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與乾嘉時期吉金著作的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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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曾有學生問潘老師：「能不能發一些書法理論類的文章？潘師回答：「可以，今期我發布的是我一個師兄李吾銘的論文。李師兄是山西人，與我很為投緣，李師兄除了書法作品多次在全國書法比賽中獲獎，其書法論文也多次在全國性期刊上發表。是我學習的楷模。暨南大學書法研究生畢業後，李兄一直任職於湛江師範大學書法系任老師，後來當上了領導，並讀完博士。註明：部分圖片，由潘永耀增補。（原文發表於《中國書法》2015年第10期）《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與乾嘉時期吉金著作的編纂李吾銘[摘要]乾嘉時期是清代吉金研究的發端時期，《西清古鑒》、《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等吉金著作的編撰，不但代表了當時吉金研究的成就，而且影響了晚清時期吉金研究和著作的編纂，還直接推動了篆書創作對象從小篆擴大至大篆的變化。[關鍵詞]乾嘉時期；吉金著作；編纂；影響；篆書創作宋代是金石學發展的興盛時期，湧現出了一批金石學家和金石學著作。其中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趙明誠《金石錄》金石兼論（吉金所佔比例很小）；王黼《博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俅《嘯堂集古錄》、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王厚之《鐘鼎款識》等則專論吉金。金石學經元、明兩代的沉寂後，至清代復興，湧現出更多的金石學家和著作。清初顧炎武、朱彝尊等都有金石學著作傳世，但其內容集中於石刻，尚未包含吉金。乾隆年間《西清古鑒》的編撰，首開清代吉金著作編纂和研究的先河，乾嘉時期是清代吉金研究的發端時期。書法·書院| 你的轉發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 |推薦關注 | 廣州靈秀書院投稿郵箱：41578365@qq.com《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與乾嘉時期吉金著作的編纂李吾銘[摘要]乾嘉時期是清代吉金研究的發端時期，《西清古鑒》、《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等吉金著作的編撰，不但代表了當時吉金研究的成就，而且影響了晚清時期吉金研究和著作的編纂，還直接推動了篆書創作對象從小篆擴大至大篆的變化。[關鍵詞]乾嘉時期；吉金著作；編纂；影響；篆書創作宋代是金石學發展的興盛時期，湧現出了一批金石學家和金石學著作。其中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趙明誠《金石錄》金石兼論（吉金所佔比例很小）；王黼《博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俅《嘯堂集古錄》、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王厚之《鐘鼎款識》等則專論吉金。金石學經元、明兩代的沉寂後，至清代復興，湧現出更多的金石學家和著作。清初顧炎武、朱彝尊等都有金石學著作傳世，但其內容集中於石刻，尚未包含吉金。乾隆年間《西清古鑒》的編撰，首開清代吉金著作編纂和研究的先河，乾嘉時期是清代吉金研究的發端時期。一、乾嘉時期吉金文獻概況關於清代吉金類著作的數量，目前尚無精確統計。王國維《國朝金文著錄表》採錄清代吉金著作21種；容庚《清代吉金書籍述評》評述24種（不含某些著作之附錄）；容媛《金石書錄目》收清代吉金著作160餘種。另李遇孫《金石學錄》收錄清代金石學家「二百餘人」。由此可推測清代吉金著作數量之大概。清代吉金著作的編纂和研究，以《西清古鑒》（1749）為最早。《西清古鑒》與《寧壽鑒古》（約1779）、《西清續鑒》甲、乙編（1793）合稱「西清四鑒」（亦有學者稱「乾隆四鑒」），是專收內府所藏青銅器的圖譜著作。