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與《周易》六論

摘要：《周易》特別是《易傳》對《史記》影響特別深刻：司馬遷從肯定《易》術的角度記載了中國歷史上一些著名卜筮事件，他的及時立功名的取士標準來自《易傳》剛健奮發自強不息的人生觀，《史記》整合此前學術的思想方法就是《易傳》百慮一致殊途同歸的思想，《易傳》的重時觀念影響和審微思想為司馬遷觀察歷史提供了理論依據，司馬遷在寫作歷史人物傳記時所運用的典型化手法則來源於《易傳》名小指大思想。 關鍵詞：司馬遷；史記；周易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Zhouyi from six aspectsAbstract: Zhouyi, especially Yi zhuan (the Commentaries on Yi） exerted extensive and deep influences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written by SI-MA Qian): SI-MA Qian recorded some famous divinatory events in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angle of affirming the rationality of the divinatory techniques in Yi; His accepting bachelors on the standard of their ability to render meritorious deeds originates from the outlook for life of being steadfast and striving constantly embraced in Yi zhuan; His method of synthesizing the academic thoughts before is from the thought of 「reaching the same goal by different routes」 expounded in Yi zhuan; Stressing timeliness and examining things meticulously upheld by Yi zhuan offered theoretical basis for him to examine history; The typicalized describing method used by him originates from the thought of that the appellations and names are but small matters, but the classes of things comprehended under them are large mentioned in Yi zhuan.Key words: SI-MA Qia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Zhouyi「正《易傳》」是司馬談給司馬遷留下的學術遺囑。《周易》特別是《易傳》對《史記》影響極為深刻。劉師培曾經作《司馬遷述〈周易〉義》一文，發明《史記》述《周易》義16例，他在文章結尾處深致感慨：「史遷曾以甄明《易》義為己任，惜所傳之止於斯也。」［１］實際上《周易》對《史記》的影響不僅是字面上的，更重要的是思想觀點的影響。近年來有一些論文討論了《史記》與《周易》在學術思想方面的聯繫，所論也只限於通變論幾個方面。本文在前賢所論的基礎上再發六論，以期拓展這一論題的深度和廣度。（這六個方面其實也沒有說盡《周易》思想對司馬遷的影響，還有諸如《易》基乾坤說、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說、原始察終說、尚德說、謙抑說等等，均為《史記》所吸收。）一、《史記》論《周易》幽明之術 《史記·陳杞世家》論贊說：「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司馬遷所說的「幽明」之「術」，指的是作為卜筮術數的《周易》能夠顯示「無形之幽，有形之明」［2］（第266頁），預測政治人事的吉凶趨勢。從上古三代至春秋時期，巫史卜祝頗不易分，漢代史官雖然與卜祝分離，但作為天官仍與卜祝有著血緣聯繫。司馬談受《易》於楊何，司馬遷從乃父習《易》，都是因為太史必須掌握《周易》術數。司馬遷真誠地相信《易》術，這不單純是出於史官的職業思維，而是涉及到世界觀和歷史觀的根本問題，它構成司馬遷「究天人之際」的重要內容，表明司馬遷相信神學目的是事物發展變化的第一推動力，是歷史發展的最終決定因素。《史記》中的《易》占材料不是孤立的，它與書中幾百條關於星占、祥瑞、災異、占夢、預言 、鬼神、善惡報應、五德、三統等天人感應材料一起，共同體現司馬遷對天人之際的思考和探討。 《史記》的一些篇章記載了《易》占事件，《陳杞世家》、《田敬仲完世家》三次記載周太史和齊懿仲卜陳完，卦兆表明田氏八世之後將取代齊侯；《魏世家》、《晉世家》兩次記載畢萬卜仕晉國之事，卦象顯示畢萬之後必大。