄學的不同。認識道，從認識你自己開始，一點點往外走，包括認識自己的缺陷。所謂直心為德，就是不欺騙別人，也不欺騙自己。如果除去德只談道，那麼無關乎內聖外王，脫離了民生日用，就變成空洞的談資。所以「道德」兩個字非常深，在文章里流露出來，我不知道出於有意還是無意，也可能是無意的。

第三，六家中陰陽家是伏羲的繼承，道德家是黃老的繼承，儒家是堯舜孔的繼承，墨家是禹的繼承。儒和墨不直接稱為家，而稱為儒者、墨者，可能因為儒和墨是流行的顯學，參與的人數眾多，和其他諸家鬆散的思想吸引不同。名家又稱形名家，兩者異名同實。形名與名，乃古今稱謂之殊（伍非百《中國古名家言》「序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形名學是先秦諸子共同的知識背景，可以和西方的邏輯學比較。為什麼也是「務為治」呢？我嘗試作區分，形名家或同時注意內容，名家或更注意思辨的形式。把形名之學提出來，對人性持悲觀的看法，那就是法家。形又可以寫成刑法的刑，形可以相通於象。

《論六家要旨》總冒是《易經》，結束於批評儒家。司馬談《六家要旨》對儒家批評了還要批評，可見無形之中感受到儒家的壓力，說起來有些心虛，有些消化不了。在以後的時代發展中，把總冒和儒家配合起來，將其他各家塞入子部，於是《易經》和儒家配合，統治了中國思想兩千年。

《論六家要旨》先後有三種敘述順序，一、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二、陰陽、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三、陰陽、儒者、墨者、法家、名家、道家（參見李零《重歸古典》，《讀書》2008年第3期）。在我看來，這三種六家順序，第一種是目錄，第二種是上次講的經，第三種是以下講的傳。檢查下來，第二種、第三種是一樣的，只有第一種不一樣。第二種（經）、第三種（傳）是法家在名家之前，而第一種（目錄）是名家在法家之前，和文章中的「撮名法之要」一致。名家在法家之前，強調的是形名學，和其他諸家的關係要比法家密切。法家在名家之前，那就是重視內容高於形式，因為法家跟「務為治」的關係，看起來要比名家深一些。

前面講的是經，以下講的是傳，再次闡發六家。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陰陽對應白天和黑夜，四時對應春、夏、秋、冬。八位指八卦之位，亦即東、東南、南、西南、西、西北、北、東北，共八個方位。對應周期為八節，即二分二至和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十二度又稱十二宮，日和月沿黃道運行一周，一年會合十二次，每次會合的地方不同。二十四節就是二十四節氣。「各有教令」，在農業社會氣候發生變化，這個時候應該做什麼，那個時候應該做什麼，《禮記·月令》以及《夏小正》都與此相關。教令是不能違反的，天氣轉涼了，要把棉衣拿出來，把涼席收進去。種田也同樣如此，不能違反天時，否則「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但是「未必然也」，也不能死板地執行，具體情況還應該具體分析。在大趨勢之中，也可能有局部的相反過程，比如小陽春、倒春寒之類。「故曰『使人拘而多畏』」，這是對陰陽家的批判。「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天道之大經是根本的依據。「天下綱紀」和「未必然也」有矛盾，如何應對，還是必須由人來判斷。

