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 孫立平：三中全會之後改革的基本思路

　　孫立平，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轉型社會學。代表作有《社會現代化》、《「過程-事件分析」與當代中國國家——— 農民關係的實踐形態》、《斷裂》、《失衡》等。

　　編者按：中國最重要的一些改革，包括後來的一些改革思路，是在改革開放前十幾年形成的。在過去30年改革的後半段，實質性改革措施越來越少。孫立平教授認為，思考社會過去十幾年為什麼動不了，實際上是因為形成了整個的一套安排，就像一筐螃蟹互相牽制著，出不了事，也幹不了事。如果不打破這個僵局，什麼都談不上。過去這一年多的改革就是破局的過程，現在已經站到了這一步，由不能動變成可以動了。問題是怎麼才能真正全面深化改革？

　　本文載於8月17日南都網，為孫立平教授2014年8月17日於南都公眾論壇演講速記稿整理而成，有刪減，演講題目「三中全會之後改革的基本思路」。

　　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過去半年多了，究竟怎麼看這場改革，大家和我一樣，還是有很多的困惑。而且，現在是改革開放30年來最讓人們困惑的時期。以前困惑在「改還是不改」，現在是要改了，發改委發了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但困惑卻比原來更多——— 改革就是改這些？將來改的結果可能會怎麼樣？

　　改革面臨的舊體制和新弊端

　　從前年夏天開始我就講，現在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一個新30年的開端。簡單回顧一下過去30年是怎麼走過來的。我們把它叫做一個改革開放的時期，深圳是和這30年相伴隨的。現在回頭看，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對一些事情想得有些簡單，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沒想到。

　　按照當時的邏輯，我們只能想到兩種結果———成功和失敗。如果最後走到了那個預想的終點，我們說改革就成功了；要是回到原來的起點，我們說這改革就失敗了。其實還有第三種可能，這是當時沒想到的———就是走到中間不走了，停在那，沒走到終點但也沒回到起點，過去叫「過渡」狀態，而且固化成相對穩定的體制。這個體制最突出的特徵是什麼？就是權力和市場結合在一起。

　　中國最重要的一些改革，包括後來的一些改革思路，可以說是在改革開放前十幾年形成的。但在過去30年改革的後半段，大家都感覺到實質性改革措施越來越少，不但實質性改革措施越來越少，把中間狀態固化成權力和市場結合在一起的體制，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以及強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團。

　　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們覺得這個社會和原來有點不一樣了。像上世紀80年代那樣生機勃勃的局面很難再看到，整個社會越來越沉悶，各種社會問題、社會矛盾不斷增加，甚至一些本來的好事到最後都辦成壞事。

　　三中全會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召開的？就是中間這個地方，那邊是過去的30年，這邊是將來的30年。對中國則意味著在這樣一個重要時刻做了一個決定，要打破過去十幾年形成的僵局，繼續推進社會變革。

　　上一輪改革，改的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一直到「文革」走到的極端舊體制，其最突出的特徵就是權力壓倒一切，國家控制所有資源，經濟上就是計劃經濟體制。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的第二輪改革不一樣，它得改兩個東西。

　　一個是在第一輪改革中沒有真正解決的舊體制的問題，雖然計劃經濟已經被打破，但權力壓倒一切這個最核心的問題沒改。另一個是過去30年改革形成的新弊端，用簡單的詞概括就是權貴，權力和市場結合在一起。原來的權力行使機制只是權力本身，現在這個權力的行使有了兩種機制———權力機制、市場機制，並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相當穩定的利益格局，甚至是強有力的權貴既得利益集團。這個權貴既得利益集團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力量，佔有了大量資源，同時擁有權力資源和經濟資源，而且盤根錯節。它的核心影響就是對法制的破壞、對民眾權利的打壓、對公平正義的損害、對社會秩序的侵蝕。而且，造成了五大危害：活力下降，整個的社會的活力在下降；兩極分化，整個社會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了；法治倒退，社會的潰敗，甚至生態的災難。

　　簡單說，第二輪改革面臨的就是舊體制和新弊端。

　　激發經濟與社會活力

　　我認為這輪改革和第一輪改革明顯不一樣，但又密切聯繫。

　　這些年大家都明顯感覺到權力的力量太大，是改革往前走的最大弊端。現在的改革、反腐敗就是開始動這堵牆。思考社會過去十幾年為什麼動不了，實際上是因為形成了整個的一套安排，就像一筐螃蟹互相牽制著，出不了事，也幹不了事。如果不打破這個僵局，什麼都談不上。過去這一年多的改革就是破局的過程，現在已經站到了這一步，由不能動變成可以動了。然後，問題是怎麼真正像三中全會講的全面深化改革？我最主要想談四點。

　　第一條基本思路和線索是激發經濟與社會活力。權貴既得利益格局造成的五大危害之一就是社會活力不斷下降。深圳是因為改革開放誕生的城市，過去幾十年發展這樣快的基本動力就是改革開放，但現在在深圳很明顯地感覺到，這個活力可能跟原來不一樣。我經常到深圳，一些朋友講這個城市過去那種活力、氛圍在不斷消失。這是深圳本身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中國的一個縮影。

　　看這一年多陸陸續續打出的老虎就能感覺到，社會最重要的資源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掌握到權貴手裡。說得更準確一點，現在中國最重要的資源在兩個地方，一個是國企，一個是權貴。這樣的情況下，別的人想得到一點機會很難。