此外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和《齊太公世家》等篇章中也有一些占卜記載，《日者列傳》和《龜策列傳》更是為占卜者所作的傳記。這些占筮材料大都在《左傳》等先秦古籍中找到原始依據，司馬遷以肯定的態度把它們寫入《史記》，它們也就成為研究《史記》思想的重要依據。《史記》在記載占卜之後必載應驗結果，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司馬遷根據古籍作史——《左傳》等古籍就記載了不少佔卜的應驗情形，像《史記》所載的陳完、畢萬之卜在《左傳》之中都有占驗記載。但更為重要的是，司馬遷相信卜筮能夠預測天命神意。《史記·龜策列傳》、《日者列傳》就是記載占卜者為統治者決策提供神學依據的業績。《太史公自序》說：「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窺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從這些話可以看出，司馬遷對日者、龜卜都是充分肯定的。《史記集解》引張晏注，以為《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已缺，今本為褚少孫所補。但傳記的基本思想傾向與《太史公自序》是一致的。司馬遷認為只有「通人達才」才能關注這些精深的《易》術，因為《易》術所揭示的是天道性命這一類深微的問題，聖如孔子者也只是到了晚年才喜愛《周易》。司馬遷在《田敬仲完世家》論贊中說：「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之卜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雲。」這就是說，田氏代齊並不完全是由歷史態勢的發展而導致的，而不過是應驗當初占卜徵兆而已。《周易》這種幽明深遠的術數揭示了田氏代齊的神明之意，不管齊國公室怎樣努力避免覆滅的命運，也不管田氏有無政治野心，事態的發展最終都難以逃脫天地之定數。《田敬仲完世家》就是以「遵厭兆祥」為傳記主題。《史記》中的這些《易》占材料雖然對研究司馬遷思想有一定價值，但它所體現的是司馬遷思想中的時代局限和認識局限，不宜給予積極肯定的評價。二、《易傳》與《史記》的人生觀《易傳》可能作於戰國後期，此時天下統一已經曙光初露，歷史正在演奏著雄渾悲壯的進行曲，如火如荼的戰國士文化浪潮至此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在思想理論、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光輝成就。《易傳》作者為此而歡欣鼓舞豪情激蕩，他們借闡發卦象，提出了一套進德修業、效法天道、與天地相參的剛健奮發的人生觀。《易傳》認為進德修業是實現剛健人生的基礎。《乾文言》說：「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作者主張通過不懈的努力，培養一種忠信誠實、富於文采、文質彬彬的德行品質，再以此種品質推己及人，以內在的誠實去感化他人，致力於文明教化，創建人人尊信、德教廣被的事業。內德充滿最終要發揮、外化到事業之中。《坤文言》說：「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致也。」從內在美到外在美，由道德而外化為事業，這是《易傳》所提出的從倫理到事功的人生途徑。《易傳》特彆強調效法天道。《乾》卦象辭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卦六爻全為陽爻，陽剛陰柔，因此《乾》卦最集中地體現了剛健之德。乾又代表著天象，因而《乾》卦剛健之德也就是天德，上天處於永恆的運行之中，從日起月落到四時代序，沒有片刻止息，這正是上天自強不息精神的集中體現。《乾文言》熱烈歌頌上天這種剛健品質：「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易傳》作者從《乾》卦的剛健之德而聯想上天雲行雨施美利天下，他將六個陽爻比作六條夭矯的在廣闊天空盤旋舒捲的神龍，進而提出人應該效法剛健自強的天德，像神龍一樣奮發進取，從而使人的精神與天德相通。《大畜》卦也弘揚了剛健自強的精神，該卦《彖傳》說：「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大畜》卦乾下艮上，乾為天為健，艮為山為止，乾象以充沛的剛健之德奮發向上，遇艮山而止，因而《大畜》卦意味著積蓄了巨大的剛健篤實的力量；而天在山中則意味著蓄德於中，英華外發，所以說輝光日新。《易傳》作者主張人們通過學《易》來效法上天剛健篤實、輝光日新的精神，按照《易》理去崇德廣業，使人生的價值與意義趨於無限壯觀和博大。《易傳》在講其它卦時也特彆強調陽剛的重大價值。在《周易》陰陽剛柔這一對矛盾統一體中，陽剛始終是矛盾的主導方面，凡是有陽剛的地方大都能夠亨通吉利，陰柔藉助於陽剛的力量也能逢凶化吉。《易傳》集中體現了當時人們對剛健人生的渴望、對陽剛之美的禮讚，揭示了戰國秦漢之際人們奮發向上、剛健有力的精神面貌。