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鑒|德魯克：反法西斯主義的錯覺

1940年6月19日，德國一處未知地點，一群婦女、兒童和德國國防軍士兵在致以納粹禮。（美聯社照片）

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的名字如雷貫耳，但他的第一本書《經濟人的末日》卻不是一本單純的管理學著作。正如德魯克自己所言，「這是一本有關政治的書」。它專註於一個特殊的歷史事件：歐洲社會及政治結構的瓦解導致納粹主義的興起，並進而支配了整個歐洲。

在德魯克眼中，《經濟人的末日》是他所有作品中，與今天的年輕人關係最密切的一本書。它不僅有助於他們了解父輩們所經歷的那場災難，或許也有助於今天的這代人，避免在他們的人生中重蹈那場浩劫。

上海譯文出版社授權思想潮網路首發。

反法西斯主義的錯覺

文|彼得·德魯克

短短几年內，法西斯極權主義已經成為全球革命的主要潮流。它變成歐洲唯一有影響力的政治勢力，讓民主制度無力抵禦內憂外患。全球各種分歧甚至矛盾的運動，都拿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及措辭當幌子： 近東地區的新民族主義、遠東的舊封建主義、拉丁美洲傳統的軍事政變和「種族覺醒」、亞非殖民帝國的宗教反抗，皆自稱為「極權主義」；三十年前的民主政體運動和十年前的共產主義運動，著實也該打這面旗幟才是。而共產主義這場昨日的世界革命，不止被迫承認僅能自衛，也不得不承認喪失了戰鬥力。不論共產主義領袖的腦中對遙遠的未來還有什麼高見，他們和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民主組成聯合陣線、對抗法西斯主義的結果，是再也當不成革命力量，也等於宣告放棄了要做未來社會秩序之先驅的承諾。「法國人民陣線」的無能，以及發生捷克斯洛伐克危機後，聯合陣線思維的徹底潰敗，都表示共產主義再也無法有效抵抗法西斯主義。

從極權主義在國外普遍遭遇敵意的情形來看，它能如此迅速取得優勢，實在驚人。世人無不害怕極權主義的殘忍、擔憂它的激進、憎惡它充滿仇恨的口號及信條。與之前所有革命不同的是，即便是舊秩序國家的少數族群，也無法接受極權主義的宗旨、精神和目標。然而，法西斯主義仍穩定地取得進展，直到稱霸歐洲。

為何那些堅定的民主派反對人士，制止不了這個危及他們所有信念的最大威脅呢？原因並不是怯懦。為了對抗法西斯，西班牙有無數人捐軀，奧地利工人犧牲性命，義大利和德國也有許多默默支持反對運動的無名勞工，這些人的英雄氣概無庸置疑。但是，若勇氣擋得住極權主義，極權主義早就被阻止了。

所有抵抗法西斯威脅的運動皆徒勞無功的原因，在於我們根本不知道在抵抗什麼。我們知道法西斯主義的表徵，卻不了解它的起因及意義。而那些自稱反法西斯主義者、將反對法西斯作為主要信條的人士，所堅決抵抗的是他們自己捏造的幻覺。這種無知才是失敗的主要原因；民主國家的部分人士一廂情願地認為，法西斯式的「激進主義」只是過渡，以及反法西斯主義者認為法西斯主義「不會長久」的錯覺，都是民主無能抵禦法西斯的原因。因此，分析法西斯主義之成因，看來才是我們最重要的工作。

試著用理性了解法西斯主義的現象，並非像許多情緒凌駕理智的人常斷言的，是要為它辯護或辯解；相反，唯有這麼做，才能順利展開行動以阻止它在全球蔓延。

法西斯主義這場威脅所有歐洲文明基礎概念的革命，生根於歐洲長久以來的發展。這股在歐洲塑造法西斯主義的力量，在美國能起多大作用、活躍到什麼程度，我沒有資格論定。但我深信，美國與歐洲大不相同，且具有強大的獨立力量，因此我所有的結論不能直接套用於美國。我希望這份對法西斯起因與意義的分析真能對美國有所幫助，但不希望誤導美國讀者把歐洲的陳詞濫調應用在自己的國家上。