　　一個社會有沒有活力、有沒有動力非常重要，為什麼這些年社會活力在下降？很重要的就是權貴壟斷，所以大家都知道三中全會關於這輪改革的基調就是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我覺得就是重新激發經濟和社會的活力。

　　如果不了解這個背景，或者換一個學者，可能講的是轉變政府職能，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但我認為這是第二位的，要真正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第一位的是破除權貴壟斷格局，因為這些年市場活力下降和權貴壟斷有很大關係，不破除壟斷別人想得到機會都不可能，機會資源都在他的小圈子裡，哪來的市場決定性作用？然後才是轉變政府職能、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

　　怎麼才能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有人馬上講要減少政府審批項目。有沒有道理？當然有，但我的看法不是這麼簡單。查一下資料就可以發現，過去十幾年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這一層，審批項目已經減少了三分之二，但你問問民營企業家覺得到這些年政府的市場干預少了嗎？我問了很多人，幾乎一致地說沒有，甚至有人說比原來還厲害。這說明不是簡單的減少審批的問題，問題的關鍵是權力的本質，它的特點是無所不在，滲透一切。

　　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

　　這輪改革的第二條基本思路和線索就是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這跟剛才說的舊體制、新弊端又有著密切關係。

　　看待社會公平正義最低的標準，就是老百姓遇到事情能找個說理的地方。上一輪改革要解決的是吃飯問題，但不能解決了幾十年到現在還是吃飯問題。我對三中全會之後改革思路的理解，公平正義佔有極為重要的位置，因為公平正義是我們這個社會最基本的癥結。經濟活力、社會活力弱化最根本的問題在哪？我覺得其實也是公平正義的問題。

　　最近，格力空調的老總董明珠說：「我們現在企業需要的不是政府扶持，我們需要公平正義。」格力空調在市場上算是比較強勢的，但它感同身受最關鍵的是公平競爭問題。這些年為什麼經濟活力下降？很重要的原因是競爭環境不斷惡化，尤其是和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初期、90年代中期相比，可以說公平競爭大不如從前。

　　對這個事情特別要看到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年輕朋友認為，公平正義會成為一個越來越突出的問題。為什麼？80後、90後、00後，這幾個年齡段的人也就10年、8年的時間將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社會的要求和我們完全不一樣，我們覺得重要的他們覺得不重要，我們覺得能忍的他們不能忍，我們覺得虛無縹緲的他們覺得重要。

　　今年年初，娃哈哈的老闆把企業交給他女兒，他女兒今年年初說的一段話引起了很多議論，「政府一定要明白我們這代人和老爸這代人很不一樣，政府要學會怎麼和我們打交道。李嘉誠紛紛把企業從大陸遷出去，我們不排除這種可能性。」他女兒的話代表了年輕一代的真實想法，公平正義絕不要看作是一個虛的問題，是一個越來越實在、現實的問題。

　　明確依法治國之後

　　第三條基本思路和線索就是法治，依法治國。剛才我提到了權貴既得利益格局對法治的破壞，在適當時候反腐敗，對權貴壟斷系統的清理，實際就是要為權力設一個限制，知道什麼是不能觸犯的底線，是非法的。這是我們走向法治的第一步，沒有這樣的清理要走向法治真不太容易。更進一步的問題是走向什麼樣的法治？大家都知道有兩種，一種是「法制」，一種是「法治」，走向哪個是問題，這兩個很不一樣。

　　所謂法制，本來的意思是法規和規章，是一套制度，無論什麼樣的事都有一個法律的罪名，這叫法制。如果這樣理解法治，不是真正的依法治國，最後是以刑治國，嚴刑酷法。中國歷史上嚴刑酷法的時代很多法家就是這套傳統，這是從秦始皇的時代開始的，不是真正的法治。

　　「法治」和剛才的「法制」不一樣，指的是治理國家的原則，法律處在至高無上的地位，無論是社會還是政府，都得受到法律約束，而且任何社會主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個法治和那個法制不一樣。我們現在要建立法治了。大家知道三中全會主題就是法治，依法治國。

　　其實，現在說要加強法治，不是誰愛好不愛好的問題，是沒有法治確實很多問題解決不了。現在政府法制辦是制度的制，《法制日報》是制度的制，人大、政協有法制委員會，都是制度的制，但這次三中全會的決定把法制統一到治理的治，至少字面上有進步，問題是將來法治實質會往哪條走。

　　重建社會的基礎秩序

　　第四條基本思路和線索是遏制社會的潰敗、重建社會的基礎秩序。這次三中全會決定有一個很重要的提法，說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作為這次改革的總目標之一來提的，我覺得非常重要，甚至有人把它叫做「第五個現代化」，就是實現整個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前面說的權貴既得利益格局造成的危害之一是社會的潰敗、社會秩序的混亂，在過去20多年不但形成權力和市場結合的機制，不但形成了既得利益格局、既得利益集團，而且社會在某種程度已經失去了有效的治理。而這種破壞並不是在表面的，而是更深層的，把社會的最基本觀念，甚至人們思考問題的邏輯都破壞掉，這是最難辦的。比如，人不能說假話這樣最基本的原則被破壞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理解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現代的國家治理體系的意義。

　　我覺得這輪改革得解決這個問題，也只有在解決這個問題的基礎上，才能夠建立起現代的國家治理體系。大概兩個月前，中央提出要建立全民社會信用體系，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這個政策就是通過一些最基礎的建設形成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