司馬遷的人生觀是以及時立功名為核心內容，這種人生觀接近於《易傳》。司馬氏用兩代人前仆後繼作史上繼孔子《春秋》，司馬遷在受刑後蒙受巨大恥辱也要把史書寫完，這就是功名人生觀的生動體現。這種功名人生觀體現在《史記》中，就是以及時立功名作為史書著述的標準。《太史公自序》說：「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這說明《史記》中的七十列傳是直接在司馬遷功名人生觀指導下寫作的。戰士的鏖戰痛殺，英雄的勇冠三軍，壯士的皮面抉眼自屠出腸，女俠的呼天而死，烈丈夫的隱忍就功名，思想家的追求真理，乃至商人趨時若猛隼之發……，這一切功名大業無不可歌可泣，英勇雄壯。司馬遷在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比較不重視貴賤貧富等外在條件，甚至有意識地淡化傳主的倫理道德色彩，而是視歷史人物的內在價值及其實現程度，即看這個歷史人物是否最大程度地實現本質力量對象化。像項羽、呂后之入本紀，孔子、陳涉之入世家，滑稽、日者、龜卜、貨殖、刺客、醫生、遊俠之入列傳，都是《史記》中的不同凡響之處。只要歷史人物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慷慨立功名，司馬遷就為他們立傳。司馬遷刻意強調人對悲劇命運的抗爭，提倡在困境之中發憤而起，用功名大業來洗涮恥辱，實現對人生苦難的補償。進一步來看，不止是七十列傳，《史記》中的一些本紀和世家也與司馬遷的功名人生觀有緊密的內在聯繫。從黃帝慣用干戈以征不享，到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從商湯伐桀到文王施德武王伐紂……，華夏民族的代表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奮鬥和求索。「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史記·太史公自序》）對於華夏民族來說，它只有暫時的曲折和苦難，而不會走向滅亡。華夏民族的剛健精神就體現在革故鼎新、承敝通變的偉大變革之中。三十世家體例的剛健奮發精神，主要體現在「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亦即輔佐天子成就統一大業之上。一部《史記》堪稱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史詩，是華夏兒女的英雄傳奇，它像黃鐘大呂一樣奏響了中華民族最雄渾最高亢的樂章，「它最完整地體現了一個偉大民族在結束動亂分裂重新走向統一的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那種特有的自強不息剛健奮發的精神」［3］（第340頁）。三、《易傳》與《史記》的學術觀《繫辭》說：「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這幾句是解釋《咸》卦九四爻辭「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的，它透露出《易傳》作者在戰國秦漢之際學術整合大趨勢的特定背景之下試圖彌綸天地之道、包容百家學說的信息。《周易》本身的特點有利於它對各種學說兼收並蓄。《易傳》認為《周易》為一切義理之源，所有的學術都應該在它的視野之中。因此《易傳》在借闡釋卦象宣傳儒家思想的同時，也吸收了道、法、墨、兵各家思想。例如，《易傳》吸收老莊關於陰陽氣化的學說來解釋「道」與「神明」。《繫辭》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易傳》還吸收老莊關於矛盾雙方向對立面轉化的思想，提倡謙虛而力戒滿盈，以便將變化控制在不發生質變的一定範圍之內。《易傳》提倡天下無道則隱，如《乾文言》在解釋《乾》卦初九爻辭「潛龍勿用」時說：「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這與老莊謙退避世主張及其內虛外順的處世哲學相近。《易傳》也吸收了某些法家觀點，如《蒙》卦初六象辭說：「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噬嗑》彖辭說：「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該卦象辭也說：「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豐》卦象辭說：「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旅》卦象辭說：「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這些用獄尚刑的思想都與儒家尚德不尚刑的思想明顯不同而接近法家。《繫辭》說：「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這是申述墨家薄葬之義。《師》卦初六象辭說：「師出以律，失律凶也。」這又是在宣傳兵家思想。