其後，隨著出土青銅器的日益增多，民間藏家和學者也開始編纂吉金類著作。清代吉金研究的起步時間比石刻研究晚，主要是體現為吉金著作數量不及石刻類著作多，這又與當時出土的青銅器數量不及石刻，以及吉金類著作的編纂難度相對石刻類著作大的現狀密切相關。乾嘉時期的吉金類著作除「西清四鑒」外，主要有：牛運震，褚峻《金石圖說》（金石經眼錄），乾隆初年成書（兼收金石）丁敬《武林金石記》，乾隆早期成書（兼收金石，然所收吉金非商周時）吳玉搢《金石存》，乾隆三年（1738）成書（兼收金石）翁方綱《焦山鼎銘考》，乾隆三十八年（1773）撰成黃易《豐潤古鼎圖釋》乾隆四十二年（1777）成書張燕昌《金石契》，乾隆四十三年（1778）成書（兼收金石磚瓦等）張塤《張氏吉金貞石錄》，乾隆四十五年（1780）成書（兼收金石，石刻為主）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嘉慶元年（1795）成書畢沅、阮元《山左金石志》，嘉慶二年（1796）成書（兼收金石）吳東發《商周文拾遺》，成書於嘉慶八年（1802）之前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嘉慶九年（1804）成書阮元《積古齋藏器目》，嘉慶九年（1804）成書王昶《金石萃編》，嘉慶十年（1805）成書（石刻為主，吉金很少）以上著作基本反映了乾嘉時期的吉金研究狀況，純粹的吉金著作並不多。這些吉金類著作據其內容與體例，可粗略分為圖像與文字兩大類：「西清四鑒」、《金石圖說》（金石經眼錄）、《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等屬於圖像類著作；《商周文拾遺》、《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等則屬於文字類著作。也有的圖文並茂，如《金石契》等，不過仍以文字為主。宋人開創了吉金著作的編纂體例，並被乾嘉時期吉金類著作因襲。如《西清古鑒》、《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體例仿王黼《博古圖》；《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體例仿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等。乾嘉時期的吉金著作尚未體現出自己的特色，直到同光時期甚至更晚，類似吳大澂《說文古籀補》著作的出現，才體現出清代吉金研究的水準和特點，故晚清時期是清代吉金研究的鼎盛時期。就吉金研究的水平而言，無論是對青銅器名稱的確定，還是對銘文的釋讀考證，乾嘉時期的吉金研究尚處於上承宋代，下啟晚清的過渡階段。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堪稱乾嘉時期吉金研究水平的代表，「是研究清代所見古銅器銘文的頭一部書，起了領導的作用。」下文以此書為例，分析乾嘉時期吉金研究與著作編纂概況。二、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的編纂與體例1．成書過程與版本情況阮元在編纂《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以下行文簡稱「阮著」）之前，曾於嘉慶二年（1797）重刊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以下行文簡稱「薛著」），並為序云：「今據吳門袁氏廷檮影鈔舊本，及元所藏舊鈔宋時石刻本，互相校勘，更就文瀾閣寫本補正之，似可還薛氏舊觀。」於嘉慶七年（1802）重刊王厚之《鐘鼎款識》並跋云：「嘉慶七年，予得此冊於吳門陸氏，加以考釋，摹刻成書，更因諸跋所未及者，略識之。」這為阮元編纂新的吉金著作奠定了基礎。嘉慶七年（1802）冬，阮元命朱為弼編纂《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九年（1804）秋完成並刊印。（圖1）阮元序曰：