除了某些明顯曲解證據、根本不必特別反駁的主張外(如法西斯國家多數民眾私下皆對政權懷有敵意，只是遭到恐怖政治鎮壓)，對於法西斯主義的本質，一般有三種說法： 一、 它是人類原始殘忍野性的惡意爆發；二、 它是資本主義一時的成就，目的是為了拖延或防止社會主義終將得到勝利；三、 它是無恥而技巧完美的宣傳手法，對愚昧大眾及其本能之影響的結晶。

若要解釋極權主義的起因及本質，以上三點均無意義。法西斯主義當然以血腥殘暴見長，也的確踐踏了個人的生活與自由。在相信絕對善惡的作者眼中，光憑這點就足以全面譴責法西斯主義。但它無法提供任何解釋。殘暴本身不過是一種癥候，代表法西斯主義跟所有革命一樣，是種將人們震出生活常軌、釋放出他們隱藏的兇殘本性的革命。暴虐、殘酷和血腥是每一場革命共有的特徵不管革命的起因、本質和方向為何。這種破壞力彷彿瞎了眼一般四處造孽。

至於把法西斯主義視為資本主義拖延社會主義革命的最後一搏，純屬謬誤。說「大企業」(big business)助長了法西斯主義並不準確；相反，在德國和義大利，法西斯的支持者和贊助人在工業及金融階級所佔的比例非常之小。說「大企業」從法西斯主義那裡獲益也同樣不準確，它還可能是所有階級中，受到極權主義經濟和國防經濟(Wehrwirtschaft)創傷最重的一個。更荒謬的是，竟有人堅持，資產階級(甚至其他任何人)有理由擔心勞工階級在法西斯上台前的義大利和德國獲得的勝利。這整套理論只不過想扭曲歷史，是站不住腳的辯解，不是認真的說明。

對法西斯主義最危險也最愚蠢的解釋，則是所謂的宣傳理論。首先，我沒聽過哪一項宣傳理論能說明下面的事實：直到法西斯主義(以及後來的義大利)勝利之前，所有宣傳工具其實都牢牢地握在反法西斯分子手上。沒有哪家擁有廣大讀者的報紙不極盡揶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能事，支持納粹及法西斯的報紙則乏人問津、瀕臨倒閉。德國的廣播電台(政府擁有)一再猛烈抨擊納粹；比報紙和廣播更有力的國立教會，也紛紛利用講道壇、告解室等巨大的直接影響力，來打擊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

不過，比起另一種目光短淺、自欺欺人地用來反對法西斯的論調，這算是小巫見大巫了，那種論調就是：群眾被宣傳麻醉了。而這根本就是在擁護法西斯的主張；希特勒也在自傳《我的奮鬥》中利用了這點。我們不斷宣稱，對抗法西斯是為民主自由而戰，為個人自由與不可剝奪的人權與尊嚴而奮鬥。如果連我們自己都承認，群眾會受宣傳誘惑而放棄這些權利，那我們的信條就絲毫不具正當性，那我們乾脆也變成法西斯分子算了。這樣至少比那些狂妄的假貴族作風更真誠，傷害也更少假貴族們在為自由凋零哀悼的同時，又擔心群眾造反。

但否定群眾的自由和自決以避免他們受宣傳影響，也不能保證走向法西斯主義的另一邊；就算沒有宣傳，也阻擋不了法西斯主義蔓延。探討大眾心理的學術書籍中，所有淵博的學者都歸向同樣的結論： 我們沒有用四肢爬行，或沒有全部成為裸體主義者的原因，在於碰巧沒有出現足以煽動群眾的領袖，因為事實證明群眾很容易成為優秀銷售員的獵物，不論他賣的產品是什麼。然而一如以往正確的是，宣傳只能改變本來就相信的人，也唯有滿足人們現在的需求，或平息人們面臨的恐懼時，宣傳才具有吸引力。某種宣傳形式的成功，以及成功的原因，都是極重要的徵兆；但宣傳並非起因，反宣傳也絕非解決之道。