這些材料表明《易傳》廣采百家之說，絕非儒者一家之言。《史記》與《易傳》有著共同的學術背景和學術目標，《太史公自序》載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以《易傳》殊途同歸百慮一致之說為指導思想：「《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引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他認為諸子百家都是言治之書，雖然各家觀點互相矛盾、分歧乃至對立，但這些歧異只是立論的角度和側重點不同，諸子百家都是為現實和未來政治設計方案，他們在為帝王政治服務的宗旨上是彼此一致的。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地，只是各家所走的路途不同而已。因此諸子百家是百慮一致、殊途同歸的關係。在司馬談同時或稍前，《淮南子》也有類似的思想表述，但不及司馬談明確。《論六家要指》雖出於司馬談之手，但百慮一致、殊途同歸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卻被司馬遷完全繼承下來，並在整合經學、百家學過程中得到最徹底最忠實的實施。《論六家要指》本來希望百家「同歸」到黃老道家去，但是隨著司馬談由道而儒的思想轉變，［4］「同歸」的目的地就不再是道家，而順理成章地歸向儒家六經。《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開列的《春秋》傳記系列，除了《左氏春秋》、《鐸氏微》及董仲舒著作之外，還有被人們列為儒家的《虞氏春秋》、《孟子》、《荀子》、《公孫固》、雜家的《呂氏春秋》、陰陽家張蒼和法家韓非等人的著作。這就明確地告訴人們：孔子《春秋》是戰國諸子百家的源頭，經學是百家學的大宗，百家之學可以通過不同途徑走向經學的歸宿。「整齊百家雜語」，就是要將立論殊方的百家雜著整合成一個統攝在經學之下的互相協調的學術體系。以這樣寬容、變通、聯繫、整合的思想方法來看待戰國諸子百家之學，司馬遷對諸子百家不是一概排斥全盤否定，而是採取捨短取長、批判地揚棄的態度，公正客觀地分析各家學說的利弊得失。在諸子百家之中，《史記》吸收最多的是道家。《呂太后本紀》、《孝文本紀》、《孝景本紀》、《曹相國世家》、《陳丞相世家》等漢初人物傳記，都毫無保留地讚美漢初以黃老為治所取得的政治實績，肯定道家清靜無為、以柔克剛、功成身退的思想。「文景之治」與漢武帝多欲政治的對比，更使司馬遷加深了對黃老道家學說價值的認識，《史記》的有些篇章確實含有懷舊的情思。但這並不意味著《史記》的主導思想就是黃老道家，黃老學說的價值是在周秦之間「文敝」的情況下才顯示出來，並不是說黃老學說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好、最高的治國理論。從《史記》記事傾向推測，司馬遷主張在六經旗幟之下酌取道家清靜無為思想，將有為政治控制在不過分勞民的一定範圍之內。如何評價法家是司馬遷無法迴避的重要政治學術問題。漢人因秦王朝嚴刑峻法導致亡國而對法家多持批評態度，司馬遷本人也曾親身領略過酷吏的毒螫。他在《史記·秦始皇本紀》、《商君列傳》、《李斯列傳》、《袁盎晁錯列傳》、《酷吏列傳》等篇章中批評法家的刻薄寡恩、慘無人道，表現出一種發自內心的厭惡之情。但他對法家獎勵耕戰的立國之策、令行禁止的作風、維護統一的立場和治理亂世的作用卻沒有否定。《商君列傳》即如實地記載了商鞅變法給秦國帶來的富國強兵的實效，即使對千夫所指、萬人唾罵的秦王朝，《史記·六國年表》也敢於說「世異變，成功大」。《酷吏列傳》實錄了漢武帝任用酷吏狂捕濫殺的弊端，但《史記·太史公自序》又客觀地指出「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這說明漢武帝任用酷吏實出於不得已。司馬遷還吸收了法家關於法後王、禮因人情而損益等思想觀點，這說明以法家適當補充六經並非絕無可能。陰陽五行學說是漢初廣為各派吸收的顯學，《史記》中的五德終始說、受命改制說、承敝易變說、天降祥瑞說，都來自陰陽學派，陰陽、五行、三統，構成《史記》天人宇宙觀的總體框架。但是《史記》拋棄了陰陽家種種使人「拘而多畏」的禁忌和「教令」，像《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所說的按月令行政的模式，尤為《史記》所不取。縱橫家是戰國多元政治的特定產物，由於縱橫家朝秦暮楚、一切以個人利益為指歸的價值取向與中國重綱常倫理、講仁義信用的文化背景背道而馳，因而進入封建社會正常狀態的漢人對亂世的縱橫家多持否定態度。司馬遷在客觀地記載縱橫家不擇手段地獵取卿相富貴的同時，運用經學家的權變概念，突出縱橫家的權謀在統一天下過程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認為「戰國之權變亦有頗可采者」；並從及時立功名的角度，肯定了蘇秦、張儀等大縱橫家從社會底層走向政治頂峰的非凡才能，欣賞他們運亡為存、縱橫捭闔、主宰天下命運的英雄風采。