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唐太宗：開創盛世的聖君(6)

歷史的弔詭在於，暴君、昏君和明君之間距離其實並不遙遠。人們發現，李世民和 隋煬帝楊廣相比，有著驚人的類似：兩人都是次子，都有戰功在身，都聰明絕頂，名震中外，都是通過非正常手段奪取皇位，都成功地在東北亞建立了軍事霸權，贏 得各族人民擁戴，被尊為天可汗或者聖人可汗。最後，這二人一個身敗名裂，另一個卻被後代奉為千古明君，雖然下場相反，但他們的事業卻有一種內在的神秘的連 續性。　　斯特·托羅維奇有一本書，叫《國王的兩個身體：關於醫學與政治神學的研究》，對類似上述問題有著深層的探討。處托羅維奇認為， 身為天下至尊的國王其實有兩種身體，其一是自然身體，和其他所有人一樣這一身體是由一系列自然成分所組成，處於這種身體狀態之中時他和別人一樣也有激情， 也面臨著死亡；另外一種是政治身體，處於這種狀態時所有成員均臣服他，他和他的臣民一起構成了身體，他為頭，其他臣民為軀幹。和自然身體不同，政治身體不 受激情支配，也不恐懼死亡。這種關於帝王的政治身體之說，最早出現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便曾在其《政治學》的第一卷里寫道，當一個身體由眾多部分所組成 時，身體便成為統治者，余者成為被統治者。所以當一共同體人想把自己組織成一個王國或者一種政治身體時，他們總是必須推舉出一個人來統領這個身體。這個人 通常是帝王。　　奧古斯丁在其《論神聖的公民權》第十九卷第二十二章中說，所謂國民就是按照共同的法律和共同的利益組織起來，由眾多人所 構成的一個身體，但如果沒有頭，那麼這種國民便不能被稱之為身體；在自然身體中，被斬首之後的身體只能稱做軀幹，同樣，在政治身體（國家）的觀念里，缺乏 頭（首腦）的共同體不能稱為身體。文藝復興時期，政治家繼續利用身體的形象來探討國家首腦及其成員之間的關係。利奧·施特勞斯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學》序言 中甚至認為不論從前還是現代都是這樣的。　　運用這種學說觀照中國古代的封建帝王，便可以發現其中的弔詭般的連續性和隱秘的斷裂處。像隋 煬帝和唐太宗這樣的封建帝王也擁有兩個身體，一個是由歷史理性與道德理性約束的政治身體，一個是受激情支配的自然身體。政治身體也就是皇帝寶座。在儒家看 來，帝王這個政治身體更多的是責任，而不是權力，權力是依附於責任之下的。治理天下的責任，是帝王無上權力的前提。如果一個帝王不能履行治理天下的責任， 就要離開皇帝寶座，這就是自然身體和政治身體的分離。如果非暴力手段並不能使自然身體和政治身體的分離，孟子甚至認為可以弒君，通過自然身體的毀滅，迫使 二者分離。自然身體的死亡不能導致政治身體死亡，政治身體會從已死的自然身體中分離出來，又轉移到另外一個自然身體之上，這就是帝位的繼承。　 　儒家的「國家」和「天下」是基於道德的政治共同體。這個道德共同體是以帝王（在他們看來帝王須是德行最高的聖人，就是聖人王，曾經有許多朝代，乾脆以聖 人一詞代稱天子）為中心的「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有天下觀念則必有「華夷之辨」，因為要區分我們，則必然同時區分出「他 們」。　　從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不外把家、國、天下當作身體的放大，這個身體應該是聖人王的身體，聖人王通過「內聖外王」從自己的身體中體驗出一套關於人的行為的道德規範，這些道德規範使用國家暴力強制施加於其他人。　　封建社會沒有法律約束帝王，帝王高於法律，只有傳統、先例和道德構成巨大的約束。我一直認為，傳統和慣例是歷史理性，與道德理性其實是一致的，例如周公和孔夫子都是從歷史中尋找道德的根源。　 　儒家認為，政治身體必須是理性的，免於激情的支配，所以儒家根本不擔心帝王會做錯事，會用無上的權力為非作歹。帝王的自然身體與政治身體合二為一，而自 然身體肯定是非理性的，而道德根本無法剋制住激情，所以只有道德約束，沒有法律來禁錮帝王的自然身體是極度危險的。有法治的苛政，比沒有成文法的仁政更為 可取，因為前者還有避害趨利的空間，而後者在非理性的帝王身體統治下，可以說根本無從確定何處可以逃避。即使帝王有道德，他們的道德也是極為不確定的，英 明帝王的理性會多一點，還在襁褓中的帝王只會給予民眾屎和尿。　　帝王與一般人不同，沒有隱私，但卻有無上特權。帝王體制之下，臣民的財產隨時都可能被剝奪和被搶劫，臣民沒有人身權利，即使他們的妻子，如果帝王看中，也必須服從他的慾望，甚至人世間最寶貴的生命也捏在帝王手上，他可以隨意處死你。　 　在魏徵等賢臣的幫助下，李世民找到封建時代長治久安之策，在中書省（負責起草詔令）、門下省（負責審核詔令）、尚書省（負責執行詔令）這一行政三分的制 度框架下，「偃武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於是就有了盛極一時的貞觀之治，它堪稱儒家道德學說指導政治實踐的典範。但是，這一盛世是短暫 的，隨著李世民的離去而人亡政息，猶如一道流星匆匆划過幾千年封建史的上空。原因在於，當時的中國，沒有法能夠約束帝王的行動，道德操守終歸是不可靠的。　　虛懷若谷，敬德保民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脈是孔孟開創的儒家文化。儒家在政治上主張為政以德、以德化民，強調要施仁政、行德治。但真要做到這一步，其實並不容易。　 　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為政者必須首先有「德」，有了「德」才可能以「德」施政；否則，把「德」掛在口頭上，就成了掛羊頭賣狗肉，哪有什麼「德政」可言？ 因而，提倡「德治」的儒家最講究修身養性，認為「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修齊治平」作為儒家的政治倫理，在順序上是依次遞進 的。這也就是說，一個人只有養成了良好的德行，才能有益於社會；否則，一個人即使再有才，再能幹，而德行有虧，也是會受人非議、招來白眼的。譬如，在重視 鄉里評論的漢末社會，具有雄才大略的曹操被貶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就是一個例證。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由於統治者「罷黜百家，獨尊儒 術」，儒家提出的這一套政治倫理不僅對君王而且對士大夫們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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