反法西斯運動滿足於上述(部分不正確、部分無意義卻絕對膚淺的)解釋，並非偶然。他們沉湎於自欺與妄想，必然會有這樣的結果。他們不願認清、拒絕理解，法西斯主義的「全貌」不是在現有政經體制內部的政治結盟，而是與所有革命一樣，是一場由外部開始進行的革命。反法西斯主義者認為，世界的本質並未改變，而法西斯主義必須以某種方式適應之。但事實上，法西斯主義已經改變甚至摧毀了這些昨日的本質，從每個國家一發生戰爭就走向極權的事實便可得知。因為，只要戰爭仍是一種政治手段，戰時任何社會組織的徹底改變(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總體戰」中以全新武器與交戰國概念造成的改變)，都象徵社會與政治秩序產生了深刻的革命性轉變。

舊體制一直懷著一種錯覺，認為革命不是革命，而是某股舊勢力以全新的偽裝出現。16世紀的羅馬教宗、17世紀英國保王黨員(Cavalier)和18世紀的法國貴族都頑固地堅持： 只有極少數人支持新運動，而新運動之所以成功，全是煽動暴民和喚起人性本能之故。這樣的錯覺向來是舊勢力垮台的主要原因。唯有將革命視為革命，並正確診斷其真正起因，才有可能戰勝它。而革命的真正起因，也是唯一可能的起因，就是價值秩序(特別是人類對其天性及其宇宙地位、社會地位的概念)發生根本、徹底的轉變。

想了解法西斯主義和過往的革命有何區別，就必須從那些首度出現的、專屬法西斯主義的表徵著手。因此，恐怖、殘暴、對異議分子和少數族群的無情迫害等一般革命的典型特徵，我們大可不必理會。同樣，我們也不必管軍事獨裁之外在形式，甚至是獨裁者來自下層階級、不屬於舊秩序的「上流社會」的事實。最後，與一般看法相反的是，這場革命運動結合「形式合法」與「公然違法」之舉，某種程度也是所有歐洲革命的共通現象早從克倫威爾執政前，中央集權政府取代封建分權制度時就出現了。

最初於法西斯主義出現而使之有別於其他革命的表徵，共有三點：

一、 法西斯極權主義沒有任何積極的意識形態，只是一味駁斥、打擊與否定所有傳統的思想與意識形態。

二、 法西斯主義不僅駁斥一切舊思想，也否定先前所有政治與社會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則，包括社會與政治制度的正當性，以及依據該制度建立的管理機構作為增進人民福祉唯一方式的正當性。這在歐洲歷史上前所未見。

三、 群眾加入法西斯主義，並不是因為他們相信它要成為一種積極信條的承諾，而是因為他們不相信這類承諾。

我們可從墨索里尼身上得到印證： 他不斷鼓吹，法西斯當權後不會有任何積極的政策，沒有方案也沒有制度。之後，歷史學家及哲學家才受委託塑造一套意識形態。希特勒則沒那麼坦白，或者說腦筋沒那麼清楚；但關於納粹主義的積極信條： 對日耳曼古老神祇，北歐完美人種，由自治、自主「有產階層」(estates)組成的公司國家(corporate state)以及英雄家庭的崇拜，在書中都能看得到。但群眾對這些概念或思維興趣缺缺，連組織最完善的民眾集會都沒有表現出狂熱。群眾之所以瘋狂支持希特勒，肯定不是為了這些謎樣的新信條。

墨索里尼(後來希特勒也模仿他)企圖要從缺乏積極信條的情況下創造價值，從什麼都沒有中創造制度。那(不是別的)就是墨索里尼所謂「人類創造歷史」的涵義！這句口號應該解讀成「墨索里尼創造歷史」，它並非原創，也沒什麼重要性可言；但墨索里尼有更多用意，他想要主張「行動先于思想」，革命理應先於新信條或新經濟秩序的發展。以歷史觀點來看，這根本是一派胡言。過去所有革命起因於知識領域或社會領域中(或兩者皆有)悠久而深刻的發展。「偉大的歷史人物」充其量只是導火線，而且通常只是工具。然而，就應用於法西斯主義及納粹革命的情形來看，墨索里尼的論點是正確的或說是部分正確。「行動」(即革命)發生之時，確實尚未發展出任何積極信條或是新的社會經濟秩序。