中國早期軍事戰略家在長期的征戰中創造了豐富的軍事理論，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也為司馬遷所繼承，《史記》以肯定的態度記述了從商周到秦漢一些大軍事家的兵法權謀，保存了中國歷史上許多有名的戰例，採納了兵家的奇正說、兵者詭道說等軍事理論，並創造性地將戰場與商場、兵戰與商戰聯繫起來，從兵家角度論載貨殖活動。墨家在漢代以後基本上退出了政治學術舞台，所以《史記》對墨家的記載和評價比較簡略，大體上還停留在《論六家要指》的水平。對《管子》，《史記》採用了其中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說」、人性好利說等理論。司馬遷對賈誼這位漢初最大的思想家也多有吸取，賈誼肯定秦王朝統一天下的功績而批判秦統一之後「仁義不施」，認為「攻守之勢」不同，秦王朝的失誤就在於不能做到「逆取而順守」。《史記》所持的正是這一觀點。其它如賈誼所倡導的削藩說、改制說、天運循環說、禮義教化說、砥礪士節說、崇勢說、審微說、五百大運說等等，均為《史記》所採納。司馬遷以前和同時代的學者都難免於學派門戶爭鬥，而司馬遷則超越了學派之爭，他善於協調眾說以構成一個和諧的文化學術體系。《史記》是學術的淵藪，思想的寶庫，沒有哪一典籍像《史記》那樣，吸收了那麼多的學說觀點，而各種學術觀點之間沒有衝突和矛盾。從這一點說，太史公是《易傳》真正的功臣。四、《易傳》與《史記》的重時觀念《易傳》認為六爻吉凶因時而變，只有把握有利時機才能趨吉避凶，由此提出因時而行的重時思想。《乾文言》說：「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在《易傳》作者看來，九三的自強與戒懼、九四的及時奮發，都是抓住了爻位的時機。而上九爻處於高危之位，卻不能與時變通急流勇退，這必然會導致它由盛轉衰，從而走向自己的反面。其他卦的彖辭也反覆闡明了重時思想。《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豫》卦彖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豫》卦坤下震上，坤順而震動，所以《豫》卦具有隨自然而動的意思。「聖人」從中得到啟示，隨自然而動，因此能夠做到「刑罰清而民服」，故而彖辭作者說《豫》卦順時而動的意義非常重大。《隨》卦彖曰：「大亨貞無咎，而天下隨之，《隨》之時義大矣哉！」《周易正義》解釋說：「特雲『隨時』者，謂隨其時節之義，謂此時宜行『元亨利貞』，故云『隨時』也。」［2］（第88頁）其他如《大過》、《坎》、《遁》、《損》、《益》、《蹇》、《姤》、《艮》等卦都闡述了因時而行的思想。《易傳》還用「時」的觀點來講湯武革命，《革》卦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湯武的明智之處就在於把握了一個好的時機——一個「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歷史時刻。將六爻因時而行的思想運用到人事之上，《易傳》倡導在不利的情況下要藏器待時，而在時機成熟之際則要果斷行動。《繫辭》說：「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這是告誡人們「藏」與「動」的智慧，什麼時候「藏」，什麼時候「動」，這都要看「時」的條件。在時機到來的時候，就要抓住有利時機，及時發憤創業，在最大的程度上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將生平所培養的道德與才能運用到事業之中。司馬遷是熟讀《周易》的人，《易傳》的重「時」思想使他加深了對「時」的意義和價值的認識。他在為歷史人物作傳時非常重視「時」的概念，《史記·太史公自序》以「不令己失時」作為取士標準。《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載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艾，以廣儒墨，弘為舉首。」公孫弘本是一位海邊牧豕的老儒，年近花甲而無所遇，是漢武帝大興儒學才使公孫弘枯木逢春，以布衣而封侯拜相，為天子三公，可見是「時」的因素才使公孫弘脫穎而出。這個「時」，就是歷史給士林所提供的特殊歷史機遇。《史記》的其他篇章也多次強調「時」的重要性。《魯仲連鄒陽列傳》說：「智者不背時而棄利。」《李斯列傳》說：「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又說：「得時無怠。」又說：「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淮陰侯列傳》說：「時至不行，反受其殃。」又說：「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天下大亂人心思治，易姓受命改朝換代，國家興盛大有作為，這些都是士林階層建功立業的大好時機。《史記》的七十列傳的傳主多集中在戰國秦漢之際，這裡面固然有史料的因素，但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歷史時期正是士林階層建功立業的大好時期。《史記》有時雖然不用「時」這一概念，但語意所指仍是「時」的意思。