古器銘字多者或至數百字，縱不抵《尚書》百篇，而有過於汲冢者遠甚。……余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一器，搨釋一銘，俯仰之間，輒心往於數千年前，以為此器之作，此文之鑄，尚在周公、孔子未生以前，何論秦、漢乎？……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各有藏器，各有搨本，余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搨者，集為《鐘鼎款識》一書，以續薛尚功之後。薛尚功所輯共四百九十三器，余所集器五百五十，數殆過之。……聚一時之彝器摹勒為書，實可使一時之器永傳不朽，即使吉金零落無存，亦可無憾矣。平湖朱氏右甫，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識疑文，稽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余以各搨本屬之編定審釋之。由此可知，此書的編纂動機源於阮元對銅器銘文的文獻價值的高度肯定和對保存青銅器銘文的強烈願望。編纂過程中得到了眾多友朋門生襄助，其中朱為弼承擔拓本的編定審釋工作，阮元則總成協調，商討考釋。另朱為弼在編纂過程中的手稿《積古齋鐘鼎款識初稿》二冊（外簽題《鉏經堂金石跋》），經阮元修訂並改題為《積古齋續鐘鼎款識》（圖2右）。《伯右甫吉金古文釋》二冊，亦為朱為弼編纂過程中的稿本。這兩種手稿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由朱為弼從孫朱之榛以《積古齋鐘鼎款識稿本》為名石印出版，共四卷，附卷一卷。楊峴題籤（圖2左），附卷收朱善旂、朱之榛、葉志詵等學者題跋。

圖2《積古齋鐘鼎款識稿本》光緒三十二年（1906）石印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最早的版本是嘉慶九年（1804）家刻本（亦稱文選樓本），此外，還有光緒五年（1879）武昌刻本（楊沂孫校本；章炳麟批本）、光緒八年（1882）抱芳閣刻本（王國維、羅振玉校注）、光緒九年（1883）後知不足齋叢書本、光緒十九年（1893）上海積山書局石印本、光緒二十三年（1897）上海醉六堂石印本、叢書集成初編本等。另有《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二卷皇清經解本等。嘉慶九年家刻本經諸多學者批校，又有十餘種：王筠校注並跋本；貝墉跋本；陳耆古、陳宗彝批識並跋本；何紹基批註本；楊沂孫訂校並跋本；楊沂孫批識並跋本；趙熙文校本；潘祖蔭批校本；潘祖蔭校本；吳大澂批校本；顧廷龍跋並錄翁樹培、葉志詵、潘祖蔭、龔橙、吳大澂、汪鳴鑾校，王同愈、顧頡剛、容庚、董作賓、唐蘭、劉節、聞宥、商承祚跋本等。2內容與資料來源《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共收錄有款識銅器550件，其中商器173，周器273，秦器5，漢器92，魏器3，晉器4。較之薛著所收銅器數量更多。而且書前有阮元《商周銅器說》上下、《商周兵器說》及序言，書末有朱為弼後序。阮元所撰序及文，體現了他對青銅器銘文價值的深刻認識，是其吉金研究的代表成果，其學術自覺性遠過於「西清四鑒」，堪稱清代吉金研究的先聲。阮著所採用青銅器銘文均取自搨本和摹本，並據經史對器名、銘文釋文等進行考證。書中所收銘文，除來自阮元己藏外，還有不少來自各同道友朋的藏品。阮元自序云：友人與余同好者，則有江侍御德量、朱右甫為弼、孫觀察星衍、趙銀台秉沖、翁比部樹培、秦太史恩復、宋學博葆醇、張解元廷濟等，各有藏器，各有拓本，余皆聚之，與余自藏自搨者，集為《鐘鼎款識》一書，以續薛尚功之後。這一長串名單說明了阮著資料的來源。儘管阮元自己收藏青銅器數量不菲，但僅憑其一己之力仍難以支撐編纂此吉金著作，故向同道徵集彝器銘文拓片。此舉宋代已如此，清代亦然。3編纂體例與學術價值阮著編纂體例是仿薛著的。全書將所收彝器款識按商、周、秦、漢、魏、晉時代先後為序，各時代內再按器形分類。正文分三部分，首先是所采銘文之彝器名稱，然後是款識原文與釋文，最後是考釋。作為研究青銅器銘文的著作，對字形的精準獲取是關鍵。孫詒讓《古籀拾遺》序指出，薛著旨在「鑒別書法，蓋猶未刊集帖之陋，故其書摹勒頗精，而評釋多謬。」但至清代，薛著中曾著錄的彝器原物有些已佚，那些已佚彝器銘文阮元只能從薛著中摹錄。如阮著卷一中的「董武鍾」、「鹿鍾」、「旅鍾」銘文就是從薛著中摹出的。而阮元所藏以及能搜集到的青銅器銘文，則直接從拓片摹錄。這一做法相較於《西清古鑒》中銘文的對器臨寫，是一大進步。阮著的考釋文字中，均註明銘文的來源出處，這一方面是遵守學術規範，另一方面也是對提供資料的同道的尊重。考釋部分的重點，是結合經史考證釋文和銅器的相關情況，體現了阮元「以金證經」的思想。