又上節為經，此節為傳，故系之以「故曰」。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儒家以六藝為判斷的標準。這裡的六藝就是六經，而且已經不是《莊子·天下篇》戰國的六經，而是漢代儒家的六經。六經是九流之源，以歷史經驗為案例或習慣法，提供判斷的標準。「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留下來的解釋太多了，有誰能讀得完呢。「累世不能通其學」，好幾代人都不能把它研究透。「當年不能究其禮」，當年就是壯年，也有人解釋為一生。文本太繁瑣了，用一生也搞不明白。當然，這樣也有好處，因為經學有家學，有師法，形成了古代的文教系統，其傳承一直到近代才崩潰，而重建的努力剛剛開始。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墨者亦尚堯舜道」，墨家和儒家崇尚的聖王相同，實際上墨家崇尚禹。戰國時孟子辟楊墨，墨的主張是兼愛，楊的主張是為我。「為我」也有些道理，因為不可能脫離個人來講人，自己都照管不好還能談其他？道家指斥「無私焉，乃私也」（《莊子·天道》），如果對照歷史來看，有極其深刻的地方。墨家和儒家在認識時代上沒有根本區別，彼此接近的人，相互攻擊很厲害。

「堂高三尺」，堂是正房，相對於帝王稱為殿。「土階三等」，台階級數也不多。這是很樸素的房子，跨幾步就進去了。首先是升堂，然後是入室，所以《論語》有言：「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先進》）對古典學術來說，升堂當大義，入室當微言。如果稱讚某人為入室弟子，那麼他得到了老師的真傳，不僅學到可以普及的大道理，還點破了其中的精微。

「茅茨不翦，采椽不刮」，茨是屋頂，茅草蓋屋，不加修剪。椽是放在檁子上架屋面板和瓦的條木（《漢語大詞典》釋義），采是直接開採的原木。從山裡砍伐來木頭不刨光，不作精緻的加工，蓋房只求能住，不講究外觀。

「食土簋，啜土刑」，都是泥土燒成的瓦器，簋用來盛飯，刑用來盛湯。「糲粱之食」，粗劣的飯食，「藜霍之羹」，野菜湯。藜是野菜，霍是豌豆葉。「夏日葛衣，冬日鹿裘」，葛衣用粗布，鹿裘用獸皮。「桐棺三寸」，桐木容易朽壞，通常不用於為棺，三寸是薄木。《莊子·天下篇》：「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墨子·節葬篇》：「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舉音不盡其哀」，不要過於哀慟，哭幾下就好了。儒家主張守喪三年，墨家只舉行簡單儀式。

「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推廣薄葬，作為整個社會的標準。「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這樣做違反了「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抹殺了人的尊卑等級。一個健康的社會，不同階層之間應該有適當的流動性，讓底層的人可以通過奮鬥獲得成功。儘管實際上失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只要有人成功了，就給了其他人一個盼頭。你可以通過努力得到政治、經濟或文化上的發展，總要留一條上出之路。因為發展自己是人的天性，《獨立宣言》所謂追求幸福的權利，不可剝奪。人到底是平等的還是有尊卑的？在我看來這是撲克牌的正反兩面，正面都是不平等的，反面都是平等的。兩面其實就是一張牌，所以處處差別，處處無差別。不管一個人社會地位有多高，說到底他還是人，凡是生命，逃不脫生老病死的過程。

「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創業的時候很艱苦，靠著奮鬥努力，漸漸地積累財富，逐步改善生活。然而「世異時移」，不可能總是這樣，經濟條件提高以後，再要推廣墨家的做法，不大會有人願意聽，所以說「儉而難遵」。

「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總而言之，開源節流，重視生產。第一是黃老，第二是墨家，休養生息，慢慢發展。經過一段和平時期，財富自然而然會積累起來，中國人的勤勞不可低估。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不別親疏，不殊貴賤」，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有些「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和儒家「親親尊尊」的思想不同。《論語》中孔子和葉公討論「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子路》），涉及禮與法的關係，歷代於此有所爭執。現代法學有些內容與此相通，比如說人不必自證其罪，親屬間也不必互證其罪。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形名學是先秦諸子共同的方法論，所以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名家不成為一家之言（卷上附錄《諸子不出王官論》，東方出版社，1996，356頁）。名家和形名家既可以認為是同名異實，也可以認為名家繼承了形名家。