如《史記·蕭相國世家》：「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皆以誅滅，而何之勛爛焉。」《絳侯周勃世家》說：「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樊酈滕灌列傳》說：「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秦末大起義是一個風雲際會的歷史時刻，是平民百姓斬露頭角的最好時機，蕭、曹、樊、絳等人正是抓住了特殊的歷史機遇，才建立了不朽的功業。《史記》有時所講的「勢」，其內涵主要也是「時」的意思。如《范雎蔡澤列傳》說：「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遊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強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范雎、蔡澤一生的榮辱沉浮，並非由於他們前愚後智，而是出於他們處於不同的時勢之中。淮陰侯韓信未發跡時連一口飯也難吃上，而飛黃騰達以後連百萬之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南面稱孤。這就是「時」對歷史人物的決定作用。讀了《史記》這些人物傳記，我們對《周易》「時」的思想會有更深的理解。五、《易傳》與《史記》的審微思想戰國秦漢之際的政治文化學術界有一股審微思潮，思想家們認為，像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這一類的重大政治事件，不會是偶然突發的，而是有一個漸變的由微到著的過程。由此他們主張防微杜漸，將篡弒的苗頭扼殺在萌芽狀態之中。《易傳》通過闡釋卦象和卦爻辭，參與了這場學術討論。《坤文言》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坤》卦初六為陰爻，有如陰寒之氣初起，積久乃成堅冰，因此《易傳》借闡釋爻象來說明慎始防變之理。《繫辭》在解釋《噬嗑》卦上九爻辭時說：「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噬嗑》是斷獄之卦，上九爻處斷獄之終，是罪大惡極無可救藥之象。而之所以發展到為惡之極的地步，乃是因為逐漸由細惡積累而成。所以《易傳》特彆強調要從細微處杜絕大惡，《繫辭》說：「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君子知微知彰。」《繫辭》又說：「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幾」是細微的徵兆，它「離無入有，在有無之際」［2］（第308頁），處於剛剛萌芽的狀態。《易傳》要求「君子」在事物尚處於「幾」的狀態時就要有所覺察，做到見微而知著。《訟》卦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訟》卦坎下乾上，坎為水，乾為天，水性趨下而乾剛向上，天水相背而行，故有爭訟之象。怎樣才能消除爭訟呢？那就只有將爭訟消滅在起始階段。《易傳》還提出居安思危的思想，《繫辭》說：「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今日的危機來源於從前的安樂，今日的亡國是由於昔日長有天下的美夢，今天的禍亂是出於以前自以為國家已經治理得很好的錯誤認識。只有居安思危提前預防，才能真正保證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既濟》卦象曰：「君子以思患預防之。」《既濟》卦本是成功的卦象，但《易傳》作者卻提醒人們居安思危，從中可見《易傳》的防患意識是何等強烈。《易傳》和戰國秦漢之際其它經傳諸子關於審微的論述，為司馬遷審視中國歷史提供了一條有益的思路。司馬遷寫《史記》是要為統治者提供歷史借鑒，而防微杜漸、居安思危就是他從中國歷史中總結出來的最重要經驗之一。司馬遷說他審視歷史的方法是「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而在從始至終這一段時間之內，他又特別重視事件的起始，勾勒出事件的由小至大的演變過程。《史記·太史公自序》：「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這是徵引《易傳》之語，以此向統治者敲響警鐘。《十二諸侯年表》說：「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身為天子的殷紂王使用一雙象牙筷子，這在其他人看來似乎算不了什麼大事，但箕子一見就唏噓不已，因為他已經從象箸上看到了殷紂王荒淫奢侈的苗頭。據《魯詩》的解釋，《關雎》是諷刺周康王好色晏朝，周康王正處於西周成康盛世，為什麼會有刺詩出現？這就是見盛觀衰的審微思想的生動體現，在西周盛世之中已經埋下了衰敗的種子。在本紀、世家、列傳、表、書這五種體例中，司馬遷都貫徹了慎始防微見盛觀衰的思想精神，他以具體的歷史事實說明，大到一個封建王朝的興衰成敗，小到一個歷史人物命運的沉浮起伏，都會有一個醞釀、積累的漸變過程。