在借鑒當代人研究成果時，阮元也一一註明，體現出嚴謹的學風。如卷一「董武鍾」的考釋部分，首先聲明了銘文的來源：「右董武鍾鉦間銘六字，兩欒四字，右欒第一字不可識。此與下二器皆據王氏復齋鐘鼎款識搨本摹入。」在考證部分引用了當時學者的成果：「海鹽吳侃叔東發雲，『動』古通『董』。」並結合經典進行考證：「《周禮·春官·大祝》辨九，四曰振動。鄭大夫云：『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作鍾銘，故曰董武。《左》昭十三年傳云：『董之以武師』是也。」此數句非常鮮明地體現了阮元「以金證經」的學術理念。接著根據銘文字形對「董武鍾」進行斷代分析：「嘉定錢獻之坫云：『古戎從甲。』《秦繹山碑》『戎』從『十』。『十』本古文『甲』字。『吳』古『虞』字，此篆奇古，是商初之器。」（甲骨文「甲」寫作「十」。）《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成就之所以能迥出時人，與其借鑒宋代和當代吉金研究成果，如薛著、《西清古鑒》等有直接關係。但阮著仍有不足，對此孫詒讓《古籀拾遺》，容庚《清代吉金書籍述評》等已有校正和分析。儘管如此，阮著仍對後世吉金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三、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的影響1對吉金文獻編纂的影響阮著的編纂體例雖是繼承薛著，但其嚴謹的學術態度和「以金證經」的研究理念，仍是當時開風氣之先者。阮元之後又繼續增補成《阮氏鐘鼎補遺》二卷。還有王仁俊《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補遺》一卷，《積古齋鐘鼎彝器便草》一卷等續補之作。阮著在編纂中註明銘文來源，引用他人觀點註明出處，並將吉金銘文與九經並重等做法，對其後的吉金著作編撰均有明顯的影響。如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三十卷，有民國二十四年（1935）商務印書館石印本。該著卷首亦有彝器說三篇，其中下篇考藏列舉漢、晉、南北朝至唐好尚之可考之古器，可補阮著之闕。其正文體例亦為摹錄款識、附釋文、考釋等幾部分，很明顯為仿阮書而作。阮著由於收錄資料豐富，也成為後代編纂吉金著作的重要資料來源之一。如劉心源《古文審》八卷，其所收銘文取材於阮著者不少；吳大澂撰《說文古籀補》，不但將阮著作為資料的主要來源之一，還屢屢借鑒阮著的研究成果。2對文字學研究的影響清代金文研究的整體水平比宋人高，而晚清時期又是清代金文研究的高峰，乾嘉時期則只是清代金文研究的發端階段。在研究方法和成果上，乾嘉時期的金文研究無論是研究方法還是研究成果，都還介於宋代與晚清之間，有明顯的過渡性特徵，為晚清金文研究達到高峰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乾嘉時期的金文研究則以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為代表，許多後代的文字學著作都受到阮著影響，或學習其研究方法，或借鑒研究成果，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成書於光緒九年（1883），二十一年（1895）又進行了增訂，是清代第一部專門收集、考釋秦以前各種古文字形的字典，以收集字形範圍廣、考釋精審為人稱道。其字形來源以金文為主，兼收璽印、磚瓦文等，體例與《說文解字》同，目的在於彌補《說文解字》對古籀字形引用少之不足。這一編纂動機很可能受到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的啟發，因為阮元很早就注意到《說文解字》在保存古籀文方面的不足：「平湖朱氏右甫，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識疑文，稽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余以各拓本屬之編定審釋之。」在字形的獲取上，吳大澂選擇了與《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同樣的方法，直接從拓片摹錄，並且註明字形的來源出處。而對於未見拓本的字形，則堅決不採用。在研究成果上，採納阮著的更多。