但極權主義如果缺乏積極信條，就會出現很多負面觀點做補償。當然，每一場革命都會否定過去，認為自己神志清醒、能與過去斷絕關係；畢竟，歷史的延續性只有後世看得到或想像自己看得到。然而，法西斯主義否定過去的程度，遠遠超過之前任何政治活動，因為它把這種否定當作最主要的政綱。更重要的是，它同時否定了本質對立的思維或趨勢。法西斯主義反對自由，但也反對保守；反宗教，也反無神論；反資本主義，也反社會主義；反戰爭，也反和平；反大企業，也反對被認為是多餘的技工與店主這份清單可以無限延伸。納粹也是典型的例子，它所有宣傳的主旨不是北歐人種，不是納粹主義的承諾、征服或成就，而是反猶太主義攻擊希特勒執政前的「十四年」、攻擊外來的陰謀。

多年前，我曾聽到納粹煽動者在一場農民瘋狂歡呼的集會中宣稱：「我們不要麵包太便宜，我們不要麵包太貴，我們不要麵包的價格一成不變，我們只要屬於國家社會主義的麵包價格。」這是我聽過最貼近法西斯主義的詮釋。但為了深情地喚回羅馬愷撒大帝時期的榮光(那不管怎麼看都太過遙遠而無法當作現行的傳統)，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遂以這種方式運作。（未完，向下繼續閱讀）

《經濟人的末日》（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7月）。1933年，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幾個星期，德魯克開始動筆。1939年春，本書在美國出版，是第一本闡述極權主義起源的經典之作。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為此寫了一篇書評，稱它是「唯一一本了解並解釋兩次大戰間世界形勢的書」。後來，丘吉爾下令，每位英國軍官的背包里，都應該放一本《經濟人的末日》。

在這些對歐洲傳統的否定中，有一項格外重要： 駁斥「政治與社會秩序及依其建立的當權機構，必須證明自己在造福臣民」的需要。在法西斯主義眼中，幾乎沒有哪個過去的概念或思維，比權力的正當性更為荒謬。它認為「權力本身就是它的正當性」是不證自明的。從這句新格言在歐洲廣為接受且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程度，就可看出極權革命已深得人心。事實上，這是最驚人的創新。亞里士多德之後的兩千年，權力與當權者的正當性，一向是歐洲政治思潮與歐洲政治史的核心問題。而在歐洲人信奉基督教後，所謂的權力正當性無非就是藉由行使權力為臣民謀福利拯救他們的靈魂、創造「更好的生活」，或者讓最多數人達到最好的生活水平。連擁護完全君主專制的最狂熱分子都不敢另作他想。16世紀提出君權神授概念的德國新教聖職人員，以及英國哲學家霍布斯與法國作家波舒哀，皆為證實臣民的利益而煞費苦心。義大利政治家馬基雅弗利之所以受盡同時代的人及後世的蔑視，完全是因為他對權力之道德正當性漠不關心，這態度害這位誠懇老實的男人在道德上遭到排斥即使身在腐敗而權欲熏心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所有立基於歐洲傳統的社會制度，權力正當性一定是核心問題。因為就是單單透過這個概念，才能將自由與平等(或如之前所說的： 正義)投射到社會與政治的現實狀況中；而基督教傳入歐洲以來，自由與平等就一直是歐洲基本的精神思想了。但對法西斯主義來說，這個問題除了像是可笑的「猶太自由主義」殘骸外，根本不存在。

法西斯主義真正的本質，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表徵：投群眾所好的心理學。幾乎所有研究法西斯(及其他)問題的學者都把重點放在解釋「宣傳」上，就暗示承認了這種心理的重要性。乍看下，「三人成虎」、「眾口鑠金」等成語是明顯且易於了解的解釋，但偏偏是錯誤的解釋。在希特勒掌政前的德國，讓我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幾乎無人相信納粹的承諾，連最狂熱的納粹分子都對納粹信條漠不關心；非納粹黨的人士公然嘲笑。但群眾卻紛紛投入納粹的懷抱。