這種深觀審微思想方式的運用，極大地突出了歷史演變的因果聯繫，給《史記》帶來了科學性和深邃感。六、《易傳》與《史記》之名小旨大《易傳》在解釋卦爻辭時提出了名小旨大的思想，這一思想堪稱中國最早的典型理論。《繫辭》說：「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周易正義》解釋說：「『其稱名也小』者，言《易》辭所稱物名多細小……『其取類也大』者，言雖是小物，而比喻大事，是所取義類而廣大也。『其旨遠』者，近道此事，遠明彼事，是其旨意深遠。……『其辭文』者，不直言所論之事，乃以義理明之，是其辭文飾也。……『其言曲而中』者，變化無恆，不可為體例，其言隨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其《易》之所載之事，其辭放肆顯露，而所論義理深而幽隱也。」［2］（第312頁）《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在評價屈原代表作《離騷》時點化了《繫辭》之語：「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這是說《離騷》言辭簡約深微，主人公志行芳潔高廉，詩中所寫的雖是人們身邊的一些芳草美人之類的小事，但其中所寄寓的卻是關係到國家前途與命運的意義深遠的重大主題。文約辭微，文小指大，言近旨遠，這實際上就是典型化理論。典型的特點就是以一當十，以少總多，小中見大，以個別反映一般，以特殊揭示普遍。《易傳》是從占筮卦象中提煉出典型化理論，而司馬遷則有意識地創造性地將《易傳》典型理論運用到《離騷》評論之上。司馬遷不僅用典型理論評價《離騷》，而且把典型化方法運用到歷史人物傳記寫作之上。他最擅長選擇那些最能體現歷史人物神髓的幾個典型事件，以傳神之筆寫之，往往收到小中見大、言近旨遠的藝術效果。例如，《管晏列傳》的傳主管仲和晏嬰是春秋時期齊國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輔佐齊桓公成就霸主大業，確立了春秋霸主政治格局，影響春秋政治達兩百多年。晏嬰在歷史上則以力諫和節儉聞名於世。對這兩位大政治家，司馬遷沒有從正面記述他們的功業，而是拾取管鮑之交、脫越石父於困厄以及仆御交往的幾件軼事，輕描淡寫，而鮑叔的慧眼知人虛懷若谷，管仲的不規小節而成榮名，晏子的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乃至於越石父的極高品位、仆御之妻的深明大義，都一一展現在讀者眼前。這篇傳記的特點不在於記載歷史人物的功績，而在於舉重若輕淡筆點染，烘托出傳主的精神境界。就像是一個高明的畫家，初不經意，淡淡幾筆，就勾畫出事物的特徵與神髓，充滿了無比的藝術情味。《管晏列傳》簡直可以作為一首意味雋永的散文詩來讀。又如《魏公子列傳》中的魏公子養士三千人，可以說他與每一位士林的交往都有一段美麗動人的故事，但是司馬遷卻只選取侯生、朱亥、毛公、薛公四位來寫。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這四位士林人物都隱匿在社會下層且又嘯傲王侯，在魏公子所禮遇的士林中最具代表性，寫了魏公子與這四位下層士林的交往，那麼與其他士林的關係也自在不言之中；另一方面這四位士林人物都與魏公子生平兩大功業——竊符救趙和存魏卻秦息息相關。因而司馬遷重點選擇這四位下層士林小人物來寫，不僅扣緊了魏公子與士林關係這一主線，而且也突出了魏公子的歷史功績。看似初不經意娓娓道來，實際上卻無處不體現出一位大作家的深刻藝術匠心。其它如《項羽本紀》載項羽一生經歷七十餘戰，但司馬遷只是集中筆力寫了巨鹿之戰、彭城之役和垓下之圍。這三大戰役的特點是以弱勝強、以少勝多，寫好了這幾次戰役，項羽勇冠三軍、喑惡叱吒的英雄風姿也就躍然紙上了。《史記》中像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司馬遷是最能體會《易傳》「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精神實質的人，把這一典型化方法運用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史記》巨大的藝術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典型化手法的運用。參考文獻：［1］劉師培．司馬遷述周易義［Ｊ］.國粹學報，第三十九期.［2］孔穎達.周易正義［Ｍ］.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３］陳桐生.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Ｍ］.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４］陳桐生. 論司馬談由道而儒的思想轉變［Ｊ］.人文雜誌，1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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