名家的概念繞來繞去，「使人不得反其意」，明白它的意思。「控名責實，參伍不失」，這些概念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必須抽絲剝繭，把線索完全理清楚。「控名責實」，循名責實，聽名責實，聽其言而觀其行。「參伍不失」語出《繫辭上》「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者三也，伍者五也。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

最後又推出道家，司馬談的重心在此。那麼，「無為」究竟什麼意思呢？「無為」幾乎是道家最高的概念，佛教傳進來的時候，當時人就用「無為」來翻譯涅槃。「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在我看來，其中「無為」是經，「無不為」是補充的注。在今本《老子》中，提到「無為」有十二處（2，10，37，38，38，43，43，48，48，57，63，64章），提到「無不為」只有兩處（37，48章），而且這兩處都是「無為」和「無不為」連用的。所以在道家的語境里，「無為」可以單獨使用，「無不為」不可以單獨使用。有修養的人聽到「無為」就已經懂了，也許擔心人們以為「無為」就是不作為，所以有時候補充一句，「無為而無不為」。

「其實易行」，如果懂得它的實質，非常容易施行，因為切合於身心，然而要做到這個不難卻是最難的。「其辭難知」，那些都是修證程度很高的人體悟到的境界，是他到了很高的地方講出的很樸素的話。一般人沒有修養到一定程度，這些話無論如何聽不懂。如果知道不懂還是好的，最不好的是自以為懂。不知道要讀過多少遍，也許要浸淫幾十年，你才恍然大悟那些話原來講的是什麼。《老子》七十章有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其實所有的經論，道家也好，儒家也好，佛家也好，都是大德高僧修證境界的自然流露。如果沒有修證而讀他們的話，不知道說的是什麼。理解道的唯一通路，就是從德走向道，去掉德就沒有道，最後是道德合一。

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

「以虛無為本」，虛無就是消除主觀，還原到無可還原，無可還原中還要再還原，如此觀察自己的起心動念，才可以說洞見其本。「以因循為用」，道家最重要就是因，然後跟隨著走，沒有一定要怎樣的先入之見。社會和人不可能是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做事情的正確方法是，就是這樣現成的不太好的環境你怎麼辦，就是這樣會犯錯誤的人在做事情你怎麼辦，在這裡也能處理好，就是道家神奇的地方。

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

「無成埶」的「埶」就是勢，沒有固定的形狀，也沒有一成不變的格局。這樣拆除固定的觀念，就可以體會萬物原來的狀況。「情」指實情，真實的情況。

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

上句是空間，此句是時間，時空合一，外內合一。《繫辭下》：「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任何應對都不能脫離時間。不在前面，不在後面，恰恰好好，成為萬物的主宰。

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

「有法無法，因時為業」，不執著於固定的理論或方法，根據當時當地的情況決定怎麼做。如果按照主觀設想好的程序去推行，往往會害人害己。老百姓關注的還是柴米油鹽，家長里短，生老病死，制訂政策要從實際出發。「有度無度，因物與合。」度就是法，符合具體情況，順勢而為。《金剛經》所謂「法尚應舍，何況非法」，指涉心性修養，此句指涉社會生活，本來就是這樣，不多不少。

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

《史記》引用的這句話，出於《鬼谷子》，但是今本不見此語。《鬼谷子》是先秦道家的一支，傳說蘇秦、張儀之類的縱橫家從此而來。縱橫家和道家的區別在哪裡呢？道家最終是有原則的，縱橫家是沒有原則的，完全根據利弊而行動。孔子弟子中的子貢，也是縱橫家的先驅，可見時代的風氣。參見《仲尼弟子列傳》：「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上次說要看到時代的主要矛盾，這個主要矛盾還必須跟人有關，甚至必須跟你本人有關。君之綱就是因勢利導，不預先設定一套規範。道家最要緊的就是貴因，其實兵法也是貴因，《孫子兵法·虛實篇》：「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最深的問題不是應該怎樣，而是已經這樣了怎麼辦。承認乃至接受現實，承認乃至接受自己，是最深最深的事情。根據現實狀態而予以化導，真正的改變必然發生在此之後，而不是在此之前。