《說文古籀補》正文十四卷中屢屢借鑒引用阮元成果，在附錄中，吳大澂無法確定的字更是直接將阮元的考釋結果附上，顯然有將阮元作為借鑒對象的用意。當然吳大澂也借鑒了其他當代學者如張廷濟、翁方綱、陳介祺、楊沂孫等的研究成果，茲不備舉。3對篆書創作的影響清代的篆書創作在乾嘉以前，仍限於李斯、李陽冰小篆窠臼，尚無金文大篆的創作。隨著《西清古鑒》、《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等吉金著作漸次刊行，金文逐漸進入書法家的創作視野。金文成為清代書法家篆書創作的對象，有一個漸進的過程。最先接觸並研究金文的是錢坫、阮元等金石學家。他們在編纂吉金著作時，需要大量收集和摹拓青銅器款識，並細心摹錄校釋。所以，在此過程中，金文先天所具有的美感逐漸為金石學家注意，金文也逐漸從經史研究的史料開始轉變為書法審美的對象。金文筆畫的凝重和輪廓的斑駁，筆畫交叉處的如熔金流走，對金石學家造成了強烈的視覺衝擊。阮元曾這樣描述他眼中的金文：「一字寫成百凝注，那如隸草任人揮。」「秋齋搨字響登登，游素摹成一片冰，屋漏折釵皆不似，濃如挑漆結如繩。」阮元對青銅器銘文所具有的獨特面貌有非常直觀的感受。圖3 阮元臨頌壺四條屏錢坫是清代較早以金文進行創作的書法家之一。錢氏精於金石之學，其《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成書比阮著還早。也正是此原因，錢坫的篆書創作很早就主動吸收了金文的特點。阮元也有臨摹金文的作品傳世（圖3），而朱為弼已經完全用金文進行創作（圖4）。之所以他們能首開以金文進行創作的風氣，原因即在於他們比別的書法家更早和有更多機會接觸吉金銘文。他們在編纂吉金著作時親自摹錄金文拓片，在此過程中逐漸加深了對金文的認識和理解，走到了時代的前列。阮元幕府中有不少學者受此影響，開始主動臨摹金文或以金文創作，如陳壽祺（圖5）、程恩澤、張廷濟等。他們的金文創作實踐，打破了清代篆書創作小篆一統天下的局面。但從大的範圍來看，乾嘉時期用金文進行篆書創作尚未形成風氣，尚處於起步階段，真正形成風氣，要到晚清時期。

朱為弼先生書聯圖4朱為弼的金文創作（選自《中國美術全集》）

題識：散氏盤銘古趣盎然鐘鼎文之上乘也，維之陳壽祺。鈐印：陳壽祺章、維之圖5陳壽祺臨《散氏盤》銘晚清時期隨著吉金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吉金著作刊行更多，流布愈廣，金文在篆書創作中成為與小篆分庭抗禮的字體，並且介入了篆刻創作領域。其代表書家有吳大澂、陳介祺、吳昌碩、黃士陵等。而篆書、篆刻創作範圍擴大到金文大篆，這一轉變不能不歸功於錢坫、阮元等學者的吉金研究與吉金著作的刊行，以及他們身體力行進行金文大篆創作的實踐。雖然當時宋代的吉金著作也有流傳，但真正引起乾嘉時期書法家們對金文關注的興趣的，還是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等吉金著作。可見乾嘉時期的吉金研究和著作編纂對當時篆書創作之影響。此外，在全形拓上的題跋，也受到吉金著作編纂的影響。目前所見最早的全形拓作品出自乾嘉時期的釋六舟之手，他在全形拓上的題跋，內容大多為記錄拓片製作的時地，以及器物來源流傳等信息，很少對青銅器銘文進行過錄和考釋。而這一做法到晚清時期有了改變。如吳大澂在全形拓片上的題跋內容主要是器物名稱、銘文釋文和考證等（圖6）。而與六舟同樣擅長製作全形拓的黃士陵，則經常在全形拓片的題跋中過錄銘文釋文，並註明出處。（圖7）這種全形拓以及題跋，從內容上看與編纂吉金著作基本相同，黃士陵的題跋更直接抄錄吉金著作中的銘文釋文。此種轉變的發生，其最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正與吉金著作的編纂日益增多，流布日益廣泛，影響日益明顯密切相關。

圖6吳大澂全形拓題跋（選自《吉金留影——青銅器全形摹拓捃存》）

圖7黃士陵全形拓題跋（選自《吉金留影——青銅器全形摹拓捃存》）

黃士陵繪彝器全形拓四條屏私人藏總之乾嘉時期是清代吉金研究的發端時期，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代表了當時吉金研究的最高水平。它不但領導了乾嘉時期吉金著作編纂與金文研究，也深刻影響了晚清的吉金和文字學研究，篆書、篆刻創作，全形拓題跋以及金石學的發展。（原文發表於《中國書法》2015年第10期）以下為潘永耀補充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