有個例子包斯罕文件(Boxheim Documents)充分顯露了納粹宣傳之中對信仰的內部矛盾：希特勒掌權前，一批年輕的納粹分子試圖為即將到來的納粹國家規劃藍圖，而輕率地公布了一份備忘錄。他們嚴密遵循了正式黨綱，以及希特勒的演講與著作。其結論是已獲證明正確得驚人的預測。然而，儘管過去從沒有任何推論碰觸到納粹信條的基礎，這份文件發布後，卻引起無窮無盡的訕笑在納粹內部。當時我曾和許多堅信納粹的人談過，包括學生、小店老闆、白領階級、失業人士等，他們一致由衷相信這件事情太荒謬了，只有最愚蠢無知的人才會真的以為納粹信條和教義有可能或一定會實現。「在那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生活，那種生活令人無法忍受」是所有虔誠的納粹信徒(每個都願意為黨犧牲)一致而真心的結論。

同樣惹人注目的是，絕大部分的納粹分子根本不把種族的反猶太主義當一回事。「那只是吸引選票的口號」是每個人都相信也反覆說著的話；若還有人當真，就表示他是真的笨、容易受騙。

同樣的矛盾也顯現在「要戰爭還是和平」這個極其重要的議題上。1933年之前，德國人無疑就像歐洲其他民族一樣害怕戰爭，今天的情況也差不多。在眾人眼中，希特勒的對外政策顯然最終就是戰爭；然而所有納粹分子始終堅信希特勒追求和平的聲明。

群眾一定都知道希特勒的承諾彼此矛盾。他們可能同時被灌輸了激進的反基督宣傳，又聽到納粹是教會的救星等同樣熱烈的主張。但德國農民被合作組織訓練了一百年，德國工人也經歷了六十年工會制度與勞資談判，不可能沒發現這些同時存在的承諾間的明顯抵觸〔如戈培爾博士(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在1932年同一場演說中所說的〕： 農民種穀物的收入會更高，工人可以買到便宜的麵包，麵包店和雜貨店會有更高的批發和零售盈餘。再來，1932年的柏林金屬製品工人罷工(德國史上怨恨最深的勞工鬥爭)之時，納粹和共產主義者一同支持罷工、對抗已取消罷工的官方工會，而同一時間希特勒又在公開演講中，向非常具有階級意識的金屬製造業者保證，在納粹主義下，他們一定可以奪回經營權。結果呢？半數勞工和幾乎所有工業家都成了納粹的信徒。然而，任何宣傳都不可能讓柏林的金屬業主或德國勞工忽略或忘卻這樣的矛盾。還有，希特勒一方面在法庭中發誓，他絕對會以「合法的方式」行動，同時，一有人殺害手無寸鐵的反對者，他就會熱情地拍電報到各地，賜他們「納粹榮譽黨員」為獎勵。

別忘了，這些驚人的「功績」也逃不過立場敵對的報紙、廣播電台、電影界、教會及政府的眼睛，他們不厭其煩地指出納粹的謊言、納粹前後矛盾的言行、納粹開出的空頭支票，以及納粹路線的危險與愚蠢。顯然，如果理性看待納粹的承諾是信仰納粹的必要條件，那麼根本沒有人會成為納粹信徒。

此外，納粹領導人從不假裝自己說的是實話。希特勒在書中坦言說謊之必要，納粹領導人也跟著以公然漠視真相、大開空頭支票為榮，戈培爾博士更是個中翹楚。在群眾集會中，我不只一次聽到他在人們為某個精闢謊言歡呼時說：「當然啦！你們知道一切都是宣傳。」然後群眾報以更熱烈的歡呼。

同樣的事情在奧地利如此，在捷克斯洛伐克如此，據我了解，在前法西斯時期的義大利也差不多如此。還有別的理由可以解釋，雖然(或甚至是因為)群眾明明不相信法西斯的承諾，卻願意相信法西斯主義嗎？

以上三個法西斯主義的獨有特徵，包括缺乏積極信條及過分強調反駁過去，否認對權力正當性的需求，以及群眾儘管不相信法西斯的說辭和承諾卻信任依舊，都是我們要建立嚴謹分析時，必須仰賴的癥候。雖然重要，但這些都只是徵兆而已，尚不足以解釋法西斯主義。不過它們仍顯示出疾病所在，也指出疾病所屬的類型。