道家主張無為，另外一面是無不為。我曾經想過，是不是可以只談無為，去掉無不為，結論是難以去掉。然而道家的問題就在這裡，因為去不掉，最終也可以變成法家或者陰謀家。在《史記》老莊與申韓同傳，其有意乎無意乎？留待後世參詳。以無為為經，無不為為注，問題可能比較少，但是兩者在文字上並列，理解起來容易有弊病。「其實易行，其辭難知」，真的懂了很容易操作，道德的根源在於人本身，單單從語言上難以講清楚。

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

「群臣並至」，這麼多人在一起，大家都發出聲音，決策者到底聽誰的？哪個真哪個假，無法作出判斷。在下邊看得很清楚的事情，到了領導層卻難以分辨。那麼就讓他們互相辯論，把各自的想法談出來，「使各自明也」。

「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這是分辨名實、聽話聽聲的關鍵。君王最容易受蒙蔽，一句話到底對不對，不到一定程度很難聽出來。太好聽的話，往往都是騙人的。對於發出來的聲音要加以考察，這個權利不要輕易讓渡給別人。你自己去聽聲音，跟實際吻合的程度怎麼樣，吻合謂之端，不吻合謂之窾。《索隱》：「窾音款，空也。」窾言沒有實際內容，或者由於思維不清楚，或者由於別有用心。這是古人留下來的聽言之道，司馬遷舉出的標準可以參考。諸子百家的爭鳴，彼此互相矛盾，哪些話可聽，哪些話不可聽，往往試上相當長時間才能明白。理解到這一層，你對自己說的話也多少有些把握，如果跟自己身心狀況不吻合，聲音會有所兩樣。

聽言之道研究端、窾，有些近似於測謊儀，看名實之間符合不符合，端合，窾不合。你敲敲這句話，從返回的聲音中聽出來。空話一定是奉承拍馬，堆砌一些不切己的浮詞，實話則是切己的、平常的，往往程度越高的人越平常。普通人沒什麼內涵，稍微講幾句話就可以明白了。遇到可以跟你談三天三夜的人，此生機會很少，一旦真的遇上了，趕快珍惜吧。

「窾言不聽，奸乃不生」。一個敲上去金聲玉振，一個返回的聲音空落落，有多處漏洞和縫隙。「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這就是所謂帝王術，判斷出來了，有奸臣在其中。「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這時候你怎樣因勢利導，達成目標。帝王術真是蠻陰險的，他明明知道某某是壞人，但在用得上時候不揭穿。等事情發展到一定程度，他到時候一起收拾。如果涉及權力的運作，這樣的事情不可避免。

「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光耀天下」，神氣混融，達成對天下的治理。「復反無名」，用陰影遮蔽它一下，不留下可以執著的名，以免被誤用或利用。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這就是本文唯一返回身心的一段，所謂內聖。內聖無非是神和形，也就是「務為治」的基礎。黃老道家是致用的政治哲學，形神之說後來成為玄學思辨，離開實際就比較遠了。「神者生之本也，形者身之具也」，陰平陽秘，一個心理比較健康的人，不會鑽牛角尖。在傳統社會中做領導的人，必須對古典學問有所研究，這樣身心平衡，比較中庸，不容易有極端思想。如果身心都沒有平衡，感性和理性都沒有平衡，你說要把天下治理好，怎麼可能呢。

這是《六家要旨》的傳，完全是司馬談的思想，是漢初的黃老之學。漢初天下窮得不得了，連天子都找不出一整色的馬來拉車，大將丞相有的坐牛車，老百姓家無餘糧（《平準書》）。就這樣一點點休養生息，到漢武帝時候物質得到極大豐富，封禪伐匈奴，把國力大肆發泄，才逐漸走向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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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太史公自序》講記（2/6）

作者：張文江，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