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媒介生態發生變遷 中國紀錄片為何缺少平台

　　今年6月，上海白玉蘭國際紀錄片節上，來自18個國家的44部優秀紀錄片在上海最繁華的4家影院放映，每場上座率都在70%以上，不少影片預售時即已售罄，9天之間共有一萬多人走進影院觀看紀錄片，這令不少電影院經理驚訝不已。

　　紀錄片果真受到中國觀眾的愛戴嗎？其實，電影院和電視收視率都不支持這樣的結論。事實上，中國紀錄片正處於一個艱難的局面：紀錄片電影難以進入院線，覆蓋全國的衛星頻道至今沒有一家紀錄片專業頻道，儘管衛視頻道同質化、電視節目低俗化一再遭受觀眾非議。

　　紀錄片是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電視成果最為卓著的媒介形態之一，不僅以《話說長江》、《話說運河》、《望長城》等一系列經典作品銘刻了新時期文化反思與尋根的歷史記憶，也藉助《東方時空》、《紀錄片編輯室》等知名欄目進入大眾的日常生活，以人文理念和紀實美學影響了中國電視的發展軌跡，改寫了電視的語態。在中國電視各種節目形態里，紀錄片最早參與國際對話，擔當著中國文化傳播的重要使命。

　　然而，2000年以來，中國電視媒介生態發生劇烈變遷，收視率提升為評估電視節目最重要的標準，廣告幾乎是電視創收的唯一形式，電視劇、娛樂節目、法治節目成為電視節目的主流形態，而紀錄片卻成為這一輪變革中的落伍者。於是，紀錄片被迫進入欄目化生存，與娛樂節目、法治節目、電視劇一樣接受收視率的檢閱和廣告商的挑選，同樣納入欄目管理。不少衛星電視頻道陸續撤下紀錄片欄目，解散紀錄片部門，紀錄片無可置疑地被邊緣化了。

　　不過，紀錄片並沒有放棄文化守望和市場探索。2001年，中央電視台《探索發現》創立，十年磨一劍，如今成為中國最大的紀錄片播出平台和專業欄目品牌。2002年上海紀實頻道成立，成為中國第一家以紀錄片為特色的專業頻道，承接曾經輝煌一時的《紀錄片編輯室》傳統，探索麵向受眾的市場之路。歷經三年虧損之後，上海紀實頻道終於在2005年扭虧為盈，2006年廣告收入7200萬，此後收視率和廣告收入一路攀升，2008年達到1.26億，2009年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依舊廣告過億。上海紀實頻道的成功證明紀錄片同樣可以市場化生存。於是，中國教育電視台第三頻道、重慶科教頻道、湖南金鷹紀實頻道等以紀錄片為主的電視頻道相繼成立，紀錄片出現復甦之勢。

　　與欄目化、頻道化相應，紀錄片也開始探索大片化道路。《故宮》開啟了中國紀錄片「高投入、大製作」的大片時代，《圓明園》、《森林之歌》、《敦煌》、《大國崛起》、《外灘》等大片相繼出爐，緩解了紀錄片精英文化立場與大眾市場期待之間的緊張關係。

　　紀錄片奮起自救的歷程儘管也算波瀾壯闊，但在全國媒介生態里依然處於邊緣位置，依然無法贏得廣告商的笑容。作為一個行業，紀錄片的投資規模、市場佔有率和影響力都非常微弱，價值與價格嚴重背離，甚至真正的市場還未成形。2009年全國衛星頻道和專業紀錄片頻道投資不過四億元左右，年度播出量約5000小時，收入也不過五億元上下，在年度總產值過千億元的電視行業里不過兩百分之一。難道紀錄片只有文化價值而缺乏產業價值？

　　其實，從2000年開始的國際紀錄片恰恰進入了黃金10年。無論電影紀錄片還是電視紀錄片，都呈現齣電影誕生百年來最為繁盛的局面，其中美國、法國、英國、日本成就尤其突出。紀錄片被提升為國家文化戰略的一部分，因為紀錄片不僅有媒介產業價值，更是價值觀和國家形象傳播最得力的媒介形式。國際紀錄片傳播現象詮釋了紀錄片的獨特傳播屬性：跨文化、跨時空。而要實現紀錄片的傳播屬性，必須保證紀錄片的主流價值觀、藝術品質和技術品質，拓寬紀錄片的傳播空間。1985年成立的美國探索頻道從一個地方有線電視發展為覆蓋185個國家的媒介帝國只用了25年時間，更印證了這一結論。

　　當下中國紀錄片的困境在於，一是傳播平台空間局促，制約了紀錄片發展。像上海紀實頻道僅僅局限於上海，湖南金鷹紀實頻道僅僅局限於湖南，有限的地方經濟、觀眾資源必然導致發展瓶頸，也違背了紀錄片的傳播屬性，天花板效應非常明顯，不可能做大做強；二是低端製作與低效傳播的惡性循環，直接導致市場容量不足，價格與價值嚴重背離，行業標準模糊不清。因此，拓展空間、啟動市場，打造全國傳播平台是紀錄片發展無法迴避的問題。

　　近年來，中國電視文化品質明顯下滑，媒介生態趨於惡化。作為大眾傳媒，電視本身就肩負公共傳播的文化責任，而不僅僅是賺錢的機器。從這一意義說，紀錄片不僅是文化品質的保障，也是改善媒介生態的重要力量。