三者之中，就屬第一個最容易了解及辨認。過度強調負面，顯然是為了彌補積極信條的不足。我們可以看出，就算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身上，行動也不會先于思想出現，而革命必須具有信條；如果找不到真實積極的新信條，就必須以消極、負面的取代。這意味著法西斯革命就和歐洲所有的革命一樣，根源於宗教、知識和社會層面的發展，而不是像它偽裝的那樣，根源於行動。和一般模式相較，它只有一個根本差異但並非本書稍後會出現的恆定模式。在典型革命中，舊秩序、舊制度、舊信條崩解的同時，新秩序也會興起。法西斯革命與之前所有革命一樣，起因於舊秩序從內而外的崩解；但它和歷史慣例明顯不同的是，舊秩序瓦解之後，並未馬上出現新的積極信條。

這也說明了法西斯對權力正當性抱持的態度，那向來是歐洲所有秩序與信仰的支柱。毫無疑問，要是有解決的辦法，因缺乏積極信條而備嘗艱辛的法西斯主義，一定會用來延續這個歐洲傳統。因此，與自由平等及權力正當性的決裂暗示了，要延續這個歐洲傳統、又要從中衍生出新的解決辦法，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的。這些歐洲基本概念不能再依循數百年來的方向發展，顯然就是法西斯主義形成的根本原因。

第三個癥候支持了這個假定：法西斯主義吸引群眾的心理學，同時也闡明了其新辦法的本質。乍看下，這門心理學似乎相當離奇且複雜，但其實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而且不難了解它的意義只要相信自己不相信的事情就可以。就像偷糖果時不小心打破罐子的小男孩，知道自己一定會被發現、會被處罰，卻不斷祈禱、期盼，相信自己不相信的事情，也就是他可以逃過一劫。英國政府近幾年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它知道和獨裁者之間不會有長久的和平，卻信自己所不信、抱著沒希望的希望，期待和平真會出現。小男孩和英國政府都期待奇蹟出現。小男孩希望他的守護天使能介入，或剛好一把火燒掉房子湮滅證據。英國政府因為是由成熟男人組成，故向命運要求更不可能發生的奇蹟：它希望德國發生革命、經濟危機或蘇德戰爭爆發。兩者都希望能有違反一切事理的奇蹟出現，因為另一種選擇實在恐怖得難以面對。兩者都因為絕望而祈求奇蹟出現，群眾轉向法西斯求助的原因也是如此。

舊秩序瓦解了，世人卻無法從舊基礎設計出任何新秩序。結果就是一片混亂；而絕望的群眾只好求助於那些保證要讓不可能變成可能的魔術師：在讓工人獲得自由的同時，又讓企業家「當家做主」；提高小麥價格的同時，又可以讓麵包變便宜；會帶來和平，又要戰爭勝利；要什麼、有什麼，人人的願望都可實現。所以，群眾投向法西斯主義的懷抱，正是因為它矛盾且不可能。因為如果你被困在過去的洪流，無法回溯來路，前方又是一堵顯然爬不過去的白牆，你只能期待魔法或奇蹟來救你。一位大師在體會了最深沉灰暗的痛苦後喊出： 我信，正因為荒謬。事隔好幾個世紀，這句話再度迴響在我們耳際。

群眾的絕望，就是理解法西斯主義的關鍵。不是「暴民造反」，也不是「無恥宣傳的勝利」，而是舊秩序瓦解又缺乏新秩序所造成的徹底的絕望。

哪些東西瓦解了？為什麼瓦解？又是如何瓦解的？法西斯主義必須實現哪些奇蹟？它會如何嘗試？能不能成功？會有新秩序出現嗎？什麼時候？又以什麼為基礎？在接下來的分析中，我會一一回答這些問題。我只預提一個觀點：法西斯的胡言亂語，就是代替秩序與信條的組織；雖然它無法成功，也不會長久，形式上的資本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卻都無法阻擋其蔓延。但隨著對這個體制的美化走到末路，就表示終會有一種新秩序，再次建立在歐洲傳統的根本價值，也就是「自由和平等」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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